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亚当和夏娃
母亲死后，我在家里待了几个月。此后一直是哥哥嫂嫂如父母一般照料我，直到1916年我结了婚，妻子成了我的好妈妈。结婚前，只要我从学校回了家，节假日、寒暑假在家，我哥哥都会陪伴我，我们同寝一室，各占一床，仆人则睡在地板上。这得到了我嫂嫂的同意，对此她从不抱怨。她天生的脾气大，但对我确实不错。我哥哥是我所知的最善良的人之一。他不醉酒时，也总是欢快的，充满了幽默感。他待仆人如兄弟，待兄弟如国王。每晚，即使我们各自上了床，也仍旧彼此大开玩笑。只要我们听到仆人打鼾或说梦话，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一个男孩的梦话而笑得如此大声，以致我们的笑被交织进了他的梦境；他冲我们嚎叫：“他妈的，你们笑什么？”
在中国，做哥哥的不欺负做弟弟的，相反还是保护人。但像我哥哥那样的，即使在中国也罕有。
他长我9岁，在纯儒家传统中长大。在一流儒生的私塾里学了几年中国经典之后，他被父亲送到本市的圣若瑟学校（St.Joseph's School）。这是一所天主教学校，由法国遣使会士（French Lazarists）经办，教学用语却非法语而是英语。这使得英语在那时就得到了强调。我哥哥直到1946年才成为天主教徒，但他对那些教过他的善良神父印象深刻，从不倦于赞扬他们。他很遗憾那群传教士得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回国。他告诉过我，他们告别的场面有多感人。他们眼含泪水，在船上挥手，对孩子们说，“Adieu！”（告别）。他说，他不知“Adieu”是什么意思，但他们说的方式反映了他们的深情。直到许多年后，我学了法语，我才知道了该词的意思，并告诉了哥哥。[1]
我想，圣若瑟学校是在那批神父走后关闭的。不管怎样，我哥哥未从这所学校毕业，他的教育结束了，因为他被送到了本地一家银行，当学徒。父亲渐渐年老，自然希望长子学商，照料他在他的60个零散的合伙人中的利益，免得被弃之不顾了。我父亲并非有宏图大略的商人。他帮助组织这些合伙人，主要为了他的亲友获得工作。但那时一切的商业有无限的约束力，未像现在这样引入了现代合作法。记得有两次，我父亲被迫为他所投入的资本多付一百倍。在父亲死后，哥哥合理地退出了与不那么可靠的合伙人的合作，我们这才有了足够的钱生活并支付我的学费。倘若没有这么无私的兄长，我是不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并在海外深造的。想到他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为他做的却那么少，我觉得甚为过意不去。
15岁时，我的兴趣转到了自然科学上。我进了本市（宁波）的效实中学（Hsiao Shih Junior College），该校特别重视代数、几何、化学、物理这一类课程，以预备从事工程研究的学生。我在这些课程上都获高分，尤其物理这一门总在班上稳居榜首。自修期间，同学们总爱带《密歇根和杰乐》（Millikan and Gale）[2]来求我解释难解的段落。我不无自豪地忆起这，因为我曾指教过其科学基本原理的这些人，有一部分已成为工程师，尽管我，一度在工程学领域看来出类拔萃，但最终成了一个在空中建楼阁的哲学家。
在那所学校待过两年之后，我得允进入上海浸会大学（the Baptist College of Shanghai），继续学习科学。有一天，我在化学试验室做氧气试验时，好奇心大发，想看看氧在瓶里会怎样燃烧。我试着用火柴点燃它，但瓶子马上就爆成了碎片。当时我凑得很近以便于观察，却万幸未受损伤。紧接着，次日一个同学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故，但不够运气，他的一只眼大受损伤，变瞎了。我突然认识到，我纯是凭运气逃过了这一事故，并且怀疑，一个像我这样的无法控制怪诞好奇心的淘气包是否适合于应付如此充满了潜在爆炸能量的元素和原子。在我看来，一吨的耐心和自制，加上一盎司的想象力和逻辑推理，便构成一项科学发现或发明。正当我考虑人生前程时，我的一个同学，徐志摩[3]，跑来告诉我他决定去天津北洋大学学法律。他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我一听到“法律”，心就跳了起来。在我看来，法律是社会的科学，正如科学是自然的法律（To my mind，law was the science of society，just as science was the law of nature）。“好主意！”我说。因此，我们决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入学考试，两个人通过。其时为1916年冬天。该年4月我已结婚。
在《威尼斯商人》里，莎士比亚让奈莉莎（Nerissa）说：
古话说得没错：
“上绞刑和娶亲都是命定。”
The ancient saying is no heresy：
“Hanging and wifing goes by destiny.”
