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父爱

现在做父亲的，对他们的独生子女，待如皇上，视如珍宝，抱在怀里怕冻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不知如何侍弄才好。由此联想起自己的父亲，与现今的父亲们相比，真是恍如隔世！

在别的文章里我曾写到过父亲：“他的长相特别，给我的印象是铁铸似的，骨头很粗很硬……经常紧蹙眉头，眼睛射出的是一道道冷光，望而生畏。”“作为儿女的我们，都不敢靠近他，他也好像不需要我们靠近”，缺乏“常人都有的那种舐犊之情”。他，是无情的，但也并非缺乏父爱。

他沉默寡言，作为严父，很少有“过庭之训”，课子用的是另一套自己发明的办法。

我到了五岁就上学，当时全身长满了脓泡疮，手指握不了笔，启蒙老师不得不为我经常挤脓清洗。放学回来，父亲先是硬迫着我写字，笔杆压着伤口，钻心地痛。接着是叫我背书，背不顺溜，稍作停顿，就扬手给一栗凿。他的骨节有如钢锉，落到额上，就应声长出一个硬包。好在我还算乖巧，上学期间，只吃过他一个栗凿。不然，我的脑袋要么早就成了粉末，要么满头都是硬包，成了多角兽。

让我背书，似乎成了他的业余爱好。往往在晚饭后，天要黑不黑时，就叫我默诵当天刚学过的课文。这一课，在小学阶段，是每天必上的；到了读初中阶段，因在外地住校，这一课躲过了，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寒暑假回家，就来个集中补课。往往是到家的当天晚上加上第二天早晨，他令我将所学过的语文、历史课本拿出来交给他。开始是要我挨篇背下去，也许是不耐烦老听小和尚念经吧，从逐篇背改为抽篇背，他随便翻到哪一篇就叫背哪一篇。待他盈盈一笑表示满意时，我胆子大了，便忽起捉弄他一下的邪念，对他说：“外语课文老师是要求背的，你要我背吗？”“背那鸟语干什么！”他边说边走开去忙他的事去了。

我读高中了，寒暑假回家仍躲不过这一关。高中的语文课，有的是短篇小说，课文很长，也很不好背，并向他说明学校老师并不要求背。他期期以为不可。为此得反复与他交涉，费尽了口舌。“那总有要背的吧”，我只好如实招供，背那些确实要求背的课文。这些课文中有古文，他只有小学程度，我自认为好对付，反正他听不懂，背不出来就胡诌几句，糊弄过去。但没想到他真是老谋深算，凡背古文时，他根据课文每句字数来对应我的声音，加减一个字他都能听得出来。逢到此时，他就大喝一声：“你怎么搞的！”我真是小看他了。好在这时的我，在农村已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身份比他高，钢锉似的栗凿没有再吃了。

直到我读大学时，这一课才完全免了。只是我读的是中文系，他怎么也不能理解，总是说：“读了十多年书了，连中文字还没全认识，怎么搞的！”

我之所以上学读书，走“士人”的道路，纯属出于无奈和偶然。

小学毕业后，父亲认为我识了几个字，会写几个数码子，可以记记账，足矣。他一心一意想把我培养为他的接班人：劳动能手。

小学毕业时，我的老师陈阜东多次找父亲开导。陈阜东也是父亲的老师，在族中很有地位，算得上是个“君子”，所以开导时不无指责：“死脑筋！这孩子是根好苗子，族里有‘励学谷’，只要他成绩好，一年给你几担，不就解决困难了吗？‘励学谷’包在我身上！”君子无戏言，“死脑筋”似曾活动了一会儿，但临到分手时，不得不向我们两辈的老师说：“谢谢你了，实在没法子！他读书就算不花钱，我这一大家子怎么办？”的确，当时我们一大家就他一根顶梁柱。他上有老母亲要赡养，他大哥因二十年代参加共产党搞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害死，二哥及大弟跟随贺龙部队参加长征，他们的家小都扔给了他。他小弟还年幼，在外面当学徒糊口，加上他自己的三个儿女，全家十几口，都靠他一双手。虽然我想读书，但我能体谅他的难处，便下决心一辈子在农村为他当帮手。只是当每年都去代人考学而又百发百中时，曾产生过一些怨尤，怨自己生不逢辰。

