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辽远厚重，民主斗士的包办婚姻
闻一多，清华毕业并留学美国，后任教于清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抗战爆发后，抛弃文学救国的幻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不仅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还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
1．清华学子的包办婚姻
闻一多生来喜欢那种高而阔的天空，喜欢拾起脚印里的落花，天生的浪漫，天生的愁肠。情窦初开时，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跟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谈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恋爱。
经历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他成了爱国诗人和情诗王子，只等心仪已久的姑娘来割裂他的灵魂……
可是，似乎是命中注定，闻一多的一生都无法跟一场包办婚姻分开。
故事要从光绪年间说起。1899年，闻一多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他考上了清华，父母马上给他定了娃娃亲，女孩就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高孝贞，未来的岳父大人认准这个小孩儿将来肯定会宏图大展，非常乐意将女儿嫁给他……果然，“准岳父”没有看走眼，闻一多从十三岁开始在清华度过了整整十年的学子生涯，最喜欢阅读中国古代的诗集、诗话、史书和笔记，他练就了出口成诗的本领，成了闻名中国的大才子……
“五四运动”时，他紧跟运动潮流，手书《满江红》贴在食堂门口，然后骄傲地站一阵，看着学生们蜂拥过来，欣赏他的毛笔字，也看看他的志气。
因为闻一多的积极表现，他作为学生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从此，他的一生就跟爱国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他成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鼎鼎有名的新月派诗人。他除了写了很多唯美浪漫的爱情诗之外，还写了不计其数的爱国诗篇。
那时，被诗歌浸润的闻一多，脑海中根本没有 “娃娃亲”的概念。但四川父母的一封信，把一切都打破了。
1922年，闻一多被迫接受父母之命，娶高孝贞为妻。
当时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去美国公费留学，至少要在美国待五年。五年之后回来，年纪就太大了。所以，闻一多务必回四川结婚。
1922年1月2日，闻一多难违父母之命，只好写了一首诗来记录彼时的痛苦——
好可怕的新年，
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
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
结婚明明是喜事，但闻一多却在诗中联想到了死，可见他当初是非常抗拒这场旧式婚姻的。但为了不让父母伤心，闻一多还是回了四川，在家人的生拉硬拽下跟新娘子举行了婚礼。
蜜月期间，他对高孝贞很冷淡，除了看书就是看书，好不容易熬到返校的日子，他逃也似的回了学校。
1922年5月，闻一多忍不住给弟弟写信说：“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它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虽然在信件中跟弟弟说要摆脱家庭的铁链，但实际闻一多并没有这么做。虽然他不喜欢自己的旧式婚姻，但也不至于把妻子抛弃或者置之不理。反而，他专门写信给父母，让妻子出来读书，早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新女性。在闻一多的一再要求下，父母把高孝贞送进了武昌女子职业学校。
让自己的媳妇出去念书，在当时的社会少之又少。如果说他和妻子之间的婚姻本来是有鸿沟的，但他在主动填补这个鸿沟。他在尽量发挥着自己的能动性，让自己的婚姻由“旧式”变成“新式”。
处理好妻子的事情，闻一多才在1922年夏天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他继续关心着妻子的学习和生活，给父母和妻子写信时也是不断鼓励，让妻子不要因为自己是女人，就甘心做一个弱者，事实上，女人如果好好努力，一样可以大有作为……
妻子感激闻一多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开始给他写回信，虽然不像闻一多那样出口成诗，但也包含了女性的缠绵，正好和闻一多浪漫的气质相契合，这让闻一多宽慰不少。
