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炫学小说的出现，又与古小说理论家赋予小说的诸种职能有关。在古代小说理论中，有关小说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劝善惩恶，振励世俗。
儒家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居统治地位，而儒家文艺观则左右着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小说虽难登大雅之堂，但同样受制于儒家文艺观的支配，小说创作照样要讲究载道、劝诫、助名教。
小说的这一社会功能，从其文体意义上的概念产生之日起，便已存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其所谓“可观”，自然指的是小说有裨于治身理家；其内容，当然要合乎儒家道统。干宝《搜神记》之撰作宗旨是要“发明神道之不诬”(12)，但同时他又何尝不复欲以不诬之神道说法劝戒众生。至唐人刘知幾，更明确宣称，小说之“语魑魅之途，而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13)。宋人曾慥认为，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14)。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阐述小说借人物故事现身说法、形象教育民众之社会功能，尤为透辟：“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15)
明以后，论小说当有助名教、有补于劝世者甚多，已成为一种基本的观点。如瞿佑《剪灯新话序》称其创作“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静恬主人序《金石缘》曰：“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读者“当反躬自省，见善即兴，见恶思改，庶不负作者一片婆心，则是书也充于《太上感应篇》读亦可”；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也云：“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
清初，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更鲜明地以儒家伦常及其人格理想称道小说：“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
既然小说负有正风俗、美教化、劝善惩恶的社会使命，加之小说家多受儒家思想影响，希望以小说创作影响社会众生，他们便很自然地在作品中利用一切机会，或插话议论，讲道学，谈因果，辨正邪美丑，或借助人物言语，宣名教，论善恶，褒贬世俗。此等内容，连篇累牍，频繁集中，如同牧师布道，迂儒炫学。事实上，这一功能，恰恰正是炫学小说得以产生的理论因素之一。
（二）羽翼信史，弘扬忠义。
小说开始被列入子类，自唐人刘知幾《史通·杂述》提出其“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后方有人将它比附正史，称其为“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16)。及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勃兴，评论家与作家便更明确地以羽翼信史为稗官之任，并标榜其大旨一如正史，在于弘扬忠义，讨伐奸屑。如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云：“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意，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稗说与正史的区别，无非一者义微旨深，一者浅显易晓；一者非通儒夙学不能懂，一者则贩夫走卒、黎民百姓均可读。其主旨则一。
吉衣主人序《隋史遗文》，则由信史与稗说所描写内容的差异入手，阐发了它羽翼信史的功能。文中云：“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苟有正史而无逸史，则勋名事业，彪炳天壤者，固属不磨；而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湮没无闻。纵大忠义而与昭代忤者略已，挂一漏万，罕睹其全。悲夫！”吉衣主人认为，正史与遗史虽同为史，其区别在于：其一，正史纪事传信，遗史搜逸传奇；其二，正史叙写建立功勋事业的显贵，遗史则补写不具备入正史资格，却具有侠气英风的豪杰。总之，遗史演义，虽不同正史，却可“补史所未尽”(17)，且于“政令之是非，风俗之淳薄，礼乐之举废，宫闱之淑慝，即于此寓焉……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则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18)。
小说羽翼信史的功能，从本质上表明，它本身就是历史，一种形象化的历史。小说的这一功能，又是炫学小说产生的发酵素。在古小说家看来，小说的羽翼信史，无非是靠近历史，或考证史迹真伪，以俗语出之，如《东周列国志》类；或攀今吊古，以历史故实为劝惩资料，寓褒贬之情。后类情况在古代小说创作尤多，在炫学小说中更为常见，至于补正史无法包容的内容，补正史之缺，也为的是靠近信史。
（三）资谈薮、广见闻。
隶属于“大小说”概念范畴的笑话、杂记等类作品，在小说史上特别发达。笑话类，如隋侯白《启颜录》、唐朱揆《喈噱录》、宋高怿《群君解颐》、无名氏《籍川笑林》、明江进之《雪涛谐史》、赵南星《笑赞》、冯梦龙《广笑府》、《古今谭概》等；杂记类，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南朝梁殷芸《小说》、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崔令钦《教坊记》、孙棨《北里志》、范摅《云溪友议》、宋欧阳修《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陆游《老学庵笔记》、元杨瑀《山居新话》、明陆容《菽园杂记》、张岱《陶庵梦忆》、清余怀《板桥杂记》、昭梿《啸亭杂录》等。其编纂撰作宗旨，均在于资谈薮，广见闻，助娱乐，寓劝惩。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已称滑稽笑话“意存微讽，有足观者”(19)，历代笑话类之作，多将此奉为圭臬。孙棨《北里志自序》称其杂记之作，云：“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桃源居士序《五朝小说·宋人小说》，言及宋人笔记，亦云：“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馀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
然而，要全面充分地体现这种职能，却非淹贯渊博之士不堪胜任。元人杨维桢《说郛序》曾评《说郛》云：“阅之经月，能补予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覈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稗官；其资谑笑，可为轩渠子。”是可谓全面实现了广见闻、资谈薮的功效。
综上所述，无论是小说创作的具体实践，还是在批评家的观念中，资谈薮、广见闻，均已牢固地成为古小说理论中的小说职能。这职能，不会不对明以后出现的长篇章回小说发生影响，这从明清长篇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一观念与炫学小说的关系尤为密切。
关于炫学小说的代表作《镜花缘》，武林洪棣元撰《序》评之，曰：“夫岂无惬心贵当卓然名世者，总未有如此书之一读一快，百读不厌也。观夫繁称博引，包括靡遗，自始至终，新奇独造。其义显，其辞文，其言近，其旨远。后生小子顿教启发心思，博彦鸿儒藉得博资采访。匪特此也，正人心，端风化，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显然，《镜花缘》是比较理想地实现了小说资谈薮、广见闻、寓道义于稗说这一功能。《野叟曝言》等也具此一特点，在旧小说理论家看来，当然它也是一部理想的炫学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