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大王·陈赓
陈赓原名陈庶康，1903年2月27日出生，湖南省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13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因病逝世。
一、陈赓和毛泽东是东山高小的校友
1903年2月27日，陈赓出生于湖南湘乡县韵柳树铺。湘乡和湘潭两县相连，是邻县，毛泽东的外婆家就是湘乡四都的棠佳阁文家。陈赓家与毛泽东的家虽为两个县，但实际上相隔并不远。湖南人把狭长的五陵谷地称作“冲”，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与韵柳树铺相隔不过30里。但是，陈赓是将门之后，家境殷实。祖父陈益怀曾为湘军将领，作战勇猛，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毛泽东只是普通农民之家，并且他比陈赓大10岁，少年时两人并不相识。
巍峨的东台山脚下，有一块开阔的旷野，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就建在这距离县城二三里的东岸坪。校舍是一栋圆形建筑，四周古木参天，幽径小道，穿越树林，一条小河绕墙而过，这座学校建筑颇像一座祠堂。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书籍、行李，步行50多里来到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戊戍维新以前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在临近的湘乡、湘潭、浏阳三县很有名气。这所新式小学注重西学教育，学生能看到一些进步书报，毛泽东在此读到了《新民丛报》，阅看了收有拿破仑、彼得大帝、林肯等人传记的《世界英雄豪杰传》，教员也不时讲授一些富国强兵的内容，少年毛泽东成为了一位有志向的爱国者。
陈赓等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合影。前右起为徐向前、宣侠父；后右起为左权、陈赓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了一学期，拼命用功，深得教员喜爱。国文老师在他的文章后批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毛泽东酷爱康梁文体，常畅言国事，心驰神往，在东山学堂可以说是名声在外的优秀学生。
1911年春，经老师推荐，毛泽东赶奔长沙，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
毛泽东离开东山学堂5年之后，陈赓来到这里就读。陈赓有很强的记忆力，诗文经书几乎过目成诵。陈赓还是东山学堂好“行侠仗义”的活跃分子。在东山学堂，他时常听到老师们谈起一个名字：毛泽东，并讲述他会写文章的故事。
这时，湘人当兵风气很盛。1916年陈赓离开东山学堂报名参加了湘军。
陈赓在湘军中当了5年兵，与彭德怀同在一个团。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旧军队黑暗腐败。陈赓最终脱离了湘军，在长沙铁路局谋生。这时，他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革命力量屡次兴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毛泽东成为缔造者之一。建党之后，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要“养成健全之人才”，“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毛泽东的文章成了陈赓爱不释手的读物。在自修大学里，陈赓和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密切往来，认识了何叔衡、郭亮等共产党员。
1922年10月，陈赓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由校友成为了战友。
二、“黄埔三杰”
1924年5月，受党的派遣，陈赓来到了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进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陈赓备受蒋介石重视。
1955年3月19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苏兹贝格在台北访问了蒋介石。蒋介石在回忆到黄埔军校时说：“黄埔时期，我有许多杰出的学生，”他指着身边的“交通部长”贺衷寒说：“他就是当时的黄埔三杰之一。”
苏兹贝格问：“另外两杰是谁呢？”
“那两个是共匪。”贺衷寒似乎焦躁不安地在座位上转动身子，“他们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也背叛了校长。”
“能说说他们的名字吗？”
“蒋先云，”贺衷寒不耐烦地说，“北伐战争中被打死了。”
1924年，陈赓在黄埔军校
“他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奇才。是共产党杀害了他。”蒋介石接过话题，“另一个叫陈赓，当年我也很喜欢他，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他掩护过我，可惜中共产党的毒太深，处处和我作对。这个人你们美国新闻界应当知道，不久前他还和你们在北越和韩国打仗！”
18年后，也就是1973年9月，苏兹贝格在北京访问了周恩来，其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苏兹贝格说：“我在台湾见到一个黄埔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
周恩来耸耸厚重的眉毛，嘴唇抿成一条缝，过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动了动嘴唇：“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建交之时，他忧郁而死。你说的黄埔三杰，另两位是共产党员。‘三二〇’事件之后，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另一个是陈赓同志，是我们国家的大将，是我很喜欢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战将。他在第二次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又在长征中救过我的命……”
黄埔军校学生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三杰”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作战身先士卒，并且是大家公认的领袖。但当时人们认为“三杰”也各有特点，顺口溜编的是：“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
陈赓的腿的出名，主要是说他办事手脚灵快。
三、侦查敌情出了名
1924年11月底，陈赓以优异成绩从黄埔军校毕业了，被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这时盘踞于东江地区的陈炯明部队叛变，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军，在共产党人彭湃领导的农民军配合下，于1925年2月开始了第一次东征，进展顺利，特别是取得了决定性的棉湖之战的胜利后，东征军势如破竹，直捣汕头，把陈炯明残部赶到了粤闽边境。
然而，这时突然传来了驻在广州的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叛变的消息。东征军立即回师广州镇压叛乱，陈赓被派去先行广州侦察敌情。
陈赓赶回广州，发现几个敌人正沿街散发反共反苏联的传单，有的一捆捆的丢在地下还未拆开。他灵机一动，顺手拣了一些带在身上。结果，逢关遇卡，他先行就悄悄地给敌人塞几张宣传单，没想到，这东西比通行证还管用，遇到敌人拦路，拿出传单就能通过。经过3天的奔波，陈赓将广州敌军的情况基本查清楚了，并把敌人阵地及火力部署情况详细标在一张广州市的地图上。
返回途中，陈赓经过惠爱中路第一公园附近，突然遇到一股滇军，举着“拿获共产党就地正法”的令牌，气势汹汹地迎面走来。他已躲避不及，只得硬着头皮迎上去，但是手里已经没有反动传单了。敌人拦住了他，上下打量一阵，怀疑他是黄埔军校或是东征军的人，准备把他押送到南堤八旗会馆杨希闵司令部去。陈赓则指着事先佩带在胸前的校徽，一口咬定自己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三年级学生。敌人将信将疑，带他到学校去对证。由于叛军在广州敲诈勒索，贩烟聚赌，无恶不作，人们对他们十分厌恶，都希望革命军早日打回来。所以学校门房老头一见他，就承认他是该校学生，还说“老师正找你哩”，结果，叛军放了他。
革命军根据陈赓的情报，于6月12日向叛军发起了进攻，陈赓率领他的连队，冲过珠江，一口气打到北校场，并通过工会中的党组织，动员火车司机逃跑，使上了火车的杨希闵的残部，因没人开车而走不掉，全部被歼灭。
这一次侦察成功，使陈赓在黄埔军校中名声大振。
四、救过蒋介石的命
1925年10月1日，国民革命军又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这一次革命军的实力比上一次东征时强大了，又有广大人民支持，所以进展很快，然而，打到惠州城却久攻不下。
