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叫若望
1916年婚后，我与哥哥的关系有了改变。在那个时候，西方的影响已经开始在我心中起作用。在许多因素中，爱默生[1]论“自信”的散文觉醒了我的个性（Among other things，Emerson's essay on “Self-Relianee” had wakened me to my individuality）。我跟哥哥提出，财产分开，各立厨房。这在哥哥耳中听来不亚于一场家庭革命，你能想象我得罪他有多深。他的理想是兄弟俩“五世同堂”。我的格言则是“一灶不容二妇”。我对他说：“先小人后君子，好过先君子后小人。兄弟在患难之时应彼此扶助，但先得自立。如果我们家共用一灶，时间一长，身体虽在一起，心却会分开的。相反，如分开住，就会继续相爱并彼此帮助到底。”
爱默生无须为我的这种哲学负全责，我亲眼见过我母亲与大嫂的关系有多不愉快。最终哥哥让了步，我们在同一屋檐下各建小灶，财产也分了。但他仍是宽宏大量，继续照管我们共有的东西，每年年终都详细地跟我报告情况。这样我才能支付大学费用并赴美深造。
1917年春，老伙伴志摩和我已置身北洋大学学法律了。但在学期结束前，有告示说法学院要从下学年起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合并。天津离家够远的了，北京还要北一点。我不是刚结婚吗？我不愿去北京，宁愿去上海的学校，在那里也可把妻子接来。正巧中国比较法学院（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这时在美国循道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主持下在上海建立，学校也享有声望。1917年秋我注了册，名为吴若望（John Wu）[2]。
没什么比我取名“若望”更自然的事了。我说过了，1917年春我是北洋大学的法学生。那时中国学生中流行的时尚之一便是取西方名字。我们中的一些人挺崇拜一些西方的英雄人物，如George华盛顿、Abraham林肯、William莎士比亚等等。有一天，我和同学徐志摩也决定自己取个洋名。志摩选了“汉密尔顿”（Hamilton）[3]，因为他很想成为大立法者和经济学家。这样他就会被人们称作“汉密尔顿·徐”了。但后来他成了一个有名的诗人，我想这可能是他抛弃所取洋名的原因。
我崇拜的英雄实在太多，取起名来举棋难定。只好参考韦氏大词典的“专名”部分。我按字母顺序看下去。碰到“John”（若望）一名时，甚觉有引人动心之处。我大声念道：“若望，若望，若望……”一连数遍。我很纳闷地自语：“这名字听来怎么像我的中文名经熊？”同学们喊我时，都快得很，把两个音拼成了一个音，听来正像“John”。故而“若望”如手套般适合于我。只要手套长短适合于我，进口的又何妨？我不在乎是在学哪个若望。有好多个若望，若望·马塞尔（John.Malrshall）、若望·济慈（John Keats）、若望·卫斯理（John Wesley）、若望·韦布斯特（John Webster）、若望·福特德（John Falstaff），还有若望·王。伴儿还真不少。但最有趣的事是这么随意取的名字也稳扎了下来。自此后我便人称若望·吴，我希望这辈子若望·吴到底。
法学院院长是田纳西州（Tennessee）来的兰金（Charles W.Rankin），那时约40岁，仍然单身。除了是一个好教师和好院长，还蛮有爱心和牺牲精神。他的敬虔和纯洁予学生以深刻印象（His asceticism impressed all his students）。总而言之，他是我一生所见最敬虔的基督徒之一。他称学生为“张弟兄”或“吴弟兄”，我们称他为“兰金弟兄”。
课在晚5：00～8：00上。常任教授只有兰金本人，但实际上上海有名的律师都会来充当职员，主讲法律各门分支，这些人里甚至包括美国法院大法官Lobingier。学生绝大多数是日里上班的成人。其中一位有50岁了，我则是最小的。记得注册那天碰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我去看宿舍，遇到一个二年级学生问我来干啥。我说刚入学。“什么！”他叫了起来：“看看这些大课本和案例书！我们要每天读100页！你这么年轻，怎能跟得上作业？”我和他都预见不到我会一连六学期成为头名，更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本校校长。生命真是充满了惊奇，快乐的或不快乐的惊奇。
法律课目外，还有宗教课程，由兰金上。他要求我们读《圣经》，我深深爱上了它。兰金本人的表率作用是我寻求他的纯洁精神和爱心的活源头。我们宗教课上所用的课本——俄尔（James Orr）所著的《基督宗教的上主与世界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者概观了基督宗教哲学，以优美的笔调描绘基督，对三一教义具有清晰的看法。这本书我仍带在身旁，划满蓝红着重线，这是30多年前划的，看上去却宛如昨日所为。他是这么写道成肉身（Incarnation）[4]的：
道成肉身不只是将最丰满的恩宠和能力赋予人性；不只是上主与人灵的动力关系——上主以异乎寻常的力量改变人心或在人心内活动；不只是意识到人性与神之间的形而上学统一——这个统一始终潜伏其中；甚至不是神与信徒之间存在的道德合一、灵性内居（spiritual indwelling）、性格和意志的合一（oneness of character and will）；更不像异教观念中的披上人形的诸神之子——甚或诸神暂时采取人的样子，如毗瑟奴的例子（the Avatars of Vishnu）。《圣经》的道成肉身理想的独特，与整个《圣经》一样独特。简而言之，它不只是神性与人性的合一——我承认每个信徒都借着内居的圣灵有这种合一——而是神格进入人的人格（the entrance of a Divine Person into the human）。
