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谈科研工作
10．探索微软亚洲研究院快速成功原因和对我校科研工作的几点建议——致张曦书记和潘云鹤校长的信
张书记、潘校长，你们好！
我想就今年年初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以及参加今年SIG-GRAPH会议（7月30日—8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市召开）的一些感受和对我校的科研工作提一点粗浅的看法。
今年3～6月，我被MSRA聘为访问研究员，在北京工作了三个月，看到了MSRA今年在国际顶级的SIGGRAPH会议论文录用上创造的两个新纪录。一是一个单位一年录用论文数记录，原为8篇，MSRA今年有9篇论文被录用。二是第一作者一年录用论文数记录，原为2篇，今年MSRA研究员周昆博士（也是我的博士生）一人有3篇第一作者论文被录用。在刚刚结束的今年SIGGRAPH会议上，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周昆博士成为与会者的热门话题，在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微软亚洲研究院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它的前身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在一起只有短短六年历史。一个学术单位怎么能够从组建开始在短短六年时间里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驱之不散。当前国内一批重点高校都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教育与科研都有较大发展，但总有离世界一流目标相距甚远之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期间，我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学术单位怎样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问题，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功因素何在。
为什么说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答案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近年来几乎成倍地在SIGGRAPH上发表论文，2005年9篇，2004年4篇，2003年5篇，这些论文篇数约占录用数的1/10。在国际公认的计算机图形学学科级别最高的国际会议上频频有发言权，并位居前列，是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标志。所以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单位一定是一个能跻身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从而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单位，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衡量标准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积累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仔细分析它的人才结构可以看出，在第一线干活的人才都是国内重点高校培养的博士，他们都是SIGGRAPH论文的第一作者，其中不乏浙大学生；而学术领军人才则都是国外培养的博士，如沈向洋、郭百宁等，他们都是SIGGRAPH论文的末位作者。这种情况说明我国自己培养的年轻博士已经具备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能力，但他们发展的快慢与其工作环境有关，与学术领军人物的指导和把关密切相关。要清醒地看到我们高校中的学术带头人的水平和作风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学术领军人物相比较有很大的差距。我认为缺少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是制约我国科技迅速崛起的关键因素。
在今年SIGGRAPH会议上，在感知计算机图形学基础研究与产业蓬勃发展势头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包括与我们邻国日本和韩国的差距的扩大。今年日本东京大学Nishita教授荣获计算机图形学界最高奖项Coons奖。在SIGGRAPH会议的创新成果展上起码有1/3展品来自日本，也有少量韩国展品，而没有我国的展品。在会场上到处可见日本人和韩国人，而中国人则大多是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华人。从中国内地派出与会的仅有4人，我校2人，北大1人，上海1人。这一情况并非缺乏经费造成的，而是反映出我国学术界、高校中广大中青年教师对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冷漠态度，希望引起领导重视！我曾在计算机系教授大会上大声疾呼过，请领导注意当前青年教师缺乏出国进修热情的现状，提出要把是否有在国外高水平高校和研究所进修经历作为一项考核指标的建议。我深信关起门来是培养（造就）不出世界一流学术领军人才的。
当前浙江大学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正在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为此，我建议如下。
（1）重视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把抓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放在发展科研规模的前列。这里，我绝对不是指浙大过去不重视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如一直在大力提倡“创新”，一直在奖励各类成果和论文。这些口号和措施都是有效的。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措施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而言针对性不够强。通过考察微软亚洲研究院成长的实例，以及他们被国际图形学界认可的事实，可以得出只有真正得到国际同行认可才是世界一流水平的结论。能不能明确地提浙大所有学科都要跻身本学科世界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的要求。让每个学科列出一两个最多不超过三个本学科顶级国际会议或期刊。今后学校的各项奖励措施只面向这些论文而不是一般的SCI/EI论文和国际期刊论文（SCI/EI论文统计仍可列入工作量考核指标）。这样，学校的态度明确，争取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有一批学科达到跻身本学科世界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则浙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望实现。