1922年12月，仅仅五天的时间里，闻一多写了四十二首情诗，多数是为妻子而做的，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冒着险将伊的枝儿，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字里行间，包含了对妻子的悲悯，因为他觉得，在这场旧式婚姻中，不仅仅是自己，妻子又何尝不是牺牲品？他决定，从此用独特而新颖的视角去看待妻子，因为通过妻子的来信，他知道她对自己的爱是从内心出发的，每一个为爱情而走心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何况是他的妻子！
1925年夏天，闻一多提前两年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1926年，闻一多把妻子和女儿接到了北京。妻子对闻一多的照顾非常周到体贴，还经常跟丈夫一起读唐诗，这个善良的女人决定好好地跟丈夫“谈恋爱”，慢慢抚平丈夫心中关于“旧式婚姻”的缺憾。
妻子抱着懵懂的、自己永远说不清的爱情，为闻一多低到了尘埃里……她不经常说爱情的词，但却一直做着爱情的事。终于，我们的大诗人有了这样的感悟——爱情仿佛一簇白云，蒙蒙漠漠，拥一只素氅朱冠的仙鹤……
闻一多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情观：“女性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的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若是没有女人，一大半的诗——大半最宝贵的诗，不会产生了……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
但除了妻子，浪漫的诗人会去别处寻找这样令人怦然心动的情感吗？
1926年，因为时局变化，闻一多离开艺专，先后去了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和妻子聚少离多，只靠书信联系。1930年，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去青岛大学任教，认识了该校中文系的女讲师方令孺。她也很喜欢写诗，深得闻一多的好感。杨振生和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豪饮聚会时，总会邀请方令孺共饮，宴席散后，闻一多偶尔会和方令孺交流诗歌……但也只限于诗歌而已，因为永远不背叛妻子，是大诗人闻一多的底线。
但闻一多无法制止坊间关于他和方令孺的流言。为了打消人们的胡乱猜忌，1932年，闻一多把妻子和孩子接到了青岛，全家人守在一起，自此，流言破灭了。1932年8月，闻一多又回到清华，任中文系教授，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妻子和孩子才正式过上安定的日子。在这前前后后，高孝贞给闻一多接连生育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们就是他们这场旧式婚姻的结果，闻一多无比感谢妻子对家庭的付出，决定好好教书，让妻子和孩子们跟他一起过上更好的日子。
他们的家里经常出现这样和谐的场面：妻子带着幼小的孩子念诵儿歌，而闻一多从书桌旁边抬起头来，给孩子们打着拍子。
他们夫妇希望这种明媚的日子永远继续，你恩我爱，岁月静好。
墨心同碧月，诗骨比疏梅。春桃，夏荷，秋桂，冬梅，诗歌里的意蕴永远无穷无尽，妻子最朴素的愿望就是：丈夫与诗歌缠绵之后，不要忘了回家。
而闻一多比妻子更清楚，生活有时是诗歌，但有时是猛虎和豹子也不一定。
2．为了黎明，来一回带血的绽放
自从广阔的疆域里出现侵略者的铁蹄，祥和就必将消失殆尽。闻一多把妻子和孩子们带到北平，刚刚幸福地生活了五年，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1937年7月，高孝贞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探亲，闻一多带着三个小的儿女留在北京，正在期盼妻子早日返回、一家团聚时，一场灾难来临了—— 一天，卢沟桥方向传来剧烈的炮声，日寇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了！
诗歌再美，也不过是生命底片上的叹息；诗歌再深邃，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也是硕大无比的茫然。
闻一多这个以写诗而著名的浪漫男人，开始热血沸腾，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挽救中国。而他刚刚稳定的家庭，也不得不像千百万中国家庭一样，陷入颠沛流离之中。更让闻一多夫妇揪心的是，他们一家现在分隔两地，受炮火阻隔，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团圆。
时光飞转，只几天时间，华夏大地就已经改变了模样。到处人心惶惶，到处道路阻隔，到处物价飞涨……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乱了。