在自然中有上主的内在的临在，但在自然外亦有上主的超越的存在。故而圣子采取了我们的本性，带着它人性的局限，但在此之上之外的乃是他神圣意识的广大的“超越心”（the Divine Son took upon Him our nature with its human limits，but above and beyond that，if we may so express it，was the vast “oversoul” of His Divine consciousness），假如可以这样表达的话。[5]
论到作为文明的杠杆的基督宗教，俄尔写道：
我们知道基督宗教在罗马帝国作为一股社会净化与变革力量所做的一些事，知道它在中世纪基督化并规训野蛮民族所做的一些事，知道现代它作为世纪道德与人道运动的启动力量（inspiration of the great moral and philanthropic movements）的一些事情，基督宗教的这一力量在将来看来要比过去还大。[6]
在19世纪90年代，他写道：
像骑在水面之上的小帆船，基督的宗教将安全地驾驭今日不信的波涛，正如它在往日曾驾驭不信的波涛一样，它载着人类未来的希望（bearing in it the hopes of the future of humanity）。[7]
在这本书的末尾，我用铅笔写道：“感谢作者的良好教诲”（“I thank the author for his edifying words”）。
长话短说，感谢《圣经》和这本书的影响，以及兰金弟兄良好的榜样作用，我首次与基督有了接触，并于1917年冬在循道宗教会受洗；那时我才知道我取若望为名是在学主所亲爱的门徒。[8]
20年后，我成了天主公教徒，“若望”一名仍保留着。最近我才知道“若望”意即“上主乃是仁慈的”（“God has been gracious”）[9]，这概括了我生平故事。
成为公教徒后，我自然开始对每日的弥撒感兴趣。我的生日是3月28日，故好奇地查找这天是哪位圣人的节日。令我大为惊异的是，乃是圣若望·加比土拉兰诺（St.John of Capistrano）！[10]更有趣的是，他的职业跟我一样是律师！
显而易见，生日当然不是我自己选的，“若望”这名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只要我父母不给我取“经熊”——宁波人的发音是“清勇”——这种接近如“John”的名字，我便不会以“若望”为名了。只能说上主是仁慈的，早已为我把一切安排好了。
没有信仰的人可能会说这不过是巧合。但在我，不是这么简单，它是神意。比如，修院院长陆徵祥（Dom Pierre Celestine Lou）——他批准我《新约》中文翻译版的发行——特别欣赏我译的《若望福音》，这也只是巧合吗？我本人觉得译保罗书信最顺手，但院长认为《若望福音》译文是我的名作！在他的遗著《人文学科的相遇》 （La Rencontre des Humanites）里，他写过一些我永远欠他情的话。“在吴经熊忠实的译文里，圣约翰的整部福音阐释为我们中国人获得了字母语言永远不能获得的美与深刻！”（“a beauty and profundity that the versions in alphabetic languages could never equal-for us”）似乎这还不够，他接着说：“它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为我们宣扬着福音，我确信，仿佛是圣若望本人表达并写下了它，倘若上主让他成为中国人的话。”他可能错了，但我非常尊敬这样一个有勇气的人——他在一战结束时敢与全世界为敌、站在中国一边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1]——我尊敬他的真诚和判断。
我引这些话不是为了表扬自己，而是为了揭示上主引导他的一个小孩的神秘方法。那位神圣的院长（陆徵祥）对此说得很好，“我和我的朋友吴经熊，盼望的只有一件事：让所有人的心和眼都愈来愈开放，以看到并接受耶稣，看到并接受他所屈尊启示和赐予的（as much as He deigns to reveal and give Himself）——至于我们呢，我们就可以走吧！”对我说，这是个好建议，因为尽管我的名随的是主所爱的门徒圣若望，对施洗若翰（John the Baptist）却也抱有特别的敬意，他（指施洗若翰）很有道理地说：“他（指耶稣）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12]事实上，基督所有的门徒都跟施洗若翰一样是他的先锋。无论怎样，以施洗若翰的精神来追随主所爱的门徒并没害处。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哪个跟我更亲一些。有时我按这一个来想自己，有时又根据那一个来想自己。我把二者都选为我的主保圣人（patron saints）。实际上，我认为，天上所有的圣人都是我的主保圣人。因为唯独基督是我们所爱的，我们可以交他所交的朋友而不沦为拜偶像者或折中派（Christ being our sole Love，we can make friends with all His friends without being an idolater or an eclectic）。如果我们的爱是纯正的，它也必须是普遍的（The universality of our love i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its integrity）。