（2）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引进和培养（选拔）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引进人才时就要看他是否在本学科世界顶级的会议上有一席之地（经常有论文发表），否则就不引进。对自己培养（选拔）的人才，也要明确上述要求，而不是看其他指标。培养对象是否可首先圈定我校已有的长江学者身上，因为国家和学校已经有较大的投入，把对长江学者的考核指标也明确在“跻身本学科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之上，而不是其他指标和要求。
（3）提高博士生待遇是提高我校科研水平的当务之急。把博士生的津贴改为工资，提高到每月3000元以上。把博士生的学生身份按工作人员身份来管理。对博士生加强管理，严格要求，让一支充满活力的优秀博士生队伍稳定在科研第一线上来确保我校科研质量的提高。在提高博士生待遇之前先把招生人数降下来，确保博士生的入学质量关。
以上意见很肤浅，太过直白，自觉无甚新意，但似乎可操作性强一些，目标明确一些。以上意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教。
石教英
2005年8月15日
附件（写于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期间，2005年3—6月）：
关于微软亚洲研究院SIGGRAPH冲击波的一点思考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是我心仪的学术殿堂，她与浙大等一大批国内高校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我先后有三名学生获得微软学者（MS-Fellow）称号和资助，他们在研究院工作期间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和很大的提高。我的几名毕业博士生现已是研究院的学术骨干。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博士和因特网图形组（IG）组主任研究员郭百宁博士多次邀请我到研究院访问。趁今年上半年没有教学任务，我开始在研究院做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工作。
到研究院不久，恰逢今年SIGGRAPH年会论文录用通知揭晓时刻。知道了今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有9篇论文被录用，其中周昆博士作为第一作者有三篇论文被录用。这两个数据创造了SIGGRAPH三十余年历史的两个新纪录，一是一个单位一年录用论文数的纪录（原为8篇），二是第一作者一年录用论文数的纪录（原为两篇）。这两个数据也标志着微软亚洲研究院已成为当前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界首屈一指的研究中心。我称这一消息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SIGGRAPH冲击波。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研究院9篇论文中有5篇的第一作者（3人）出身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其中4篇的第一作者是我的博士生（周昆博士3篇，王立峰博士1篇）。在欣喜之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它的前身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在一起只有短短6年历史。一个学术单位怎么能够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从组建开始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中心？当前国内一批重点大学都在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规模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我感到我们高校科研水平的提高速度无法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相比，为什么？在面对这一冲击波的时刻，我想到了这两个问题，一正一反，不知答案何在。几天来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也在不同的场合与研究院同仁讨论过这两个问题。我愿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想到的，可能是极其片面的看法写下来，试图来回答上面两个问题。
要做好一件事情的关键是人，是否有优秀的人才。微软亚洲研究院在集聚人才方面是极其成功的。在很短时间里从国内外招聘到一批业务精英。短短几年来的出色业绩充分证明了人才招聘的成功。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微软公司在业界的声望因素，也应该归功于研究院几任院长的正确决策和个人魅力，在他们周围团结和吸引了一批人才。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当年在美国Intel公司任职的郭百宁博士就是经过与沈向洋博士的一次谈话，决定放弃Intel的职位，与沈向洋一起回国创业。几年来他们两人无间的协作把一个默默无闻的IG组打造成一个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优秀的学术领军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最关键所在。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成立，很快把一批国内优秀年轻学者都招聘进院。以我熟悉的浙大校友为例，就有王坚博士（主任研究员），李江博士（研究员），童欣博士（研究员），王立峰博士（研究员），刘新国博士（副研究员），周昆博士（副研究员），王希硕士等（浙大校友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几名）。他们都已成长为研究院的业务骨干，大多数年年都有SIGGRAPH论文发表，或领导一个产品开发小组的工作。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程度，我可以说，到研究院来的是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但我也要说，浙大留下的年轻人丝毫不比他们差。从浙大这批校友在研究院几年的业绩说明我国自己培养的年轻博士生已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良好的动手能力和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他们已具备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能力和潜力，但他们发展的快慢却与其工作环境紧密相关。
通过我在研究院的这段工作时间，我感到研究院的办公条件并不好。这里只有研究员才有独立的一个不大的办公室。从副研究员到实习学生都在一大间开放的办公室里工作。但是我深深地感到研究院里的每一个人，从研究员到实习生的良好精神面貌，表现在上班时刻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做业务工作，在偌大的开放空间里鸦雀无声，给人一种高效的印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我国高校中教师严格坐班制度尚未形成，教师的精神面貌仍然十分松垮。这一方面与制度不齐全有关（我国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高教六十条的文件，明确规定教师不实行坐班制，该文件一直影响至今），另一方面也与领导的指导思想有关。学校不重视教师办公用房的配备，有的新教师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的精神面貌的作用不可忽视！