家里家外的活儿我都争着干，力所不及的活儿也试着干，还打过短工，一天挣一升米的报酬；当过肩挑小贩，走村串舍叫卖豆豉、瓷碗……人人似乎都是势利眼，不把我当生意人，几乎没有人光顾。父亲责备我太“死板”。

除了生意清淡外，干其他的活儿，父亲无可挑剔，但他总觉得我还没过大关，于是对我进行了高强度的体能测试。自然这也是生存形势所迫。

我十三岁那年年关，家家户户已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我们家却格外显得冷清，一点年货都没有。父亲叫我跟他去贩碗来卖。南方山区的冬天，照样下雪，很冷，一双草鞋裹一匹棕，挑一担换碗的米就上路了。当日因原拟去的窑厂熄火无货，不得不转到外县的一个窑厂，一天赶了百多里地，担子把我压成了牛粪堆，勾头驼背脚弯曲，就是撑不直。父亲看着我的狼狈相，一路骂骂咧咧：“让你读几年书，就残废了！我十四岁就‘当春’（农业劳动的全面手，即全劳力），瞧你这块料，哪行！”我自愧不如，不敢也顾不上哭，只专注着自己不要摔倒。临到晚上住伙铺，就更出洋相了。饭粒一颗也咽不下，只顾喝水。这伙铺好像故意刁难人，铺在楼上，楼梯又很陡。父亲先上去睡了，我却怎么也爬不上。父亲睡一觉醒来不见了儿子，才下楼把我背到铺上。他在恼我，也可怜我，面色阴沉，却没有骂，第二天挑着碗往回赶路。我是连走路都挪不动步子了，担子逐渐递减，最后全摞在了他肩上。我将扁担当拐棍，拄着摇摇欲坠的身子，好容易到半夜才赶到家。一到家，他愤愤地向我母亲告起状来，说我如何没出息，从没见过这样一块朽料。他的状没告准，母亲见我的模样，大哭了一场，也大闹了一场。我也哭了。父亲也在耸鼻子，但他没有哭，我们从未见他哭过。

这一次测试彻底失败了，他对我的期望落空了，但他培养我作为接班人的决心仍不放松。于是到第二年春耕时，又对我进行了一次超强度的体能测试。当时我还未满十四岁。

是做田人都得养牛，耕田耙田靠的是它。而我们家却穷得“一腿牛”（四户合买的牛，各占四分之一）都没有。没有牛也可以租牛，日租金要高出人工价好几倍，精打细算的父亲舍不得也花不起这样的高价。听说在我未作候补农民之前，父亲往往用我舅舅来代牛耕地。舅舅缺乏牛劲，受不了这样的累，坚辞不干了。于是他就转而打我的主意。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历来很瘦弱，人称我为“豆芽苗”，哪能跟牛比，且个子也不及牛的一条腿高。父亲历来是说一不二的，在家中，他的话就是圣旨，谁也拗不过他，何况我这个作为他儿子的小字辈哩，只得遵命！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们父子俩下到水田中。水蓄得深深的（据说可以减轻犁田的负荷），齐腿凉得起鸡皮疙瘩。这一点我还能忍受，因为从孩提时候起就经受过这样的锻炼。接着在水田中举起一个用硬木做成的木架，我在架子前面当牛，父亲在架子后面把犁。人背犁的活儿开始了。我觉得这玩意儿新鲜，从未玩过，凭着一股爆发劲，哗哗地背了两圈。父亲在背后不断地指点：“还行。人要往前倾，全身的劲要集中在肩膀上。”这时我已上气不接下气，劲也使尽了。“前倾”的指点，操作起来总是不得章法，开始狗啃屎地摔跤了，全身陷入泥水中。头几次，还能立即爬起来，临到下午时，趴下就挣扎不起来了，父亲不得不前来将我扶起。这时，他反常地惊叫：“快上田埂，看你全身的蚂蟥！”我挣扎到田埂上，看到全身的蚂蟥，就像死虫身上叮满的蚂蚁，不剩一点空隙。我吓得麻通了全身，一根根地抓。父亲走到我身边，用巴掌一下下拍，告诉我，“要拍！一根根抓，抓到何时！”四个巴掌接连不断地拍，露体部分快要拍干净了。父亲又马上叫我脱下衣裤，我很不好意思，怕羞，上衣脱了，裤子是他硬扯下的。结果也发现了不少蚂蟥，阴部肉嫩，离下肢近，叮的最多。折腾了半天，总算弄干净了，没有成为蚂蟥嘴里的尸肉。最后又把我的头按到他胸前，从头发茬里也抓了好几条蚂蟥。这时我全身都是血，也许是劳累过度，鼻孔也在哗哗地流血，父亲用尽了一切止血的土办法都无效，只好班师回朝。

