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三事

父亲二三事

父亲生于民国元年,大半生是在乱世度过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更何况是草芥式的农民。

我不想为父亲立传,所以我隐其名姓,略其简历,只记下他几件值得一写的小事。

父亲一生劳作,像中国亿万农民一样,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只是他的长相特别。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是铁铸似的,骨头很粗很硬,手指粗壮而僵硬,老是半拢着拳,不能伸屈,也许是他长期劳作的结果;臂胫四楞四方,一到农闲的冬天,四肢就长满了茸茸的毫毛,我怀疑他是野人。他高额隆准,浓眉大眼,经常紧蹙眉头,眼睛射出的是一道道冷光,望而生畏。据看相先生说,他长的是贵人相。但他一辈子压在权贵们的脚下,直到解放后才翻身。

他几乎是个哑巴,很少听他说过话,跟任何人都保持相当的距离。我的舅舅、姑爷等亲戚来了,他张眼瞧一下就算是打了招呼。跟母亲祖母也很少说话。至于作为儿女的我们,都不敢靠近他。他也好像不需要我们靠近。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抱过我们,更不用说常人都有的那种舐犊之情了。

他一辈子可能有许多委屈,经受了许多磨难,但总是打落牙齿和血吞,从不向人诉说,不求别人的理解和同情,哪怕是对自己的亲人。只有在忍无可忍时,他才会不顾一切,如火山爆发。但他很能体贴别人,帮助别人。他与村里的穷哥们的关系很好。只要人家有困难,他有求必应。他是村里最棒的劳力,常人干不了的活,他去;谁家缺了劳动需要的箩筐篾篓,他编。解放后由于他的勤俭,家里粮满仓,猪满圈,谁家缺钱米,都向他求借,能还就还,不还不追债。但他对家里人却很吝啬。妈妈常说他是铁公鸡,钱把得紧紧的,一个子儿也抠不出来。

他的性格倔,倔得有点出奇。青黄不接家里缺粮吃,从不向人告贷,宁肯饿着肚子吃对时饭(即一日一餐),或以野菜充饥。再穷也不去给富人当脚夫,抬轿子,打短工或做长工。不知为什么,他对权贵们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敌意,与他们从来不搭话。本家有一位给地主打长工的伯伯,一见地主就点头哈腰,如果多得了几个赏钱,更是五体投地。他看不惯,不让我们与他家交往,骂这人没骨头,没志气。为征壮丁的事,保甲长多次勒索、讹诈他,榨得家里的猪被抬走了,全家惟一的一床被子也被掳走了。人家都劝他去向保甲长求情。不劝则已,一劝倒激起他的火来,跑去揪住甲长就是一顿饱拳,招来了荷枪实弹的乡丁们的追捕。从此他再也归不了家,在外地流浪了多年,直到抗战结束。

解放之后,他的性格似乎变了点,偶尔能够见到他的笑脸,与母亲也间或拉拉家常。儿女们历来害怕他,不敢与他讲话,倒是他时不时叫一声我们的小名。我们做错事了,他叫着小名,瞪一下眼,骂一声“血牲”;事情做对了,他也叫着小名,照样是一句“血牲”,但面向的是盈盈笑脸。他对我们只是说“血牲”这个词,至今我仍不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然而他那倔得出奇的性格却依然没变。一九五一年,我祖母去世,后辈们忙着寻坟穴,选那“风水”好的地方。他历来不迷信,也不信“风水”,说是“何处黄土不埋人”。后来叔叔们选中了一块“风水”地,但本家的另一房却不准安葬。这可把他惹火了,说:“不准葬,偏葬!”那一房的长者是村里当时的农会主席,有权有势。家里人怕惹麻烦,退让了。而他却一状纸告到区政府(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文字还通顺,意思也表达得清楚),双方对簿公堂。区长见了状纸,只说了一句话:“谁不准葬,就葬到谁家去!”这位农会主席不作申辩就退堂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办食堂”,家家户户的锅碗盆勺都集中,凡属铁的,都砸了送进小高炉,“大炼钢铁”。父亲却直骂干部们“头脑发昏”,从搜家的大队人马手中夺回了一口破锅,自己一人单独在家开伙,“大食堂”刚开办时,天天宰猪杀羊,烹鸡焖鸭,过了一段“共产主义”的“大康”生活。他一次也不去享受,母亲偷偷为他带回一些,他也星点不沾,似乎在进行“绝食”斗争。他成了全公社惟一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

既是“大跃进”,就得做出“大跃进”的样子,浮夸风刮得很狂劲。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广播喇叭吹得震天价响。粮食缘何这样高产?干部们只好说,靠的是积肥。于是县上干部要来检查“积肥”。村干部无奈,只得动员全村老少妇幼,连夜搜集各家的稻草搬到路边、田埂边,摞成堆,在上面撒些土,做成堆肥的样子。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应付上面的检查,集体奋战是当作军令执行的,谁也不得违抗。父亲就是抗命不从,而且不许家里人去“胡闹”。为此,生产队长带来几个壮实汉子,扬言要将他绑去,绑不去,就要用猪架子将他抬去。父亲站在门口,背后横握着一条扁担。横眉竖眼,摆出应战的架势。来人知道他是远近闻名的大力士,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退下阵去。

父亲虽然斗胜了,但他仍不善罢甘休,连夜用他那点有限的墨水,写了几首打油诗,张贴在街上。我只记得其中一首:

亩产粮食超万斤,

胡编乱造头发昏!

