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管理工作
16．吁请学校停止执行团队聘岗考核机制——致张曦书记和杨卫校长的信，通过校党办送交
张书记、杨校长：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请你们考虑停止执行“团队聘岗”这种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考核机制。
2006年12月初报载温总理在一次研讨高校办学质量座谈会上发问“我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提到，关键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我认为很有道理。在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一批议论颇多的，众所周知的老大难问题。如：近亲繁殖和“超生”（指一些有权有势者超常规引进自己的学生）；教师待遇偏低，吸引不了高水平人才；教师流动困难，造成落伍的出不去，需要的进不来；考核机制急待完善，等等。
这封信仅想就我校正在执行的“团队聘岗”机制，谈一点肤浅的看法：团队聘岗本质上是一种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聘岗机制，因为团队成员被笼罩在团队学术带头人的保护伞之下，从而团队成员与学术带头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无形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之际可能不存在白纸黑字的契约，但这种保护和被保护关系实质上已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至少也是一种人情关系。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下，谈何学术自由、独立和民主！团队成员将失去自己的兴趣、个性和追求，转而服从团队带头人的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大师级人才。
“团队聘岗”在浙大已谈论多年，记得几年前人事处原副处长杨文海同志到计算机学院和信息学院召开座谈会时，谈过这一设想。我当时作为教师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有老师表示赞同，我曾发言明确表示反对。以后在计算机学院教授会上也曾发言反对这一做法。“团队聘岗”机制2007年在计算机学院开始执行了。我不清楚我校何时开始执行“团队聘岗”机制，已有哪些学院执行这一机制。鼓吹“团队聘岗”的理由是“没有团队无法承接国家大项目”。“现在的团队不够大，还要组织更大的团队，去承接更大的项目”，等等。我不同意这一说法。
1．浙大怎么没有团队
浙大建有完善的学科组织，小的有研究室、研究所，大的有系、学院。各级组织都是按国际惯例组建的，其成员都是接受学校独立考核和聘任，具有人格的独立性和学术的民主和自由，教师和所长、系主任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也没有人情关系。如果说浙大没有团队，那是指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团队而已，但浙大是有完善的学术团队（组织）的。
2．怎样才能承接大项目
主要取决于带头人自身实力、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申请大项目需要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需要联络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共同申请。完成大项目更不是项目负责人的个人行为，而是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带头人精诚合作的结果，各个学术带头人带领自己团队共同合作的结果。承接大项目的基础是精诚合作！
3．“团队聘岗”的团队能承接大项目吗
现有“团队聘岗”的团队通常是由研究所部分成员组成，因此就规模而言远小于研究所。高校的研究所规模本来就不大，实力也有限，怎么能设想一个规模远小于研究所的团队能承接大项目！另一方面，团队成员与负责人之间无形的人身依附关系更是扼制了个人的创造性，所以怎能期望这种扼制个人创造性的团队能承接大项目，做出出色的成果！
4．“团队聘岗”有违学校考核制度的初衷
学校通过考核制度明确学校每一成员的职责；另一方面，学校的每一成员通过考核明确自己对学校的贡献，哪些做得好，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学校的考核制度具有检查和激励两项功能，“团队聘岗”用团队捆绑式考核代替每个人独立考核，从而模糊了个人对学校的贡献。因此，“团队聘岗”机制使学校既检查不到个人，也激励不到个人！
5．分析“团队聘岗”得以在浙大实现的原因
这里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有的人拥有项目多且大，不想通过合作途径来完成，而是希望以招兵买马、扩大自己团队的方式来完成。另一方面，很多年轻教师过不了学校的考核关，主要是项目经费达不到要求，不得不投靠项目大户，找保护伞。年轻教师戏称为“傍大款”和“抱大腿”。我想这后一方面原因是我校团队聘岗得以实行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年轻教师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能够独立，那么即使有人想招兵买马也很难拉起一支队伍来。
结论：“团队聘岗”是一种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考核和聘岗机制，本质上是一种企业管理制度，不利于调动教师个人创造性，无助于承接大项目，不宜在高校中实施。团队聘岗得以在浙大实施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学校考核指标中科研经费指标过高，使一大批年轻教师无法过关，无法独立生存造成的。建议学校成立专门机构，对当前考核指标做定量分析，进一步完善考核指标和机制，重点调研“团队聘岗”这一做法对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影响。建议考虑停止执行“团队聘岗”。
此致
敬礼
计算机学院 石教英
2007年1月8日
17．对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彭群生（浙江大学民进委员会）、石教英（浙江大学民盟委员会）联名以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
（2007年8月1日）
1998年四校合并，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组建的浙江大学在国内高校中拥有最齐全的学科。学校领导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在浙大建校120周年时，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计划，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衷心拥护。转眼10年过去，离2017年已只剩下10年。尽管在过去10年中，浙大各项指标全面增长，已稳居全国高校的前列，但与国际一流大学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差距何在？最大的差距就是缺乏国际一流的学科和国际一流的人才。几年前，国内曾对全国高校所有二级学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估，尽管浙江大学列入前10名的学科有数十个，但列入前5名的学科已屈指可数，列入前3名的学科更是寥寥无几，更不用说接轨国际一流了！这说明浙大学科的平均水平高，但真正冒尖的学科少。另一典型例子是国家实验室建设。国家已初步确定了15家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单位，浙大竟然榜上无名。原因是国家实验室的遴选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浙大的学科大多为传统学科而并非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的交叉、新兴学科。以人才而论，浙大近几年也招聘、培养了不少人才，但仍非常缺乏大师级的人才。多年来，浙大曾未有人领衔国家三大奖中的一等奖。2005年中科院增选院士，浙大竟然无一候选人进入最后一轮，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从唯物史观来讲，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提出了“二级学科办所”和“教师业绩考核”两条创新的思路，重在激发浙大教学和科研总量的扩张，对当时浙大的科研和教学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时路甬祥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解释这两项政策时说：“以浙大目前的情况，必须走先上数量，再求质量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与这一指导思想相适应的科研和教学管理机制。17年过去，浙江大学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一，“二级学科办所”和“教师工作量考核”两项政策的副作用却日益凸现。“二级学科办所”使得研究所成为取代原教研室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科研上生气勃勃、敢于创新的生力军。