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所知录》的版本、撰写时间、诗歌来源、删诗原则
要知道《所知录》中诗歌的来源，首先须厘清该书的版本情况。在目前所知的十五种《所知录》抄本中
，诚如傅以礼指出的那样，其中有不少抄本将钱澄之所写的诗歌删除了。但根据钱澄之本人所撰写的《所知录凡例》，可以断定，如《荆驼逸史》本、庄士敏抄本等删除诗歌的抄本，一定是抄写者的臆断与妄改，是不足为据的。在那些保存诗歌的各类抄本中，也存在着不少差别。简言之，主要有三卷、五卷、六卷之分，区别如下：
本文论述的六卷本据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清末新学会社排印本；五卷本据上海图书馆藏清是亦轩抄本；三卷本据江苏省常熟市文管会藏清抄本。在三卷本中，卷三卷首为“四月日上御经筵”一段，此段文字在六卷本与五卷本中，恰在卷二《永历纪年中》之中间。
诸本之间，《隆武纪年》、《永历纪年》两部分在文字上大同小异，所录诗篇亦无差别。所异者只是《南渡三疑案》与《阮大铖本末小纪》二卷，五卷本将此二卷合而为一，文字及所录诗篇有小异而无大别，三卷本则根本没有。对此，学界本有不同意见，或认为《所知录》本无此二卷，或认为有之则是全璧。笔者亦倾向于《所知录》本有此二卷，《南渡三疑案》所记虽为传闻，《阮大铖本末小纪》虽仅记载阮氏一人，但同样在叙述之后系之以诗篇，体例与《隆武纪年》、《永历纪年》并无差别。
六卷本《所知录》共载有73首诗歌，今核查，其中68首来源于钱澄之的《藏山阁诗存》。《藏山阁诗存》分《过江集》二卷、《生还集》七卷、《行朝集》三卷、《失路吟》一卷、附录《行脚诗》一卷五部分，收录钱澄之从崇祯十一年(1638)至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之间写作的诗歌。这68首诗歌，27首出自《生还集》，37首出自《行朝集》，其余3首出自《失路吟》；有些诗题则略有差异(参文末所附“《所知录》所收诗歌与《藏山阁诗存》之关系表”)。
《藏山阁诗存》的结集应在1651年之后不久。早在1651年(辛卯)春，钱澄之就已经开始编辑刘湘客的日记作为《所知录》的资料；但迟至他年过七十(即1681年)，钱澄之仍在修订。因此《所知录》的编撰时间始于1651年之前，修成于1681年之后。由此可见，《藏山阁诗存》本是完帙，《所知录》中的诗歌是钱澄之依据“存其记事之大者”的原则，从《藏山阁诗存》中选录出来的。
钱澄之晚年在《复陆翼王书》中说：
仆昔流离闽中，以吟咏纪事。凡所传闻，即为诗志之，有《哀江南》、《续哀》、《广哀》及《悲赣州》诸杂诗，俱录入《生还集》。已，在岭外，复值乱亡，亲见死事诸君子，皆系以诗，亦散见《两粤集》中。
可知钱澄之“以吟咏纪事”的诗篇，主要分为两类：其一为“传闻”，即事；其二为“死事诸君子”，即人。《藏山阁诗存》中的作品，内容本十分丰富，举凡诗酒流连、抒情咏怀，所在多有。然而，一旦要求诗歌记载事件，就只剩下纪人和纪事，尤以纪事为主；而所谓纪人，其目的也在于表彰其人的事迹。如此，采入《所知录》的73首诗歌，自然也无非纪人、纪事两种。同时，这些诗歌又根据“存其记事之大者”的原则，专录与君王、名臣、良将及与军国大事关涉者。
(一)纪人。如卷一《故人行》记路振飞，《哭漳浦师》记黄道周，《陈将军行》记陈谦，《贡川闻王郡伯死为位哭之》记王士和；卷二《章北院行》记章旷，《吊忠诗》记陈子壮、张家玉；卷六《髯绝篇》记阮大铖。
(二)纪事。此为大宗。重要的如卷一《行宫词》三首记载隆武帝及其皇后，当时并称“二圣”。《闽江水雹歌》记载隆武二年正月“雹大如斗”、“天昼黑”等异象。《沙边老人行》、《楼船行》、《赠杨幼于给谏》三首记赣州兵变。《恭纪》记隆武帝焚烧大臣迎降书以安抚人心事。《无题》、《鄞江怨词》记隆武蒙尘汀州。《黯淡滩》记马士英等被杀于黯淡滩。卷三《麻河捷行》记马进忠麻河大捷，《悲湘潭》记湘潭失陷事，《悲信丰》、《悲南昌》记李成栋战死。卷四《圣德诗》记永历帝赦金堡事，《旴江感事》四首记广州失陷及永历帝驻南宁。卷五《传疑诗》三首记南渡假亲王、假太后、假太子三案。
上文曾引述钱澄之所说“无记而但有诗，或记不能详而诗转详者”(《所知录》“凡例”)一语，可见，就钱澄之自己的分类来说，他是通过纪人和纪事这两种不同的诗歌题材，来弥补《所知录》一书没有记载(无记)和未能详细记载(记不能详)这两种遗憾。可是，连历史书写都不能记载的人或事，为何诗歌反而能记载下来呢？这就牵涉到“诗史”的写作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