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的“学科话语”

寻找新的“学科话语”

这样，在80年代后期以来，不少研究者努力于寻求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的尝试，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他们试图从学科之间的关系的变动上，来寻找、确立学科的规范性，试图寻找有效的阐释方法，来为50—70年代文学提供阐释的空间。下面介绍我所见到的一些成果。它们的观点和方法，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当然，我们不见得会都同意。

一是陈思和关于抗战以来文学史研究的想法，这集中表现在他的一组文章中，如《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等（这些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后，收入1997年广西教育出版社的《陈思和自选集》）。在这里，“战争文化心理”和“民间”这些提法和概念，既富启发性，也存在许多争议。他提出把抗战到“文革”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相对独立阶段来处理。这一看法当然自80年代中期起就不断出现，只不过在时间的起点上有所不同。另外，陈思和指出，即使在文学高度“一体化”的时期，仍存在多种的文化因素。它们不仅存在于文本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文本内部。据说，他新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提出了“潜在写作”的概念，来发掘50—70年代的“另类”文本。这是很有趣的想法，我们等待着看到他是如何处理的。^[3]

二是黄子平的研究，也就是他的《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本书。香港出的，内地的版权听说正在联系。这本书的最主要部分，是研究现代中国小说的一种小说类型，他称之为“革命历史小说”。这个概念，自然不是他首先使用，但他给予这一概念以确定内涵，并对它的基本形态做了出色的描述。我的印象是，他力图抛开简单粗陋的政治、美学评价，把对象放到“历史深处”，揭示这些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这种考察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小说如何讲述革命，另一方面是革命如何规约、改变我们想像、虚构、讲述革命历史的方式。例如，在分析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秩序时，他谈到如何处理“真实”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这就是努力把关注点引向“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上来。这种研究的可能，其中的一点是对价值决断、意义评判的必要抑制。但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几乎是我们本能的强烈欲望。这之间的冲突，黄子平如何处理？他在处理时，其间的“圆满”和显露的“裂痕”，是我所感兴趣的另一点。这个问题，下面可能还有机会讨论。

此书已经由上海三联书店在2001年出版，书名改为《灰阑中的叙述》。黄子平的进入“历史深处”揭示文本“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的设想，有时会因过分强烈的评价欲求而受到损害。

“再解读”，这指的是唐小兵编的书，也指这些年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工作。《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收入刘禾、黄子平、孟悦、戴锦华、唐小兵、刘再复、林岗等的一组解读著名文本的论文，如小说《生死场》、《在医院中》、《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歌剧《白毛女》，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电影《青春之歌》、《红旗谱》等。这些论文的撰写与编集，不仅为着具体文本的重新阐释，而且更与“现代文学史的重构”的目的相关。其中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被称为“大众文艺”的实践。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中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等的地位已大为下降，或被处理得支离破碎。这本书对从20年代江西苏维埃政权提倡的文艺运动，到解放区文艺，以及当代五六十年代文艺的这一线索，给予重新关注，不使我们过早忘却。这是有意义的。唐小兵在书的“代导言”（《我们怎样想像历史》）中，讨论了“大众文艺”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等的关系，称延安文艺运动具有“多质结构”的复杂性，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都是活跃思路的看法。这些解读还有两个现象值得重视。一是不仅注意文学文本，而且注意戏剧、电影等艺术文本。在编者看来，这不只是解读范围的一般的扩大，而是关系到左翼文化界“对文化及其生产过程的一次大面积重新定义”。还有一个是，重视文本的改写、改编、变迁的现象。这应该说是“当代”的重要文学（文艺）现象。是由文学（文艺）在当代政治运动、社会生活的特殊位置决定的。对这种变迁与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历史想像的关系，在孟悦对《白毛女》（从歌剧到电影，到芭蕾舞剧），戴锦华对《青春之歌》、《红旗谱》（从小说到电影）的文章中，有很好的分析。

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一书，2007年列入“文学与当代史”丛书由此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除原有篇目外，增加了周爱民、贺桂梅、姚玳玫的三篇论文，唐小兵的“再版后记”和多幅插图。《再解读》收入的论文，在学术路径、阐释理念上其实并不一致。但在运用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来重新进入当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文本，重构文本的语境、体制，并由此进一步发现文本与泛文本之间的裂隙、共谋、相互补充等的复杂关系上，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一般来说，人们对于“再解读”所引发的开拓当代文学阐释空间有较高评价，但对它的限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上过分迷信理论框架的影响，讨论不足。

《再解读》一书所收的文章，对文学文本所做的分析的路子有一定的共同点。笼统（或者“粗糙”）地说，也可以称为“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文本的文化想像，来讨论文本中蕴涵、呈现的性别、阶级、民族／国家这样一些问题。这种研究，有时可能离“文学”很远；事实上，有的研究者也并不想把落脚点放在“文学”上。不过，像孟悦、戴（锦华）老师等，还是更愿意在“文学”的框限内（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来从事这一工作。读戴锦华的文章，可以发现有两个关注点，或两个限度。一是在材料、对象的选取上，有她所设定的“艺术价值”的标准。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它的复杂性。比如，在对待所谓“纯文学”作家和处理“大众文化”现象上，标准不可能一成不变；而究竟什么现象、材料能纳入研究视野，其根据不仅不会、而且主要不以单纯的“艺术价值”来判定。这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另一个关注点或限度是，在阐释时，重视“形式”的因素，发挥可能有的艺术感觉。这避免了把文学文本当成说明文化问题的枯燥材料来肢解。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发现、把握“中介”的工作：但这绝对不是纯技术的。具有审美的敏感，有好的艺术感觉，才能深入到作品的感性层次，分辨、体察其间（包括形象、情绪、色调、语词等）细微和差异之处。

