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墨斋

共墨斋

“斋”,字典上的解释,是指书房或学舍,也可指寺庙道观里的素食,但实际上早己用于商店招牌,如食品和文化用品业。这里的“斋”,指的只是一个虚拟的书斋,这书斋里有两兄弟,因有个共同爱好,便以兄弟共墨的意思取斋名、印信笺,以便与人交流。前者流传下来的,是一些印谱;后者只余一种古色古香的木板印老式笺纸,上印三个大红字“宜弟兄”。

从印谱可知,这两兄弟的爱好是收集古印章,这也是旧时文人最普遍的爱好。金石书画中的、金石类里的印章收藏,这在旧时比较冷门,伯曾祖和曾祖年轻时都有功名(如拔贡、优贡),可能生活条件比一般人好,也就有条件玩这些收藏。不过清代帝王,尤其乾隆,尽收天下珍稀书画宝,入他的“三希堂”,其他人顶多就只能拾其唾余而己,这也是集冷门比较容易的原因吧。

印章的收藏工作似乎是以曾祖为主,收集的对象为汉以前的官、私玺印,带钩印等,收罗到一定程度,便要自己出印谱。那时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制版印刷技术,只能编排好后用手工一个个印上去,这种出版方式自然印不了多少本,大概只为同好间交流和保存用。文物都怕“水火刀兵”四大厄,现还加上“文革”,如家藏八卷本《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就是在“文革”时遭劫的。所以到现在,就是手钤本印谱也很稀罕了。

一九九一年,偶然见到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共墨斋汉印谱》,且印数一千,大喜,购回一册,想起李易安夫妇一生沉迷金石,然身处乱世,一再尽失所藏,虽欲倾家赎回,终不可得,才悟到藏品有聚必有散,不必太执著,我能拜现代印刷术之赐,寻回一册,也算得“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了吧。能影印即还有原本存世。

这个影印本有韩天衡先生作的序,他是一位见多识广的行家里手,印章收藏方面的知识丰富,本身也是治印专家,就他所述共墨斋的印谱,先后有四种:

一、工作起于同治中期,而于同治末年辑成的《印董》,又名《永明周氏岳色堂印董》,共收官、私印一百零七方。其时也有多人在从事同样收藏。(同治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共十三年)。

二、由銮诒历十年于一八八六年辑成《净砚斋印录》(又名《净砚斋印谱》),收集先秦、两汉、三国、东西晋及南北朝官、私印共四百九十二方,再加上铣诒藏印而成《共墨斋汉印谱》,共五百七十五印。

三、光绪庚寅(一八九年),辑成《苑》二册,收古玺五百一十八方,以补汉印谱不足。

四、光诸癸巳(一八九三年),辑成《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十册本,共收印一千一百零七方。

宣兄弟

官印:赵太子亟

别部司马

这是从韩先生为上海书店版《共墨斋汉印谱》所写序言中摘得。估计韩先生可能亲见过这四种版本及其题跋,故对其成书年代及印章数都写得很具体,至少也必另有根据。只是我愧为周氏后人,除有过一套八册本《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又失于“文革”,其他都无缘得见,也无法确证,虽也可从网络追溯,总憾不能眼见为实。看来这四种,实际是汇集成了十册本的《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古印章收藏难度大,除因数量有限,还因真伪鉴定不易,但是可随时拓印与同好交流,这是其他收藏所不及的。而且,印章易保存,不怕虫伤鼠咬,也易转让。

印谱上的印章,我未见到过,只见父亲有一小石章,刻的是动物,问父说是羊,因我生肖属羊,便要了,然后在其另一端刻上我的名字,作为私章用。若是古印章,则佛头著粪矣。

由印谱追溯也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共墨斋之前还有净砚斋,是否因加入铣诒所藏印,合辑才改用共墨斋。除印章外,曾祖兄弟都工书法、诗词,且颇有珍本图书收藏,其藏书章为长条形,篆文“永明四进士坊共墨斋周氏兄弟藏书记”和“江津府君请俸所得铣诒受读子孙世宝,“似乎说明不仅在印章上“共墨”,在藏书上也是无间的,只不过印章在钤谱后仍可分彼此。曾祖出继叔父,不论是在此前后,似都不应影响他们兄弟共墨。而终于受影响,则是因曾祖的英年早逝,伯曾祖去北京料理善后,接回寡妇孤儿,安葬兄弟,还要完成印谱的辑印工作,这都是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的事,可能他自己也有难念的经,又贪利,向弟妇要同僚赠金,虽为数不会很多,倒是銮诒收藏的那近千方古印章值钱得多,都归他手,最迟在一八九三出完十册本《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后,也可变卖了(也有说是被他儿子卖了)。

另一问题是伯曾祖周铣诒,仅查得“字仲泽,号笠樵,石麟山人,官内阁中书,工书法”。内阁中书只是个抄抄写写的官,余均不知。伯高祖在长沙置产,传说是在梨市一带,子孙似未能保住。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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