这段时间来IG组的几位研究员给我详细介绍了他们今年投到SIG-GRAPH的论文的具体工作。从他们的介绍中使我体会到了他们严谨、深入系统的工作作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创新的思想，而且有系统扎实的工作来证明创新思想。从中使我看到了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差距。意识到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创新是系统扎实工作的堆积，是艰苦劳动结出的硕果。目前国内大力倡导的“创新”，“自主创新”，“源头创新”等口号给人一种印象是，我们科研工作的不足主要是新思想少，新东西少，恰恰忽视了科研创新中要求艰苦踏实的工作和深入系统探求的一面。我认为我们今天自主知识产权少的局面不是我们缺乏新思想造成的，而是缺乏踏实的科学工作作风造成的。很多工作都是浅尝即止，做得半途而废，没有做深做细，没有达到国际同行认可的标准，就按中国国情（标准）而验收了，评奖了。因此我认为在科研工作中提倡做深做细的科学作风比高调地提创新更有实际意义，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深做细了一定是做好了，就会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也就有了创新之处。我体会到研究院里人人全身心投在本职业务工作中并以严格的科学的态度做学问，是他们能出高水平成果的关键。那么他们严格的科学的学风是如何形成的？我想这与研究院内学术领军人物的作风分不开。在研究院里哪些项目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是要在组内论证的，项目做到何种深度才能算达到目的，是否可以投稿也是有要求的。学术领军人物在这两方面起到了把关的作用，保证从研究院里出去的成果是国际一流的（如IG组今年SIGGRAPH投7篇中6篇的高命中率就说明了严格把关的作用）。
我在研究院王坚主任研究员口中还听到了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在研究院里每一个研究员不必为自己的项目申请科研经费，也就是说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均由研究院保证供给。毫无疑问这样做大大减轻了研究人员的负担，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做业务工作。相对的，国内高校教师找关系拉项目写申请报告成为一项主要的工作，所占的时间比重达到何种比例值得研究。不过微软亚洲研究院科研经费（资源）的分配方法恐怕很难仿效。但是我们目前科研经费的申请方法有没有改进的余地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我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功之处归结为两点：一是严谨的科学的工作作风，二是优秀的学术领军人物的作用。我们国内高校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相对照，在这两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距。当务之急我们应大力提倡严谨的科学的工作作风，克服各级各类浮躁心态。同时研究如何使年轻一代学术带头人尽快成长，成为真正的学术领导人的各项措施和环境。前一项可能更重要。事实上我国的一大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已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他们不能很快地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学者的一个因素也是浮躁心态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诱惑使他们不能心无旁骛地搞学术，怎么可能让他们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
另外，关于一个学术单位怎样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的问题，也值得思考。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次SIGGRAPH冲击波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单位一定是一个能跻身于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的单位，他们的成果经国际同行严格评审，其水平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这说明有关水平的认可问题，国际学术界通常以国际同行评审和认可为前提。如果我们高校中有哪一个学科能跻身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那么这一学科的水平就是国际一流的了。如果哪一所高校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学科能跻身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那么这所高校的水平就是国际一流的了。这个标准似乎很简单，实际很不简单。
11．关于参加欧洲图形学2004年会议纪要——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汇报材料
（2006年1月5日）
2004年8月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参加了在法国Grenoble召开的欧洲图形学会议（Eurographics 2004）（2004年8月30日—9月3日），会后顺访了德国Darmstadt的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FhG-IGD）（2004年9月4日—9月7日）。现将两次活动情况按访问概况和学术收获两个方面进行汇报。
一、访问概况
1．参加欧洲图形学会会议
（1）论文报告
参加欧洲图形学会议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宣读论文；二是参加国际期刊Computers＆Graphics的年度编委会。
今年欧洲图形学会议上我有两篇论文，一篇是大会录用的学术论文“Rendering with Spherical Radiance Transport Maps”作者为梅春晖、石教英和吴福理，梅和吴均为我的博士生，梅春晖于2004年6月获浙大博士学位，现在美国普度大学计算机系做博士后，这篇论文收录在国际期刊Computer Graphics Forum Vol．23，No．3 pp：281-290。这是我的研究组中断多年后，再次有论文进入这一计算机图形学界顶级的国际会议，应该赴会宣读。由于梅春晖博士未获及时签证，未能成行。最后将这一论文宣读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另一篇论文是与Eurographics 2004大会同时举办的“计算机图形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录用的“The Beginning Computer Graphics Course in Computer Science”作者是S．Cunningham，W．Hansmann，C．Laxer和我。这篇论文是2004年6月在杭州举办的“计算机图形学教育国际研讨会”的成果之一，作者中第一和第三作者为美国教授，第二作者为德国汉堡大学教授，我们四人是杭州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第一篇论文为大会报告，时间是2004年8月1日上午10：30～12：00，由我报告，第二篇论文为研讨会报告，时间是2004年8月1日下午16：30～18：00，由Steve Cunningham教授代表我们宣读，两篇报告均引起较高的评价，毕竟这是本次会议上有中国内地学者署名的唯一两篇论文。
