人物刻画注重情感化

人物刻画注重情感化

把《史记》当作小说来读,除了司马迁为我们编织了很多好听、好看的故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还为我们塑造、刻画了许多性格各异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程婴、公孙杵臼、伍子胥、豫让、聂政、荆轲、项羽、刘邦、李广等等。其中的一些人物,作者并不是单纯记述人物的人生经历与历史贡献,而是涉及了更多的情感因素,而这种感性因素的渗入,更多的是太史公本人的生命体验,是太史公本人的精神投射。

“李陵之祸”使司马迁身陷牢狱之灾、惨遭宫刑的悲惨遭遇,让他阅尽人间冷暖,看透世态炎凉。这场灾祸,在给他带来肉体上的伤害与摧残的同时,更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凌辱与折磨。虽然他的内心极度郁结与愤懑,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或采取某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反,为了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愿,为了完成他自己“成一家之言”的大志,他含辱忍垢多年,以至最终写就《史记》。“李陵之祸”的打击,使得司马迁在《史记》的客观历史叙述中倾注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多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历史事件与品评历史人物。

所以,在《伍子胥列传》中,对于伍子胥没有听从父命前往楚王处救人以及后来他掘楚王墓、鞭楚王尸的这种看似“不孝、不忠”的行为,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伍子胥放弃舍身救父的小的“孝义”,而能够受窘江河上、乞食道路间,隐忍仇恨多年,最终鞭尸楚王,以雪杀父杀兄之“大耻”,这种“弃小义,雪大耻”的行为,实乃是“烈丈夫”所为。“烈丈夫”一语,既是他对伍子胥的盛赞,也是对自己的肯定。金圣叹说司马迁是“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可以说,《史记》中,司马迁对伍子胥“隐忍以就功名”形象的描写刻画也是倾注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在内的。而对能忍胯下辱的韩信与能受折胁毁齿之痛、厕间承人溺之耻的范雎的描写,也未尝不是如此。

《史记》中,人物刻画情感化色彩较浓的当属项羽、荆轲、屈原、程婴、公孙杵臼、贾生、李广等人。与屈原、贾生传记中采取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来表达对所写人物的赞美与同情不同,作者主要通过字里行间的客观叙事,表达对项羽、荆轲、李广等人的欣赏、赞美与慨叹、同情。

比如飞将军李广,作者写他本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体恤士卒,带兵有方,威名远震匈奴。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却是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未能封侯,而最后竟然还落得个自杀身亡的下场。相反的是,名声远不如李广、人品也在中下的从弟李蔡,却是封侯称相,位至三公。李广的手下军吏及士卒们,虽然才不及中人,却也有几十个人是因为讨伐匈奴有功而被封侯的。“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他的命运却是如此结果,而“人在中下,名声出广下甚远”,“才能不及中人”的他人,却是拜相封侯。正是在对李广才能的客观叙述中,在对“达”与“不达”的结局对比中,表达出了作者对李广才能的欣赏与对他不幸命运的慨叹。而李广与作者,两人同样才高,却也同样不幸,都属于怀才不遇的一类人,作者在写李广,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在为李广叹惜、悲慨的同时,也抒发了他自己的满腔愤懑之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史书中的想象、虚构与故事情节的戏剧化,这两点在上古史书中早已存在,并不鲜见,也并不是《史记》的独创。我们把《史记》与前者分开,把它当作小说来读,称其为小说的“教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故事中的想象、虚构及戏剧化场景数量增多,比较常见,并且成为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第二,太史公在叙事、写人中,注入了强烈的情感色彩,作者个人的主体意识鲜明突出,而这点是前面史传文学中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

原典选读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史记·项羽本纪》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史记·赵世家》

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史记·刺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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