一部分研究所由于人员、条件的局限，缺乏自我发展的活力。第二，由于二级学科办所的束缚，所里的科研项目只能围绕二级学科展开。这些项目大多局限于数十万到数百万的中小型项目，很难承担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跨学科的、千万元以上的大型项目。第三，研究所隶属于学院，这种组成方式使它很难促进不同学院教师之间的学科交叉，衍生和培育出新的学科。浙江是海洋大省，浙江大学的学科理当为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服务。但令人遗憾的是，浙大目前并没有相关的学科。又如，生命学科是面向21世纪最有前途的学科，发展生命学科需要依托数学、化学、计算机等多学科的优势，引入新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但至今为止，我校生命学科仍然是生命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单打独斗。“教师业绩考核”考核的重点是“量”而不是“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片面追求科研经费和论文的数量，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风，于是，很少有人甘坐冷板凳，从事那种长期不见回报的基础性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浙大难以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此，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为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松绑。研究所不必一定依托于现有的二级学科，它可围绕一个相对稳定的科研方向，可由来自不同学院、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各研究所实行“开放、联合、流动”的运行方针，以促进校内科研力量的交叉和重组。
学校成立多个研究院，研究所按其研究方向归入相应的研究院。研究院不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它挂靠校科技院，其职责是组织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集成各研究所的成果，承担国家大型项目，等等。
（2）学院聚焦于教学组织、学科建设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管理。教师按所属学科由学院聘任，并承担所在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师的科研工作由所在的研究所考核（未加入研究所的教师的科研工作量仍由聘任学院考核），其科研业绩和研究成果（可由多名完成人共享）纳入本人所属二级学科。
（3）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教师业绩考核政策，增设基础研究考核方式。按基础研究方式考核人员的科研津贴由基础津贴和奖励津贴两部分组成。其中基础津贴（可分为3～5级）按申请人近3年（或5年）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的水平（包括论文、专利、获奖等）评定，基础津贴一定3年不变，旨在为基础研究人员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奖励津贴重在奖励有较大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学术成果获奖等），可逐年评定，以激励基础研究人员在学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18．建议浙江大学实施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石教英（浙江大学民盟委员会）、彭群生（浙江大学民进委员会）联名以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
（2007年8月6日）
学校刚刚结束的暑期务虚会议为在未来十年内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吹响了冲锋号，发出了动员令，影响必定深远！
我们认为国际一流一定是体现在学科上，体现在人才上，归根结底是落实在人才上。有了能产出国际一流水平成果（论文）的人才，才会有国际一流的学科，才会有国际一流的新浙大。纵观当前浙大师资队伍，其水平离产出国际一流成果仍有较大差距。对策只有两条：一是加快引进能产出国际一流成果的人才；二是加速改造、提高现有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想就第二条对策提出一点我们的建议——在浙大实施带薪学术假制度，教师每5年可享受1年带薪的学术假。
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是欧美高校普遍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师资进修提高制度，带薪学术假一般仅适用于获得终身教职的正、副教授，它有利于教师知识更新，有利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也有利于人才流动。我国尚未有学校开始实施带薪学术假制度。
在过去十年中，浙大教师队伍素质已有较大的改善，但大多数教师因忙于日常教学和科研项目管理，存在忽视业务进修和更新知识的倾向。近年来晋升的正、副教授中有部分甚至无国外进修（如国外访问一年以上）的经历。我们虽提不出确切统计数字，但从我们所在系所了解，这一情况是存在的。建议学校人事部门提供相关统计数字。目前教师队伍，特别是年轻教师缺乏出国进修（访问）的积极性，一部分原因是当前工作都忙不过来，无暇考虑出国进修，另一部分原因是出国进修资助渠道较窄，资助申请困难。教师队伍中这种不重视业务进修，不重视出国高访，特别是部分正、副教授无国外高访经历的现状将严重制约浙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实现进程。实施带薪学术假制度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可行性分析如下。
（1）实施学术假会不会影响正常教学科研工作。现阶段我国师、生比高于国外高校，只要做到有计划、有秩序地安排休假教师，正常教学科研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2）休假教师薪水来源。休假教师薪水可由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两部分组成，停发业绩工资是有道理的。学校每年需要为一批休学术假教师发放工资，表面看来似乎增加了一笔额外开销，但实际上学校不仅没有增加额外开销，实质上还节省下了这批休假教师的业绩工资。
（3）为实施学术假制度，需要由学校职能部门（人事处）制定相关政策和实施细节，如哪些人可以享受，哪些人不能享受，间隔年限，假期长短，工资额度，国外访问费用来源，等等。
19．发展是硬道理——参加浙大计算机学院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有感
（2008年6月18日）
2008年5月25日庆祝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成立30周年大会在浙大玉泉校区永谦活动中心剧场隆重举行。庆典场面宏大、热烈。舞台上长长的主席台前除了浙大和原杭大计算机系的两位创始人何志均教授和张森教授外，就座的不是领导，就是社会名流。舞台两侧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是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发展历程，一幕幕熟悉的人和事牵动着我的思绪。然而奇怪的是面对如此宏大、热烈、人鼎沸腾的场面，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却是1973年浙江大学三分部平舍改造的实验室里冷冷清清的场面。面对上千人的校友、来宾、学生和教工，我的脑海里只有何志均、张德馨、叶澄清、陶欣、黄剑峰、方建中、钟美清等原浙大无线电系来的骨干成员，潘雪增、平玲娣、杨长生、董金祥、朱桂林、王臻殚、高平等从浙大外系调入的青年教师，以及1973年与我同年从外校调入的徐毓良、王芷沁夫妇（西军电），王品常（上海交大）以及后来陆续调入的浦树良（华北计算所）、李菊初（西安交大）等人的面容。这批人构成了后来组建的硬件教研组，大家一起工作在三分部那排平房宿舍改建的实验室里，直到70年代末。