前面说到，“再解读”既是对具体文本的再阐释，更重要的是文学史重构的组成部分。它是对文学史图景、描述方法等的一种试验。90年代以来，不少人都在做。谢冕老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有一个时期也以“再解读”为中心，涉及的文本有《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百合花》、《青春之歌》、《望星空》等等。李杨近年来也集中做这方面研究，有的成果已在他的《抗争宿命之路》（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中得到体现，另外的成果，也陆续在《黄河》（山西太原）等刊物上发表。“再解读”工作的背后，是不是有这样的思路？在一个文化处于“危机”（或者用不那么尖锐、不那么耸人听闻的词“转折”来代替）的时代，阐释、再解读的活动，是对历史所做的“文化清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清理，以便在失去立足点的情况下，重新寻找立足点。

上海的王晓明先生在我们系演讲时，曾说到有一种所站立的土地已经被“掏空”的感觉。这大概是他和陈思和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感性动因吧？80年代普遍存在的那种乐观主义、理性主义，现在，在一部分人中确实出现了破裂。在这样的情况下，阐释活动就成为一项重要、紧迫的问题。当文化出现“危机”（“转折”）的时刻，我们往往会重新去审视过去被称为“经典”的文本，阐释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已经写定的、具有范例性质的文本。在80年代，阐释的文学文本的重点，是另一类的，如鲁迅的《野草》，沈从文的小说，张爱玲、钱锺书的小说等等。这一线索自然还在延续。但在90年代，左翼文学、尤其是当代革命文学的某些文本，又受到某种程度的关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一现象表现了什么，与现实社会文化状况是什么样的关系，都值得我们思考。

1962年的一本已交稿，1919“五四”的一年正在写作。估计在今年（2002）能够出齐。

另外的一项与当代文学史研究有关的工作，是去年（1998）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丛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老师明确说，体例和研究路向上，主要借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1898年到本世纪末100年的文学历史中，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11个年份，以此来涵盖、辐射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问题和现象。第一本是1898年，谢冕老师写的。现代文学部分的执笔者还有程文超、孔庆东、旷新年、李书磊、钱理群等先生。当代文学部分是1956、1967、1978、1985和1993年。另外，计划中还有1919和1962两本，还没有完成。这套书在大的写作原则上有所协调，但基本上是个人的著作。我实际上还没有全部读过。总的印象是，涉及的现象、材料比较具体，有许多感性的东西，这对于我们进入具体的“历史情景”，是有好处的。对历史的概括描述自然很有必要，但也会漏掉许多细节，而这些并不是毫无价值的。所以，我在我执笔的那一本（《1956：百花时代》）的前言中，说了这样的意思：我们都相信“历史”是可以被处理为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许多具体的情景，事实在不同人的情感上、心理上留下的一切，却不那么容易讲清楚。许多细节，许多体验，有时可能比概括性的结论更重要。这是这套书的有些意思的地方之一，也提供了文学史写作的另一种思路。另一点是，这套书表现了重视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环境和文学生产方式的趋向，对作家和文本的关注，比较少。有时谈到作品，也立足于对文学思潮、问题的评述。这是特点，当然又可以说是弱点。这个问题，陈平原先生在座谈会上已谈到。也就是说，在文本的重读与阐释上，似乎没能提供有更大参考意义的经验。还有一点是，一般说来，当代部分比较起来显得弱一些，自然也包括我的那一本在内。我在写的过程中，想法一直不是很明确，借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没有形成有“穿透力”的眼光。材料的把握有许多欠缺，对现象的理解更缺乏魄力。其实，当代部分我们接触到的文学现象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对这些现象，以及现象之间的关联的理解，有时还停留在一种比较浅表的层面上。即使是文学生产机制、生产方式这类问题，当代部分的研究也未得到有学术深度的开展。上面说的这种差距，除了研究者自身的条件以外，和时间距离、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准、资料的发掘等因素，都有关系。

现在看来，这种谈论方式不很妥当。只能说，80年代确立的那种现代文学史研究方法，对研究当代文学、文化现象，并不是万能的、完全合适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有其他的努力和成果。这些努力，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有可能培育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思路和方法。这种思路和方法所要确立的，并不是简单的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成熟”的方法、理念的靠拢。“当代文学”有许多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切合的途径。不同时代，不同时代的文学所提出的问题，既有共同点，又有不能取代的特殊性。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对观察当代的文化现象和文学问题，并不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当代文学”究竟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怎样对待，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应回避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经过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几代学人的工作，处在一种相对的稳定性之中。而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可以说还是暴露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之中。从目前的情况说，现代文学史研究，相对说可能是“很”“成熟”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所进展，主要是寻求对“规范”的偏移；对“当代文学”而言，则是寻找使之“规范”和“稳定”的路子。因而，前者将会有更高的“学术水准”，而后者或许有更大的新鲜感和挑战性：因此，我们也不必过分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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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确是这样。有些题目没有来得及讲，如“激进文学思潮”、“文类演化”等，但增加了当代文学的“生成”，当代文学的“资源”等题目。

[2] 在1999年底，见到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上、下两册（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对原来三卷本的修改，也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史著作。

[3] 课快讲完的时候，才收到出版社寄来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因此当时来不及做更多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