回到家里，父亲唉声叹气，没想到他心目中的接班人竟给他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死不争气，没出息！”他骂不绝口。这时，我的鼻血越流越厉害，嘴里、鼻孔里三孔并流，父母都慌了手脚，母亲一边痛心疾首地哭，一边忙着烧纸，用纸灰往我鼻孔里塞，好容易把血止住了。母亲看着我的模样，边哭边骂我父亲：“太残忍了！把儿子不当人，只要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条命也不要了！”父亲似乎感到理亏，没有还嘴，悄悄地走到屋外去了。母亲为此伤心透了，接连几天罢工绝食。加之我的鼻血还在时断时续地流，最后流出的只是一些淡红色的水，小小年纪就得了失眠症，这就更加深了母亲对父亲的敌意。

母亲不放心我去接父亲的班，于是她去说通了做木工的舅父收我为徒弟。舅父历来喜欢我，欣然同意。只是当时我还举不起那劈圆木的重斧头，拉不动那解木板的大解锯，只算注册登记作为预备木工。

一九四九年冬，家乡解放了，农民都欢天喜地。我开始萌发了上学读书的意念。次年初春，我背着父亲去报考当地的一所中学，待到录取通知单下发后，才去与父亲交涉。父亲沉思了很久才说：“凭你的身体，在农村是活不下去的。人总得有谋生的手段，如果你能读出个名堂来，将来当个教书先生，也算是一条活路。”父亲默认了，而且他没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考虑问题很实际，期望值不高，读书也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于我没有多大的压力。

终于我从候补农民和预备木工变为学生了。但读书的道路也不顺畅，命运似乎老在捉弄我。刚在中学念了不到两个月，因缴不出“膳食”而停餐，不得不卷起铺盖回家，照样当候补农民。白天跟着父亲干活，晚上在桐油灯下看课本，农活学习两不误。当时学校管理不严，不上学也允许去参加期末考试。考试结束张榜时，我各科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取得了全班第一名。第二学期开始时，学校统一命题，举行全校的作文、数学和大字比赛，我分获一、二、三名，连续三次上台领奖，不少老师、同学都不认识我，以为我是外来的插班生。而父亲却仍不满意，认为每门功课必须得一百分，他说他读小学时就这样；三项比赛仅仅一项得第一名，那两项怎不能得头奖？他要我包打天下，包揽一切。但我在校却因此出尽了风头，一贯严如老虎的校长亲自与我谈心，并给予我高额助学金，免去一切学杂费用，上学不花一分钱。父亲从我同学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对我不再那么严神厉色了，但他不仅不表扬我，反而向我说教：“不要自以为了不起，骄兵必败。”

从此，他不再将我当作他的接班人搞体能测试了。但劳动课，外加操行课，却一直常抓不懈，直到我当了研究生。

在他看来，劳动既是一种本领，也是操行的一个部分，而且劳动还可延年却病。

初中、高中的每年暑假，我尚未到家，有关我的劳动日程表就已经安排好了。每个暑假都命我放一棚鸭子，少则六七十只，多则百多只，从毛茸茸的毛鸭养到成年的肉鸭，恰好是个暑假的周期。从天蒙蒙亮到日落西山，我整日在外面日晒雨淋，与鸭群相伴。晚上，他就把我赶出家门，或去村里的扫盲班当教师，或去访贫问苦，理由是要我放下架子，去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解民间疾苦。

我是从农村里滚爬出来的，哪有什么“架子”。为“架子”的事，我曾与他进行了一次交涉。读初三时，我的眼睛已深度近视，坐在教室的前排也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不得不配了眼镜。回到家中，他厉声喝道：“把那框子摘下来，摆什么地主老爷模样！”我不得不向他作详尽的解释。可是他还有理：“不看书还戴它干什么，路上人家见了你，人家能理解你吗？”我申辩说：“摘下眼镜，我就不认人了，碰到熟人不打招呼，人家不就要说我是摆架子嘛。”他也感到了两难，只好听之任之，但他逢人就代我作解释：“我儿子是个睁眼瞎，不戴眼镜不认人。”他生怕自家出了个“老爷模样”的人。