坐在永谦活动中心剧场之中，面对壮观的庆典场面，我的思绪却回到了35年前的三分部那排平舍之中，反复出现的是那批老人的面容，对比是如此强烈，强烈到令人震颤！就在那一时刻，伟人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历程不是邓小平这句名言的最好证明么！浙大计算机系的30年正好与伟大祖国的改革开放30年同步，借改革开放的动力和活力，成就了浙大计算机系的今天的辉煌！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辉煌也要归功于计算机学科以及信息产业的活力和动力。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辉煌还要归功于历届领导，特别是创始人何志均教授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领导能力和大家风范，团结带领一批年轻人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图形学等方向走在国内前列，培养一大批IT精英。我在面对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辉煌成就，感悟伟人邓小平名言“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刻，反思浙大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近20年的发展历程，对比两者发展道路、发展规模和发展成果差距十分巨大。两者差距有多大？如果按人数计，计算机系教工达250余人，实验室约25人，相差10倍。从财力（科研经费）估计，计算机系年科研经费已连续两年超亿元，实验室的年科研经费约1千万元，相差也达10倍之多。从房产计计算机系占据了曹光彪大楼东、西两楼及中楼的1/2，实验室占据了紫金港校区图书信息大楼B楼4～5层及玉泉校区教1三楼一层，两者面积相差估计也有10倍之多。浙大计算机学院从1973年在无线电系成立计算机教研组算起已有35周年，实验室于1989年国家立项建设，1990年国家教委批准对外开放算起已有18周年。计算机学院与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年龄相差仅一倍，而两者规模差距却达10倍，达一个数量级的差距。差距不可谓不大！造成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学院与国家重点实验室虽同处高校之中，实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单位，肩负不同的使命。学院拥有一级学科的支撑，肩负本科、硕士和博士高级人才培养任务，当然，浙江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学院同时承担科学研究的使命。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特有的新生事物，于1984年开始建设到2004年20周年时建成16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覆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大部分学科（领域），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整体部署和协调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既要确保在科学前沿上探索和研究自然规律，攀登科学高峰，实现“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又要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储备和原创性动力，同时，对相应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带动和辐射作用，为国家培养大批高层次的优秀科技人才。简言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任务有二：一是攀登科学高峰，产出高水平的成果，在国际顶级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为国家提供科学储备和原创性动力；二是带动相应学科建设，为国家培养大批高层次优秀科技人才。我从1988年起介入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并从1989年起出任实验室主任至1997年，在任实验室主任近10年期间，我始终牢记国家对重点实验室的期望，高举基础研究大旗，以承担国家纵向科研项目为己任，特别是承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基础研究项目为己任，以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为导向。基于这个理念，在实验室我一贯致力于营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倡导学科交叉，合作交流，为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成果跻身国际顶级学术舞台而努力。为达此目的我几乎放弃了横向的工业界科研项目，我对实验室成立的公司也很少关心和过问，希望以此来表明我的态度，我的指挥棒是重基础、轻应用，重论文、轻成果。然而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坦率地讲，在我任职主任期间，我努力让浙大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成果跻身世界顶级学术舞台的目标未能实现。现在看来，我倡导轻应用，轻成果的做法反过来扼制了实验室的发展——人员没有扩大，科研经费增加有限，实验室用房十年不变。记得1997年实验室第二次评估期间，国家计委科技司马德秀司长在实验室里见到我时说过一句话，“老石，实验室还是这几间房，这几个人！”说实在的，我当时听了之后并不以为然。我仍然坚持这一路线直到2005年，在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时思考了MSRA为何能在短短数年之间跻身国际顶级图形学舞台的原因。到2006年参加Encarnacao教授65岁生日庆典，重返Darmstadt看到Encarnacao教授高举应用大旗在20年期间独立建起了三座现代化大楼的业绩，才彻底醒悟过去轻应用的错误。通过学校统战部给学校领导写过一份党派建言“重视应用研究，加强学科与产业界联系”的建议，这份建议受到张曦书记重视，他在上面的批示达280字之多。从那年开始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宣传重视应用研究的建议。最近学院30周年庆典给我的冲击和思考莫出于我的上述反思，以及对邓小平名言“发展是硬道理”的感悟。
浙大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近20年的发展历程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在几届主任的努力下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实验室的科研特点可归纳为三点，即：倡导学科交叉，重视学术交流和合作以及坚持基础研究。实验室积累的财富就是集聚了一批我国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领域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们的特点是水平高和年轻。实验室能够集聚这批学科精英也是得益于实验室长期坚持的学科交叉、合作交流和重基础研究的特点。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有道理的。一批有志于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的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向往我们实验室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学术氛围。我们实验室多年来一直位居着国内计算机图形学学科领先地位，引领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并获国际同行的认可。我们长期形成的科研特点和积聚的人才资源为我们下一阶段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我们看到了实验室与学院在发展规模上的差距，应该认真思考我们下一阶段的路应如何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实验室领导班子应该思考。我希望实验室的每位成员也认真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及时调整方向，使下一阶段的发展之路走得更顺畅些。我的这篇短文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欣慰了！
我身在国家重点实验室，高举基础研究旗子没有错，然而我明确轻应用的做法显然是一个错误，既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可能也打击了同志们的积极性。我想我们实验室发展落后于学院发展步伐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我错误的指导思想和错误的指挥棒。我想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应用研究，重视成果转化的两条腿走路的思路。
