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祖母
小时总是祖母在督促我们兄弟读书，她常说到我们的曾祖父。曾祖父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岁中进士、点翰林等等。那时不能理解她是有感而发，念得多了我们都不当回事了。我们周家这一支，其实和所有普通人家差不多，有人抓住了机会，也能有所表现，但常斗不过大环境的捉弄，又复归沉寂，甚至沉沦。而我们这一房，能够“存亡继绝”，却正是因为我们这位被命运作弄、受尽委屈、历尽艰辛的祖母。这段历史，我是在她和父母都亡故之后，清理遗物并联想到当年抗战时在杨家滩的那些念叨，才逐渐明白的。当然为时已晚，已补报无门，只有遗憾。
据祖母说，我高祖的父亲，是永明县的教书先生，从他的死和高祖被杀的时间推断，至少是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年间，即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满清已是强弩之末。他有两个儿子，长子
奎，次子龄，一个读书还努力，在县里考上秀才，又在府里考得拔贡；老二，即我的继高祖似乎只是务农和给人帮工。一八五五年七月，杨秀清率太平军数万人北上湖南，先占领道州（今道县），又两次占永明和江华（今江永），伯高祖带了全家妇幼外出逃难，让我这务农的继高祖留下，守护父母的灵柩以尽孝道，却反为乱军所杀。当时守备的清军，人少无战力，扰民有余，平乱不足，导致后来曾左[1]湘军兴起，使已腐朽的清政权又得以稳定数十年。
伯高祖曾以拔贡去京考知县，录取后在四川任职，任满带了两个儿子回湖南，在长沙置产定居，不再回永明（可能在永明无什么产业）。并以次子荟生（字銮诒）过继龄为后，以续此一房的香火，便是我的曾祖了。伯曾祖笠樵（字铣诒），考过秀才和拔贡，似乎懒于进取，热心管家，坐享现存，据传其子孙很快败落，不知所踪，这也是至今还应验的规律。
我这位出继的曾祖，也在县上考上秀才，又在府里考了优贡，还有雄心，十八岁那年又考了举人，与同时考上举人的攸县人龙璋，成了莫逆之交，并相约次年同去北京参加会试。因当时两人的夫人都已怀孕，又学前人故事，相约指腹为姻亲。这种指婚在旁人（皇上或上司）是管闲事，但在旧时，子女婚嫁只能奉父母之命（媒酌之言也得经父母同意），而父母往往因自己私交，认为某人好，子女也不会错，有些等不及要先做亲家，而且认定会天从人愿。于是我的祖母还未出世，便已嫁到周家，可是等不到她正式过门，周家却因当家人英年早逝家道中落。这就注定了她要一生辛苦，要为周家“继绝存亡”挑起三代人的重担，这是后话。当然如果当年两方都生男，或都生女也就没有后话了。
北京的会试又称殿试，是跪在皇帝面前考的，由皇帝出题，所以最终录取后，都称“天子门生”。因科举各级考试考上后都称主考为“座师”，自称“门生”，以别于直接授业的业师，同一届考上的，不问年龄都称“同年”。参加会试后，就可只认自己是天子门生，不得再对以前的主考自称门生。这场考试的结果是曾祖父考中进士，曾外祖父未中，但以举人考选知县，却很有成就。
家里原保存了曾祖父的一些遗物，其中就有一份殿试试卷，是一种统一格式的册页，印核桃大红方格，端楷书写，封面有“永明周銮诒，几等几名”字样，但不会是考进士的试卷，可能是入翰林时的“朝考”卷，可惜这份试卷连同他的诗稿，及几件字画文物，都于“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抢走，下落不明了。
二哥后来查过明清两朝进士名录，周銮诒是中在二甲第三十二名。这种会试分三甲录取：一甲只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约百名内，是要留京的，称进士出身；其余取在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录取后任什么官职都有规定。
曾祖父得进士后，点了翰林，留在翰林院做京官，不过二十岁。翰林是文字官，给皇帝起草文告，编写指定的资料，逢科考之年，会考选派他们去各省担任副主考（正职照例是满人，他们不需考试就可任职）。曾祖在翰林院四年时，曾考充广东省副主考，考完放了榜，又回翰林院，好像是任编修，约四年，得肺病以咯血死。他死时只二十八岁，留下一个六岁的孤儿，便是我祖父。京官穷死是常有的事，而且还很年轻，丢下孤儿寡母，同僚及朋友见了于心不忍，便相约凑了一笔钱给曾祖母，作为抚孤长幼的基金，并通知在长的伯曾祖笠樵（字铣诒）赴去京料理后事。伯曾祖赴京后将曾祖所有家当变卖，并扶柩回乡安葬，又以收留曾祖母母子为名，要她交出曾祖父同僚的赠金，曾祖母无奈，只得交出。伯曾祖还经常说，曾祖和他虽然是兄弟，但已过继给叔父，与他无关，将他们母子赶出去也是可以的。曾祖母在这位大伯的威压下，非常紧张，渐渐出现精神失常症状，不停地讲这些事，伯曾祖就不准她见人。这样过了十二年，到我祖父十八岁，伯曾祖便要赶他出去自己谋生，只让他母亲住下去。而祖父这时学业未成，走投无路。曾祖母想起指腹为婚的事，便要祖父去投奔他从未见过的岳父龙璋，也不知龙家还认不认这门亲事。而龙家不仅没有悔约，还把祖父留下，让他完成学业，到成年再结婚。
