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中国小说史上，炫学小说虽然是一种特殊而且重要的创作现象，但与其他品种的作品比，它毕竟是为数极小的部分，况且，从小说发展史的主潮流来看，其走向应该是逐步靠近写实与描叙人生，由此种意义上讲，炫学小说则步入了一条歧途。因此，要探讨炫学小说的发生，便不能不结合炫学小说创作者的个人具体因素来谈。
清初佩蘅子《吴江雪》中有一段话，概括历代小说创作云：“原来小说有三等。其一，贤人怀着匡君济世之才，其所作都是惊天动地，流传天下，传训千古。其次，英雄失志，狂歌当泣，嬉笑怒骂，不过借来舒写自己这一腔磈磊不平之气，这是中等的了。还有一等的，无非说牝说牡，动人春兴的。”（第九回）姑不论佩蘅子的分类及评说是否客观允当，而他能从作者因素着眼探讨作品内容，确实堪称慧眼。其实，在三类中，前两类多有交叉混合。不愤不作，不平而鸣，以创作虚构之境，弥补现实中的不足与残缺，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借人物形象去践履作者的梦想，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实际上也是抒愤及叙写不平的一种。就炫学类小说的作者来看，我以为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世无伯乐，大才不被赏识，进而借生花妙笔，通过创作，显示其经世才略与出众才华。
天花藏主人《合刻七才子书序》中云：“此其悲在生才之难，犹可委诸天地。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则吐词宜为世惜，下笔当使人怜；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杨》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邈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得之数也。致使岩谷幽花，自开自落；贫穷高士，独往独来。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爱才之心，岂不悖哉！此其悲则将谁咎？故人而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矇生瞎死则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天花藏主人这段文字，非常精辟地剖析了文学创作产生的作者原动力。大才不遇于时，既不能出将入相，又不获当道者识拔，且不甘于沉寂落寞，乃作小说借乌有公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既显其文采，又见其经济。这一见解，用来对照炫学小说的作者，十分贴切。据载，《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抱负不凡，未得黼黻皇朝，至老经猷莫展”(20)；其自云：“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犹将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相印证”(21)。又据赵景深先生《〈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考证：夏氏英敏绩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但其一生不得意于科举。对夏敬渠之创作《野叟曝言》，赵先生也有评析，谓：“作者一生坎坷，既是‘家贫身老’，抑且‘落第频年’（《哭妹》第六首），似不曾有甚欢快之事。而他在《野叟曝言》中偏把文素臣写的备极人间富贵，尽量的做他的‘白日之梦’。这当是缺陷的填补和欲望的满足。”(22)再如《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也称得上硕学名宿，其科举上也未曾得志，短暂的仕途亦无多少作为，其《镜花缘》之作，既显其学博渊深，又见其于社会、政治、妇女等诸多问题的精到见识，这自然也是一种借寄托以求心理平衡，以炫学欲见其不凡。又如《女仙外史》，刘廷玑《在园品题》颇赏识其经济学术，而于其作者，陈香泉《序》中称之“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当今奇士也”，但其平生，也仅为人幕僚(23)，其经济才学，也只能寄托于书中虚构的军师，借此乌有公施展其大才。其他，如《蟫史》、《燕山外史》等，以辞藻文字、布局谋篇，标新立异，则无非为炫其文采，显其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