坚持基础研究，攀登科学高峰，实现“占有一席之地”目标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首要任务和历史使命，我们离实现这一目标还有距离仍需坚持奋斗。如前面所述，在我任实验室主任期间，努力让浙大CAD和图形学成果跻身世界顶级学术舞台的目标未能实现。然而可喜的是，坚持基础研究的大旗得到了后续几届主任的认同和贯彻，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最近两年来，署名浙江大学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已频频亮相计算机图形学国际顶级学术舞台——SIGGRAPH大会上，实现了让浙江大学图形学成果跻身国际顶级学术舞台的目标，但尚未实现“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我们应努力在今后数年每年都有署名浙江大学为第一作者的SIG-GRAPH论文发表，才能真正实现浙江大学在计算机图形学国际顶级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我想实验室在坚持这个目标的同时，应允许并鼓励更多人走应用研究之路，走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之路，将自己的多年积累应用于生产实际，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我想这样做是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因为科学创新犹如宝塔尖尖，意味着只属少数人的事业。大多数人应从事宝塔底层——应用性工作。我曾说过，“创新工作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也不是一个人整个生命周期都能做的，但每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一定能把自己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多年来我们实验室集聚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学子，个个能独当一面，只要实验室政策导向正确，无论做基础研究的，还是做应用研究的，都能各得其所，都拥有各自应得的成就感，这样，实验室的发展道路不再是高水平论文这一条独木桥，而是一条宽广的康庄大道。如果我们现有成员都成为一个方向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实验室里将开发出一片中国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新兴产业。那么，当我们10年后再来回顾今天的反思时，一定会感谢计算机学院30年庆典给我们的触动和启发，让我们大家都来反思各自走过的路，及时调整方向，让今后的路走得更顺畅些。
20．信访有感
（2008年7月25日）
摘要：我给ZUPO校长信箱写过几封信，反映两件事，不自觉地走上了信访之路。从我的并不复杂的信访经历，对信访工作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首先要规范和加强信访制度建设，让信访工作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让当事双方的意见能公开透明的接受群众监督和评判。其次是加强信访工作人员的培训，使信访工作人员称职、尽责。第三是答复要正面、要说理，不能高压式的和结论性的。
2008年7月25日中国青年报头版与报名并行的右上角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纪委在对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党纪政纪规定；信访处理不当领导可被撤职”。标题用特大号黑体字刊出，十分醒目，明确告诉广大群众，党中央等领导部门高度重视信访工作的决心和有力措施，对信访工作中任何违纪行为将追究党纪和政纪，领导可被撤职。我一直认为信访是一项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措施，然而实际效果与执行人的办事态度与政策水平密切相关。鉴于正反的信访实例，中纪委等有关部门新出台的“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处分规定，必将进一步发挥信访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的作用。
我作为一名普通群众为什么对报纸上这则消息特别感兴趣呢？这是因为自2008年5月以来我通过浙大办公网“ZUPO”上的校长信箱栏目，给有关校领导写过几封信，反映两件事：一件是建议参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园中建有遮阳长廊的做法，在紫金港校区搭建遮阳长廊，以解决夏日曝晒之苦；另一件事反映求是村“拆六建六”二期房款结算公式中存在不实的24个月过渡房租费收费项目，要求取消这一不实收费。ZUPO校长信箱由中共浙大党委办公室信访办公室管理，我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信访之路。几个月来，从信访办工作人员的办事方式和有关部门的答复意见中对信访工作有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今天读到这则“处分规定”后更觉有必要讲出来。
我认为对那些违反信访纪律，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必须作出处分，直至撤职，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规范和加强信访制度建设工作，让信访工作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让当事双方，即信访人的意见和受理部门的处理意见都能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我想这样一定能规范当事双方的言行和行为准则。而目前信访流程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是最大的不足，使当事双方各执一词时闹得很僵。我的这一想法也是从自身并不复杂的信访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在我开始给校长信箱写信时，我总是首先选择“不公开”，因为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然而当看到受理部门作出的答复，不是不够负责，就是不够说理，只给出一个高压式的结论，或是对我的意见置之不理，不作正面答复。使我转而要求将我的信件作公开处理，希望能把我的信件和处理方的意见公开接受公众的评判。然而我错了，我虽然转而愿意公开我的信件，然而信访部门却不肯把我的信件作公开处理，即不把我的信件放到公开的校长信箱上去，从而使当事双方不能接受群众公开的监督。
我对改进当前信访工作的第二个建议是加强对信访工作人员的培训，从接待、转办、答复到政策水平等都要加强培训。当然要培训工作人员，首先要使信访工作有明确的规范可依，然后通过培训使信访工作人员成为一名合格的、有水平的信访接待人员，而不是一名不负责任的不懂业务的办事人员！我这样说也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我那封建议在紫金港校区搭建遮阳长廊信件发出后，很快有了答复。答复是这样写的：“石老师：您好！人行道上搭建遮阳棚，因涉及校园景观问题，须经学校文化建设委员会论证是否可行。谢谢来信”。这个答复意见没有署名，即不知是何人、何部门所写，同时也没有告诉我是否应由我提交校文化建设委员会批准，还是由信访部门转办，总之，这是一封不明不白的答复。我回信称无法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答复，同时指出ZUPO校长信箱中明确要求写信人署名并提供详细信息，那么答信人也应署名，这是起码对等的条件，然而给我的答复没有署名，可见是一封不负责任的答复。我从这一经历中感觉到我校信访办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需要加强培训，以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低级错误。我的拒绝接受信发出后，很快收到了信访办署名的回信，称已将我的建议交校后勤管理处办理。校后勤管理处毛一平副处长亲自打电话给我了解情况，后又带着与校基建处讨论意见到办公室与我沟通。我感谢校后勤管理处迅速行动和与我及时沟通的工作作风，然而在这一件事情处理全过程中我看不到学校有关主管的意见是什么。在今天体制下，若无主管的意见，仅仅交职能部门就事论事的讨论，完全是一件浪费时间的游戏，因为职能部门可以有100个应办的理由，也可以有100个不应办的理由，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一信访实例中可以看到不仅信访工作人员要培训，有关主管领导同样需要培训，学习如何处理信访，表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简单交职能部门处理了事。
我反映的第二件事，即求是村“拆六建六”二期房款结算公式中存在不实收费项目一事。我单独署名给张土乔副校长写过5封信，发展到由周培源、吴兆立、胡上序和我四人署名给张副校长写信，到最近由求是村“拆六建六”二期全体拆迁户签名给浙江大学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写信，可见事态正在不断发展之中。这个过程已长达4个月之久，期间校房产处与拆迁户代表开过两次沟通会，张副校长亲自到石教英在紫金港的办公室沟通过一次，双方沟通不可谓不充分，然而分歧依旧，原因何在？是拆迁户不讲道理还是校房产处不讲道理？我想这可以从校房产处在6月14日通过ZUPO校长信箱我给张副校长信的答复意见中看出。这条答复意见只有一行字“经校住房委员会主任会议6月4日会议讨论认为现行拆迁政策不能改变，请谅解，校房产处”。我认为这个答复不是说理的，没有正面回答拆迁户提出的两条质疑：一是我们没有过渡期，为何要付24个月过渡房租费；二是这一结算公式是学校单方面强加给拆迁户的，不是当事双方事先协商确定的。房产处的答复不是以理服人的，是纯粹高压式的结论，是毫无说服力的。我认为房产处的答复意见是有违信访纪律的，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实际后果是激发了事态的发展态势——从1人写信，到4人联名写信，到全体拆迁户签名写信；从给主管张副校长写信，到给浙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写信。拆迁户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据理指出房产处制定的结算公式中过渡月数这一参数有误，不应是“24”，而是应该为“0”。这样一起说理的信访事件，得到的是不说理的答复，因此是有违中央信访纪律的，应该纠正。房产处应首先正面回答我们的过渡期究竟是24个月还是0个月。若是“0”个月的过渡期，为何可以向我们收取24个月过渡房租费，而不能用住房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一句话来搪塞群众的意见！这条答复意见的署名也不规范。我的信是写给张副校长的，回信人应该是张副校长。当然副校长公务繁忙，无暇作答，可请秘书或下属代答。这样做都是正常的，但代答者应明确说明是“应邀代答”，然而给我的答复却直接署名“校房产处”。这同样是对信访人的不尊重！