传说自唐代后千余年，该城固若金汤从未被攻破过。10月11日，东征军第四团连攻两天，伤亡惨重，未能攻下。在议论纷纷声中，蒋介石提出撤军的主张，周恩来坚决反对，提出三面攻击、网开一面、诱敌出逃、再聚而歼之的作战计划，并派蒋先云组织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敢死队登城。结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陈赓在担负攻城任务的第四团当连长，首先率领部队攻上城头。敌人子弹打中他的右脚，他忍着伤痛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冲杀。浴血奋战到第二天傍晚，终于全歼陈炯明精锐的守城部队。此后，东征军长驱直入，进军潮州、梅县地区追击残敌。蒋介石看中陈赓作战勇敢，就下令调他带领他的连队到总指挥部担任警卫任务。
惠州攻克后，国民革命军分两路进军：第一师沿着海岸继续东进，于20日攻克海丰县城，总指挥部则跟着第三师向广东省东北的梅县方向前进，10月27日在华阳镇与敌军遭遇。
第三师是一支才收编的旧军队，组织涣散，士气不高，没有什么战斗力，与敌军一交火，敌军的兵力、火力都大大超过了第三师，结果，战死了一个团长和两个副团长后，部队马上败退下来。蒋介石闻讯急忙赶到华阳督战。蒋介石到达没多久，第三师已像潮水一般溃退下来。有些溃兵竟肆无忌惮地从蒋介石面前飞快地掠过。蒋介石再也无法忍受，他大声喊叫道：“陈赓！”
陈赓马上跑过来。
蒋介石严肃地说道：“陈赓，你是黄埔的好学生，现在革命危在旦夕，校长命令你赶快下山，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退却！临阵脱逃一律枪毙！”
陈赓拔出驳壳枪，冒着炮火，飞奔到前沿阵地，找到第三师师长谭曙卿，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谭曙卿面对自己部队的溃退，既无可奈何又恼怒不已，他用衣袖揩干脸上的汗污，抽出军刀狠狠挥舞几下，说道：“我再冲一次！”
然而，兵退如山倒，任凭他怎么呼喊，也没人上前。陈赓只能跑回，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对陈赓道：“我命令你代理三师师长，指挥三师反冲锋，快去！”
陈赓应声挥舞着驳壳枪，跑下山梁。冲着一伙溃退下来的粤军，喊道：“站住！蒋总指挥命令我指挥你们！我是陈赓！我是师长！”
败兵们纷纷逃命，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有一个粤军军官用肩膀顶了他一下，嗤笑道：“赶快逃吧，还当什么师长！”甚至有几个死命逃跑的士兵故意撞倒了他，有的人就在他的身体上面跳过去，有的干脆踩他一脚，发泄心中的火气。
陈赓孤立无助，再度跑回山头，向蒋介石报告军情。蒋介石暴跳如雷：“娘希匹，谭曙卿是毁我国民革命，我要枪毙他！”
此时陈赓已清醒地知道危局一时难以扭转，便对蒋介石说：“校长，指挥部该撤退了！”
“撤退？现在怎么能撤退？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坚守阵地！”蒋介石还强撑着面子说。
“我们已经落到环形包围圈，不转移个地方，无法反击！”陈赓着急地说。
蒋介石环顾四周，只见周围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敌军的喊叫声愈来愈近。他这时才感到危险逼至身边，开始有点紧张了。陈赓见情势危急不由分说，上前架住蒋介石，就朝山下跑。
跑到山下，蒋介石忽然不走了，一屁股赖到地上，颓然道：“我不走了！我堂堂总指挥落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脸回去见江东父老！”
蒋介石愈说愈激动，不由得声泪俱下：“我在黄埔一直教导你们，战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仁，今天我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不辱黄埔之威名！”
说着，蒋介石拔出短剑。
陈赓一把夺过短剑，劝道：“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局发生影响，这里没有黄埔的军队，赶快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晚啦！”
蒋介石望着陈赓，这才无奈地说：“我实在走不动了！”
“我背你走！”说完，陈赓在蒋介石面前蹲下，等候蒋介石趴上来。
蒋介石犹豫了一下，还是趴到了陈赓宽厚的背上。陈赓背着蒋介石这样跑了几里路，终于跑到一条小河边。陈赓指挥自己的连队迅速展开占领阵地，掩护总指挥过河。蒋介石平安地上了船，渡过水流，到达安全地带，劲头也就回来了，腿不再软了，迈开大步跑了起来，连年轻的陈赓都几乎跟不上他。
事后，陈赓临危救蒋马上轰动了东征军和黄埔军校，并由毕业的学生带到了全国各地，使陈赓闻名遐迩。但是，后来蒋介石在准备反共时把陈赓的名字也列到了“不可重用”之列，被陈赓发现后，他主动辞职，蒋介石念及救命之恩，在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前宽许他离开了黄埔。
陈赓救蒋，后来引起了许多后话。
30年代，蒋介石指挥大军围攻红军时，贺龙军长常拿这件事说笑话：“嘿，陈赓，你那时把背着的蒋介石丢到河沟里就好了。”
在延安整风时，陈赓正和彭德怀聊天，康生一撩门帘进来，当听到他们在谈当年东征的事时，他怪罪陈赓，说：“当年你要是趁机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还要打这么多仗？”
陈赓回答说：“那蒋介石不就成了烈士，跟廖仲恺一样了吗？”
五、见一面就求爱，三封情书被贴在墙上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门口被杀，举世震惊。陈赓等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连续几夜未睡。最后终于追查出杀人凶犯，何香凝喜欢陈赓果断、勇敢和正直，有心把小女嫁他为妻。但是，陈赓认为自己不配，婉言谢绝。这桩婚事终没有成为事实。
1927年4月，陈赓从苏联学习后回到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随即，陈赓参加了黄埔同学讨蒋委员会。不久，他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营长。这个营实际上是共产党所组织和掌握的武装，军官中党员不少，士兵多系湖南人，并且安源工人居多。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赓既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之一，又带着特务营暗中警卫。
在这次大会上，陈赓遇见了曾有一面之缘的王根英。
王根英是上海女工运动领导者之一，这一年21岁。她聪慧好学，泼辣能干，在五卅运动中曾给陈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陈赓对她暗生爱慕之情。这次会上一见，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向王根英发起爱的攻势。
陈赓的首次恋爱很具传奇色彩。
一天，陈赓早早地来到了会场大门口，王根英一来，他就跟在她的后面，然后瞅准时机，坐在王根英的附近，装做正人君子目不斜视地听大会报告。大会开了半天后，他就开始行动了。陈赓掏出纸笔，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
王根英同志：
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
陈赓
他写完，又认真读了一遍：简明干脆，自我感觉不错。于是，连同必胜的信心，一同折成一只纸燕，递给身边同志，小声叮嘱：“请传给王根英同志。”
纸条没停留，几下转手就到了王根英手上。
王根英打开纸条看了一遍，迅速向这边瞥了一眼。这时陈赓高高挺起胸脯，脸上展开颇为得意的微笑，还忍不住迎着她的目光挤了挤眼睛。
然而，出乎陈赓意料的是，王根英对这种磊落的求爱方式不仅没有好感，反而嗤之以鼻。她噘起嘴，向纸条背面轻轻啐了一点口水，反身扬起胳膊，“啪”地一声，把陈赓的求爱纸条贴在了墙上。接着，她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继续听大会发言。
陈赓一看，什么，公布于众？！心中更喜欢这位泼辣爽气的姑娘。心想：行，你贴墙上，我再写！他又伏下身，在纸上写道：“根英，我爱你，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
纸燕又展翅飞了。这次飞到王根英手中，她展开看了一眼，啐点口水，反身又贴在墙上，压根不看陈赓了。两封求爱信在墙壁上迎风飘扬！
陈赓一见更来劲了！你不反对也不怕别人知道，那就是赞成。你贴，我再写，他又俯身写了第三张：“根英，我发誓要娶你为妻，不达目的不罢休！”
这次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她眼皮都没眨，条子展开，直接翻过面，啐点口水，转身又贴在墙上。
正巧会议休息，会场内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纸条上墙之事，此刻围上一堆人看热闹，大家读着陈赓的纸条，都忍俊不禁嘻嘻哈哈哄笑起来，陈赓则在一旁也禁不住窃笑。这时，有人打趣道：
“王根英，你这样处理情书，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陈赓站在圈外挺得意地接口说：“我看总不是反对！她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陈赓正向她求婚呢！”
“你别太自信！”王根英绷着脸反问：“我为什么要嫁给你？”
“为什么嫁给我，这个问题好回答嘛。”陈赓笑嘻嘻地说：“因为我爱你嘛！再说，我们郎才女貌，志同道合！”
王根英噗哧笑了，脸红扑扑地回敬一句：“脸皮真厚！”
大伙不甘寂寞，七嘴八舌参战了，倾向性几乎一致：