我读大学了，我的“架子”问题更为他所关注。有年暑假回家，我一进门就要我脱下鞋袜。他的理论是：“只有地主老爷们才爇风脚（意即残疾），人不沾地气，怎行！”本来我初入大学时还打着赤脚，后来校长以“有碍观瞻”为由，制订了必须穿鞋的纪律，这才重新穿上。对此我不作任何申辩就遵命执行。

但是，冥冥中似有什么总在与我为难，与我父亲开玩笑。赤着脚干活，脚板上起泡，扎进小砂石，划个小口子，这都是能够忍受的小创伤。没料到一天在搬旧木料时，忙乱中发现右脚背上露出一截三棱的屋梁锈铁钉。低头细看，这是一颗长足三四寸的大铁钉，从脚心穿透脚背，家中几个人死劲将它拔出。我血流如注，好在一把草药敷上，没有感染化脓，只是留下了至今仍可触及的一个硬疤。从此，父亲对我大失所望，明显地出现了代沟。我是否穿鞋子、戴眼镜，他都懒得管了。

我大学毕业了又读了三年研究生，家乡人都向他打听我的情况，他只是说：“还在读书哩。”人家总以为我是成绩差的留级生，他也不作任何解释。他的儿子书读得再多再好，他也只认为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丝毫不值得夸耀，更无“光宗耀祖”的观念。

父亲早已说过“懒得管”我了，但在我工作前仍管过我的闲事。

一是我的婚姻。他从多方面打听到我没有女朋友，并下决心在工作前绝不谈恋爱，这使他急了。从来不愿多谈话的他，也唠叨起来：“读了几年书，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去照照镜子，看你长得像什么模样，老柴兜一个……人是平等的，只要人好，城里人配个农村女，知识分子找个劳动人，也蛮般配……你这样的人，谁愿嫁给你，哪个小伙子不比你强……”他这么一数落，我倒真的有点自卑感，虽然同学们给我起的绰号都是什么“斯基”之类的大名人，是不是人家在挖苦我？我从来不照镜子瞧自己的长相，不关心自己是啥模样，他这么一说之后，我偷偷地找来一块破镜子，尽量搜索脸上的毛病。任怎么吹毛求疵，也不像是个“老柴兜”，可见父亲仍在打我的“架子”。

另一件事是我新婚之夜的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就笃笃地来敲门，叫我快去地里翻薯藤。闹新房把我们折腾到下半夜，刚入梦乡就来叫门，我很不高兴，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新娘子也爬起来，想跟着去。我不让去，略表对我父亲的抗议。当然，综观他的为人，他做出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并非是有意要再来打我的“架子”，或在新娘子面前要摆他家长的威风，因为他固执地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人就是劳动的动物，没有任何时间和场合的例外。

父亲一辈子没有哄过我，没有当面说过我一句好话，也没有在人前夸耀过我，当我在学校和社会上小有名气时，邻里的乡亲们仍不知我在何地从事何种职业。他待我之严，近乎苛酷，常人难以忍受。一九八〇年，当时他已三次中风，半身已失去知觉，知道有生之日不长了，便只身瘸着一条腿，来到北京，向我的家人告别。临别的先天晚上，他哭成了泪人，哽咽着向他的孙儿孙女们说：“你们的父亲跟我吃尽了苦头……是生错了人家。……他读书，是苦读出来的，是他自己争取到的机会。我是半截身子进土的人了，愿你们像父亲那样，好好做人，你们要好好孝敬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觉得他这些出自肺腑的真言，是临死时的喟叹。看来他对我还是充满了父爱的。他嘱咐他的孙儿孙女们孝敬我，而我却从未孝敬过他。当我的日子稍稍好过一点，有能力孝敬他时，他已成了一抔黄土，再也分享不到我的成功和欢乐。虽然他生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企求，在他看来，生儿育女，不是放债，只求儿女们各有“谋生的手段”，好好做人。越是这样，越使我自咎。我是应该孝敬他的，是他，教会了我怎样为人处世，怎样把生活看成是一种斗争，怎样锤炼自己以越过可能遇到的刀山火海，面对人生的一切挑战。是他，教会我尊重别人，关心下层社会，关心民间疾苦，人可以出人头地，但不能高人一等，人只有职业的不同，没有尊卑的区别。如果我还算得上是一个对社会对人群多少有点用处和益处的人，首先是得益于父亲那近乎严酷的教诲和锤炼。

一九九八年清明节

原载《当代》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