尘世已然变成了一片血腥的汪洋，看着被欺凌和践踏的疆土，闻一多仿佛闻出了尸体腐烂的臭味。
而身在湖北的妻子担心着闻一多和几个孩子的安危，不断给闻一多发加急电报，催促他马上离开北平，回武汉去……但当时北平到武汉的路已经不通了。
心急如焚的闻一多开始给妻子写信，他说他不怕死，他只是想为国家做点什么，他恨不得马上就杀到最前面去……话虽这么说，但不能让孩子们跟着他陷入危险之中。所以，信件刚发走，闻一多就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由津浦路回到了武昌。
这时，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收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邀请后，闻一多马上准备赴滇，是啊，虽然战争很残酷，但教育不能停止，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当时在湖北，有一个能挣钱又能当官的机会，可闻一多拒绝了。妻子很生气，因为她暂时还不理解丈夫的追求。她苦苦哀求丈夫无论如何留在汉口，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鬼子打过来，真要逃难的话，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可怎么行？可闻一多执意去往教育岗位！他有一种预感，自己似乎马上就要变成战士了。
闻一多赴任后，为了“惩罚”他，妻子一个月都不跟他联系。闻一多数次写信回来，妻子均不回信。万不得已，闻一多最后写了封长信，跟妻子说，“清华、北大和南开的所有教员加起来不下数百人，几乎每个人都是抛开妻子儿女跟着学校到处跑，为什么别人能受的苦，我就不能受？我这么做，不也是在支持我们的国家吗？如果你能原谅我就给我写封回信，如果不能，就当我已经死了，从此都不用再给我写信了。”
妻子看到闻一多把信写成这样，马上心软了，立刻回信给闻一多。闻一多看到信，欢喜得不行，马上又回信给妻子报平安。
夫妻之间不愉快的插曲过去了，战争的洗礼让远隔千山万水的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日军迅速占领了上海和南京后，继续西进，已经逼近武汉，妻子和五个孩子的生命再次受到威胁。好在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要来联大任教，正好妻子和五个孩子可以和闻家驷一家同行到昆明。途经贵阳时，妻子收到闻一多托朋友转交的亲笔信：“向来没有同你一起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没想到，这封信却成为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从此后，他竟再也没有机会给妻子写这么情深意切的信了，这是后话。
到了昆明后，闻一多一家总算团圆了，但却还是无法真正地安定，几乎每天都要躲避日军的空袭，闻一多一家在云南八年，就搬家了八次。往往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熟悉，又被迫迁到了别处。
身体孱弱的妻子带着一大群孩子东躲西藏，担惊受怕，日子过得非常辛苦。更让人难受的是，全家人经常吃不上饭。闻一多一个月的工资只够全家花个十天八天的，实在没东西吃了，就只能吃点豆腐渣和白菜帮。家里能典卖的都典卖了，实在拿不出钱买粮食了，闻一多没办法，只好把自己唯一的一件狐皮大衣拿出去当了，没想到反而把自己给冻病了。妻子心疼得直流泪，赶忙叫大儿子又把大衣赎了回来……
日子苦点并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看不到未来，堂堂七尺男儿找不到奋斗的方向，这是令闻一多最难受的。在受苦受难的日子里，满身诗情画意的闻一多，不得不直面血淋淋的人生，筹谋着如何保家卫国！
诗歌虽然与男儿的血性不冲突，但是诗歌也该给男儿的血性让道了！
那时，闻一多一家住在郊外，但每周要进城上课两天，为了节省路费，虽然附近有马车，但闻一多从来没坐过，都是走着进城，再走着回来。每当他回来的那天，妻子都早早地准备好饭菜，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口去等。刚一看到闻一多的身影，几个孩子就扑上去，拿包的拿包，拉手的拉手，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面对孩子们的好奇，闻一多总是非常耐心地给他们讲讲城里的见闻，特别是抗日的事……孩子们也感觉诗人老爸变了，却说不出具体哪里变了。
妻子虽然对“男人们的事”理解得不那么透彻，但她却可以在丈夫的生活上下更大的功夫。当她看到闻一多为了省钱而抽纸烟时，就在烟叶上喷上酒和糖水，之后切成烟丝，再滴上一些香油，最后再耐心地炒干，制成特殊的“高氏烟丝”给丈夫。闻一多抽后感觉味道着实不错，所以经常跟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非常好……