“嗨，我看你俩的确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陈赓打仗多勇敢，算得上英俊武生。”
陈赓的妻子王根英
“我说王根英，你这工人领袖，不嫁给北伐军勇士嫁给谁嘛。”
这次大会之后，陈赓求婚之事被周恩来、邓颖超知道了，他们笑着说陈赓不懂求婚艺术。
周恩来说：“谈恋爱不是打仗，强攻不行。”
陈赓说：“革命者光明磊落，爱情也不应该鬼鬼祟祟。她贴我情书我不怕。她再贴，我再写。”
邓颖超说：“欲速则不达，女孩子需要温柔，教你个办法。”
陈赓是周恩来的好友，曾为他去车站迎接邓颖超到广州结婚，此刻马上说：“好呀！”
“先向她道歉，态度要诚恳。一次不行，道歉两次；再次不行就三次，在道歉中加深了解，建立感情，比拼命写情书要可行多了。”邓颖超笑着说。
陈赓说：“那我试试。”
后来，周恩来夫妇又出面牵线、搭桥，向王根英详细介绍了陈赓的经历和为人，鼓励他们相爱。不久，陈赓、王根英通过了解，终于结为了志同道合的夫妻。三贴情书也成为了佳话。
六、霞飞路侧的枪声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14日，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被称为红队或“打狗队”。
特科设总务科（一科）、情报科（二科）、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第一科成立最早。为了加强对敌侦察工作，中央特科在1928年4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成立之初，即任命陈赓为二科科长。
1928年4月，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出巡两湖工作回到上海。15日上午10时，他去英租界戈登路何家兴家里约见一位同志，进家不久，巡捕房派大批包探包围上来，将罗亦农捕走。
罗亦农被捕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弹冠相庆，说：“首要已擒，共祸可熄。”消息传开，正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的陈赓愤慨万分。这时，中央通过各种关系探明罗亦农在狱中的情况，得知罗亦农将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命陈赓和特科人员准备组织在押解途中进行武装劫救。但是，蒋介石恐生意外，提前于4月18日引渡，21日未经任何审讯，便将罗亦农杀害了。
营救没有成功。但是罗亦农怎么被捕的呢？
经过多方调查，陈赓终于通过巡捕房的内线弄清了叛徒。
原来，何家兴夫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从苏联回来后，在罗亦农领导下做秘书工作，分配在戈登路的接头处看守机关。这对夫妻迷恋灯红酒绿的生活，经常出入于酒馆、舞厅，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有时外出很晚才回来，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的批评，心怀不满。这时，党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钱，自然满足不了进歌厅酒店的需要。由于工作关系，他们两人了解党的许多机密，掌握不少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深知罗亦农是蒋介石悬赏追捕的中央领导同志。于是，以奇货可居，准备同敌人做“买卖”。为此，他们找到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的一个帮办，想用一批中央机关和负责同志的秘密地址，换取敌人2万美元和一张出国护照，逃到国外去过淫糜堕落的生活。结果，为了让敌人相信，他们事先同巡捕房谈妥，先出卖罗亦农。
陈赓
按照约定，4月15日上午10时，罗亦农一到他们的住处，他们就派姨娘送信给站立在戈登路、爱文义路口的华籍巡捕。当罗亦农正在同山东省委书记吴某接谈工作时，英捕房捕头洛克立即带领中外捕探包围了机关。洛克用德语与何家兴的老婆交谈以后，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员均未被捕，放置在办公桌抽屉里的党的文件也未被抄。何家兴的老婆在同洛克打交道时，还送给他一只钻戒。
党中央得知这些情况，十分重视，也很慎重，为了取得何家兴夫妇出卖罗亦农的真凭实据，经过周密布置，暂时把他们夫妇安置在南京路一家小旅馆里，直到取得确凿证据之后，才定下决心，予以镇压。
4月25日凌晨，陈赓按照中央的指示，亲自带领红队，闯进何家兴夫妇住的旅馆。
进入旅馆之后，红队由1人把守后门，3人登楼，同时以办喜事为借口，旅馆外面燃起震耳的鞭炮声。这时，陈赓带领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何家兴夫妇住的房间。
何家兴从梦中惊醒，知道事情不妙，向外逃跑，陈赓的手枪便迎了上去。
“砰”的一声枪响，何家兴如同一只狡猾的狐狸撞上了猎人的枪口，应声倒在地上，再也不动弹了。
何家兴的老婆也爬起来逃跑，结果额上被击一枪，见势不妙，她吓得浑身发抖，像筛糠似的连滚带爬，钻进床下。此刻，旅馆外面的鞭炮声仍然响着，掩护这支镇压叛徒的轻骑顺利地离开了现场。
红队严惩何家兴夫妇的正义行动，制止了叛徒进一步出卖党组织的罪恶活动，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七、“逮捕”张云逸
陈赓与张云逸同是开国大将，两人结下什么“梁子”，陈赓竟然“逮捕”张云逸？
1928年8月的一个深夜。上海新闸路一栋小楼上，两位中年男子正用广东话低声交谈。
“胜之兄，由于国内局势突变，中央决定要你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另行安排去处。”
说这话的是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
被称为“胜之兄”的男子眉头一动，说：“眼下革命处于低潮，党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好，现在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到各地组织军事斗争，准备东山再起。”
“此着甚合我意。连日来东躲西藏，隐姓埋名，我早就不甘受此屈辱了。”
停了一会儿，“胜之兄”问道：“党准备派我到哪里去？”
“广西。”
“广西？”“胜之兄”略有迟疑，因为他曾栽在桂系军阀手中。但作为共产党员，他知道命令就是一切，“我服从命令，我一定尽快赶到广西去。”
“胜之兄”回到寓所，订好船票，准备出发。“天有不测风云”，在他即将动身之际，4名警察突然闯进了“胜之兄”的住处，不由分说，扯下了他的长袍马褂，给他换上了一套西服，并且还在头上安了一个假发。
“你们这是干什么？”“胜之兄”大怒。
“从现在起，你就是毒品贩子！”警察头目笑着说。
“放肆，我是正经生意人，哪有什么毒品，放开我！”
“正经生意人？”警察头目冷笑一声，下令一名警察打开“胜之兄”的皮箱，打开之后，“胜之兄”目瞪口呆：皮箱里面竟然有十几袋“白面”！
“你们这是栽赃陷害！”“胜之兄”大叫。
“带走！”
刚走出公寓，又有一伙人拦住了去路：“干什么的？”
“抓住一个贩毒的。”警察头目洋洋得意地说。
“等一下，我们要检查！”那伙人强硬地说。
“胜之兄”一看这阵势，心里想伸冤的机会来了，大喊起来：“我不是毒品贩子，放开……”话音未落，一条手帕塞进他的嘴里。警察头目又扬起一只巴掌，照“胜之兄”脸上扇了下来。又把眼睛一瞪，向拦路的便衣喝道：“执行你们的任务去，看什么热闹？小心放跑了狐狸。”
便衣们一看这架势，便不再纠缠，各就各位，继续守株待兔。
警察把“胜之兄”押上车，警察头目望着他，戏谑地笑道：“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胜之兄”已被扯掉手帕，他似乎觉得有什么蹊跷：“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贩毒，自然要把你押到警察局了。”
“我不是毒品贩子。”
“哼，”警察头目打开了“胜之兄”的箱子。“胜之兄”紧张起来。当警察头目拿出一叠文件时，他大叫一声，欲扑过去，无奈被反绑，动弹不得。
“哈哈，本来只想发点小财，没想到抓个共产党，大名鼎鼎的张云逸。兄弟们，发财了！”
“胜之兄”就是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之一张云逸。
过了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张云逸被反绑着押下了车。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报告局长，犯人押到！”警察头目笑哈哈地说。
“怎么搞的，还扭着双手？”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张云逸抬起头，天哪这不是周恩来吗？
“云逸同志，委屈你了。”周恩来快步迎了上来，又扭头向警察头目训了一句：“你这个陈赓，什么时候还开玩笑！”
陈赓则哈哈大笑：“我这场戏演得好啊！”扑上来，一把抱住张云逸：“张大哥，小弟失礼了。”
张云逸恍然大悟，一拳打过去：“你呀，真会装神弄鬼，也不怕我跟你拼命？”
“我要不这样，你会这么配合吗？我虽然打了你几个耳光，你也划算呀！没有被敌人活捉啊！”
原来党内出了叛徒，好几名同志已经被捕，刚才与张云逸见面的杨殷也被抓了。如果不是陈赓演那场戏，张云逸说不定早在门口就被那4个便衣抓了起来。
如果不是陈赓“逮捕”张云逸这场戏，后来的百色起义也会少了一笔。
八、巧遇“剿匪”司令
在对敌斗争中，陈赓曾有过不少有惊无险的传奇故事。
1928年陈赓在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时，有一次从上海前往天津执行任务，火车行经南京停车时，陈赓走出车厢，在站台上转转。