（2）参加Computers＆Graphics国际期刊的年度编委会
我担任国际期刊Computers＆Graphics编委会委员已长达10余年，该刊一年一度的编委会都安排在每年欧洲图形学会议期间召开，这样安排有利于编委与会，减轻他们的负担，会上照例通报刊物稿源、质量、学术界影响，第二年计划等。这次编委会上有一个信息值得我们深思。这本期刊的出版社代表讲到近年来由中国大陆来的稿件数量激增，但整体质量不高，特别是英文差，使编辑部的工作量增加很多，而收效却不高。他们计划在北京聘请一名副主编，他的责任是先筛选一次，淘汰掉一部分，再送总部。我在会上质疑了这种做法的公正性，由于这仅仅是一个针对中国的计划，与其他委员无利害冲突，因而未引起其他委员们的反响，但我认为这一动向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
2．参观德国弗朗霍天计算机图形研究所
由Encarnacao教授领导的德国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研究所是国际著名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人数多、成果先进，Encarnacao教授本人是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界最高奖Coons奖获得者。我与Encarnacao教授自1987年相识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双方互访频繁。Encar-nacao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多次参与组织我国计算机图形学界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促进我国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我已有4年没有访问Encarnacao教授，虽然我们多次在参加SIGGRAPH会议时见面，但这次重访，重温友谊，倍感亲切。我深深感到，国际学术交流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交流基础上的，是一项有人情味的活动，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我认为没有了基于学者之间个人友谊的学术交流，将等同于“文献阅读”，就没有必要进行“跑出去”和“请进来”等活动了。
二、学术收获
1．参加欧洲图形学会议收获
Eurographics是计算机图形学界第二大国际会议。2004年会议共收到论文243篇，经严格评审，共录用44篇，录用率约为0.18，可见竞争之激烈。录用论文均为大会报告，共分为14场，14场报告的主题简介如下。
（1）实时光照明和阴影绘制，包括软阴影生成技术，适用于动态变化场景的球面辐射传输图技术和实时光动画技术等。
（2）形状建模，包括交互式“SMARTPAPER”——用户友好的绘制草图系统，快速曲面建模技术，采用光顺二次曲面的形状建模等。
（3）自然现象和老化仿真，包括人类皮肤的光谱模型，苔藓生长仿真和建模，树的生长仿真和建模，基于物理模型的真实感划痕绘制等。
（4）几何处理，包括流型曲面的单三角形环表示，多边形网格模型的集群算法，任意曲面网格模型消除噪声的方法等。
（5）风格化动画和绘制，主要针对如何利用传统动画师技能的计算机动画技术，包括用线画表示光照明效果的方法，虚拟铜版画效果图像生成技术等。
（6）图像校正和匹配，包括高分辨率照相机扫描系统，在曲面屏幕上显示无缝图像的技术、过程纹理映射和变换技术。
（7）科学可视化，主要关心基于拓扑骨架的3D矢量场构建，染料平流以及快速理解体数据集的技术等。
（8）虚拟环境中的导航和人群行为，包括一篇在复杂虚拟环境中导游论文和两篇人群仿真论文。
（9）基于触觉和声音的仿真，有三篇论文关于如何利用触觉和听觉反馈装置来增强对虚拟环境和可视化系统的仿真，包括用于触觉反馈的刚体仿真，交互流体仿真中的声纹理技术，和弹性体的实时视觉和触觉显像技术等。
（10）距离场和碰撞检测，包括利用图形硬件加速点云的距离场计算和碰撞检测，强壮的干涉检测，以及子分曲面与光线跟踪技术等。
（11）全局光照下的采样，包括减少偏差的关联和重要性相结合的采样技术，一种基于非均衡k-d树的快速光子映射技术，以及基于图像空间适应采样技术的递进全局光照明绘制方法等。
（12）基于GPU的绘制，连贯的分层遮挡剔除技术，光锥体的非线性光线跟踪和绘制技术等。
（13）基于点的技术，包括三篇论文，两篇关于Splating技术，一篇关于体数据的表示技术。
（14）人脸动画及其重用，包括一篇介绍人脸图像改变系统，这里人脸图像是在视角变化很大、光照条件差别很大时拍摄的，动态三维人脸表情学习和传递技术，以及将获取的人脸动画重用到新的人脸模型上的方法等。
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到会议内容丰富多样，并且激动人心，录用的44篇论文来自1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6个为非欧洲国家。我们的论文，即由梅春晖、我和吴福理署名的论文列为第一场第二篇报告，论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复杂光照明环境中能实时绘制动态对象的软阴影及其相互反射效果，前人工作无法做到针对动态对象的实时绘制，即针对动态对象时无法达到实时性能，能实时绘制时只能针对静态对象，我们方法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一种预计算方法，即将每一对象的遮挡信息和反射信息通过预先计算存储在定义好的球面辐射传输图（SRTMs）中，同时把环境光和面光源分解为数百条有向光线，绘制时只要检索SRTMs中可能生成阴影的遮挡信息以及可能生成互反射的反射信息，从而达到实时绘制性能。这篇论文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特别是在2005年SIGGRAPH会议论文集中，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周昆博士（也是我的博士生）进一步发展了我们的方法，使其适用于点光源。
在会议上我们也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了解了许多领域的新进展，其中特别宝贵的是通过听讲论文“Quadric Transfer for Immersive Curved Screen Displays”（作者为Ramesh Raskar等），对我们正在研制的多屏拼接显示系统下一步扩展为曲面屏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另外GPU-based Rendering专场也为我们正在开展研究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当然，通过参加会议与很多老朋友重聚，也结交了不少新朋友，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2．访问德国FhG-IGD的学术收获
这次顺访很短暂，只能选择感兴趣的研究室作一访问，主要看了两个研究室：虚拟现实研究室和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研究室。详细了解了虚拟现实研究室的高分辨率拼接显示系统，主要是实现技术，从几何校正到亮度校正，以及立体拼接显示技术，对我们正在研制的多屏拼接显示系统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事实上我们正在订购德方专利技术构建我们的立体显示系统。
