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墨斋
“斋”，字典上的解释，是指书房或学舍，也可指寺庙道观里的素食，但实际上早己用于商店招牌，如食品和文化用品业。这里的“斋”，指的只是一个虚拟的书斋，这书斋里有两兄弟，因有个共同爱好，便以兄弟共墨的意思取斋名、印信笺，以便与人交流。前者流传下来的，是一些印谱；后者只余一种古色古香的木板印老式笺纸，上印三个大红字“宜弟兄”。
从印谱可知，这两兄弟的爱好是收集古印章，这也是旧时文人最普遍的爱好。金石书画中的、金石类里的印章收藏，这在旧时比较冷门，伯曾祖和曾祖年轻时都有功名（如拔贡、优贡），可能生活条件比一般人好，也就有条件玩这些收藏。不过清代帝王，尤其乾隆，尽收天下珍稀书画宝，入他的“三希堂”，其他人顶多就只能拾其唾余而己，这也是集冷门比较容易的原因吧。
印章的收藏工作似乎是以曾祖为主，收集的对象为汉以前的官、私玺印，带钩印等，收罗到一定程度，便要自己出印谱。那时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制版印刷技术，只能编排好后用手工一个个印上去，这种出版方式自然印不了多少本，大概只为同好间交流和保存用。文物都怕“水火刀兵”四大厄，现还加上“文革”，如家藏八卷本《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就是在“文革”时遭劫的。所以到现在，就是手钤本印谱也很稀罕了。
一九九一年，偶然见到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共墨斋汉印谱》，且印数一千，大喜，购回一册，想起李易安夫妇一生沉迷金石，然身处乱世，一再尽失所藏，虽欲倾家赎回，终不可得，才悟到藏品有聚必有散，不必太执著，我能拜现代印刷术之赐，寻回一册，也算得“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了吧。能影印即还有原本存世。
这个影印本有韩天衡先生作的序，他是一位见多识广的行家里手，印章收藏方面的知识丰富，本身也是治印专家，就他所述共墨斋的印谱，先后有四种：
一、工作起于同治中期，而于同治末年辑成的《印董》，又名《永明周氏岳色堂印董》，共收官、私印一百零七方。其时也有多人在从事同样收藏。（同治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共十三年）。
二、由銮诒历十年于一八八六年辑成《净砚斋
印录》（又名《净砚斋印谱》），收集先秦、两汉、三国、东西晋及南北朝官、私印共四百九十二方，再加上铣诒藏印而成《共墨斋汉印谱》，共五百七十五印。
三、光绪庚寅（一八九年），辑成《
苑》二册，收古玺五百一十八方，以补汉印谱不足。
四、光诸癸巳（一八九三年），辑成《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十册本，共收印一千一百零七方。
宣兄弟
官印：赵太子亟
别部司马
这是从韩先生为上海书店版《共墨斋汉印谱》所写序言中摘得。估计韩先生可能亲见过这四种版本及其题跋，故对其成书年代及印章数都写得很具体，至少也必另有根据。只是我愧为周氏后人，除有过一套八册本《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又失于“文革”，其他都无缘得见，也无法确证，虽也可从网络追溯，总憾不能眼见为实。看来这四种，实际是汇集成了十册本的《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古印章收藏难度大，除因数量有限，还因真伪鉴定不易，但是可随时拓印与同好交流，这是其他收藏所不及的。而且，印章易保存，不怕虫伤鼠咬，也易转让。
印谱上的印章，我未见到过，只见父亲有一小石章，刻的是动物，问父说是羊，因我生肖属羊，便要了，然后在其另一端刻上我的名字，作为私章用。若是古印章，则佛头著粪矣。
由印谱追溯也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共墨斋之前还有净砚斋，是否因加入铣诒所藏印，合辑才改用共墨斋。除印章外，曾祖兄弟都工书法、诗词，且颇有珍本图书收藏，其藏书章为长条形，篆文“永明四进士坊共墨斋周氏兄弟藏书记”和“江津府君请俸所得铣诒受读子孙世宝，“似乎说明不仅在印章上“共墨”，在藏书上也是无间的，只不过印章在钤谱后仍可分彼此。曾祖出继叔父，不论是在此前后，似都不应影响他们兄弟共墨。而终于受影响，则是因曾祖的英年早逝，伯曾祖去北京料理善后，接回寡妇孤儿，安葬兄弟，还要完成印谱的辑印工作，这都是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的事，可能他自己也有难念的经，又贪利，向弟妇要同僚赠金，虽为数不会很多，倒是銮诒收藏的那近千方古印章值钱得多，都归他手，最迟在一八九三出完十册本《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后，也可变卖了（也有说是被他儿子卖了）。
另一问题是伯曾祖周铣诒，仅查得“字仲泽，号笠樵，石麟山人，官内阁中书，工书法”。内阁中书只是个抄抄写写的官，余均不知。伯高祖在长沙置产，传说是在
梨市一带，子孙似未能保住。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