突然，陈赓发现在他乘坐的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一节专用的花车，抬头又见几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陈赓怕被人认出，赶快跑进车厢，他将帽子拉得低低的坐下。然后，他偷偷地朝车窗外面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被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和其时已经调任国民党江南“剿匪”司令钱大钧。
钱大钧早在黄埔军校就认识陈赓。陈赓在黄埔军校时被称做“黄埔三杰”，颇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钱大钧不仅认识他，而且两人还相当熟悉。
当火车离开南京以后，陈赓本以为可以避开他不被发现。哪知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来到陈赓乘坐的车厢，对他说道：
“陈先生，长官有请。”
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被他看到了。但他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
那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
陈赓心想，事已至此，只得去了。陈赓走进花车，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叫副官跟上你的。”
陈赓一听，也不再辩护，坐了下来，钱大钧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
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
钱大钧哪会相信，望着他又问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也就与他闲聊起来。
火车飞驰着，陈赓说：“我中途要下车了，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
钱大钧也没有强留，这样闲聊一阵，陈赓便走开了。
火车到了一个车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的时候，才又迅速登上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沿拉得低低的坐下。谁知这时他已被钱大钧手下的人盯住，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
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有下车啊，长官请你。”
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因钱大钧在黄埔军校教过他们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义”，陈赓对钱大钧谈起黄埔往事，晓以大义。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是名声在外，钱大钧也算是个聪明人，心想他若抓捕陈赓，将会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自找麻烦。所以，他乐得睁一眼、闭一眼做个人情。火车一过了徐州，就出了他这个江南“剿匪”司令的防区。闲谈一阵，他就让陈赓走了。
此后，钱大钧未再纠缠，陈赓得以顺利经过徐州，前往天津去了。
九、为彭湃报仇，杀白鑫
1929年8月24日，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家召开中央军委会议。
下午4点多钟，突然，几辆红皮钢甲车载着捕房巡捕和警察局的中国包探，荷枪实弹，把会场团团围住，然后，军警们拿着一张名单，逐个核对，把彭湃等5名参加会议的人全部逮捕带走，留下白鑫夫妇置之不问。
隔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帮子人把白鑫也“抓”走了。
事情发生之后，当晚，周恩来召开中央特科各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和了解被捕原因。陈赓马上叫杨登瀛去打听情况。杨登瀛是地下党员，任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
随即，真相大白。原来白鑫有个胞弟，叫白云深，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白鑫暗中通过老婆与白云深牵线，搭上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然后，他向国民党市党部秘密自首。之后，为了攫取一大笔奖金，捞到卖身投靠国民党的资本，又把中央和江苏省委负责人于8月24日在他家里开会的消息密告范争波。
这天，周恩来本来是要到会的，因为临时有事没来参加。事后，敌人带走白鑫，也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做做样子而已。
在了解向敌人告密的是白鑫以后，陈赓就立即报告给周恩来，红军立即开始了侦察白鑫的行动。并且，陈赓和顾顺章住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新世界饭店准备组织营救彭湃、杨殷等人。
彭湃、杨殷等被押进水仙庙拘留所，警察局要对他们进行“审讯”。
陈赓又与杨登瀛进行了一番商量。
“审讯”是在8月26日夜里进行的。
在“审讯”时，杨登瀛样子很凶，骂得很厉害，但是，在杨的背后站着一位彭湃认识的同志，结果，彭湃立即得到暗示，组织上正在营救他。这一着非常巧妙地把党的意图暗示给彭湃了。
与此同时，红队准备探点和枪支等营救行动。
可是，彭湃作为党的著名领导人，名气很大，蒋介石早就恨之入骨，便下令立即杀害彭湃。
8月28日晨，敌人将彭湃、杨殷等同志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
周恩来得到这一情报后，即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途中，准备截车营救。结果，红队队员和许多人一起，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武器装在一只皮箱里面，指定专人骑机器脚踏车送到现场。同时，陈赓还准备了装好大米的卡车，打算用它挡住囚车，迫使停车，然后下手。这次行动事先经过周密布置，出动了中央特科的全部工作人员，还有些人化装成小商贩，或者装成过路人，一起来到现场，摆成一个“劫法场”的阵势。然而，所有人员就位后，送武器的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却来迟了，加上事先的准备工作不细，枪内的润滑脂没有清除，不能立即使用；再加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实现。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同志终于被敌人杀害了。
彭湃等四人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党的悲痛。周恩来当即代表党中央起草了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这时，彭湃的母亲周老太太正流落在澳门。周恩来当即派人帮助老人转移到上海，同时，妥善地安置了原在彭湃身边的幼子彭洪。
彭湃等4人的遇难，更激起大家对叛徒白鑫的无比憎恨。陈赓抓紧了对白鑫的侦察。杨登瀛以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份找到白鑫的住处，并同他谈话，最后，杨还问他：“你还有什么计划，还有什么线索？”
白鑫说：“我要到南京去，我有好多共产党的机密。”
陈赓叫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的行动，每天上午在什么地方，下午干了什么，晚上有何活动，全部都要及时报告，严防叛徒离开上海。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故意施放烟幕，极力掩盖白鑫告密出卖彭湃的真相。1929年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上发表枪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的消息时，故意同时另发一条消息说：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
实际上，白鑫叛变后寸步没离上海，根本未去南京。
这时，共产党员柯麟化名柯达文，利用医生的职业作掩护，和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共同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一所“达生医院”，用以掩护党中央机关的活动。柯麟认识白鑫多年，白鑫相信他的医术，常来医院看病，但白却不知道柯的真实身份，更不知这家医院的底细。彭湃被捕的第二天早晨，关向应来到柯麟家里，告知白鑫叛变出卖彭湃的事情，同时还告诉他说：“白鑫这两天正患疟疾，估计可能会来找你看病，你应当有所准备。”