访问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研究室时，看到他们正在研究的基于视频的绘制技术，这一技术允许用户自己定义视角，系统自动根据已有视角的视频片段生成新视角的视频，这一新技术在体育运动传媒系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也与对方讨论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应用的可能性。
我还与Encarnacao探讨了合作开展数字奥运研究的可能性及联合申请欧盟项目的行动计划，我回国后将此项合作计划交实验室耿卫东教授主持。
三、结束语
通过这次出访完成了以下任务。
（1）在欧洲图形学会议上作论文大会报告，参加图形学教育研讨会。
（2）通过与会学到许多新知识，进一步了解了国际，尤其是欧洲同行们的工作进展，对我们工作极富启发，同时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3）参加了Computers＆Graphics期刊编委会。
（4）顺访德国Darmstadt的FhG－IGD研究所，在高分辨率多层拼接立体显示系统的实现技术上有了新的启发，对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
（5）与Encarnacao教授达成合作申报欧盟项目“数字奥运”的意向，并交实验室领导出面落实。
最后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给予的资助，使本次访问得以实现。
12．关于“重视应用研究，进一步加强学科与产业界联系”的建议——作为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
（2006年9月）
［内容提要］恩卡那梭（Encarnacao）教授是德国达姆斯塔技术大学（TU Darmstadt）教授，领导一个教学实体GRIS（3人）、一个面向工业界的图形学中心ZGDV（50人，年经费达500万欧元）、一个弗朗霍夫图形学研究所FhG-IGD（100人，年经费达1300万欧元）。他领导的团队总人数达150人，年经费达1800万欧元，但仅有3个教学编制（包括他自己）拿国家工资。分析德国恩卡那梭教授成功实例，得出走应用研究、学科为产业界服务道路是一条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学科发展之路。
当前是我国高校科研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对应用研究重视不足，强调不够。在高校科研工作以及教师思想中，应用研究一直处于二流地位，严重制约应用研究的发展以及学科与产业的联系。
必须端正对应用研究的认识；大力加强学科与产业联系。探索在高校中大力发展应用研究以及学科与产业联系的新机制及新政策。建议组建浙大工程技术研究院，在有条件单位组建一批工程研究中心或技术研究与推广中心。借鉴德国弗朗霍夫工程研究院实施的“基于业绩的拨款”政策，争取国家资助1/3，执行人员工资应自负的机制，以增强责任感和成就感。
组建工程技术研究院，有利于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服务，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的实力，有利于进一步做强、做大，浙大科研和开发实力，也有利于学校人员分流和人事改革。
一、德国达姆斯塔技术大学恩卡那梭教授成功实例分析
2006年5月29日我参加了德国恩卡那梭教授所在国际图形学研究所网络基金会组织（INI-Graphics Net）的创新周活动。创新周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学术报告会、各类研讨会，以及成果展示会等，历时一周，参加人数过千人。主要活动有两项，一是国际图形学研究所网络基金会新大楼落成；二是恩卡那梭教授65岁华诞庆祝活动，参加人数达430人。
恩卡那梭是德国达姆斯塔技术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研究所（IDG）所长，计算机图形学中心（ZGDV）主任，也是我校荣誉教授，欧洲图形学会创始人，国际计算机图形学最高奖Coons奖得主，是一位对我国十分友好的国际顶级专家。他1959年高中毕业，作为葡萄牙公派留学生进入柏林工业大学，获博士学位，1975年进入达姆斯塔技术大学任计算机系教授，组建计算机交互系统研究室（GRIS），是从事教学、基础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单位，至今仍只有三个编制，即拿教授工资的2人，助教1人。恩卡那梭教授感到大学体制下无法开展应用研究，无力为企业服务，于1984年成立了ZGDV。这是一个以培训、应用研究和开发，以及技术转让为目的的工程研究中心，完全自负盈亏，但不是企业。恩卡那梭教授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应用研究以及为企业服务工作，于1987年组建德国FhG-AGD，五年后升级为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FhG-IGD）。该研究所今天成为一个研究人员超百人，年研究经费达1300万欧元的国际著名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属国家领导的面向工业应用的研究院，奉行基于业绩的拨款政策（Performance-based financing）。国家给每个弗朗霍夫研究所拨款额度为该所上一年总收入的1/3。如FhG-IGD年科研经费为1300万欧元，则下一年度国家拨款额为1300/3（约430）万欧元，但国拨经费不能用于发工资，只能用于基建和设备更新等固定资产项目。研究人员工资要靠纵、横向科研经费来支付。
恩卡那梭教授作为达姆斯塔技术大学教授，领导的GRIS包括他自己在内仅有三个教学编制拿国家工资，他领导的FhG-IGD，人员超过百人，年经费达1300万欧元（其中1/3为国拨，但工资金额为自己负担）。ZGDV约50人，年经费超过500万欧元全部来自企业。综上所述，充分证明了应用研究是一条充满生机的光明大道！恩卡那梭教授领导的研究集体超过150人，经费达1800万欧元，仅有3人领取国家工资！其余约150人的工资全部由纵向和横向科研经费支付，由于经费充裕，恩卡那梭教授在最近十年时间里新建了三座大楼，十分壮观。由于这个研究集体依靠达姆斯塔技术大学，因此有一支庞大的研究生队伍作为研发人员。当然学生的津贴全部由研究所的研究经费支付。大学为应用基础研究提供强大的科技成果和人力支持。
今天以德国的IGD为基础，恩卡那梭教授联络7个国家的12个研究所组成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网络基金会，研究人员达300多人，学生达500多人，年经费达3800万欧元。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网络基金会是一个跨国研究所联盟，有利于集资国际化，成果转让国际化，已成为国际最大最强的计算机图形学研发联盟。
恩卡那梭教授不仅是国际著名的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他的成功归功于：①倡导图形学的应用研究，大力推动R＆D为工业界服务的指导思想；②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不断进取精神；③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执行的“基于业绩的拨款政策”。