我对绞刑一无所知；至于娶亲，却完全确信凭的是天意。也真有一句中国谚语说，“姻缘五百年前定”，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
我和我妻在1916年4月12日结婚，在此之前素未谋面。我俩都非基督徒，在旧式的中国家庭长大。我们还只有6岁时，双方父母便为我们相亲订婚了。我10来岁时就得知她住在哪里，我很想见见她。有时放学回家，便绕一段路，好从太和桥她家门前经过，指望她倚在门口。但从未有运气见到她。
我曾经与妻子共谈往事，回顾二人订婚的过程。我在6岁时，有一天被父亲带到他的银行里，父亲隔壁银行的经理叫一个男孩接我到他的银行里去，招待我吃果子，还有好多东西。我和他一道吃晚餐，他一直都在默默地观察着我。那天我确实活得像位王子。晚上我坐着父亲的轿子回了家。
我不知道为何父亲的朋友如此善待我，带着如此的甜意冲我微笑。只是后来我才慢慢知道了，他选中了我作他二女儿的丈夫！我妻子回忆说，她父亲见到我的那一天，回家时兴致很高，告诉她妈妈说：“我为阿于找到丈夫啦！”甚至逗弄他6岁的女儿说，“阿于，我为你找了个男孩。他又漂亮又聪明！”我妻子毫无反应，因为她不明白“丈夫”是个什么东西，以为指的是吹牛。
我也不知何为“妻子”，只知道父亲不会对我做坏事。后来我才晓得那位待我如王子的甜甜的老人把他的二女儿许配给了我。我见过他多次，称他“岳父”。我们之间发展出一种真正的亲情。我爱之殊深，以致后来每当我生妻子的气，只需提醒自己她是她父亲的女儿，便可转愤怒为柔情。
尽管我不是凭己意订婚，却对父母相中的她乃是命定为我妻子的人这一点绝无疑问。在一种意义上，这般的订婚比诸自由的相亲更具尊严，因为它是天作之合（such a betrothal had a greater dignity than the civil engagement by the free choice of the parties；because it was，as it were，registered in Heaven）。如若一个人自己选了对象，便有可能有时疑虑是否选对了。相反，倘若像我们这般相信一切姻缘均出于天意，便无后悔的余地，正如亚当不能后悔上主只给了他夏娃而未见别的女子。
你很容易想象出，我多么急迫地想会见我天定的妻子。漫长、漫长的时间过去了，婚期终于到了。妻乘着花轿而来。她一下轿，便得履行所有旧式的复杂婚仪，其中包括向写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叩头。婚礼中间，我俩肩并肩站立，我总想从眼角看看她，但怎么也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头巾盖得太厚了。记得有几个客人看到我在偷偷瞟她，便用手刮腮，意思是说我厚脸皮。
叩完头后，我们被带入洞房，坐在床前喝“交杯酒”。酒杯是用同一块木头雕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双生子杯”。只是在那时我才看到了她的脸，对她真是一见钟情。她甚至在那时也未看我，因为她太害羞了，不敢抬起眼来。
饮完交杯酒，又被带到厅里，完成别的仪式，如向亲长、朋友鞠躬，接受侄儿侄女的祝贺等。晚宴上，向所有客人敬酒。到半夜才又被带到洞房二人独处。门总算关了，客人总算走掉了，尽管还有好奇的家伙仍在洞房外等着听我们的新婚夜话。上主原谅他们耳朵发痒！
我一发现我与妻独处，一阵羞涩便笼罩了我俩。我们沉默了好久，好像真是太久了。她太害羞、太善良了而不能先开口，因为她知道，如果妻子先开口，便预示着丈夫要成为妻管严。我呢，则在心里摸索着恰当的话题。突然间我想起了她爸爸，活着时那么和善待我的。就结结巴巴地开口说：“岳父死了，太不好了，是不是？不然，他今天该多高兴啊！”
她阴沉不祥地望着我，回答说：“啊，是的，爸爸那么喜欢你。”
紧接着是另一阵尴尬。我努力想续上刚才的对话，说：“我爸死得那么早，太不好了，是不是？”
她看着我，脸带悲伤，但仍不说话。我想她不好攀交。又过了好久，我说：“两年前我们刚计划好结婚，我妈就死了，这太不好了，是不是？”
这次她甚至看都不看我。我想，是换话题的时机了，就问：“你会读书写字吗？”
“不会，”她回答：“我正准备上学时，你妈传话给我妈说，她不高兴看到她未来的儿媳妇受摩登教育。”
“啊，啊，这我不知道。”我简短地评论。
我疑虑新娘为何如此阴沉。我提起父母令她生气了吗？怎会这样呢？原来真相是这样的：她妈妈曾跟她说，在她首次跟我说话时不应提到死和死人等等，那是会带来灾难或疾病的。我不知道这种迷信，没有妈妈来告诉我。就这样，我“金口一开”，就三次提到了死人。“开金口”指新郎对新娘子说的头几句话。后来她才告诉我那时她对我作何感想：她把我当疯子看——为此，我也不能责怪她。
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婚姻生活的开始是最不吉祥的。但是，真光基督拂去了迷信的蛛网——我们蝴蝶般挣扎于这迷信的蛛网。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自由使我们快乐（Truth has made us free，and freedom has made us happy）。[4]
对西方读者来看，旧式的中国婚姻礼俗必定是不可思议的。记得我在告诉亲近的朋友Dom Edouard Neut——一位比利时本笃会修士——时，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他又惊讶又好笑地问我：“你是说你在婚前真的没见过你妻子？！这怎么会？”我呢，我则吃惊于他的惊讶，好笑于他的好笑（I was amazed by his amazement and amused by his amusement）。我说：“神父，你选了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吗？但你一样爱他们。”