不久，陈赓又来告诉柯麟，已经派联络员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点，有事就去找联络员，然后，陈赓还留下了自己在新世界饭店所住房间号码，规定柯麟不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10多天后，彭湃等已被杀害，白鑫带着两个保镖，突然找到柯麟家里看病。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通知联络员，他装作寻找药品下楼，遂出后门找联络员。等他回来，白鑫已经溜走。当晚柯麟前往饭店汇报的时候，陈赓对他说：“明日照常营业，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
然后，他把红队的谭忠余、王德明派到柯麟的诊疗所附近，作了捕捉白鑫的周密部署。他们每天都到那里埋伏，整整等了一个星期，然而白鑫却再没露面。陈赓估计，白鑫也许害怕出事，会请柯麟到家里去出诊。
果然，又过了两个星期，白鑫打电话来，请柯麟到法租界白宫饭店看病。柯麟一去，在场的还有白鑫的老婆、保镖以及范争波。看完病，打过针，白鑫和范争波留住柯麟闲话。他们说要柯麟搞医院，白鑫还将500元银元放在柯的药箱里面。
晚上，柯麟背着药箱，兜了几圈子，绕到新世界饭店，向陈赓做了汇报，并把钱全交给党组织。陈赓判断：白鑫还会找柯麟看病，要他继续探明叛徒的动向。
但是，狡猾的白鑫又没了音信，然而，又过了两个星期，白鑫又打来电话，请柯麟去看病。原来他又转移住到了在法租界霞飞路范争波公馆里面。柯麟回来后，又把所摸到的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范争波的公馆在和合坊第四弄43号，范争波、范争洛弟兄住在二楼，白鑫住在三楼。陈赓听后，就叫柯麟在白鑫所住弄堂的最后一家租了间房子，自己也在紧靠白鑫住处的27号三楼租了一间房子住下。27号后门斜对面，就是43号，这里居高临下，可以非常清楚地俯瞰43号的动静。
在这里，陈赓严密监视着白鑫，准备随时行动。
白鑫呢，他素知红队镇压叛徒厉害，深感自己处境危险，生命难保。于是，他恳求主子批准，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结果，他的出国时间定在了11月11日。由于白鑫原来是中央军委秘书，了解很多党的机密，出卖彭湃、杨殷等同志后，他还继续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陈赓决定在他动身那天将他处决。
这天周恩来听过陈赓的汇报后，又和顾顺章、陈赓等对于这次行动计划进行一次研究，然后，他亲自到白鑫住的和合坊弄堂里观察现场。这时，白鑫匿居的和合坊，前门临霞飞路，后门通蒲石路，两门都雇有巡捕看守。周恩来等人结合连日所得到的情报，进行研究，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给特科执行。
这时，陈赓已经完全掌握白鑫的行动。陈赓不仅知道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而且知道范争波还要派车送白鑫去码头等细节。白鑫动身以前，敌人戒备森严，除在范争波家里加强警卫外，在和合坊两个出入口处，还有武装巡捕巡逻。临行这天，白鑫家里的人出出进进，非常紧张，又见佣人买回很多水果，证明情报基本上是准确的。
但是，陈赓还有些不放心。临动手前，他又特地打发杨登瀛前去43号探明：白鑫此刻是否还在范争波家里？正巧这时陈立夫的亲信张道藩要去范争波家同白鑫接头，约杨登瀛一起去。
杨登瀛于是随同张道藩前往范争波家，在那里，杨登瀛见到了白鑫，并且弄清了白鑫当天晚上确要离开上海。陈赓获悉这些情况之后，决定按预定计划行动。
这天下午，由顾顺章统一指挥，陈赓和红队的邵达夫、谭忠余、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在43号周围的弄堂里面，悄悄地埋伏下来。
晚上10点多钟，范争波的汽车开进了弄堂，他的保镖韩云秀又到霞飞路苏州汽车公司，雇来了一辆号码是6730号的汽车。然后，两辆汽车都停放在蒲石路和合坊后门口，不久就由保镖和佣人搬运行李上车。11时许，白鑫穿着一条藏青色西装裤子，上面罩着一件灰哔叽的衬绒袍子，脚上的黑皮鞋擦得油光锃亮，由范争波弟兄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后随保镖等共7人，从43号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
他们刚刚走到东五弄口，红队队员们突然由对弄黑暗中冲出来。只听大喝一声，“不许动！”红队队员就对准白鑫开枪射击。因为白鑫一伙人多，第一枪没有打中，这个叛徒拔腿就跑，企图夺路逃命。保镖韩云秀拔枪还击，枪弹尚未射出，已被红队打中，子弹由右太阳穴射入，洞穿脑际，立即倒地毙命。
其余的人争相逃命，在乱枪中，范争波连中三枪，其中二枪，一由背后穿透前胸，一由腰部打入，重伤倒地；范的弟弟范争洛身中六弹，弹中腹部，当场毙命；王容川左足中弹，倒在地下装死。
这时看门巡捕林汉臣、王宝元赶来阻拦，林当场被红队击毙，王抱头鼠窜。白鑫这时拼命向北狂奔，同时拔出手枪顽抗。红队跟踪紧追，最后，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打死在71号门根下，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登时倒地死亡。
白鑫一打死，红队马上撤离现场。
这场战斗历时颇久，红队共计射出90多发子弹。但据上海各报报道：“肇事后约一小时，捕房始派探前往查勘。”但是，等到巡捕、包探赶来，红队早已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白鑫毙命时距离彭湃等遇害不到3个月，这一消息立即震动了上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之胆丧，极力防止消息扩散，禁止报刊发表有关消息。然而，租界的外文报纸对此反应强烈，到第三天，即11月13日，上海出版的几十种中外文报纸，就像一股洪流终于冲垮了闸门，全都详细报道了叛徒白鑫被镇压的经过，许多报纸上写得有声有色，放在显著位置。有的报纸用红色大标题发表此案消息，说是“东方唯一的大暗杀案”。
十、儿子对巡捕说爸爸有枪
1928年4月，陈赓因为特科工作的需要，在环龙路上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便搬来和他住在一起。房东是英国巡捕房的探长陆连奎。
第二年，他们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知非。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在短短的2年中，他们曾搬过5次家。在此期间，王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使他能安全地进行工作。小知非逐渐长大了，她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王根英也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面工作的事情。陈赓有时把枪带到家里，睡觉时便压在枕头下面。
知非3岁时，有一天独自悄悄跑到街上去玩儿，看到“红头阿三”（即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他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床头的枪，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好。”
巡捕一听，马上盯住小知非，紧跟知非到家门口，正好遇到王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
王根英马上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机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
因她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印度巡捕笑着自己多疑，拍拍脑袋就走了。
陈赓妻子王根英和儿子陈知非在上海的合影
十一、陈赓被捕却让蒋介石左右为难
1933年3月，陈赓被捕不久，就被押送到了南京进行严刑审讯。
由于宋庆龄的营救，陈赓才免遭杀害。
随后，陈赓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在南昌指挥“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的耳朵里。他立即命令把陈赓押到南昌，他要亲自出马“劝降”。
陈赓被押到南昌的第二天，蒋介石传令要在客厅“会见”他。
蒋介石一见陈赓，看到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付吃惊的样子，责骂：“南京这些人也真混蛋，未经允许就随便用刑！”
然后，他又带着几分“歉疚”地关照说：“马上换衣，先治伤，再谈其他事。”
蒋介石觉得自己跟陈赓有着特殊的“缘分”。因为在第二次东征中，陈赓曾冒着危险救过他的性命。于是，他又重提当年陈赓救命之恩。陈赓一眼识破了蒋介石的用心，坦率地说道：“你想把我怎么样就直说吧，用不着转弯抹角。”
蒋介石笑了笑，把一杯茶递给陈赓，说道：“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很佩服你的才华。虽然你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看在过去你的贡献上，我还是能原谅你的。”
陈赓把脸转向一边，冷冷地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并不需要你的原谅。”
蒋介石感到很扫兴。停了片刻，只好亮出了真牌子，他递给陈赓一张纸，皮笑肉不笑地说：“只要是肯写几个字，什么事都好商量……”
“写什么字？”
“自首……”