因为我的这位曾外祖以举人考选过几任知县，且是在江浙风气已开的地方，极重视社会教育，亦重视子女家庭教育，祖母不仅知书识礼，也能写会算。曾外祖坚守礼制，没有因周家家道中落而悔婚，而且还以家产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令人起敬。
祖父在龙家读书两年，至二十岁与祖母完婚，一年后正逢招考公费留日学生，因报考人不多，祖父轻易便考得赴日本留学的机会。先学半年日文，后考入早稻田大学学政法，一年后加入孙中山在海外组织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又改入物理学校读化学。当时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条件较差，祖父在日本染上肺病，久治不愈，遂回国。
从回国到病故的几年中，祖父做了什么工作，只从龙氏族谱中查得一句：我祖母是嫁的“两淮盐大使周元
”，具体记录两家均无，也没有因此留下什么家业，因和伯父关系不好，此前一直和祖母寄住龙家，如当了这个盐大使，家如何安？未见祖母提过。祖父后来也因咯血而死，死时也只二十八岁，留下一个六岁的孤儿便是我父亲。
周家三代单传，有两代都年纪轻轻死于咯血，后来我才得知，这肺结核是个老资格传染病，即便是发达国家，一样有较高发病率和死亡率，因那时还没有研制出抗结核药，只是生活条件好时，人的抵抗力会强些，可降低发病和死亡率。
可以想见祖父的英年早逝，对祖母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当时她也才二十八岁。按当时礼制，她应带着孤儿在周家守服，只好去面对寡情薄义的大伯父和精神有些失常的婆婆，祖母尽礼尽职守了两年丧，大伯怕祖母要长期依赖于他，又提及出继的话。祖母便又带父亲回娘家住。
这两年中，因所遭厄运相似，反使婆媳关系变好，曾祖母便断断续续，把周家根底都和祖母谈了，加上她亲身的感受，就成了这段口耳相传的家史。可以说传奇，也不算很稀奇，现在可能也找得出同样的事例。未见成文的族谱，因手里只有一枚“永明周氏”的印章，可确证是来自永明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有祖母，或是现在，或已成过去，而所有的祖母，都要为家庭承载一段历史的重担。我们周家三代单传，祖母和曾祖母又都是二十八岁丧夫，还要带大一个六岁的孤儿，在那妇女无权的时代，难度是极大的。若是现在，把自己再嫁一次也不难，可是那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封建礼教束缚下，连这么想都是罪恶的。她们都必须为儿子守住一生名节，儿子不止是周家的香火所系，也是自己一生的希望所托。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文字记录，我们甚至至今连曾祖母姓名也不知道。她和祖母的命运惊人的相似，都是封建礼教下的牺牲者，一生恪守“三从四德”，为了儿子顺利成长，别的都不计较，可谓忍辱负重，儿子前途也是自己的前途。曾祖父同僚赠金，其实也是支持曾祖母守住门户带好儿子，这笔钱有多少，竟未见提过，据说开始曾托龙家代管，见伯曾祖会照顾遗孀，便交曾祖母了。若如此则这笔钱不会很多，也就是母子三十年的生活费和孩子读书科考的费用吧。
伯曾祖赴京接我曾祖灵柩，及处置家产是当时形势必然。因他是长房长子，有此责任，孤儿寡母也都是周家血脉，除那份赠金，其实曾祖父应还有份变卖家产的钱在，除去回乡安葬的费用，是会有余的。那时家庭一切对外事宜都只能由男人主持，所以曾祖母只知现银，别的无从理论。伯曾祖贪利，实不敢公然不容弟妇母子，因是他责任，后来祖父出来谋生，曾祖母一直还是留在这大伯家，直到因癌症去世。二十二年之后，我祖父也英年早逝，他怕祖母母子也要依赖于他，而再次强调出继，则恐和他自己两个儿子已在挥霍他家产有关，这是另外的话。
