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滞后”的原因
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指责，虽然不能同意那种偏激的看法，但也要承认问题不少。造成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如人意的原因是什么？一种说法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才气”的人不太愿意研究当代文学史。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其实，反过来说可能要好一些。这就是，在八九十年代（至少是到90年代初），许多有才华的人更愿意做文学批评和现状研究。文革结束以后，跟踪、把握当前的文学现象，发现有价值的文学问题和作家作品，确实比研究当代文学史更具有挑战性，更刺激，似乎也更有学术含量，当然也更容易产生社会效应。只要回顾80年代文学界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一点。另外一点是，在80年代，所谓“当代文学史”研究，指的是50—70年代的文学现象。这个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性”，在文革结束后被普遍怀疑。在未能提出新的视角来证实这些对象的价值的情况下，它的被忽略是必然的。
准确地说，应该说是在现代文学中的某一线索，某一部分中找到有力证明。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张颐武老师曾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在《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转型中》中，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被限定在“现状”研究，而忽略了“史”的研究的原因，是“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巨大的学科优势造成的。他说，在“新时期”，“当代文学”一开始是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不能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而80年代“个人主体”的这一主导性话语，在“现代文学”中找到最有力的例证。于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轨迹，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五四前后的辉煌起点（高峰），其后是不断退行、下降的过程。下降的起始点有的定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有的定在1937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学，而谷底是文革时期。文革结束后才有了文学的“复兴”，这一“退行”才宣告终结。这样，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探索自然没有必要，“当代文学”被看作是“次等学科”，当代文学研究也就被理解为“共时”的现状研究。对20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这种理解，是相当普遍的，也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如最近出版的，由孔范今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在处理文革前的当代文学现象时，它采取了极大的压缩、忽略的方法，来表达这种评价。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不是文革后从“现代文学”中分离出来的，它的体系、概念、描述方式，也就是它的学科话语，当时就已经基本确立。
从学科关系来观察当代文学史研究被忽略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但需要做出一些补充和修正。第一点，“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不是文革后从“现代文学”中分离出来的，而是自50年代就开始积极建构；虽然当时“当代文学”的时间还很短。它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学科话语，它的体系、概念、描述方式，也就是它的学科话语，当时就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到了80年代，这一整套的学科话语，受到广泛质疑。
旷新年在《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文学评论》1999/1）中指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当代政治实践的激进化，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了一部左翼文学史”；而80年代以来所建立的“‘文学性’的文学史秩序”中，“左翼文学就逐渐被排除在‘文学’之外”。
第二点，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上，80年代确实表现了“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强大优势和压力。但是，在50—70年代，则正好相反，是“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优势和压力。在那个时期，“当代文学”倒是“高一等”的。在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书的文学史观念和评述框架，确立于60年代）中的文学史图景，与“新时期”一些现代文学史，或一些论著所描绘的图景很不同。王瑶等所展现的是不断上升的图像，新文学是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克服问题和弱点而上升的产物。现代作家、文学运动存在的问题，只是在解放区文学，只是到了“当代文学”，才得到“真正”解决。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等，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论著中，是放在审察的、带有一定程度的批评性的框架中处理的。到了80年代，“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这种学科等级关系，发生了“颠倒”。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当代文学”阐释的价值和“可能性”，确实在这十多年中，出现了“危机”：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