陈赓接过蒋介石手中的纸，挥笔疾书，一下写满了“打倒蒋介石！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蒋介石一看，生气地说：“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然后命令把陈赓押下去。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把陈赓“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把卫兵训出去，满脸陪笑地给陈赓让座、倒茶，并为自己前天的“粗暴失礼”向陈赓道歉。
陈赓没入正座，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说：“你不要逢场作戏了，你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我都看透了，我希望你对我不要有任何幻想。”
蒋介石又挨了当头一棒，感到很难堪。随即，他还是笑着对陈赓说：“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我看你还是当年咱们一块共事的脾气。今天谈点别的，谈点别的……”
然后，蒋介石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僵持了一阵，才说道：“现在国家弄得这么糟，每天都有人在流血，中国不能这样沦陷……”
陈赓当即打断了蒋介石的话，义正辞严地道：“谁造成的这种局面，中国人心里都有数。你不主张抗日，却发动内战，屠杀人民，难道这些责任还要我们共产党人负吗？”
“陈赓，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啊。俗话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劝你还是想开点……”蒋介石斜了陈赓一眼，接着又说：“你是个大将军，还穿满身虱子的衣服，这多不体面啊！”
陈赓答道：“我陈赓天生和虱子有缘分。虱子是革命虫！”
蒋介石又说道：“草鞋总该换换吧？”
陈赓冷冷地答道：“我就是个‘草鞋将军’”！
蒋介石嘴里像塞了团棉花，“这……这……”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又僵持了一阵，蒋介石说：“只要你肯过来，愿意带兵，我马上给你个师长，就是给你个军长，也是一句话……不愿意带兵嘛，也好。我可以给你个特务总队长干，只要你同我合作，这些都由你挑……”
陈赓慷慨地说：“我陈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决不做你的狗官。更不会像你一样卖国求荣，背叛革命，榨取人民的血汗，来供自己享受！你想让我叛变自首，你打错了算盘！”
蒋介石一看陈赓这样的态度，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放肆！你要这样不识抬举，可别怪我忘恩负义。来人！”
卫兵们一拥而上，扭住了陈赓。蒋介石喊了声：“慢！”又转过头问道：“陈赓，你到底回头不回头？”
陈赓昂着头，斩钉截铁地说：“我陈赓没二话！”
蒋介石恼羞成怒，但又无计可施，只好命令先将陈赓押回监狱。
这期间，共产党组织曾多次派人组织营救陈赓，但由于敌人戒备森严，均未成功。宋庆龄同志也给蒋介石写信要求释放陈赓，但蒋无动于衷。后来，宋庆龄亲自到监狱探望了陈赓。对于如何处置陈赓，蒋介石是费尽了心思：若杀死陈赓，别人会说他“恩将仇报”，另外，他又“爱惜”陈赓的才华，杀了又觉可惜！最后，只好命令把陈赓押往南京“休养”。
到南京后，陈赓真正受到了特殊“照顾”，整个南京市允许他自由活动（但暗中有人盯梢），衣食住行都有专人侍候。但是，陈赓还是初衷不改。
蒋介石无计可施了。迫于无奈，蒋介石只好将陈赓释放了。
十二、抬着将军战直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同红十五团合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这时，蒋介石派了五个师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立足未稳之中。毛泽东摸清了敌人意图，便决定在直罗镇一带创造战场，把东北军一〇九师引来，全部将它吃掉，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战前，中央红军已在吴起镇、瓦窑堡一带，休整了近一个月，补充了一些新战士，又进行了应急训练，战士们的身体素质已得到恢复，更难得的是，有了根据地，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有了留守处。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要求除了主要指挥人员外，凡是跑不动路的，都动员留下，不让参战。为此，军团参谋长左权逐师逐团核实战斗实力。但是，当他核实到陈赓率领的十三团时，问题就来了。
原来，左权和陈赓是湖南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以后又都从事红军领导工作，朝夕共处，左权虽是军团参谋长，对陈赓却很尊重。这时，十三团团长陈赓有骨折性战伤，在征求陈赓的意见时，左权说：“你是否不去前线，我来代替你指挥？”
陈赓说啥也不干，笑道：“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水！”
左权只好又让一步，要配给他两匹马。陈赓还是不接受。
没办法，左权只好把团特派员欧致富叫去，嘱咐说：“你马上落实一副担架，从现在起，担架不要离开他前后，他算是阵前指挥的，明白吗？”
欧致富马上落实担架去了。
部队从吴起镇隐蔽开进，沿途要插过甘泉、鄜县敌人据点附近。十三团是负责军团的警戒掩护任务。所以，部队还没投入战斗，就十分疲劳，特别是陈赓，差不多比别人多走一倍的路：大部队没出发前，他得先派出部队，沿途搜索警戒，等大部队过完了，他又得折回来，沿途检查收哨。
由于长途奔波，陈赓的腿变得更跛了，拄的棍子，一撑都发弯。但是，专门给他备的担架却一直闲置着，谁劝他都不坐。他总是一天乐呵呵的，有时一句话说得让人笑疼肚皮。
一天，他发现欧致富也拄着棍子，右腿也有点瘸，便一本正经地问：“过去算命先生说逢单空，逢单空，你信不信？”
欧致富说：“早就不信这一套了。”
谁知陈赓却很认真地说：“现在我信了。”
他见欧致富发愣，马上爆发出朗朗笑声，风趣地说：“不信也得信。你看，十三团，出个独脚团长，又出个独脚特派员！”经他一解，欧致富也禁不住笑了。接着，他又开起玩笑，问欧致富：“你看我们俩现在像什么？”
欧致富说：“像个兵呗，还能像别的！”
陈赓说：“像一对叫花子！”
欧致富也逗一逗他：“你要化装成叫花子，我一眼可以看得出来。彪形大汉，要饭谁信？”
陈赓说：“那倒是，所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我什么都敢化装，就是不敢化装要饭的。”
部队在东村、永川府一带隐蔽待命。一天，军团派来马匹将陈赓接去看地形。晚上回来，他异常兴奋，在战斗部署会上，高兴地打着比喻，问：“你们谁杀过‘牛’？这回要杀‘牛’！这头‘牛’，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后，老跟着啃屁股，干部团挨啃过，十三团挨啃过。我们虽然砍了它几下尾巴，都没老实。这回打它‘牛’头，狠狠给它一捶，然后全给它开膛破肚！”
他这一说，大家都明白了。这牛就是指敌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
陈赓又说：“十三团打了娄山关后，一直是当后卫，掩护全军。这次我抢来了硬任务，打头阵，拦住‘牛’头打。不过大家不要杀红眼就什么也不顾，要注意政治瓦解。这里有两句口号，大家可要记住：一句是，‘宽待东北军！’一句是，‘欢迎东北军掉过枪口打日本！’”
这一下把大家搞糊涂了。一位营长提出：“这是打仗还是去贴标语？”
陈赓严肃起来：“怎么？打仗就没时间贴标语？就是又打仗又贴标语。你一喊话，他就放下枪过来，那才是真本事。这股敌人的老家，让日本鬼子占了！”
那位营长擂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抱怨说：“这瓢，简单！”
去“牵牛”的小分队已经到太白镇方向惹“牛”去了，好几天，“牛”没发火。大家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11月10日晚，方面军终于下达了拂晓前包围直罗镇的命令。
部队已经养精蓄锐多时，说走就走，奔袭而去。但这一下可苦了团长陈赓，他拄起棍子走夜路，怎么走也走不过小伙子。渐渐地，团指挥所与部队拉开了距离，而陈赓和指挥所成员又拉开了距离。欧致富一看急了，便马上命令：“警卫员，背团长！”为了跟上部队，陈赓这时也不好拒绝，只好由两个警卫员轮流背了一段路。就这样，还是和部队拉开了距离。
“担架！”陈赓自己叫开了。担架早在他身边转，可就是不坐，这回他急了眼，自己叫了起来。于是，担架队员和警卫员扶陈赓上了担架，抬起就走。陈赓在担架上总是叹气：“这真是抬将军上阵了！”
红军时期的陈赓
经过一夜的奔跑，总算按时到达了指定位置。十三团从东北面封住了直罗镇通往鄜县的路和葫芦河东段，十五军团的七十八师从东南面封住另一侧。直罗镇东面被红军“钳”死了。一军团的二师，从北向南拦腰打，四师则封死了直罗镇西面。
天一亮，两路红军同时发起攻击。漫山遍野，红旗飞舞，枪声震天，杀声四起。敌人虽有所准备，但没尝过红军歼灭战的苦头，还梦想太白镇及鄜县两头之敌夹击红军。所以，尽管这头“牛”已被红军迅猛分割成几小块，牛云峰还下令拼命抵抗。开始，红军一喊话，敌人就回一阵枪。进攻还不到半个小时，那位在会上“冒炮”的营长，就气呼呼地跑来向陈赓报告，说：“团长，有半个营敌人给我们堵住了，喊话他们死不缴枪，怎么办？”
陈赓看了看表，禁不住笑了，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呀，性急也不能那么个急法。古人大战三百回合，还不分胜负。你才打多长时间，一回合还不到，人家就投降？”
欧致富接着说：“你不会用刺刀捅掉几个再喊！不杀个鸡给猴子看，谁信你马刀队威风呀！”
营长拍一拍自己的脑袋，又后悔地说：“是这道理。硬的他还没吃，怎服你软的！”说着，他便跑了回去。