让我介绍我多年前收到的一封与此有关的信，写信人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若望·福开森（John C.Ferguson）[13]，他是一个贵格派信徒（a Quaker），也是一个大汉学家。1940年1月，我在《天下》月刊上发了一篇文章叫《思想与幻想》（“Thoughts and Fancies”），署名余露稼（“Lucas Yu”）。费古松博士在北京读到这篇文章，被它打动了，用最绚丽的词句写信给我的朋友全增嘏（T.K.Chuan）[14]说：“我在为余露稼写一则笔记，我当然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谁。他是用优美的、最引人的词语写的。这篇文章注定了不朽，要在别的《天下》月刊上的文章都被遗忘的时候仍被人摘引，因为它触及一个不朽的主题。”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真的。这类溢美之词也不能令我自负，因为自我成为公教徒后，对我作品的表扬在我听来就像是对另一个人说的一样。倘若在我所说所为中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也归功于圣灵；余下的都是属世的（If there is anything good in what I do or in what I say，it belongs to the Holy Ghost；and the rest is earthenware）。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甚至在露稼（Lucas）的名下，在我之中的若望（the John in me）也无法隐藏起来。你会看到，他认为我是依施洗若翰而起名的。另一个动人之处在于可以看出，若望们彼此喜欢。福开森已上天堂领赏去了。若望·吴则仍在涕泣之谷走着朝圣之旅。对福开森博士的记忆珍藏在我心中，在此我请读者诸君原谅我把他的信附在下面，这也是他曾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
西郊（His-Chiao）胡同3号
北平，中国
1940年1月30日
露稼，我的合作者（《费肋孟书》Philemon 2：4），
你在最新一期《天下》上的“思想与幻想”深深感动了我。我听说你跟切斯特顿（Chesterton）一样去了罗马[15]，但未曾从你最近的诗歌翻译和《道德经》翻译想到你的皈依会令你如此激情洋溢。你的心灵状态令我想到了少年时看到的一些人。他们突然受到了灵性的光照，这在脸上也映射了出来。这就称作皈依或转向神（conversion or turning to the Lord）。我不曾相信许多西方人的那种幻想，他们认为贵国人士都是麻木无情的（Not that I have ever believed the delusion of so many occidentals that your countrymen are stolid）；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是富有感情的，我很高兴你做一个基督徒的决定已影响了你的心，因为在我看来，宗教的真理若非是激发了心意，是算不上真正被领会或赞赏了的（no religious truth is ever actually understood or appreciated unless it stirs the heart）。
我喜欢你的文章，是因为它在基督宗教在中国的长期挣扎中开启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时代。我曾哀叹它没有传到能用语言自如地带着自己的感染力来表达信念的人，就我所知，你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中国基督徒。徐光启多多少少是一个政治的皈依者（Hsu Kuang-chi was more or less a governmental convert），李之藻则是一个科学的皈依者（and Li Chihtsao a scientific one）。马相伯有深刻的宗教体验，但他乃是多变的（Ma Hsiang-pe had a deep religious experience，but he was fickle）。现在，你已用不朽的句子用英文表达了自己，你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再表达一次吗？
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兴起中的遗憾是，它的领导人们，绝大多数曾是基督徒并自基督宗教教导汲取过灵感的，却对自己的宗教保持哑默（have been dumb as to their religion）。孙文和他的儿子孙科，倘若像他们的追随者之一李照寰（J.Usang Ly）那样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话，他们的影响力就会增加好几倍。殊为遗憾的是，孙文遇到的是越飞 （Joffe）或鲍罗廷（Borodin）[16]，而非某个奥古斯丁（Augustin）或米兰的盎布罗司（Ambrose of Milan）[17]，蒋元帅有多端纳（Donald）[18]，却没有一个像戈登（Gordon）[19]或罗兰士（Lawrence）那样的人。我们的近史会多么的不同啊！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欢迎你加入基督宗教会，并祈愿你成为一个像以前的若望（《若望福音》John 5：35）那样的“燃烧发亮的光”。不管你是若望还是露稼，我都用手向你致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永远与你同在。