上主给了我一位好妻子，正如他给了我好父母、好哥哥、好姐姐、好的身体、好的智力、好的孩子和好的国度。我不是在为旧的婚俗辩护，而是让你理解使之可能的心理根据（make you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y that made it possible）。妇女的教育也同样如此。旧时代里没有女子学校。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女作家都是在家里受教育的，且是少数的例外。在我小的时候，一个大家闺秀若是被人看见在大街上走路，会被整个宁波的人议论纷纷。所以，我妻子不会读书是很自然的了。但她在家庭传统里深受教育，尽管不是通过读书识字。她母亲教会她如何遵行妇道，如何尽家庭义务等等，结果她充满了常识，这毕竟不寻常（she is full of common sense，which after all is so uncommon）。至于她的宗教信仰，她是在与我一样的精神氛围中长大成人的：中国人无名的本土宗教（the anonymous indigenous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老天和良心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Heaven and good conscience），以及相信上主知道万事、赏善罚恶、高于次一级的神祇（the faith that God sees everything，that He prospers the good and punishes the wicked，that all the minor deities are His emissaries），一切宗教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人善良，帮助别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是帮助自己，因为上主是正义的和仁慈的等。这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它是他们自由自在地在其中游泳的海洋，而三大教[5]不过是海洋的波浪而已。
换言之，我和我妻是在一种淳朴诚实的自然宗教的氛围中成长的。我们甚至把孩子视为上主赐予的礼物。1917年下半年，妻子怀了孕。但三个月后流产了。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头！直到1918年冬天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祖霖（受洗后名为托马斯）才出生。我俩还不满20岁，却已为人父母！这事令人振奋。他是我们14个孩子中的老大，这14个孩子中，13个已得保全，并蒙神拣选成了天主教徒（adopted by God through baptism），余下的一个因我的疏忽而留在炼狱里（in limbo）。
我和妻子常在一起想，倘若第一个孩子未流产，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因为这样一来，祖霖就不能在他出生时出生了，这又会影响我们的第二个儿子，祖禹（教名爱德华）。我们会对彼此说：“啊，还是不要空想这些奥秘吧。上主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我们好。”事实上，你生得越多，生死在你看来就越是神秘。怎么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在创生的事上，为人父母的，和上主比起来，确是小父母了（we parents are only junior partners with God in the matter of creation）。我们的孩子对我们都这么良善、孝顺，这在我越发得惊奇了。他们似乎十分乐意服侍我。年轻时，我常愿有一个弟弟；现在上主给了我13个弟弟妹妹，我仍是家里的宝宝！有一次我和祖霖一起去拜访我的一位年长的朋友、上海杰出的商人余雅清（Yu Ya-Ching）先生，老人问：“这是你兄弟吗？”我说：“不，他是我儿子。”老人笑着说：“我以为他是你大哥！”
事实上，由于我在具体工作方面没有能力，我的孩子都得自己照顾自己，辛苦工作，容易显老。至于我这个万事不管的神秘主义者，时间之流仅仅轻轻地冲刷着我（As for me，who am a carefree mystic，the currents of time have touched me but slightly）。即便在我最晦暗的日子里，我也觉到了一股隐隐的快乐涌自我的心泉，令我想起圣保罗那些感人的话，“似乎要死，我们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格林多后书》2 Cor 6：9-10）。
[1] 法语的Adieu来自a Dieu（“到上主”“to God”），具有宗教意义。
[2] Millikan和Gale是美国近代物理学家，宁波的学校使用的他们编的教科书称为Millikan and Gale。
[3]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创立人之一。
[4] 见《若望福音》Jn 8：32：“真理会使你们自由”。
[5] 三大教，即儒家、佛教、道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