恩卡那梭教授的成功实例对我们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近期我在我校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内部学科发展研讨会上和全国虚拟现实与可视化学术会议（青岛）上作了两次报告，号召重视计算机图形学的应用研究和进一步加强学科与产业界联系的报告，获得热烈反应。在重点实验室报告中，我还深刻地检讨了我领导实验室长达10年的方针和指导思想上的不足和弊端——太重视国家对实验室的考核指标，即高水平论文的追求；不重视，也没有公开支持应用研究和为企业服务这一目标；没有为大家创建一个有利于应用研究和为企业服务的平台。在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要求尽快在重点实验室内并行创建一个面向产业界的以应用研发为宗旨的“计算机图形学工程中心”作为今后开展应用研发的平台。
在全国会议上在获得众多青年学者响应外，我也看到了在我们学科内已经有非常好的应用系统获得成功，如大连海事大学航海研究所金一丞教授领导的团队研发的航海模拟器不仅满足国内行业的需要，而且走向国际，出口到新加坡等国；又如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发的“数字化矿山”系统在煤矿系统内成功推广应用。这两个成功实例已成为我的报告的有力支持！
二、我国高校科研现状的分析与建议
近年来我国高校规模扩大，人力资源和科技研发实力均有较大提高，为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和社会两条建设战线均向科技界提出了新的需求，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科技投入的增大为科技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现在是我国高校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
推动高校科技规模和实力发展的动力既来自对科学本身的探索精神，也来自经济发展对科技的需求，但是冷静的观察可以看出主要动力来自学校的考核指挥棒。教师的注意力、兴奋点随着学校考核指挥棒转移。当指挥棒指向科技规模时，科研经费成为主要考核指标，高校科研经费每年可以以30％速度递增；当指挥棒转向科研水平时，SCI、EI论文数和奖项、专利成为考核指标，于是SCI索引论文数，专利数快速递增。迄今，关于应用研究以及学科与产业联系，科研为经济服务的指挥棒还是停留在口号上，且声音不够响亮，更没有可检验的具体考核指标。没有具体考核指标，这根指挥棒不灵！不硬！应用研究在高校中处于二流地位。这一局面严重制约了高校中应用研究的规模和水平。应用研究是科研工作中连接基础研究与科技开发的桥梁，也是促进科技与产业界联系的桥梁。抓好应用研究才能拿出真正有用的成果，才能真正地推动学科与产业界联系，把科技为经济服务落到实处。今天在高校中要端正轻视应用研究的思想。重视应用研究与当前举国提倡自主创新是不矛盾的，而且可避免在一片创新声中，造成轻视应用的现实。
那么，有关应用研究以及学科与产业界联系，科研为产业服务是否有具体考核指标？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指标，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学校组建的自负盈亏的应用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规模指标；即这些应用研究型机构的经费金额和养活的科研人员数两个指标。这两项指标反映出学校与产业界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服务质量。联系紧，服务质量高，从产业界拿到的经费就多，从而能养活的科研人员数就多。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以自己养活的人数作为科技为产业服务的指标？一位科技人员能靠自己为企业服务养活自己，当然是出色地为企业服务了，反过来一位拿国家工资的科技人员，他也可以从企业拿到科研经费，但两者相比前者的责任感和服务质量肯定要高于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弗郎霍夫研究院所属的研究所，国家拨款达1/3，但规定人员工资要自筹的原因。
浙大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目前正在考虑组建图形应用工程中心，作为推动应用研究的平台，进而真正走上科研为产业服务的良性道路。为此建议校领导认真考虑组建浙大工程研究院，在有条件单位组建有关工程研究中心或技术应用与推广中心等机构。探索争取国家资助的渠道与政策，我认为德国弗朗霍夫工程研究院推行的基于业绩的拨款政策值得借鉴和引用。
组建浙大工程研究院及其下属的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研究与推广中心等机构将大大推动浙大应用研究的规模和水平，有利于带动一批有志于应用研究的教师名正言顺地从事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从而有利于学校以人员分流为导向的人事改革；压缩吃皇粮的教师编制，进而提高教师待遇；为最终结束目前教师定量考核，改为定性考核奠定基础。这些仅仅是其副作用而已，其主要贡献将是增强浙大科技和开发的实力，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建议供有关领导参考，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3．关于计算机系统研究所科研数据的几点思考——致陈天洲副所长的两封电邮信
（一）
陈天洲同志：
看了你发来的我所近三年科研经费统计数据，在兴奋之余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犹豫一阵后，还是提笔给你写这封信。
（1）感谢你提供详细的统计数据。数据是基础，有了数据还要有分析，才能得出一些有用的指导性结论。我的建议是不仅分析经费额度，是否可以增加经费来源分析（如按国家、部委、企业、基础研究等分类）；项目大小分析（分类统计、总经费/总项数）；如有可能统计项目的产出和产出/投入比更好（如论文、专利、获奖、专著等）。
（2）没有分析和结论是你这封信的最大不足。尽管数据还有充实的余地，但三年人均科研经费这一数据是翔实的。希望能作分析，得出一些结论，如这一人均数是高了，低了，还是合适的。没有明确的和正确的看法，无法指导下一步工作：是继续追求经费量的增长，还是转向提高科研质量；以及进而思考这么大量的经费应该怎样用好它，使它们对提高我所科研质量/水平发挥更好的作用等问题。我充分理解你信中的几点提示，你的做法没有错，但我想现在是时候，也有条件来思考如何建设好计算机体系结构方向的问题了。
（3）发展是硬道理，20年来我们抓了数量，有了今天的规模，有了一批人和人均100万元的经费，为我们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中央强调科学发展是一项及时的英明的决策，有助于我们冷静下来，回顾一下之前走过的发展道路有哪些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有哪些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及时调整我们的航向，沿着科学发展的大道前进。
（4）我希望所领导们能把握当前有利形势，研讨我所的下一步科学发展规划。集中精力抓计算机体系结构这个我们立命的学科方向。为此，建议所领导重点抓人才引进工作，出高价（甚至天价）引进真正的世界一流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人才。不引进本学科世界一流人才，仅仅依靠现有队伍是无法改变落后现状的；不出高价无法引进真正的一流人才。好在所的整体实力已经大增，如果稍微提高我所的留成比例到5％，那么我所将有百余万机动经费可用，如果将这笔钱用在引进人才上，我们可以出年薪百万来引进人才。我想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你如认为有必要也可将此信转发所里各位领导一阅，致礼！
石教英
2008年4月10日
（二）
陈天洲同志：
