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祭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我考入高小，偶然看到一首边塞诗，句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阅后，涕泪零零，湿透了掩面的袖子。其时，我刚十一岁，情窍未开，但因它而联想起了我伯父伯母一家的命运，不得不为他们全家哭泣。
伯父在我的印象中，个头不高，比起他那务农的壮实如牛的弟辈来，像树林中的一棵灌木。他虽然是农民，却像个教书先生。他生有五个子女，家累很重，很少过问我这个侄儿。他与我的缘分，是为我取了一个名字，而这还是我后来从父母口中听来的。我与他除了有一点血缘关系之外，并无很深的感情。这也难怪，他们兄弟五人，他的大弟和三弟，经他手，于一九三五年送给了贺龙将军的部队，西去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大弟还留下了妻小两口，四弟年幼在外面学徒，二弟即我父亲，一家已有四口。上有多病的老母，房无片瓦，地无一垅，都是为生计而自顾不暇，家庭愈大，交往愈少。道理上他是我的伯父，我是他的侄子，情谊上却如路人。
但他有两件事，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还在我刚有记忆的孩提时代，就常见他被荷枪实弹的丘八们五花大绑地捆起，牵牲口一样地把他带走，长则几个月，短则十几天又放了回来。回来若是在夏天，总见他光着身子坐在阶沿上，露着纵横的斑斑血迹和累累伤痕，有的渗着血，有的灌了脓，苍蝇围着他打旋圈。每逢这时，我总是双手擎着大蒲扇，为他驱赶苍蝇。他默默地望着我，时不时用红肿的手掌抚摸一下我的头。我看着他那可怜的样子，不禁哭了。他却说：“男孩子要长成大丈夫，不能哭！”
另一次刻骨铭心的印象是发生在一九四二年顷，家里忽然被乡丁包围了，包围圈向我伯父的住房收缩，没过多久，伯父就成了一大群鹰爪下的小鸡，被拖曳到禾坪上，按倒在地。忽见一乡丁抽出了剃头刀，我以为他们要割他的喉管，吓得连爬带滚躲进了房中。事后才得知，这剃头刀还是派了它特有的用场，剃了伯父花白的头发和红棕色的胡子，将他“美容”成一个壮丁的模样。其时他已年过半百，却被强行充作壮丁押往了抗日战争的前线。
他去了前线之后，听说曾给家中来过一封信。信中说了一些抗日的大道理，并说师团长官很看重他的文笔和修养，派他做些文书之类的工作。可是自此之后，却音讯杳无了。
有人说：“你伯父吃亏就吃在多读了一些书。农民应该本分，读什么书！”有人却说：“他是个难得的秀才，旧学底子很好，新学也在行，琴棋书画，样样是高手，在陈氏家族的豪绅中，论本事，没有一个能盖过他。”据知，他读过私塾，又读了六年新学。读书入了迷，农活和生计都不在行，生活过得很艰苦。但又很不“本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当地农民协会委员长。他不仅在本乡本土搞土地革命，一九二七年，还率领一批农民武装去攻打宝庆府，兵临城下，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他见大势已去，为隐蔽实力，不得不率众偃旗息鼓潜回老家。“四·一二”事变后，他自然成了阶下囚，但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才免于一死。他并未因此“洗心革面”，一直做着“刁民”和“顽民”，处处与当局和土豪劣绅作对。为民请命，农民诉讼的事，他都包揽了。一次，他为一农民写卖山契约。写完后就暗暗告诉卖主，“明日可招几十人，将山上所有成材的树木，全部采伐运回，伺机卖出。”卖主不敢，他应允一切后果由他承担，且不要分文报酬。卖主照办了，买主气急败坏地诉诸衙门。由于他早在卖契上做了文章，买主败诉了。从此，伯父作为“讼棍”“恶棍”和作为“当代包公”的恶名和美名并存。他经常捉弄权势者、为富不仁者，总是毁之者有之，誉之者也有之。贺龙将军所部经过家乡西去长征时，他又一次成了风云人物，迎来送往，安置伤病员等都由他操持，并动员农民参军，在他的号召下，本家十多个男丁都参加了红军。
由于他“恶习不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理说不过他，法奈何不了他，要去掉这个肉中刺、眼中钉，并非易事。抗日战争爆发，他们便假以民族大义，强行让他这个小老头做了壮丁。他们认为，这一去，他即使不成炮灰也会被拖死累死，有去无回。
