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
现在看来，过分“成熟”也不是件好事，而“不成熟”中也许蕴藏着更多的活力。
在2014年，再说当代文学史研究“滞后”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十多年来，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不少重要成果。这包括文学史著作，也包括思潮史、文类史、问题史、作家作品论等。期间，出现两个“热点”，一是“十七年文学”研究，另一是“回到80年代”的80年代文学研究。“十七年”这个在八九十年代曾被忽略的时段突然成为“准显学”，有多方面原因。或者是感到它的“债务”还未被很好清算，或者是在当前社会文化状况下，觉得它的“遗产”仍有加以分析、承接的价值。而对“80年代”的重返，则是试图获得对当代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知。80年代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是当代“前30年”和“后30年”的联结点、转折点，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各种问题，各种文学观念和写作“传统”形成紧张对话、转换的时期，是把握、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经验的节点。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程光炜和他的学生的系列研究成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等），和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值得重视。
听说，这部当代文学史现在正在修改，它的面貌可能会有所改变。
这里所说的“文学史”，不仅仅指“通史”，也包括当代文学研究的专题史、文类史、阶段史，以及带有文学史性质的重要作家、流派研究等范围。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于现代文学史。有的人甚至认为，现在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不能读，大多是“垃圾”。这当然也包括我过去参与编写的那些。这话听起来很受刺激，让我们这些长期做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人伤心（有的则感到愤怒），是重大打击。这种说法虽然过于偏激，但当代文学史写作在这20多年中，确实问题不少，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概还是可以成立的吧？
有人认为这是研究者不努力的缘故。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还是努力，也很辛苦的；至少是不比另外的研究者更偷懒。平心而论，90年代出版的多部当代文学史，以我见到的几部，也各有特色，可以见到在更新观念和方法、改革编写体例上所作的努力。如刘锡庆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略》（北京师范大学1996年版），除文学思潮外，主要以文学体裁区分，特别注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放可训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个人的著作，评述扼要简洁，有许多富启发性的见解；《中国文学发展综史》（赵俊贤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以作家的“文学观”，作品的“文学形态”，文学运动的“思潮模式”的“发展”为描述角度。也许会觉得那些划分过于琐碎、僵硬，而框架的设定也有些“先验”，但这确是一种有益的试验；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则是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史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共三卷，三大厚本。这部文学史追求全面。除大陆外，也包括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另外，还用很大篇幅写到少数民族文学，写到文学批评。这些都是创新之处。它写入的作家、作品最多。“排排坐，吃果果”（笑）——当然，座位和果子再多，也不够分配，充分满足需要。因此，是否能坐上位子，排在前面还是后面，在评述时是被列为重点，还是只在“……等”中被列名，便都是个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敏感，在正式定稿、出版之前，稿子都处在“保密”状态中。这部文学史出版后受到的批评之一是比例失调。批评者说，古代那么长时间，在“通史”中只有五卷（不包括“近代”），而“当代”50年，篇幅几乎占了全套书的近三分之一。这个指责当然有道理，不过，在历史的编纂中，总是时间越靠近越详细，这也是一个“规律”。
一个作家“官职”的大小，可能和他文学的成就成正比，也可能不是这样。
目前，人们对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普遍持怀疑态度，而强调“个人”写作的意义。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集体写作也可以构成一种优势，同时形成一种“个人写作”所不能具备的方式：提供不同见解、不同声音的相互参照、互相质询。当然，前提是参与者确有自己的声音和见解。
我觉得问题是另外的方面。比如，因为“当代编”是集体写作，即使经过主编的统稿，各部分在观点和评述方法上也还是显得不平衡。文学史观念也存在可以讨论的地方。前面谈到的作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问题，这是写当代史时都会遇到的难题。但是“当代编”编著者这方面的意识和处理方法，突出了这一矛盾。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国史馆”的权威意识吧？觉得是类似于“定评”的“正史”。这大概和“文学所”的地位有关，觉得有点像过去的“翰林院”？因此，在评价上，入选的作家作品上，便很注意平衡，注意各方面的关系。对于作家的介绍，有的部分很重视“官职”：部长、副部长、主席、副主席、代表、委员什么的，不厌其烦。这些“官职”对作家自然很重要。不说周扬担任作协副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等，能认识周扬在当代的活动吗？不谈袁水拍是如何一步步上升到文革期间的文化部副部长的，能看清楚一个诗人的“命运”吗？不过，“当代编”里面好像不是这样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一个作家“官职”的大小，可能和他文学的成就成正比，也可能不是这样。而“当代编”对这些身份的处理方法，会让人觉得它是作家成就的重要标志似的。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声明，我也是文学通史“当代编”的“编委”之一：按照规定，凡撰写两章以上的作者都是“编委”。我为诗歌部分写了两章（定稿时有一章压缩删去）。所以，如果说它存在一些问题，我当然也有责任。[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