妻子意识到丈夫产生巨大的变化时是在1943年。这一年，闻一多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从此，面对严酷的国内形势，他抛弃了文化救亡的幻想，甚至是 “抛弃”了最爱的诗歌，只想一门心思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
教学过程中积极的思索和准备工作，让闻一多迅速地由一个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变成了真正的民主斗士，他跟妻子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1944年，闻一多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从这个大集体中吸取着爱和力量，同时也准备着和这个大集体一起，为了解救中国而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而妻子支持他，鼓励他，二人准备一起迎接因为祖国的命运而转变的人生。
妻子终于明白了丈夫以前说过的话：有一些事，不是一个人在做，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做。
现在他们夫妻的心必须同步，也只有速度和激情，才能打消他们的懦弱和任何犹豫。闻一多看着自己最小的女儿，说：“我爱她，我爱我全部的家人，但我更爱我的国家，为了我的国家，我乐意去死。”
为了祖国的黎明，闻一多乐意来一回带血的绽放。
3．她的心里，他是永远不老的人
当闻一多发生巨变的时刻，妻子高孝贞也成了他事业的伙伴。
革命的洪流中，志士们人头攒动，以大无畏的精神大踏步地走进深重的危险。
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昆明事变，让自己的亲信李宗黄做了云南省的主席，这个丧心病狂的主席指使几百个特务和打手攻进西南联大，开始对爱国学生下手，凡是参与民主斗争、反对内战的学生都吃了苦头，更有四位民主人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面对反动派的暴行非常气愤，亲自给死难的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出殡游行的队伍中，闻一多一直走在最前面，呼吁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鲜血继续战斗！既然他的命运已经被启迪，他就要把爱国的意志植进自己的生命。在闻一多的感召下，许多民主爱国人士好像找到了主心骨。
李宗黄震惊于闻一多的声名在外，假惺惺地给闻一多送来一块石料，还给了丰厚的报酬，拜托闻一多帮他刻印，被闻一多拒绝了。妻子也坚定地说：“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要你的臭钱！”据说当时李宗黄大骂闻一多夫妇不识好歹。
但闻一多夫妇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已经随时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冲开恶势力的禁锢，为了中国的光明和未来，他们已经具备了不可侵犯的威仪。
闻一多的风骨和气节受到很多学生和群众的爱戴，所以拜访他的人很多。有人请他演讲，有人请他写文章，更有一些民主人士跟他讨论战争的部署，这些人几乎要踏破闻一多家的门槛。每一次，妻子都热情地招待他们，特别是对待闻一多的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闻一多夫妇的善良和正义，渐渐传扬开来，许多躲避反动派追捕的学生都住进了闻家，把闻一多的家当成了避难所……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团结在了闻一多的周围。
闻一多在民主运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多会议和活动都是由他发起的，包括一些重要文件也是由他执笔和审定的。有时需要下发一些紧急通知，闻一多忙不过来，都是妻子挨家挨户地亲自去通知。
夫唱妇随。闻一多成为民主战士后，妻子也成了忠诚的追随者。在很多革命同志的眼里，高孝贞静默而慈祥，乐观而心细，虽然身体纤细而瘦弱，但她的眼神幽远，带着不容击溃的坚定。似乎已经看到了更远的未来……当然，也包含着对丈夫的担心。
有一天，妻子跟闻一多说，他们家附近全是特务，她出去买菜，后面都跟着人，而且，她还收到过里面装着子弹头的恐吓信……闻一多微微一笑：“不要怕，我还听说他们悬赏四十万要我的人头，我的头有那么值钱吗？”
妻子听了闻一多的话，笑了。
但显然，情况已经越来越危急，爱国学生们建议闻一多离开，甚至承诺要给他提供贴身掩护，美国加州大学还给予闻一多丰厚的待遇，动员他离开中国，但闻一多都一一拒绝了。
大敌当前，他不能离开昆明，他要坚守在岗位上，做他该做的事。他要给全中国的爱国人士带个好头，起一个好的表率作用，他闻一多，哪怕死，也不要做懦夫！
这个决定，闻一多跟妻子商量了，妻子虽然更加担心闻一多的安危，但她还是选择无条件地支持丈夫。
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闻一多把爱情置于何地？把亲人置于何地？