你的福音弟兄（Your brother in the Gospel）
福开森（John C.Ferguson）
再提一件由我名字引起的振奋体验。我是在我亲密的朋友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20]死后成为天主教徒的。我总在祈祷时想到他、记起他，尤其在他生日3月8日那天。我多么高兴地发现3月8日是圣若望节！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但谁能说圣若望与我们俩的聚在一起毫无关系呢？以霍姆斯的方式，我倾向于说，尽管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些东西无足轻重，但“我的感情却仍有些年轻人的幻觉。”
来到火奴鲁鲁后[21]，我结识了另外两位若望，或不如说三位，这第三位深藏在我心中。一位是苏尔比斯会（Sulpicians）的林神父（John Francis Linn）。他是圣斯德望修院（St.Stephen's Seminary）的头脑，该院深居群山之中。每次他上城都顺便来我家一坐。他是我所识最具迷人人格者之一，有着燃烧的仁爱和深邃的智慧。我于一年前结识他，从一开始就被他吸引住了，自此他便成了我的灵性导师（“神师”，spiritual director）。但直到最近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常叫他林神父，听来很中国化。约两周前，正当我沉思与这位对我而言十分珍贵的神父的友谊时，一个灵感突然闪过脑海。我对自己说：“林神父叫什么名字呢？我敢打赌，一定是若望！”我打电话给主教区校长莫连（Eugine Morin）神父问这件事，预感得到了证实！他不仅是若望，还是方济各（Francis），后者也是我特别偏爱的名字！
第二位若望是平信徒若望·夏洛特（Jean Charlot）。我敬佩他的艺术，但更为景仰他的人格。事实上，他的艺术和他的灵性生活是不可分的。他用他的刷子来做祷告。在他那里，才气正当地服从恩典（In his case，genius is duly subordinated to grace）。若望和他妻子素玛（Zohmah）都跟我过从甚密，我不禁常感谢上主给了我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孩子中，我最喜欢的是小若望（John Charlot）。有一次，素玛带着小若望来上我的关于基督宗教神秘主义的课。下课后，小若望用我听不到的声音跟他妈妈说：“我喜欢吴博士。他这么有智慧！”（“He is so wise！”）就我所知，这是我平生第一回被人称作“有智慧”。真的，还是需要一个若望才会认出另一个若望！（it takes a John to recognize a John！）
[1]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诗人、作家，强调人的价值，提倡个性绝对的自由和社会改革，对20世纪初的华人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影响。
[2] John，Johann译为“约翰”（新教）或“若望”“耀汉”“约汉”“若翰洗者”等（公教）。吴经熊在他的《新经全集》中用“若望” （如《福音若望传》）和“如望”（约翰洗者）。
[3] 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国政治家，曾任华盛顿的秘书，任财政部长等。
[4] 即“耶稣降生成人的奥秘”。
[5] 原注：Scribner's（New York，1893），第241、243页。
[6] 原注：Scribner's（New York，1893），第330页。
[7] 原注：Scribner's（New York，1893），第347页。
[8] 根据《若望福音》，John即是耶稣的“爱徒”。
[9] “若望”（John，Johann，Johanan）来自希伯来语的Jo-hanan，Jo（雅威）hanan（表示了仁慈）。
[10] St.John of Capistrano（1386～1456），译为贾必昌等，意大利人，曾在Perugia研究法律，后在该城任法官一时，后入方济各会修道，成司铎；曾多次与异端人物辩论，以保护正统信仰。
[11] 那时，陆徵祥任中国外交官。
[12] 见《若望福音》Jn 3：30。
[13] 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美国人，1888年来华，在南京传教，后任北洋政府顾问等；著作有《中国绘画》《中国美术大纲》《历朝瓷器》《中国艺术巡礼》《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等。
[14] 全增嘏（1903～1984），浙江绍兴人。1923～1927年在美国留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在华任教。
[15] Chesterton “去了罗马”，指“进入罗马公教”。Chesterton于1922年入公教。
[16] Joffe和Borodin是20世纪的革命家和无神论者。
[17] Ambrose of Milan（亦译“圣安博”等，340～397），古罗马贵族，圣人，入教后成米兰主教和神学家，曾影响奥古斯丁。
[18] 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澳大利亚新闻记者，1911～1919年任上海《远东时报》编辑，1934年任蒋介石顾问，后来遭宋美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