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诗与史的交涉:钱澄之《所知录》书写样态及其意涵之研究

其间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

——钱澄之《生还集自序》(1649年)

明清之际的钱澄之(原名秉镫,字饮光,晚号田间,1612-1693),在南明弘光朝(1644-1645)覆灭之后,先后追随隆武(1645-1646)和永历(1646-1661)二朝。曾任隆武朝延平府推官,后任永历朝礼部精膳司主事、翰林院庶吉士,迁编修,管制诰。作为一介书生,他身涉闽、粤艰险之地,积极从事抗清复明的活动。复明失败后,一度出家为僧,后返回老家安徽桐城居住。晚年穷困潦倒,游历四方,勉力保存遗民气节,以著述终老。

钱澄之的诗文写作、史学和经学研究,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惜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除有关《诗经》、《周易》、《庄子》、《楚辞》等的研究著作之外,钱澄之的诗文集《田间诗集》、《田间文集》均被禁毁。而他极为重要的一部诗文集《藏山阁集》,因牵涉南明史事甚多,在当时就无法刊刻,只能以抄本形式在私下流传,世人多不知晓。这样,导致钱澄之在诗文上的声名,于乾隆四十五年之后就逐渐不彰于世。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钱澄之另一部在当时无法刊刻的著作:《所知录》。此书是他精心撰写的南明史书,主要记载从隆武元年(顺治三年,1646)到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七年间的南明史事,也涉及弘光朝(1644-1645)的一些秘闻。《所知录》一书的史料价值甚高,是“记隆武、永历两朝最直接之资料,堪备南明史事之征”。自晚清以降,南明史得到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之后,《所知录》一直就是研究南明史的必备史料之一。但是,作为一部史书,《所知录》的体例与通常的史书有着很大的区别。钱澄之在《所知录》中记载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会用他本人所写的诗歌来补充或重新叙述历史事件;诗歌或补充历史细节,或发表意见,或抒发感情,不一而足,其总数达73首之多。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中,像《所知录》这样将诗歌书写与历史书写并置的体例是比较特殊的。这批出现在史书中的诗歌,不但是探讨钱澄之的生平、历史观和诗歌写作的重要范本,而且更是研究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书写与历史书写如何交涉的绝佳例子。

一、“每有记事,必系以诗”的史书《所知录》

钱澄之自称,《所知录》所记载的南明史事,大多为“所亲见者”。而写作此书的目的,就在于纠正各种有关南明史的“伪说”。同时,他也自信《所知录》“较他野史为稍确也”。正因为如此,《所知录》从一开始面世就被视为较为真实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黄宗羲(1610-1695)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曾称赞说:

桑海之交,纪事之书杂出,或传闻之误,或爱憎之口,多非事实。以余所见,唯《传信录》、《所知录》、《劫灰录》,庶几与邓光荐之《填海录》,可考信不诬。

黄宗羲此处提到的《传信录》、《填海录》二书似均已失传,署名“珠江寓坊”的《劫灰录》如今也有抄本传世,但流传不广,且经过篡改,史料价值相对有限。惟独《所知录》因其史料价值甚高,被士大夫私下辗转抄录,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所知录》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钱澄之在记载史事的时候,经常系以他本人的诗篇。钱澄之在该书的《凡例》中解释道:

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托诸篇章。……每有记事,必系以诗。或无记而但有诗,或记不能详而诗转详者,故诗不得不存也。删者甚多,亦存其记事之大者而已。

这种书写,就史书的撰写方式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历来史书撰写,很少以韵文直接来补充正文之记载、描述的。早期的史书中引用诗歌、韵文,如《左传》引《诗》,《史记》大段引用《楚辞》或司马相如之赋;后世史书则仿效“太史公曰”之类的论赞体,直接用韵文总结或评论史事;这些都不是《所知录》中韵、散浑然一体的写作。所以,《所知录》引起后世一些史学家的不满,认为它“有乖史体”,于是擅自将书中的诗歌删除。面对这种情况,清人傅以礼(1827-1898)颇表不满,并加以辩驳:

至注中分系诗篇,人亦疑有乖史体,故传本每多删削者。不知钱氏本擅词章,所附各什,尤有关系。只以身丁改步,恐涉嫌讳,未便据事直书,不得已托诸咏歌,藉补纪所未备,观例言所称“或无纪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稿转详”等语,即知其苦心所在,乌得以寻常史例绳之。

傅氏以为,《所知录》中诗歌为正文的“注”。在傅氏看来,作为史家的钱澄之身处明清易代的特殊时刻,因而很多事情不能堂而皇之地写入史书,于是转而用诗歌以“注”的方式来代替。然而从上文所引《所知录》的《凡例》来看,诗歌显然与正文有参照印证的作用,其功能似乎不仅仅只是对正文的注解。当然傅氏的解释暗含着另一层意思,即诗歌较之史书而言,叙事比较隐晦,不容易触犯忌讳。这也是古代诗论家在看待诗歌与历史不同作用的时候,常常持有的一种观点。

傅氏的解释是否合理,姑且不论。本文最为关注的是,究竟如何面对《所知录》中的这批诗歌?钱澄之既然说“删者甚多,亦存其记事之大者而已”,那么,未删之前的诗歌的面貌是如何的呢?什么是“记事之大者”呢?删诗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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