他们果然达到了目的。抗战后期，战线扩展到我们的邻乡，经常听到枪炮声，看到连绵不断往后撤的国民党伤兵。全家人都在枪炮声中做着可怕的想象和猜测，都偷偷地躲在路边的灌木丛中偷看伤兵中有无他的踪影。抗战胜利了，仍不见他的音讯，其死已无疑了。不知他死在何处，他的白骨该是早已化作烟尘了！
他虽然是被绑着押往前线的，但他既到了前线，却并无怨艾，这可以从他的来信中看出。的确，他为了阶级的解放，已付出了青春的代价；为了民族的解放，自然也会义无反顾地去赴汤蹈火，献出自己的生命。
死者已矣，但生者却极其艰难！
伯父走了，留下了多病的妻子和五个未成年的子女，这是需要他照料和抚养的；还有年迈体弱的母亲，未成年的幼弟，和他那去长征的大弟的孤儿寡母，对此他也有分担赡养和照顾的义务。一大家十多口，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没有任何家产，就是一副铁肩膀也挑不起这样的重担。他死了，怎能瞑目于九泉！
他走后，全家人特别是祖母和伯母眼睛哭得半瞎了，邻里的各种安慰和劝解都不起作用。我也许是少不更事，也许是认命，不像他们那么悲伤，只是每到夜晚，一边望着东方的星星，想象着东方的战事和伯父的行踪；一边望着西边的星星，想象着参加长征的二伯父和四叔。大人告诉我，前者是从东方去的，后者是从西方去的。望着冷清清的夜空，驰骋着伤残的想象的翅膀，不愿想却常常想。
抗战胜利后，伯母幻想伯父生还的希望破灭了。她经年累月借着月光编织草鞋以糊口的活计忽然断了，总是见她打着饱嗝，或哭或笑，时又自言自语，时又放声嚎叫，通宵达旦。邻里不得安宁，但谁也不忍心去责怪。每到这时，我又想起了伯父，想起了我所目睹的凄惨的场景，想象他在战场上的白骨，朦朦胧胧中做着噩梦。每逢刮风下雨的夜晚，噩梦做得更为频仍和可怕。
我总想尽一切可能帮助伯母一家，但一双稚嫩的手，除了有时为她剪剪草鞋的毛茬之外，只能不断从家中偷运粮食和饭菜给她。伯母只要听见我进厨房，就守候在厨房外面的角落里接应。久而久之，父母发现了我的偷盗行为，但他们没有过多责备我，只是说：“我们明里已给他们一份了，你暗里再给他们，以后就谁也不要吃喝了。”我本知道自己一家的艰难，吃饭常年有三分之二的日子是“瓜菜代”，从此之后，我很少这样偷盗，但秋收过后仓有成担的粮食时除外。
父母那有限的接济和我那可怜巴巴的偷盗，对伯母一家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她的五个儿女，我眼睁睁地看着死去了三个。三个死去的堂弟妹们，都是本家伯伯一手安葬的。从此我不知为什么，特别恨他，认为他是个没心肝的刽子手，直到我成年时才不念旧恶。
每年农历七月中旬的前几日，是乡俗的鬼节，家家户户供奉回家“探亲”的列祖列宗，让他们品尝刚刚收获的新鲜五谷、瓜果，活人尝新，亡魂也得尝新。供奉的对象只限于寿终正寝者，凡夭折者、战死客死他乡者不得享受这样的供奉。据说他们属于“野鬼”，只能于七月十四晚在岔路口或桥边享受一点冥钱。每到这晚，祖母必然领着伯母，除携带一些例备的冥钱和香火外，还额外备一果盘，盛着新米、瓜果，去一拱桥边供奉他们已成野鬼的亲人。每到这时，我才又一次记起伯父以及未曾见过面的去参加长征的二伯和四叔，还有夭折了的堂弟妹们。
更为可怕的是幸存的亲人也终至成了路人。伯母为死去的亲人和活着的儿女折磨得不成人形了。眼睛半瞎，佝偻着腰，走路总是把握不住重心，向一侧倾斜着，神经兮兮的，喜怒无常，语无伦次，小孩们都躲着她。在一个阴冷的冬季里，她撑着一把黑伞，从后门悄没声地走了，带着比我小一岁的堂弟。堂姐早在一个多月前，已被人家用花轿抬去作童养媳了。当时家人没有一个人为她送行，大人们也不许小孩们去张望。事后才知道，伯母带着一个“拖油瓶”改嫁了，男人是个半残废的老头，靠制作箱笼冥具为生。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伯母了。据说，有时就是亲人和熟人见了她，谁也不主动跟她打招呼。这种状况直到解放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的抗日战争，死亡了千千万万的人，破坏了无数的家庭，连带遭殃的不知是它的多少倍数。一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是用烈士的鲜血蘸写成的；人民共和国的雄伟殿堂也是用他们鲜血之水，骨骼的钢筋，肉躯的泥沙构筑而成的。岂止烈士，还有他们的女人和儿女！我对于他们，一辈子铭记着、崇敬着。
草于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夕
原载《散文》199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