满垄堆肥是假货,

不信刨开看个真。

他张贴的目的是想让上面检查团“看个真”。第二天检查团来了,对大队的积肥给予了充分肯定,还说要在全县发通报表扬。父亲怎能料到,这样的打油诗是绝不会让上级看到的,撕下它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为此事,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后院起火了。我叔叔是大队干部,这“堆肥”的“功劳”自然有他一份。父亲听到这样弄虚作假的怪事居然受到了表扬,气得脸红脖子粗,叔叔跟他打招呼,接二连三叫他哥哥,他不仅不理,还怒目相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叔叔在骂骂咧咧,并满肚子委屈地诉说,“谁愿干,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父亲憋粗了脖子,迸出四个字:“配做人吗!”于是两人卷袖管抡拳头。好在母亲、叔母奋不顾身死死抱住各自的丈夫,我也正逢在家度暑假,拉着弟妹们阻隔其间,才避免了一场“阋墙”的格斗。

“三面红旗”继续在哗啦啦地飘扬,“大炼钢铁”,为“超英赶美”,说是在我们的山地中也要修铁路,于是将山上树木砍了个光,小的作劈柴炼钢铁,大的留作枕木(后来成了朽木)。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跟他做干部的弟弟关系越来越紧张,跟谁也无话可说。当时为了歌颂“三面红旗”,动员全民写诗。父亲也诗兴大发,我看了他寄给我的诗,几乎首首都是讽刺挖苦“三面红旗”的,绝对不能外传,我是它惟一的读者。也许是“愤怒出诗人”吧,其中不少诗,远在当时一些风派著名诗人的水平之上。我偷偷地保存着它们,直到“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才不得不付之一炬。

父亲倔了一辈子。倔人都没好下场,草芥小民也不例外。父亲就是因倔而丢了老命。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破四旧”的风火相当炽烈。邻村有一个队长借“破四旧”之名,行封建迷信之实。他买通了公社一位管政法的郑副书记,将我家的祖坟挖了,把骨殖扔得满地,将空穴安葬了这队长家的祖宗。据说这队长老抱怨他的祖宗不庇荫他,官当得不大,子孙也不成器。而我们一大家,却出了个大官连长(我的堂兄),还有我这个所谓“在中央工作的研究生”,以为是祖宗占了好风水,泽及子孙,使他艳羡不已,于是就干出了这样鸠占鹊窠的事。挖掘祖坟,中国人哪怕觉悟再高,也是难以接受的,何况对方干的是打着红旗走黑道的坏事,族人聚集起来,硬拉着父亲跟随去找那队长理论。队长家正在摆狗肉宴,宴请嗜狗肉如命的公社郑副书记。他们食欲正酣,耳根发热,酒气增添了豪气,没料到碰到了这样扫兴的事。这书记冲出门来,一面命队长集合民兵,一面向着来人训斥:“你们聚众闹事,破坏征兵,破坏兴修水利,该当何罪!民兵来了,把你们一个个押到公社去!”来“理论”的队伍见到了这书记的虎威,纷纷作鸟兽散。父亲年事已高,本不愿意参与这样的事,是被大伙硬拉来作壮阵陪衬的,但一听到这书记讲的歪理,他就走向前去,没好气地面向这书记,“破坏征兵?破坏兴修水利?瞎扯淡!”这样的反话,算是摸了老虎的胡须,哪能了得!于是这书记就下令将父亲捆绑起来。开始,没有一个民兵从命,谁也不愿意干这样缺德亏理的事。父亲听说要捆绑他,倔脾气大发作,冲向这书记瞪白眼。这书记大发雷霆,“看你犟嘴,就绑你!”他亲自上阵扭父亲的胳膊,并上来一批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子,硬是将父亲按倒在地,七手八脚捆绑了起来。然后由民兵压阵,游行示众十多里,押往公社。沿途父亲多次挣断了绳索,挣断了再绑,强行从路边农家箩筐上解下结结实实的棕绳,一道一道地绑,像绑死囚一样。