我以自身经历的并不复杂的两起信访例子中，体会到信访工作需要规范，当事双方意见应该公开，透明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信访工作人员到有关主管领导应加强学习和培训，以规范自己的言行，有利于发挥信访的效率，当然对严重违背信访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
21．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呼吁更加开放的世界一流的管理理念——作为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
（2008年8月28日）
摘要 在实施“985”计划十年来，作为高校的一名老教师，一直从寻找教师队伍自身不足探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今年5月一次访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经历，看到了NTU高层管理队伍的国际化，学生队伍的国际化，以及国际一流的管理理念，使我认识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支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但更需要开放的世界一流的管理理念，并提出以下建议：①抓学科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工作；②配合学科规划抓体制和机制改革；③抓人事改革，探索试点终生教职制度，切实促进人才流动；④改革学术评价标准，放弃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评价标准转向与国际接轨的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评价标准，若浙大能早走一步，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自从我国实施“985”计划以来，浙大上下谈论、关心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展已有十年之久。我作为一名浙大老教师同样十分关心这件事。2005年初在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回来后向学校有关领导写过一份材料“关于MSRA成功原因的思考”，分析MSRA能在短短6年内建设成为国际顶级的研究院的原因就在于她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学术领军人物。2007年彭群生教授与我联名通过校统战部写过一份党派建言：“对浙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这份材料也从人才角度，也就是从浙大教师队伍与世界一流大学人才的差距着眼来思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议。作为一名浙大教授，从寻找自身不足出发来探索浙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是很自然的。应该坦率地承认，今天浙大教授队伍整体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教授队伍相比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缺乏国际一流的学术领军人物已成为制约因素。然而，今年5月初我访问了一次NTU，应邀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我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有了180度转变，有了全新的思考，于是有了本文的题目。我现在想表达的思想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致是拥有一批国际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但更需要的是开放的世界一流的管理理念。或者说，有了更加开放的世界一流的管理理念，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将迎刃而解，当然需假以时日。也可以说我们今天面临的人才队伍建设中的死结都是源于管理理念问题。那么是访问中的哪些见闻使我有了上述全新的思考。
我应邀参加的国际研讨会的议题是“交互式数字媒体”，是南洋理工大学校方组织的会议，共邀请26名国际著名专家，来自亚洲的仅两名，来自北大和浙大。会议旨在通过研讨达成共识，把NTU校内计算机学院、电子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以及教育学院等相关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新的全校性的媒体创新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a Innovation，IMI）。IMI跨多个学院，人才，成果来自多个学院，学校起组织作用并提供必要的资源，然后以IMI为基础向新加坡申请国家级研究基地。我不介绍这次国际研讨会学术成就。介绍几件看到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流的校级管理见闻。
管理人才的国际化。这次国际研讨会邀请信由校长办公室高级科研主管Tony Mayer，一名英籍雇员签发，研讨会自始至终由学校主管科研副校长Berti Anderson教授主持。Anderson曾主管欧盟科学基金事务，也是现任瑞典皇家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下面还会提到这位Anderson的作用。本次研讨会成果是成立IMI。IMI的首任所长聘请德国媒体通信研究所原所长Martin Reiser教授担任，副所长一位是计算机学院原院长，另一位是艺术学院美籍Pensyl William Russell副教授。我在这一次活动中就接触了NTU多名高级外籍管理人员，可见NTU管理层人才之国际化现状。
Anderson在NTU掀起的终生教职风波。NTU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林峰博士，也是浙大校友，告诉我NTU今年晋升终生教职的一场风波。这次共有140余名教师申请，据说由于主管科研副校长Anderson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只有不足1/3（约40余名）教师获得终生教职。未获终生教职的年轻教师可再申请一次，大多数人将只获一年合同后，必须离开NTU。Anderson在NTU掀起了一场人事风波，对于NTU教师队伍形成巨大冲击。林峰告诉我一名年轻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从从教到从政，由于从政影响教学科研业绩，在本次申请中落选后，毅然放弃学校中层管理岗位，重新回到教学岗位的故事。林峰讲述的这个故事有两点启发，一是NTU引进的高层（校级）管理人员，是真正有职有权的，是称职尽责的国际一流的管理人才；另一点是国际一流大学通行的终身教职制度是一项促进人才流动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听说我国也有个别高校开始执行这一举措，是一可喜的尝试。
NTU学生队伍的国际化。林峰邀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介绍了他的研究课题和学生队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学生队伍可称得上一个小联合国。他正在从事的一项三维细胞级立体内窥镜项目组由五名学生组成，分别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林峰博士已获NTU终生副教授教职，成绩卓著。从林峰课题组组成可见NTU是一所国际化的一流大学。
NTU校园建筑风格多样与主行政大楼的简朴形成显明对比，另外贯穿校园内的遮阳长廊十分人性化。我曾通过ZUPO校长信箱向有关校领导建议在紫金港校区仿NTU搭建遮阳长廊以解决夏季烈日曝晒之苦。可喜的是这一封信已转校后勤管理处办理，不足的是没有主管领导的决策意见。若让不同职能部门就事论事的讨论，可以有应办的一百个理由，也可以有不应办的一百个理由，将会浪费有关职能部门的时间，因此我认为首先应该由主管领导作出判断和决策。
我没有提及参加学术研讨会在业务方面的收获。实际上业务上的收获也很大，因为这次会议邀请专家涵盖了数字媒体领域从技术到艺术、设计和应用等方面的国际顶级专家，特别强调交互式数字媒体在内容上的创新，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我感到收获更大的是使我意识到建设国际一流大学需要更加开放的国际一流的管理理念和人才国际化，改变了过去一直把学术领军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作为头等重要任务的观点，转向呼吁更开放的国际一流的管理理念。在当前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刻，我想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校领导参考。
（1）抓学科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工作，确定学科的定位和目标，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找到正确的奋斗目标和举措。然而，我感到目前学科带头人，或行政首长大多忙于日常事务，忽视了抓本学科战略研究和规划工作。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我这里提出抓战略研究和规划工作，要求正式立项组织课题组作为期不短于一年的研究，最后提出学科3年、5年、10年的发展规划报告，不是开几次研讨会可以了事的。