祖父能自立后，没多久就咯血死了，除留学日本，也许还做过两淮盐大使，此外时日似乎都和祖母住龙家，也还是寄人篱下。只不过那时龙家环境比周家好，曾外祖对祖母也很好。在五姐妹中，祖母排行第二，其余的姐妹远嫁，只祖母在长沙，曾外祖同情祖母早年守寡，又和伯曾祖关系不好，便将曾祖母召回娘家居住，要她也帮着管些文书手稿，直到一九一七年曾外祖病逝。父亲也已成年，父亲做小职员工资也足以养母，祖母便自付房租，分开伙食，独立生活。而这时父亲也于一九一八年结婚，可自立门户了。
其实在此之前，严守礼节又很自尊的祖母，自知不能完全寄人篱下，所以自己也一直找些针织手工在家做，以补家用。右图大约即这个时期的照片，前一张照片是现存最年轻的照片，应是已婚后的。
祖母生于一八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光绪三年）。虽出身于殷实人家，由于青年丧偶，只能守着孤儿度日，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当时的大环境是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康有为之辈，想以变法维新来延缓已彻底腐朽的满清政权的衰亡，而孙中山等在海外组织同盟会，从事光复中华民族的民主革命活动，祖父去日本的具体时间及参加同盟会的活动都已难查考，去世的时间可能在一九零五年左右，除了一枚印章和父亲的回忆，什么也没有留下。曾祖父大致生于一八五七年（清咸丰七年），倒有一些手泽留存，如所集共墨斋印谱、殿试卷、诗稿等。虽毁于“文革”，但我小时都见过。现还保存的有笛楼村人写诗册子（书法），及出自内务府的御用笺纸、印章等，都是日寇进攻长沙时，仓促带出又在“文革”之乱中幸存的，虽只是一些小东西，却可为一个时代的佐证。
祖母个性坚强，虽历尽艰辛，终不屈于环境的压力，对人谦和有礼，平日不论平辈、晚辈登门，都要以礼迎送。在我与之接触的近三十年中，没有见过她伤感落泪，而着急叹气则常有。三代单传中，有两代都是寡母孤儿相依为命的单亲家庭，祖母一生都几乎生活在动荡中，直到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七日去世，终年八十四岁。除仅在七十岁时，亲友说她“一生苦节”，硬是在家办了两桌庆祝古稀的家宴，从未做过寿，而这年他最疼爱的长孙也结婚成家了。
我们以前常说家庭出身如何影响，阶级烙印怎么深刻，等等。如果要看家庭出身，祖母娘家的成分，大概算官僚地主兼矿主。不过曾外祖在湖南省志上有传，因为他早年不仅参加，还以大量家产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颇有威望，当然这都是百年以前的旧事。所以到“土改”时只作一般地主看待。从母子相依寄人篱下，直到儿子长大成人，在此之前，他们的生活来源取之于谁？我想主要为祖父留下的些许遗产，和祖母娘家的一点帮助，如提供吃住之类，现都已无从查考。祖母，虽是大家闺秀，生活却无半点奢华气息，一生低调俭朴，常告诫我们不可浪费。“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也常说“惜物也就是惜福”。在杨家滩时，哪怕就住河边上，也不让多费水，因“冷水难挑，热水难烧”。回长沙后，多年没有自来水，每日只买一担河水作饮水，洗涤则用井水。从这些小事中，就能看出祖母因长期寄人篱下而养成的自觉刻苦、力求自强的坚韧性格。现在生活一天天方便，一切不受限制，我们也都把往日的艰苦忘得干干净净了。其实，物质极丰裕的美国，也一直保护能表达过去艰苦生活的遗物，让人随时对比现在。这还不也是要你忆苦思甜？只不过每个人都可对苦和甜赋予自己的理解，我们还真可以用一句“时代不同了”把过去一笔勾消，但并不表示我们就已能正视现在的生活和懂得生活。祖母从未奢望有什么样的好生活，也从不和别人比，她只是在现有条件下，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认真容易，过好却难，祖母长期都记一本流水账，因每月收支两抵、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多，只好变卖家当了，说是家当，也就是几件皮草、几件首饰。让我难忘的，只有一个普通金戒指，式样老土，像个印章，上面刻的是一个“默”字，够大，她自己解释是年轻时喜多话，用它可常提醒自己“慎言，少说”。
青年时的祖母
人到中年
笛楼村人写的诗字
虽然管家和一般家务都由母亲在做，但祖母还是经常缝缝补补，用破衣碎布做鞋，工程繁琐。打鞋底还很费力的，新的纱袜要垫上布底才穿，求它“长命”，这类事现在连知道怎么做的人也没有了，早已和时光一起消逝。现今大概也有勤和俭，也必与时俱进，有其新形式和内容吧。