绑到公社,立马升堂三审问罪。父亲气得发抖,一言不发,只有怒目相向,拳头攥得紧紧的。审问一无所获,派出所的枪杆子都用上了,比划着,似非枪毙他不可。父亲不惧淫威,大声喊叫:“黑天了!”官衙治他不住,就将他当作“死硬分子”,投进了私设的监牢,不给他吃喝,不许他外出大小便。牢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这样关押了几天,过堂再审,他们得到的审问结果,仍是“黑天了”那句话。然后就给判“劳动改造”,霜降天要他赤脚下地干重活,活干完了就要他去淘衙门内的所有厕所。他们自觉理亏,也许还有不少公道人去说情,也许官们自己也想找一个台阶体面地下了,说是只要父亲承认错误就可放人。但父亲仍然“死硬”到底,回敬的仍是“黑天了”那句话。

家里不得不打电报将我召回。我到家时,父亲已被不明不白地放回家了。他没有向我诉说这一切的经过,只是感叹地说:“你伯父是民国十五年的共产党员,农民协会委员长,后来被国民党害死。你二伯父和大叔在民国廿五年,你出生的那会,跟随贺龙的部队去长征,杳无音讯。他们都有家小,加上你年迈的祖母,一大家子的担子都是我挑着,我硬挺着盼来了解放……”他从来没有与我说过这么多的话。我历来敬惧他,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这时,我顿觉与他亲近了,我理解了他一辈子沉默寡言、宁折不弯的性格,也使我了解了中国现代农民的苦难史,忍辱负重的挣扎史。接着,他又唾沫四溅地说:“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天黑了,黑天了!国民党的保甲长我都敢拼,非跟他们拼了这条老命不可!”看来,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凭他的性格,也许早就去拼了。还有村里一大帮主持正义的人,都主张去拼,大伙一起去拼。我怕事情弄大,就去找公社的第一把手周书记,因为我们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党的,包括主张去拼的人。周书记倒是很客气,不待我说明来由,就主动地说:“你父亲是个好老头,虽然倔一点。他没有错,是我们错了。得便时,我会与郑副书记一起登门向你父亲和全家赔礼道歉。”正当我与周书记在房里交谈时,那位副书记却在外面大发虎威:“听说他儿子是中央一个什么社的,什么屁大的社,难道比我们公社还大!再大也不怕,刘少奇、邓小平不也打倒了吗!”我觉得这类人充当党的书记,是我们党的耻辱,不屑与他纠缠,只当没听见。

后来,书记登门赔礼道歉的语言没有兑现,父亲忍无可忍,抱着对党的一线希望,就一纸状告到县法院,这状纸还是由我转交的,法院也不予理睬。从此,他忧愤成疾,本来他一辈子没患过病,忽然中风了,接连五次,最后死于脑溢血。他的确死得冤枉。他的死,也给我很大的刺激。革命先烈的血是否白流了!五六十年代的干群关系是否一去不复返了!“民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句并非马列主义的老话,为历代当官的所记取,可是我们一些讲马列的官员却听不进去。当然,这事发生在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作为例外来看,但就是这位为非作歹的副书记,“文革”之后,照样为官作恶,鱼肉百姓,甚至打人致残。现在大家都在说农业问题,窃以为是农村问题,虽然两者只有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有天壤之别。我一直在关注着农村官儿们的德政,凡所关注都令人失望,所以我离乡背井几十年,近廿年来一直不愿回家去拜谒那些父母官。但愿我老家在全国是个例外,但愿现在的父母官变好了。

言归正传,回过头来再说父亲。本来我与他缺乏一般父子之间的亲情,我从小就离开了家,彼此甚少沟通,所知甚少,无意为他立本传,写诔赞。而且他是一介草民,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子因父贵,父因子荣”。但他那身傲骨,那清正坦荡的为人,敢想,敢怒,敢于逆潮流,撕破各种假面具以伸张正义的倔劲,却令我钦佩和敬仰。这不是出于一种父子之间的私情。通观古往今来的历史,真正的正义和良知,往往存在于民间社会、平民社会,“卑贱者最聪明”,叱咤风云、万民景仰的英雄们、领袖们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而已。而今,一些精神贵族和某些土皇帝,已厌烦称农民为“兄弟”了,“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名言更成了他们嘲讽的对象。在他们眼里,“群众”是“群氓”,可以任意驱遣、奴役,惟有他们才是上帝。如果我们多一点平民意识,将高昂的头俯视一下民间,真正深入群众,那么我们的历史将不至于演出那么多的悲喜剧。那些出尽风头的精神贵族们土皇帝们是无可指望的,他们多半像鲁迅所嘲笑的,总在奴才和主子之间不断换位,现在不可一世,比主子还主子,曾几何时却在做十足的奴才,不如草民们硬气。如果我们多一点平民意识,特别是那些身居要位的人,在颐指气使一切的人,那么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将大有希望,不会人为地制造“百慕大三角”,吞没那些有棱有角的人。但愿后来人,活得自由潇洒,不至于在各种淫威之下夭折,像我父亲那样;而能寿终正寝,以享天年。

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第6期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