（2）抓体制和机制改革，配合战略研究制定的总体规划，制定配套的改革措施和实施细节。具体有以下几点粗浅看法：把包括人、财、物在内的权力下放到学科；学科带头人有职、有责、有权。学科带头人有责任实现战略规划目标，同时拥有包括人事生杀大权和资源分配大权；探索进一步发挥学科教授会议作用从咨询到监督，直至决策的机制。
（3）抓人事改革，探索试点终生教职制度，切实促进人才流动；探索教师年薪制和新的工资体系；探索博士生的准员工管理体制以及提高博士生待遇，增强浙大科研实力。
（4）改革学术评价标准。最近看到一则报道，称美国计算机高峰代表团向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提交的中国计算机科学研究与教育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科学家主要从事impact-oriented基础研究，而中国则从事publication-oriented实用研究，认为双方关心的科学问题和评价标准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成为双方深度合作交流的障碍”。不得不佩服，美国代表团凭着一次访问就洞察了中国计算机科研与教育的评价标准的弊端。报告最后一句话，实际上是说中国计算机科学家将无资格与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在学术上对话。当我们还津津乐道SCI论文数第一，科研经费数、获奖数、各类人才称号数等评价标准时，美国科学家已经作出了如此高傲的结论，真的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了！是抛弃那些带有中国国情的评价标准的时候了，是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以impact为导向的评价标准的时候了！我认为impact可分为学术影响力和产业影响力两个方面来衡量，学科的学术影响力是指本学科能否在国际顶级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能否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频频亮相。学科的产业影响力是指本学科在产业界的地位——我说不好具体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这一影响力。如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往往会通过关系开具证明给出不实的效益，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大奖的；如用专利数来衡量，那么多卖不出去的专利究竟有什么用？来自企业的科研经费数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指标。总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我们浙大能早走出一步，必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20年前浙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走上定量考核之路，为浙大今天奠定了坚实基础。我有幸亲历这一变革，对一流管理的作用有深切的体会，希望浙大能再一次先走一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出新贡献。
22．基于近年来几次求医经历对新医改的一点思考
（2009年8月7日）
人一进入老年，就多病，就要求医，恐怕这是一个无人能回避的规律。近年来，我有过几次求医经历，感慨颇多，并形成了针对当前国人热议的“看病贵”、“看病难”和“医患关系紧张”三个话题的一点思考。这点思考是我作为病人，从多次不愉快和愉快的求医经历后思考提出的，可以看做病人方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
今年我国启动了新医疗体制改革，成为社会民生问题的热点。媒体把旧医疗体制的弊端简洁地归纳为“看病贵”、“看病难”和“医患关系紧张”三句话。我欣赏这几句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心声的通俗明了的大白话。然而，怎样理解这三句话，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因此需要大家参与，说出不同阶层人群的心声，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当然，要解决这三句话背后的所有问题就更难了！这里将体现政治决断和行政决策。我们期盼这轮新医改能较好地解决上述三个难题。
一、先讲我的一次愉快的求医经历——2009年7月30日和31日的双眼白内障手术
记得在2005年初我还拥有自由阅读的能力。我利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访问三个月时间，读了一批基于图像建模和绘制的最新文献，并写成了一篇综述报告，于当年5月在我实验室召开的图形学学科研讨会上作了报告。现在想来，这是我独立完成的最后一篇综述报告。到了2006年4月16日，在我的生日庆祝会上，我读我的发言稿时，感觉字体有点模糊，读得有点吃力，才意识到我的视力出了问题。2006年夏我独自去浙医二院眼科中心，一位年轻的女医师检查之后，告䜣我这是老年人的通病，没有什么关系。这位医生甚至没有告诉我得的是白内障。2007年春学校高知体检时，告诉我白内障已经较严重了。到2008年春体检时，我的右眼视力为0.3、左眼视力为0.5，已经失去自由阅读的能力和兴趣。2009年春体检时，我的右眼视力为0.1，左眼视力为0.3，阅读电子邮件都要用到放大镜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因为瞳孔缩小，过马路时都看不清马路对面的红绿灯。学生们一直非常关心我的眼疾，王总辉早就上网查了白内障手术的条件，告诉我，我国成熟的技术是视力为0.1，国外技术是视力为0.3，好的技术是视力为0.5即可做，建议我早动手术，早解决问题。然而，我迟迟下不了动手术的决心，因为我受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医风败坏报道的影响，加上我在2008年秋求医皮肤病时的不愉快经历，使我对医院和医生抱有深深的戒意。我曾在不同场合公开讲过，只有遇到高烧和骨折之类不得不治，且又有把握治愈的病症时才会去医院。在我白内障病症快速发展的这段时间，实际也是我职业生涯的收官期，同时也是硕果收获期。最近四年我有13名博士生毕业；2005年我主持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顺利通过验收，被评为A等；2008年我承担的最后一项国家级项目——973子项目也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得91分多；近年来我学生的论文质量也有进展。2007年、2008年我的博士生孙鑫和2009年宋滢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各有一篇署名浙大的第一作者的图形学国际顶级学术会议SIGGRAPH论文发表，他们的成就也实现了我最后20年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中一直追求的“占有一席之地”目标的愿望。2008年和2010年分别有一本译著和一本专著问世。这些繁重文字工作大大加速了白内障恶化，2009年时放大2倍的放大镜已经不解决问题了，我到了不得不用放大10倍的放大镜才能工作的地步，我才下定决心做白内障摘除手术。
最近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吕宁思总结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一提到XX，就想到YY”，其中一条定式是：“一提到办事，就想到找关系”。我作为中国人，怎能免俗！我完完全全地落入了定式：“一提到手术，就想到找关系”。作为一个72岁老人，只要想找关系帮助手术，关系还是找得到的。我如愿地通过关系挂上了浙医二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教授的专家号，于是有了我在这一节开头时提到的“一次愉快的求医经历”。我所谓“愉快”是指求医过程效率高，手术效果好。我的这次求医过程只经过两次门诊，一次住院手术就高效率地完成了求医过程。双眼的白内障手术是在2009年7月30日和31日由姚克教授主刀，在其团队配合下顺利完成。手术圆满，不痛、不红、不肿、不流水。手术效果尤佳，术后我的双眼视力均达1.0。我在给姚克教授的感谢信中写道：“是姚克教授及其领导的团队还了我重新感受色彩和光影奇妙魅力的能力，使我重燃了安度晚年的信心。是姚克教授及其团队还了我自由阅读的能力，使我重得随心所欲获取知识的乐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更看重自由阅读的能力和随心所欲获取知识的乐趣，因为它是我欢度晚年的保证”。由于医嘱要求术后有三个月的稳定期，因此，这段时间必须控制用眼时间和强度，尽量控制阅读的冲动。然而，手术成功带给我重新感受色彩和光影魅力的能力使我有一种新生感——一种十分奇妙的新鲜感！记得出院那天，儿子石嘉定开车来接，回家路上我一直喋喋不休地讲出我重新看清楚的字迹——商店招牌、路牌、交通指示牌……以及西湖山水的亲切感。回到家里，更是对一切充满新鲜感，重新感到家里挂着的几幅画作的色彩有多么鲜艳，重新感受到我收藏的美石是那么可爱，因为在我视力严重恶化时间，我对昔日狂热痴迷过的美石曾失去过兴趣！在屋顶露台花园里，鲜艳的各色月季花，两棵硕大的红石榴，以及植物翠绿的嫩芽……一切生机勃勃；远处北高峰的电视塔也清晰可见；有趣的是邻居叶澄清家露台上黄色的丝瓜花是那么可亲，因为妻子早就告诉过我叶家种的丝瓜已经开花了，然而我却看不见它们的模样，今天我可以清楚地数清一朵、两朵、三朵……金黄的丝瓜花。生活真的是太美好了！世界真的是太美丽了！再次感谢姚克教授及其领导的浙医二院眼科中心全体医务工作者，是你们给了我重新感受美好生活的能力，谢谢！