至于每日念叨我们读书，不要贪玩，倒不防碍她手上做的事。只有带我读《论语》、《孝经》时，得指着书带读，只好停掉手上的活计了。虽然天天督促我们，却也从不下达指标，要我们读到什么程度。她只讲不读书，会成无用之人，讲曾祖中举人、进士不过是表示要努力才有成就，并没看成是周家的“天恩祖德”。
说祖母起了继绝存亡的历史作用，就是指周家三世单传，有两代都靠一个六岁孤儿维系着，作为单亲母亲，祖母付出了无尽的努力，改写了三代以来的历史，迎来了四世同堂的繁荣景象，人丁兴旺，并且没有出过无用之人。到祖母去世时，已有曾孙十人。以下是部分陈年旧照。
祖母最后的生活照
曾孙绕膝
长孙结婚合影
一九四七年第一个曾孙进入全家福
在所受教育的影响下，祖母的一切活动都要止乎礼，她不能参加晚辈们的娱乐，也反对牌赌，唯一的业余爱好是一个人摸骨牌。家里曾有一副象牙制的小骨牌，祖母和父亲都很喜欢玩，也可用它起课卜吉凶，虽有迷信成分，倒也好玩。据说作家张爱玲生前就很迷信这个“牙牌神数”。可惜的是那副牌也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家庭娱乐其实很少，且严格有度，如绝对不准上赌桌，有时父母被同事拉去打麻将，归来太晚，祖母也要干涉。她说，不能影响第二天工作，玩可以，不能废时失事。
祖母一生虽富传奇性，其实在那个时代也比较自然，一八七七年祖母出生时，也是曾祖高中进士、钦点翰林那年，算是周家最风光的时候。终祖母一生，经历三个朝代，至一九一一年前是满清王朝，一九零六年科举制度结束，兴办学校，父已八岁，开始读小学。据推算祖父死于一九零四年，只有二十八岁，他那两淮盐大使的官，即使当过，也很短暂，因为这是两淮盐运司派驻盐场、监管生产的小官，盐场在苏皖，官虽小却是肥缺，何至于不能养妻儿，要长住岳家？想来祖父的肺病，到后期常有咯血，也很困扰祖母，未必能去苏皖做这八品官。一九一一年民国成立，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都是很大的社会变革，影响到每个人，祖母一个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青年寡居，抚孤长幼，为周家作出的贡献是够树碑立传的，可是后来去世时，我们这些生活在“极左思潮”年代下的儿孙，却只能为她建一个小小的墓，而且到十几年后，父母去世时，我们甚至还只能找关系，让父母也挤进那个半平方米的小墓穴，和祖母做伴。现在曾孙们都已成人，各有成就，很想给他们另做大墓。但我以为时过境迁，如他们泉下有知，也不会同意，因祖母和父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最长，而且一生俭朴，况且那个时代的人，只要求生死都能止乎礼，所以到了“养之薄”也没有时，“祭而丰”又何益？何况他们一生都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现在更不必去扰乱他们的安宁了。
在举家逃离长沙时，大哥已考取湘雅医学院，他只能随学院西撤贵阳，这一去便八年不能回家。那时一封信要走上十天半月，如是人走，凑够路费更是相当困难，他的学费靠父亲寄或自己争取奖学金，舅父也接济一些。寒暑假留校，学校也常给些有偿工作让他做，可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平日他寄个回信也是大事。每到过年，一家八口少他一个，祖母总在身边给他留一副杯箸，就当和我们一起团圆。人们都说“祖母疼长孙”，祖母给他做布鞋也精心些，功夫下得多些，但从我这孙儿来说，也从没觉得祖母有偏心。我得脑炎时昏迷几天，祖母一直守在一旁，还记录了整个病程和治疗情况，可惜这些历史记录，都随世易时移没有留下，而战后回长沙，父母忙租房安家，祖母却是忙带我找专家看病，希望我的脑炎后遗症还有办法治好，能重返学校读书。想一想，我们这些只会随风转的孙辈的教训，就是总要到自己也老了，才能理解老辈的艰辛，因为也开始体会到自己儿孙对我们的不理解了。
旧社会欺孤灭寡的事常有，若非个性坚强，是难以承受社会环境的压力和白眼的，这中间也难免有娘家的个别亲人，祖母都要忍让，因为她有儿子，她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全力做到对娘家尽礼，对婆家尽责。物质上她似乎没有给周家留下什么，实际上却可说，我们周家的现在和将来都是拜祖母之赐。人死了还能让子孙怀念和感激，那一生就很有价值了。
注释：
[1].曾左，即曾国藩、左宗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