这次，他脑子多转了几个弯。他命令部队猛攻击一阵，又猛喊起话。结果，他发现红军一喊话，敌人的军官就用枪威逼他的士兵。他一枪把敌军官干掉，敌人马上就乱了营，待红军端起刺刀冲过去，敌人的士兵吓得放下枪举手等着投降。有的还连声说：“我举过两次手了，别打，别打！”
解决了前沿这股强敌后，十三团的战斗发展就很顺利，直往纵深打去。不到2个小时，兄弟部队已把敌人的师部给端了。敌师长牛元峰带着一个多营的部队，跑到东南角上一个土围子里。这个地方，十五军团的同志早就给敌人安排好了“牛圈”。敌兵失去了指挥，就漫山遍野乱跑，红军也漫山遍野去抓俘虏。不大一阵子，除土围子敌人外，光俘虏的就有1000多敌人。敌一个师的兵力基本覆灭。
这时，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冒着冷枪冷炮来视察阵地。他见到陈赓，问起了战况。陈赓装着发牢骚的样子说：“小鱼小虾抓了不少，就是‘牛’还没套上。你就让我们团去宰‘牛’吧！”
周恩来笑了笑，说：“老陈呀，你只知道十三团拼刺刀厉害，可还有个美称，叫‘猴子兵’，跑路打敌人援兵也是十三团的好戏啊。你们就到张家湾一带打敌人的援兵吧。这里的‘牛’由十五军团部分部队困住就行了。白天他跑不了，我们准备他晚上跑，正好在运动中歼灭他。”
陈赓听周恩来这么一说，也不好再磨下去。事不宜迟，他命令马上收拢部队，向西奔杀而去。
途中，陈赓又和敌人一〇六师干上了。结果，十三团配合二师、四师消灭了敌人一个团，余下的敌人全部缩回甘肃境内去了。陈赓又挥师东来，准备再消灭羊泉之敌。这时，传来胜利消息：敌牛师长在突围逃跑途中被活捉了。羊泉之敌大概也得到了这消息，赶紧撤出，收拢回鄜县去了。至此，敌人的“围剿”被粉碎了。
回师路上，那副担架还不离陈赓左右。他好像发现什么秘密，便命令把担架撤走，去抬伤员。2名担架队员看着欧致富，不愿离去。
欧致富只好说：“伤员早就被群众担架抬走了，还用得着他们！”
陈赓这回抓住欧致富的“把柄”了，说：“你这个特派员只知道执行左参谋长派给的任务。但是，你不知道抬上阵光荣，抬下阵呢，人家说你是‘败将’，多难听呀，再不坐了。”
十三、硝烟外的幽默
（1）
1937年2月，何廷一受派进红军大学学习不久，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随后，抗大一队、二队合编，何廷一被编到了一队，队长是陈赓。长征途中，何廷一就听说中央纵队干部团有个叫陈赓的团长，不仅会打仗，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特别喜欢开玩笑。到一队后，和陈赓初次见面，谁想他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一见何廷一进来，他就走近上来，语气严肃地问何廷一：“你怕不怕死？”
何廷一一愣，很奇怪陈队长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是响亮地说：“报告队长，不怕！”
陈赓也不说话，伸出右手往何廷一眼前一晃，何廷一本能地将头往旁边一歪，两眼眨了一下，何廷一不知道这位队长是做什么，可是，陈赓却在他眼前连晃了几下。最后，陈赓哈哈地大笑起来，说：“还说不怕死，为什么我一举手你就眨眼？”
何廷一突然明白过来：这个团长爱开玩笑果然名不虚传。
（2）
抗大一队有不少女同学，这些女同学多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可陈赓却不管这些，照样和她们开玩笑，有时开起玩笑来没个正经。
有一次，萧华的未婚妻王新兰等女演员给来延安做客的国民党人演出，在卸装时，忽见一位身着国民党军装的陌生人走上台来，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说：“快跟爸爸回家！”
1937年，陈赓等在延安红军大学的留影。前排左起：二为毛泽东、三为朱德、五为何长工、六为周子昆；后排左四为陈赓
王新兰气得全身发抖：“胡说八道，我不认识你！”
对方却不依不饶，紧紧地攥着她的手，一个劲儿地要拉她往外走。
这一举动急得王新兰大声向队长求援：“队长，你看这个人讲不讲理，我怎么会有国民党的爸爸，哪有这样冒充人家爸爸的！”
可队长只是笑，不说话，王新兰急得眼泪哗哗直流，哭起来了。
这时，队长才笑着说：“别怕，他是咱们红军师长陈赓，他逗着你玩呢！”
惹得大伙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3）
百团大战后，日伪军对各根据地的小“扫荡”连续不断，对太行山的大“扫荡”则几乎每年一次，主要目标是前总和一二九师指挥机关，每次大扫荡前总驻地均遭合围。上至总部首长，下至机关的一般干部，都不明白为什么八路军前总机关老是险象环生，就连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也唠叨开来。一天，陈赓来向总部首长汇报请示后，又来到了作战一科找曾是抗大的同学何廷一。一见面后，陈赓气哼哼地说：
“上次我从麻田回太岳，走到武乡县城附近遭日本鬼子伏击，妈的，我的行动似乎有人告密，你们科里有特务吧？”
何廷一听后，联想到总部机关连续发生的受敌人合围的怪事，从此密切注视科里的成员动向。最后，他又寻思这次自己由延安奉命调回前总时，一科除科长王政柱外，参谋全不认识，一科二科合并后，除副科长魏国运外，原二科的参谋也是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他们是从抗大总校调来的，都是大中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把疑点集中到一位参谋身上，这位参谋是白天（原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参谋长）带来的秘书，会不会？……在何廷一否定肯定间，这位参谋后来失踪了，再未有消息，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无法再深入调查。这次叙谈中，何廷一无意中告诉陈赓：“地主刘三柱的女儿要和通信科的一个日本人结婚。”
陈赓听后感到十分新鲜，非要何廷一带他去看看准新娘子不可。何廷一几次拒绝都不行，陈赓臂力大，他那抓何廷一胳膊的手像铁钳般牢固，任凭他怎么挣脱就是挣脱不了。何廷一叫苦不迭，不得已带他到刘三柱的家里，一路上还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陈赓似听非听，只是哼哼哈哈地笑着。到了刘三柱的家，前脚刚迈入院子，陈赓忽然以双手拢嘴，大声喊叫起来：“刘三柱的女儿快出来吧，我们看你来了！”
何廷一不提防陈赓来此一手，吃了一惊，趁他叫喊之机猛地扭头就跑。陈赓看何廷一溜了，也走了出来。
抗日战争初期的陈赓
何廷一有点生气地对他说：“这样的玩笑可是开不得的。”
但是，陈赓却还是哈哈地笑着。
（4）
1943年，前总驻麻田时，陈赓来过八路军前总作战科好几次。作战科的办公室也就是何廷一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桌上除了一部电话机外，没有什么“文房四宝”，钢笔随身带，纸张随地取。何廷一有个苏制的指北针，爱不释手。当时指北针不多见，外国造的就更少了，何廷一这个指北针还是苏联援华飞行员送的，他把它当做宝贝。一天他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竟忘记及时收起来，刚好被陈赓看见，二话不说随手就拿走了。何廷一以为陈赓和自己开玩笑，也不介意，却久不见还，有好几次向他索要，可他却都是微微一笑，并无他话。
何廷一只好割爱，心想一个堂堂的军区司令，竟要一个小科长的东西。一天，陈赓带了1支打驳壳枪子弹的小口径步枪又到了前总，当着何廷一等人的面，直夸这枪如何如何精致。何廷一也觉得这枪很漂亮，便向他讨要，陈赓摇了摇头，还趣说一个军人要注意保管好武器。何廷一白了他一眼，趁他不备，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小口径步枪，“唰地”就往外跑。爱枪如命的陈赓急了，一边叫喊一边紧跟着追赶。何廷一由上麻田跑到下麻田，他便气喘吁吁地从上麻田追到下麻田。一个40岁的太岳军区司令员，为了1支土造小口径步枪，竟和一位年轻的小科长捉起了迷藏。看到陈赓追得满头大汗，在旁看热闹的大小干部都觉得很有趣，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通来回追赶，弄得身高体胖的陈赓大汗淋漓，回到院里便要何廷一的警卫员给他打一桶凉水洗澡。
不管春夏秋冬，陈赓一年到头洗的都是冷水澡。凉水打来了，何廷一问他在哪里洗，陈赓说：“就在你这个院子里洗吧。”
何廷一忙说：“不行呀，这里还住了一户老百姓。”
陈赓大大咧咧地说：“不要紧的。”他一边说，一边把自己脱得精光，洗将起来。
何廷一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急得直催他快洗，他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洗着，还连说舒服舒服。
何廷一见他这个模样，愈发地急了，灵机一动拿出了军纪，说：“你是司令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条是‘洗澡避女人’，这你总该知道吧？”
陈赓听了一乐，满不在乎地反问道：“我的同志哥，一切得从实际出发，不能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你好好瞧瞧看，这里有女人吗？”
十四、最难的是请彭德怀吃饭
传说陈赓一怕廖仲恺，二怕彭德怀。真怕假怕不知道，可彭德怀的脾气一上来的确令人生畏。有一桌饭，差点吃得彭德怀大发雷霆。
1939年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请彭总到冀南会晤。为了统战关系，彭总决定应邀前往。临到见面，鹿钟麟又躲着不见。彭总碰了几次壁，便对随行人员说：“不去找他了。我们到南乐停一下就回太行。”
这时的南乐城，是陈赓旅长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部临时驻地。南乐城不大。因为是解放区，人民生活安定，市场繁荣，到处可以听到嘹亮的抗日歌声。陈赓出城迎接彭德怀。路上，陈赓对彭总说：“你来一趟也不容易，希望你在南乐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休息。”