二、再讲两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
最近一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是2008年10月的一次住院经历——住院两周，花费超7000元，其中自费负担达1700元，疗效为零，因为我拖了两条水肿的腿入院，拖了两条同样水肿的腿离开医院。经同事介绍，找了一位退休的老中医，吃了三天中药后，两条水肿的腿就消肿了。住院期间做了全身检查，动用了CT、核磁、B超等仪器，还抽了一大罐血，我既未被告知查什么，也未被告知检查结果是什么。我忍不住问了查房医生，“我的检查结果如何”，那位医生看了我一眼冷冷地答道：“有问题会告诉你的”，就再无下文。我根据他的话，理解为：医生没有告诉我有问题，因此我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我的症状没有明显改善，我们选择了离开，逃一样地离开！这是一起典型的“看病贵，看病难”的案例，说实在，我不是负担不起这1700元费用，但我仍然认为既贵、且难，因为我的病情没有缓解！选择离开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治疗，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一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
我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呢？症状是全身瘙痒，已历时一年有余。开始时作为老年性皮肤干燥症来对待，洗澡后，涂一点凡士林护肤膏。女儿从美国带来了适用于干性皮肤的护肤膏，暑假回国探亲时，专门又带回了一种加厚的凡士林护肤膏。开始时，尚能解决一点问题，到了2008年10月时病情加重，全身瘙痒难忍，每天早上起床时，床边会有一堆皮屑，洗完澡，下肢往往被抓得淋巴液直流。常言道“痛可忍，痒无法忍”，往往不能自控而抓破皮肤，于是决定住院求医。医生告知我得的是湿疹性红皮病，经全身体检，排除了肿瘤因素，告诉我可能是免疫力下降引起了红皮病。一个70多岁的老人，免疫力哪有不下降的！如果要从提高自身免疫力来治好我的皮肤病，可以讲是一条十分漫长的治疗路径，我住了两周院，病情无丝毫改善情况下，决定离开。
我二妹妹告诉我，母亲在70岁时也得过全身性瘙痒症，到处求医，前后有半年之久，用了多种药膏，后来就痊愈了，但已记不得药膏的名称了。难道我这个毛病是基因引起的遗传疾病？我母亲今年94岁，身体十分健康，无高血压、无高血脂、无糖尿病，生活自理能力强，思维敏捷。她现在偶尔还和邻居老太太一起打打麻将，她还会赢那些比她年轻的老太太。然而我的体型像父亲，有高血压症和白内障也像父亲，现在皮肤病又像母亲，难道遗传的都是不好的特征，真是不可思议的遗传因素？自然，母亲的皮肤病能痊愈、康复也增强了我治愈的信心，但当时却有走投无路之感。
前面提到过，出院后，找了一位老中医，老中医治湿症可谓手到病治，三天见效，两条水肿的腿很快消肿了，然而全身瘙痒症却疗效不明显。问了老中医治疗思路，答曰：“扶正”。我问何谓“扶正”。老中医告诉我，“扶正就是提高免疫力”。他的回答使我失去了治疗信心，因为我深信通过提高自身免疫力来根除我的皮肤病是一条遥遥无期的路！吃了两个月中药，瘙痒症无进展后，又决定中断中医之路。
在走投无路之际，妻子想起了她两年前曾经用过的一种治皮肤湿气的“肤清霜”药膏。妻子找出早已过期的药膏，重读了说明书，感到可以试一试，因为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中药，没有一般激素类药膏通常说明的“不能大面积使用”和“不要超过一个疗程”等话语。妻子决定用仅有的两支过期的“肤清霜”给我试一试，看看是否有效果。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疗效十分显著，用一次，好一次，很快仅有的两支药膏就用完了。问题是这种药膏在杭州所有药店都买不到，杭州药店都不出售这种药膏，原因不明。妻子的药膏是她姐姐两年前从天津寄给她的。妻子打电话给她姐姐任以兰求助，请她在天津买了快件邮寄过来。肤清霜在天津市价是14元/支。很快，任以兰就给我们寄了20支过来。后来儿子知道后，在淘宝网上，找到浙江安吉和丽水两地有肤清霜出售。我们当即决定网购。网购价仅售7元/支，较天津零售价便宜一半。这个药价究竟是怎回事，真是天知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用这7元一支的肤清霜药膏近一个月，折磨我一年有余的全身瘙痒病症彻底痊愈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我住院期间，医生也给我用过好几种药膏，还告诉我都是本院自行研制的疗效甚好的药膏，事实上，对我来讲医院研制的药膏一点作用也没有。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肤清霜这种武汉生产的成药为什么整个杭州都买不到？我百思不得其解！看来，我得的既不是绝症，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而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那么为什么一所三甲大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医师看不好这类常见病？我的看法不是这几位主任医师不学无术，而是不专心、不用心！因为他（她）们知道，我得的不是绝症，所以不放在他（她）们心里，我想这就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本原因。花小钱能治好的病，我花了7000多元，还住了两个星期院都治不好，看病真的是既贵又难，“贵”在看不好病，“难”在还是看不好病！
现在讲我的另一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大约8～9年前，我患的还是一种皮肤病，十个手指头轮流裂开一个小口子。一个手指头上开裂一个5～6mm小口子过几天就会愈合，而另一个手指头上又会裂开一个小口子。常言道十指连心，手指头上有一个小口子，碰到水就疼痛难忍，所以生活十分不便，小心谨慎地不让开裂的手指碰到水，然而意外总会发生，因此那段时间真的痛苦万分！我去了杭州一家以皮肤科闻名的医院求医，当然也找了一些关系，希望能治好。然而事与愿违，大约去看了有半年之久的医生，吃药检查，涂过多种医院自行研制的药膏，病情没有一丝改善。也是在走投无路之际，到浙大医院皮肤科看了一次，浙大的那位年轻医生让我用一种成药“皮肤康”洗液浸泡开裂的手指头试一试。我开始接触这种市场上随处可以买到的成药。我除了一天浸泡几次外，另外在晚上睡觉时，用皮肤康原汁涂抹在开裂的手指头上，再把手指包扎起来，让药水的作用时间更长一些。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折磨了我半年之久的手指皮肤开裂症就用这极其普通的，然而功效神奇的“皮肤康”药液治愈了！为什么以皮肤科著称的，托关系找到的皮肤科专家治不好我的病，而浙大医院一位年轻医生用市场上普通的成药却轻而易举地治好了我的病？是专家不专还是我校年轻医生的运气好？我不知道，也无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的感觉还是这些大医院的医生不专心！不用心！因为他（她）们实在太忙了！
三、基于我的几次求医经历对新医改的一点思考
今年是我国新医疗体制的改革年，国家新医改方案已经形成并开始实施，说实在的我并不了解新医改的诸多细节，然而我感到国家将要增加投入，扩大医保范围和水平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还是关心如何才能解决“看病贵”、“看病难”和“医患关系紧张”这三个难题。
首先，如何理解“看病贵”和“看病难”这一命题。众所周知，看病哪有不花钱的！然而钱要花得合理，化得值。妻子十年前在美国女儿家探亲时曾在美国加州看过一次病，挂号费是100美元，作了一些眼科检查后，确诊为“飞蚊症”，一种近视眼的常见病，告知不必治疗，观察一下即可。我这次看白内障，第一次门诊挂专家号是50元，第二次复诊挂号费是9元。我们浙大医院门诊的挂号费仅1元钱。那么，群众为什么还会有“看病贵”的感觉呢？我首先要表达的看法是“每次1元的挂号费”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收费。由于挂号费不合理了，根据拆东墙补西墙的道理，一定会造成医院其他收费的不合理，从而给人医院收费处处不合理的感觉。相反，我不认为我付的第一次专家门诊挂号费50元是贵的，我觉得付得值！我只经过两次门诊就进入手术，治疗效率真的非常高！手术效果尤其理想。虽然，一只眼的白内障手术费用约为6000元，我个人需承担2000元。根据我的经济能力，我认为承担这一笔费用并不贵！尤其是治好了我的病！同样，我认为妻子在美国看病时付的100美元挂号费并不贵，而是合理的。特别是医生作出了正确的诊断，避免了后续费用。根据我经历的那两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我认为看病是真的贵！真的难！因为我花了钱和时间，又看不好我的病。事实又是我用了市场上廉价的成药最终解除了我的病痛，那么我通过关系找的三甲医院里专家级的主任医师们为什么束手无策，不了了之呢？是他们不学无术徒有虚名，还是另有原因呢？我的观察是这都是当今社会的浮躁风造成的。我那两次不愉快的求医经验归结为医生的不专心和不用心，因为他（她）们每次给我看病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我在住院期间，通过住院部看了一次中医。一位中医科主任医师来看的，一听我是看皮肤病，他直接告诉我他不懂皮肤病。我的回答是“我是看中医，希望从中医角度看看我的毛病”。他说“那好吧”，说完伸出手在我的左右手腕处各碰了一下，就算搭过脉了，就开始开药方。我用“碰”了一下来形容这位中医主任医生的搭脉方式绝对不是夸张。我还可以用“摸了一下”来形容他的搭脉方式，他的手和我的手腕的接触时间不会超过3秒钟！所以我只能称医生这样的看病方式真的是很不用心，很不专心！这样，医生看不好病人的病也是必然的了！我从近年来几次求医经历中得出一个思考：“只要能看好病，病人就不会斤斤计较‘贵’和‘难’，医患关系也一定是融洽的”。这是我给姚克教授感谢信中的一句话，反之，若病人的病久治不愈，那么再有经济实力的病人，也会感到“贵”和“难”。