对此，闻一多跟自己的几个学生说：“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培养感情的人，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还是子女，我都非常重视跟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是，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乐意挺身而出，我感觉，这样做并不违背我的感情。”学生们沉默了，他们无法说出自己的感动，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老师为了一份大爱，已经无私到可以交付出自己的生命。
革命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关系总是一道无法解答的方程式，大爱总是无声的。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也离开了昆明，反动派们认为民主人士的“靠山”终于都走了，终于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大肆屠杀的时候了。
当天晚上，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暗杀了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李公朴。深夜，另外一个民主人士把这个噩耗告诉了闻一多……第二天，无限悲恸的闻一多赶到医院，伏在战友李公朴的遗体上痛哭失声：“公朴没有死！这仇我一定要替他报！”
这时，几个人急匆匆地跑到闻一多身边，把他拉起来，悄悄跟他说，闻先生，快走吧，反动派的黑名单已经出来了，下一个要暗杀的就是你！但闻一多大义凛然地说：“我要跟反动派斗争到底！”
妻子也含泪劝他，最好躲避一下，但闻一多跟妻子说：“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妻子再也说不出劝阻的话来，只好不断地嘱咐丈夫一定小心。
临危不惧的闻一多，面对战友的惨死没有畏惧，而是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同时，他在《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上题词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站起来！”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难的追悼大会上，李公朴的妻子痛哭失声，但特务们竟然猖狂地叫嚣着，有的还吹口哨捣乱。当时为了闻一多的安全，他并没有被安排发言。但看着眼皮底下的捣乱分子，闻一多忍不住拍案而起，发表了历史上有名的“最后的演讲”。他不仅怒斥了无耻的反动派，还当场发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不要小看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不怕死，我们也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着，像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了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在场的很多人都为闻一多捏了一把汗，生怕反动派们会报复他，但听了他激动人心的演讲，又被他激励得叫起好来。民众的意愿再清楚不过了，他们为牺牲的李公朴哀痛，为当时的白色恐怖而焦躁，为了未来的光明渴盼领路的人……
下午，闻一多组织了记者招待会，继续揭露李公朴被杀的真相。反动派的“杀鸡骇猴”没有把他吓得逃走，反而让他更加逼近反动派了。闻一多的这个做法让反动派恨得牙根发痒，粗暴的他们已经等不及再制定什么周密的计划了，就在散会后，闻一多即将进入自家大门时，反动派们采取了暗杀行动……闻一多中枪十余弹，不幸遇难！
妻子奔出门外，扑在丈夫的身上，泣不成声，身上沾满了闻一多的鲜血。
繁盛和凋零只是两个季节，生命和死亡，却是两种选择。这样的结局是闻一多心甘情愿的，所以他坦然而去。
大志常怀梦，平生未了情。若可以，高孝贞也乐意为革命而牺牲，那么，他们必定在另一个世界互相温暖！
丈夫的牺牲激发了高孝贞的无穷斗志。1947年，高孝贞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1948年3月，高孝贞改名为高真，带着孩子去了解放区，还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想起闻一多时，她总是会心一笑，却很少讲述闻一多的故事。他带着棱角的脸，他飘逸的身架，他美妙的诗歌……怪事，他一直是青年时的样子！
她偶尔微微地叹息：“他在我这里，是老不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