感谢你的快速响应，这一稿的数据更详尽，分析也增加了，但坦率地讲，你没有读懂我那封信的关注点，或者是你有意回避了，没有响应那些关注点。再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1）我充分理解学校/学院对所的经费压力有多大！但是我们所在人均达100万元/年的量级后，所领导是否要冷静地分析这一形势，在上一封信中提出希望有一个判断：这一人均数量是高了，低了，还是合适的。我们需要针对上述三个不同判断作出不同的响应。如果结论是“高了”，那么就不应该再明确地提增加科研经费的号召，而转向提高科研质量的号召，如果结论是“低了”，那么说明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在进一步调动积极性后，使人均经费更上一层楼，同时可以淡化质量的追求与号召，如果结论是“合适的”，就应该在号召保持现有数量的同时，号召/研究提高科研质量的举措。这一分析结论可以暂时不大张旗鼓地公开讨论/议论，但希望所的领导班子内部能有一个共识，以便于组织和调动全所的力量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2）听说在杨校长召开的我校信息学科发展研讨会上，我系“计算机应用”学科一枝独秀的局面，受到公开的挑战和质疑。我系学科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是一个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问题。我在上一封信中，提出现在是研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的时机了，因为我们有较强的经费实力，也有一支有一定数量的人力队伍，怎样利用好现有的经费和人力做出更有影响力的成果，是提升我所实力的关键。我这里提出了三个看法。
①我要重申上一封信中表达过的看法：仅仅依靠现有队伍是无法改变落后现状的观点。更确切地说现有的队伍产不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成果。我知道我这句话得罪了全所人员，但必须说出来！我在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全体会议上也公开说出过这句话。我说的是一个事实，因此我不怕得罪人。
②只有引进本学科世界一流人才，才能改变我们落后现状，把计算机体系结构学科建成世界一流水平。引进真正的世界一流人才是要努力物色的，也是要出高价的，甚至要出天价的。事可以靠人去做，钱从哪里来？提高所留成公积金比例至5％。按现有经费规模，全所将年增百余万机动经费，足以引进高价人才了。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引进世界一流水平人才的工作上了。希望能引起我所重视。
③加强团队建设，组织现有人力产出有影响力的，面向国家/产业重大需求的应用成果。前面说了，现有人力无法产出世界一流的成果，但是现有人力中大部分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博士，只要组织起来，改变各自为政/单干的局面，就能产出有影响力的应用成果。纵观我所团队规模普遍偏小，只有吴朝晖的团队超过10人，其他几个团队都只有2人组成，严格讲不能称作团队！怎样才能组织有规模的团队？这是一个管理科学问题，而不是靠简单号召能解决的问题。要形成一种合理的考核机制，如学院只承认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成果和有影响力的重大应用成果，其余指标如经费、专利、一般论文等不认可为考核业绩的指标，使只有能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人和产出有影响力应用成果的人才能通过考核，否则只能被淘汰，通过这种机制把人才吸引到有活力的团队里。当然团队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最后，我作为一名退休教授，虽然尚未完全退出“江湖”，但毕竟与在职人员视角不同。我这些意见和看法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可行，请你把它看做一家之言。建议把我给你的这两封信转发给所领导班子一阅。期待所领导班子能面对大好形势，有更好的作为，把我所建设成世界一流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学科。
致礼！
石教英
2008年4月15日
附：今天看到了陈文智同志的反馈，说明陈天洲的工作至少已有两个响应（文智和我）我期望能看到更多人的反馈，特别是所班子的反馈，这也是我提出把这两封信转给所班子成员一阅的要求。请不要转给全所人员！
14．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周年庆典发言稿
（2009年10月23日）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学们、同仁们：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热烈庆祝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20周年，我，作为一名实验室的老兵倍感欣喜，因为我们共同的孩子20岁了，已经成长为一个漂亮的、壮实的成年人。
实验室的发展与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成功紧密相连，与国家教育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连，也与依托单位浙江大学的大力支持紧密相连。同时，实验室的建立和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CAD与图形学学科方向在我国和浙大相关院系的蓬勃发展。我们实验室已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近年来，实验室的论文已稳定地跻身国际顶级学术舞台，初步实现了国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提出的“占有一席之地”的要求。浙大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长实例有力地证明实施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谨向我国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致以诚挚的敬意。
实验室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支持和合作，我要特别向多年来为实验室发展出谋划策付出良多的历届学术委员和专家委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实验室长期真诚的合作致以深切的谢意。
最后，希望我们实验室再接再厉，实现“占有一席之地”目标，更上一层楼。
15．谈实验室学科规划、队伍组织和学生教育等问题——致实验室室务会议成员的一封信
鲍主任，谭、耿、冯副主任，并各位委员：
昨天参加了实验室召开的学科规划会议，虽然我在会上“表现”突出，会后仍感有话要说，再次提笔给你们写信，可能是我太空了的缘故，望见谅。
首先还是想谈规划问题。我欣赏、赞同实验室认真抓学科规划这件事。做学科规划等同于我们曾讨论过的“抬头看路”。对一个实验室来讲，这件事无疑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也是万分紧迫的大事。昨天我收到学生仇应俊发来的两份材料，今附上供你们参考。一份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姚期智的文章。我欣赏文中的一个观点，即留给我们赶超世界一流的时间窗口只有10～15年，如果我们不能在10～15年内赶超世界一流，以后会更加困难。另一份材料提到现在网络技术发展，提出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机遇。鲍主任也在会上提到目前数以百TB级的卫星视频需要处理的问题。文中还提到曾红极一时的DEC公司的失败原因在于高层的一个错误判断，可见“抬头看路”之重要。我希望实验室领导班子首先要统一思想，上下一心，誓把我们实验室的学科规划工作做好。在参加昨天研讨会后，我有几点具体建议：