“能看好病人的病”难做到吗？我的看法是既难，也不难。难在看好少数绝症和疑难杂症；不难在于看好大多数常见病。一位医生若能治好绝症或疑难杂症患者，他将一举成名，在业界树立自己的地位。当然，他将受到患者的尊敬和感谢，成为一代名医。然而一位医生治不好患绝症或疑难杂症的病人，只要努力了，认真、专心地治了，也会获得病人的谅解。另一方面，患绝症和疑难杂症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病人患的是常见病。当代医学科学的诊断技术和医疗技术都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治愈常见病应具较高的把握。然而，今天国人的心目中只有那些为数不多的三甲医院才是可信的医院，造成著名三甲医院一号难求，于是什么挂号中介公司、挂号贩子、预约挂号等应运而生，我并不认为这些措施能缓解看病难，丝毫也改变不了看病难的局面。于是医务界里盛行一种“允许医生多点执业”来缓解高水平医生稀缺难题的观点。一位医生允许在多家医院行医可行吗，应该吗，能缓解高水平医生稀缺难题吗？首先，这样做丝毫也缓解不了这个难题，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是一定的，甲院的医生到乙院去行医了，表面上似乎提高了乙院的实力，但同时降低了甲院的实力。在不能缓解矛盾的同时，由于允许一名医生可在多家医院行医一定会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混乱，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怎样让高水平医生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一个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定存在各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借鉴这些办法是当务之急，而不宜鼓噪新的浮躁风气。
解决高水平医生稀缺问题的最根本途径是提高医生的业务水平和端正医风。当前医务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医风不正。我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深感教风不严、学风不正是今天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高校招生规模扩大不仅不会带来正面的效果，反而会造成质量滑坡。我这样说绝不是危言耸听，是实实在在的危机。今天医风不正首先表现在医生作风的浮躁上，对待病人不专心、不用心，使一批常见病患者不是久治不愈，就是过度治疗，使病人因治不好病而有看病贵、看病难的感觉。因此，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除推行已定各项措施外，我有如下建议：
（1）抓医风整顿工作。我深信，一旦医生专心了、用心了，浮躁少了，一般常见病的治愈率高了，病人不会再拥向三甲医院了，看病难将得到彻底解决。
（2）整顿医院各项收费，改正不合理的收费，如1元/次的挂号费以及虚高的药费。规范各项医和药的收费后，医院里各项收费合理了，经得起检查了，医院也不必怕人说“看病贵”。
（3）改革医生的工资制度，医生不是计件工群体，不应多劳多得，医生应有稳定的、相对较高的工资收入，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专心工作。改革医生的工资制度是消除医生浮躁风和不正医风的关键。当然，医生工资提高后，除合法的知识产权收入外应严正杜绝一切灰色收入和奖金。
23．中国需要“知行合一”的大学校长
（2010年8月12日）
2010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中国需要什么样大学校长——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畅谈大学精神》的报道。多名国内一流大学校长接受采访就“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大学校长不是官”和“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等话题谈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我看他们的办学理念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面对我国拥有这样一批办学理念完全正确的大学校长，我国高校为什么没有得到广大群众应有的认可，反而是群众意见最多的领域之一：如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何没有明确答案；反映高校学术腐败的“汪朱事件”为何迟迟没有结论；众所周知的高校青年教师生态环境恶劣问题得不到解决；学风浮躁越演越烈，影响到学生作业抄袭成风等等，问题成堆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这篇报道中大学校长们只谈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不谈大学现状和实际举措，反映出我们大学校长们知得多，说得好，但行得少，没有做到先贤王守仁（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有人强调知行的先后、有人强调知行的难易，直到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淡化了先后，难易等要素，突出强调“合一”性是极其高明，也是极其正确的。今年夏天我有机会参观了余姚王阳明故居，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次认识了这位伟大先贤的心学学说。我特别欣赏他的“知行合一”说，就不自觉地用它来解释这篇报道。当然有些问题，如“钱学森之问”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但作为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为国家民族培养合格人才，大学校长们应该有个明确说法，是做好了，还是没有做好，准备怎么做；又如“高校行政化”问题，除了校长不能去掉自己行政级别外，大学校长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有可能解决的；又如青年教师反映强烈的强者通吃的生态环境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学风问题等等校长们正视了吗，花力气去解决了吗，与校长们有关系吗，校长们有责任吗？我希望中国青年报能用另一篇采访来回答。
怎样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我想用我心目中一位知行合一的校长——浙江大学原校长路甬祥在浙大的实践来回答。路甬祥的办学理念和他在浙大的实践十分丰富，我只能就我曾参与过的科研管理工作谈一点体会。1988年春，路校长提出的一项任务是提升浙江大学的科研实力，把浙江大学建设成为教学科研并重型大学。当时，科学研究工作在浙大的比重和地位都不高，如1987年的科研经费为1700万元，1988年全国SCI论文排名浙大名列30出头，全校只有2～3个教育部批建的研究所。路校长从科研组织体制、考核和激励机制，以及研究生培养等方面提出一整套改革措施。他提出系管教学，研究所室管科研的思路，第一年就成立了近百个研究所室，一大批学术带头人从此在项目申请、合同签订、经费使用、资源占有等方面有职有权。他提出定量考核机制，把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化为业绩点，业绩点计入绩效工资，彻底改变了大锅饭体制的弊端，激励作用十分明显。路校长千方百计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使浙大成为成立研究生院最早的高校之一，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有力地支持了科研发展。可以想像路校长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新政的实施决不会风平浪静和一帆风顺的，而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统一思想后才成功实施的。事实证明，路校长这套新政有力地推进了浙江大学科研实力的发展。2008年浙大科研经费达17亿元，20年增加了100倍。浙大的SCI论文排名已是全国第一。浙江大学被视为高校发展的一匹黑马是与这批新政分不开的。今天全国高校的科研规模均有大幅提升，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给发展带来活力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引起很多诟病的“定量考核”制度，必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把定量考核转变为影响力考核是一种可行的选项。考核影响力就不是行政说了就算的制度了，又要涉及“去行政化”话题。这难道不是给高校校长们实现办学理念的机会么。我殷切期望我国高校校长们正视发展中的问题，把他们正确的办学理念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有力行动，做真正“知行合一”的校长，使我国高校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