（1）规划要与实验室已确定的研究方向一致，至少名字要一致，当然规划的内容、重点、要求等都应有所更新。昨天给我的印象是，几个项目基本覆盖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但名字改动较大，很难使人联想起这是实验室某一方向的规划，甚至会给人实验室的方向有变的印象。
（2）几乎所有项目提出的重点研究内容偏多，提出了那么多的研究重点，如何完成，能否完成却没有论证。每个重点研究内容的责任人也不明确。我不认为昨天的报告人就是当然的责任人吧。如果是，那么他们是否明确知道这一点。因此，我担心规划的落实会有问题。
（3）这次规划研讨中我看到了一个新的变化，很多项目都淡化了论文要求，而明确了系统研发的要求。鲍虎军在会上回顾我们实验室20年的学术积累，除了几篇论文外，没有留下有影响力的系统和应用成果。我认为提得好，应反复提，表明我们实验室下一阶段的重点是做有影响力的系统和应用成果。我这样说，丝毫不表明我轻视像SIGGRAPH那样的顶级论文，恰恰相反，积我20年追求SIGGRAPH论文的体会，真正的顶级论文并不是每个人想做都能成功的。那么应该把目标定在可达到的目标上，但决不表明可以用追求次级论文来交账，因为次级论文对实验室是毫无意义的，应该转而做有影响力的系统研发工作和应用研究工作，一旦能被企业应用，同样会有影响力。我希望实验室通过这次学科规划研讨能就我的上述体会达成一个共识，否则每个人仍然热衷于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以完成学校的考核指标为目的，那么我们实验室下一阶段的工作一定也不会有新的起色。
（4）规划用语应严谨、标准、清晰、无歧义，不要刻意追求有新意。有的意见已经在会上谈了，回家后又想起高曙明用的“多场模拟”一词，觉得能称作“场”的物理量不是很多，如力只有万有引力可称作引力场，那么把机械中涉及力的模拟称作力场模拟是否准确？另外，我觉得“可视分析学”项目是否可改作“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学”，这样把传统的科学计算可视化与信息可视化工作归入“可视化”，另外新开“可视分析学”研究工作，仅供参考。
学科规划工作除了要讨论做什么，会产出什么外，我想还应讨论队伍的组织问题，因为只有落实了队伍，规划的成功才有保证，否则我们的规划就是典型的做给上级领导看的，纸上谈兵。我们这一次花大力气做新一轮规划，能否再花一点力气研讨一下“队伍组织”问题。队伍的组织问题无非落实负责人和成员。这里我要重提2007年退休时写给各位的那封电子邮件。我在信中提出“不要再走单兵作战，以承担项目为目标的自由研究道路了……我有了是否应走有组织有领导的研究之路，走应用研究道路的想法”。我想各位都深知，提倡“单兵作战”的“自由研究道路”一直是我的追求，目的是为了产出顶级论文。我一直在实验室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期望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产出国家对重点实验室提出的在国际基础研究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成果。我在上一节中谈了我积20年的体会，也是事实教育了我，我希望实验室里更多同仁能清醒起来，看清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追求。如果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追求数量的年代，是行得通的话，对今天年轻人来讲，在今天追求影响力的年代，继续以SCI/EI论文数量和卖不出去的专利数为目标，恐怕难以交账了，也难以生存下去了。
我深知改变积习之困难，更何况这里涉及每个人的切实利益。我不是给实验室主任们出难题，而是我意识到，不改变就会被淘汰，谁先改变谁得先机的可能性。因此我不厌其烦地提出这个难题，恳请各位花些时间讨论，然后再请实验室全体同仁讨论，看看能否找到一条可行的改变积习的道路。这里我谈谈我的几点思考，仅供各位领导参考。
（1）按规划确定的重点研究内容成立几个研究团队。
（2）实验室每一个成员都有义务为完成规划各项任务出力，实验室将制定团队成员功利合理的分配细则。
（3）实验室领导讨论指派团队负责人，还是采用自由申报，请实验室领导考虑。我个人倾向指派方式。
（4）实验室副教授以下成员无例外地要进入各个团队，服从承担安排的工作。
（5）实验室正教授应选择参加上述团队，作为项目合作者，承担相应责任。
（6）实验室应动用可能的手段和资源支持立项的团队，确保任务完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乏改革成功的范例。改革可以自上而下推行，也有自下而上的成功例子，无需一一列举。事实上改革的活力来自基层。当然我今天说过了也就算了，请各位不必过多介意。
最后，我还想谈谈加强实验室研究生队伍的教学、管理和激励问题。国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考核指标之一就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的基础就是研究生队伍的教学、管理和激励。教学的重点在于抓教学计划和教材。当然教师是否称职，是否尽责也是关键。我希望实验室在有空的时候，能组织一次研讨我们实验室培养方向上的教学计划，看看是否需要作适时的修订，同时研讨国内外一流教材的现状和引进的必要性，等等。当然还可以发动大家结合各自教学经验，研讨如何培养一流研究生的体会和心得。这个研讨会可以分几次开，通过形成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机制，一定会促进实验室研究生教学质量的提高。
学校对研究生的管理有一套规章制度，各位导师有各自的妙招，实验室能发挥作用的余地不大，但也不应无所作为。我们实验室一贯致力于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但这丝毫也不表示学生可以不受约束。我几次听到管理人员抱怨学生难管，桌子上东西乱堆、随意吃零食、长时间大声打电话，等等。我深感学生要加强管理和约束，指出他（她）的违规行为，并作相应记录。如果某人多次违规、不听实验室劝告的话，应给予相应处分。实验室严格按章程管理，必定会树立一个正气，对学生成长只有帮助，没有损害，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一定会对在我们实验室所受的熏陶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应把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约束看作我们教师的职责，不能放任自流。
学生的教育环节，除了教学、管理之外，还应包括激励。学生有成绩，应给予表扬鼓励。我感到我们实验室内缺乏一种激励学生的气氛。可能每位导师有自己的激励措施，能否拿出来在实验室内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向上的激励氛围。激励的作用一定多于批评。我想可表扬的东西是很多的，小到好人好事，大到学术和技能上的创新和高水平的论文。总之，表扬什么，怎么表扬，需要在凝集大家共识基础上，形成一个制度。我想我们实验室内如果能坚持数年定期激励一批学生，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在此离别工作20年的实验室之际，再次向各位曾经给予我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衷心祝愿我们实验室有更快更强的发展。我再次重申前面写过的“我今天说过了也就算了”，请各位不必过多介意。最后感谢沈琦帮助录入此信，并转发给各位。若有冒犯之处，希谅解。
此致
敬礼
石教英
2010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