彭德怀看见自己最早的战友、同乡，也很高兴，笑着说：“好么，白跑了这么多天，倒是要休息一下，不过，我的工作太忙，事情又多，不能久留。”
第二天，陈赓考虑到彭总远道而来，想招待彭总吃顿饭。这时，敌人的封锁和“扫荡”还不严重，南乐又是个县城，吃的东西也不缺，招待彭总吃顿饭不成问题，而且彭总一直在前线，工作劳累，体质也差，应该“补一补”。可是，要请彭德怀这位上司和老乡吃饭，陈赓却像要打一场大战似的沉思起来，一向果敢的他变得犹豫不决。他深知彭德怀的脾气，最反对请客，反对搞特殊，违反了，即使是同乡、战友也毫不留情面。聪明的陈赓只好先搞搞“火力侦察”。他把彭总的得力助手、随行人员王政柱找来，问道：“彭总对吃饭是不是还卡得那么死？”
王政柱闻言色变，提醒陈赓：“你可别给他搞特殊。一次路过中条山时，当地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招待了彭总一顿饭，多弄了几个菜。彭总就问这位负责人：‘你参军时是什么成分？你参加革命从家里带来多少钱？’”
“什么意思呀？”陈赓不解地问。
“那位负责人也没弄懂彭总的意思，顺口说：‘我在家是个店员，哪有钱带出来？’彭德怀声色俱厉地说：‘你没带钱出来，怎么有钱招待我呀？我有我的伙食标准嘛！’”
陈赓听罢，一声长叹：“嘿，他还是老脾气！”忽而眼睛一亮，一拍巴掌，“有了！”
他先找到彭德怀“吹风”：“今天的午饭没有准备别的。这个地方有一种鳜鱼，也叫桂花鱼，我叫战士到河里捞了几条，请你尝尝本地的特产。”
彭德怀点点头：“好吧。”
中午时分，陈赓把彭总一行领进了饭厅。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刚刚坐下，管理员送上了一盘馒头和一木桶米饭。接着端上来一大盘喷喷香的清蒸鳜鱼。彭总一边吃着，一边说这鱼确实不错，做的味道也好。看着彭总那消瘦的面容，再看看彭总吃鱼时的高兴神态，陈赓很有信心地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计划，管理员又端上来一大盘肉丸子。
彭德怀警惕起来：“你不是说吃鱼，怎么又弄来了肉丸子？”
陈赓装着不在意的样子：“这丸子是鱼肉做的，你尝尝。”
彭德怀夹了一个，尝尝，确实有些鱼味，便不再吭声，大口扒饭。第三道菜是只鸡，管理员不敢再往外端，直看陈赓。陈赓一使眼色，鸡也端上来了。彭德怀放下筷子：“这鸡难道也是鱼做的？”
陈赓豁出去了，往彭总碗里盛了几勺鸡汤：“河边的鸡也吃蚯蚓、鱼什么的长大的。”
“现在是减租减息，不是打土豪的时候！”彭德怀说完，放下碗筷，背着手走了。
陈赓也跟着出了屋门。留在屋里的人都神情紧张，担心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不一会儿，陈赓笑咪咪地推门进来：“在路上我把他给说笑了！彭总今天对我的批评算是客气的喽！”
十五、妻子为一个背包送了命
陈赓与王根英结婚后，志同道合，两人感情很深。但是，战争年代，夫妻离多聚少，两人经常分隔两地。
1939年1月，日军抽调3万余众，分11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主力立即展开了极其紧张的反扫荡斗争。同在一二九师的陈赓和王根英又分手了。
谁知这一别，竟成为永诀。
3月以后，冀南反扫荡已近尾声，王根英所在的财经干部学校决定跟随部队主力越平汉线西进，转往太行山区。然而，这所学校从南宫附近开始行动的时候，突与日军遭遇。敌人放火烧了村庄，把这所学校的一部分人冲散了。身为指导员的王根英因为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后面。她便把这部分伤病员带到一二九师供给部去。
3月8日，王根英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东南的前后王家。这天，敌人突然发动偷袭，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把分配给她骑用的一头骡子牵到卫生队来给伤员骑。伤员们知道她久受牢狱折磨，身体不好，执意不要。但因情况危急，她把一个伤员扶上骡子，招呼同志们先走，自己却徒步随同警卫部队一起突出了重围。
王根英冲到村外，喘了口气，伸手一摸，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
她着急地说：“不好！还有一笔公款没有带出来！”说罢，她便毅然独自向村中急急奔去。
大家想拦也没有拦及，她的身影已经没入村里。
然而当王根英在驻地已将挎包取出，在出村时，不幸与敌人遭遇。等到大家组织好队伍，冲到村边来接应她的时候，王根英已经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
这时，陈赓正率领三八六旅越平汉线西进。他在当天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极度悲痛，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
“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此后一个月，无限悲痛压抑着他，使他中断了日记的写作，直到4月17日，他才在日记里写道：“月余来没有写日记，主要是懒。根英之丧，也有一些关系。”
因为王根英牺牲而引起的哀伤，长时间地留在陈赓心里。他深情地痛悼根英的牺牲，也关切地怀念他们留在上海的儿子。然而，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地下党组织才设法找到正在一家外商西餐馆里当仆役的陈知非。1946年1月，陈赓驻在太岳区沁源县郭道镇，父子两人在司令部会面了。陈赓拉住儿子的手，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党的七大悼念革命先烈的时候，挂了你妈妈的相片。杨秀峰在冀南找到了你妈妈的坟墓。”
十六、陈赓和傅涯
王根英牺牲后，陈赓悲愤地说：“我要为她守节3年！”
丧妻之痛使他的头发一下掉了许多。但不久，他就剃光了胡子，把痛苦留在了心底，面孔照旧红红的，全然不露出一点悲哀的气色，又恢复了自己乐天派的本性，把对王根英的思念痛惜永远埋在了心里。
没了妻子，无牵无挂，战斗之余，陈赓却爱上了一个行当：他开始热衷于当红娘，“乱点鸳鸯谱”。结果，不仅把战地剧团的王新兰配给了少共国际政委萧华，而且还把陕北公学的浦安修推荐给了彭德怀。
陈赓正陶醉在自己的“杰作”中，哪知别人也在“算计”他，给他安排了一次“巧遇”。时间是1940年五六月间，地点在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
抗大总校文艺工作团的傅涯和两位姑娘一早起来，唱着跳着，顺着山区土路，到潘龙镇王智涛团长家取东西。在王智涛家里，他们看见了陈赓，他是养伤路过这里的。姑娘们早就听说陈赓许多传奇，围住他，叫他说些战斗故事。
陈赓第二任妻子傅涯
“我有啥好讲的！”陈赓低头看看伤痛发作的腿，眉毛皱了皱，说：“会昌受伤的时候，我当时真想开枪自杀！”
3位姑娘一愣。她们听过不少首长作报告，但是像如此坦荡开朗的还是头一个。但是，接着陈赓却马上对姑娘吹起了他大战直罗镇大战牛元峰的“英雄事迹”，半假半真，绘声绘色。这次见面就给姑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天真无邪的姑娘们，直到抬着道具出门，也没领悟王团长叫她们取“道具”的真正用意。
3位姑娘一走，王智涛就指指她们的背影，问陈赓：“你喜欢哪一个？”
“好哇，你在给我做媒？”陈赓大笑，毫不掩饰地指了指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是傅涯。她1918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她大哥傅森在林伯渠影响下，早年参加了革命。1938年初，傅森从西安写了一封信，动员妹妹去延安参加革命。同年4月，傅涯和弟弟傅希、妹妹余立，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不久，陈赓和傅涯单独见面了。他对傅涯说：“我有许多男朋友，也有许多女朋友。你愿不愿做我的女朋友？”
傅涯也认真考虑过，陈赓的条件无可挑剔，但毕竟初识，少女还不敢一下子就托付芳心。“让你我再考虑考虑……”
“行。”
“起码3年。”
“啊？”她这种语气使陈赓有些急了，想想，忍住了：“好吧。”
直到1943年2月，陈赓到河北涉县一二九师师部开会，刘伯承和邓小平腾出了司令部院内的一间西屋，他俩才结了婚。
婚后第二天一大早，陈赓拉开房门，对问候他的战友大喊：“昨晚我爬高山如履平地。”羞得屋里的傅涯面红耳赤。
半年以后，傅涯也知道他“皮厚”的个性了。有一天突然问他：“你老实说，你多大了？”
“40呀！”
“谈恋爱时你怎么少说了3岁？”
“缩小差距嘛。”
“你呀，老婆到手，本性暴露。”
婚后，傅涯在司令部大院住了几天，陈赓那几天规规矩矩，完全尊重她独立自主的个性，连句玩笑也不开。但是，没过几天又恢复了本性。针对他的性格，傅涯有言在先：“你不能干涉我的工作。别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
陈赓与夫人傅涯
“当然，”陈赓满口答应了，并且还认真地说：“你有你的工作，我尊重你的意见。”
不久，傅涯就搬到附近双曲村农民家，从事农会工作。每隔七八天回去一次，有时一忙，很久也顾不上回去。而陈赓，有时间总要到河边等她。逢人问他干什么去，便直言不讳：“接老婆！”同事们都戏称他们是牛郎织女。每当周末的时候，同志们就集中到河岸齐声向对岸高喊：“傅涯，你快回来吧！”好像比陈赓还着急。
1945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知建出生，陈赓常常亲自拾煤球为傅涯熬稀粥，有时也去老大姐那儿“偷”她们一小罐蜜或别的什么，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之间的爱情却在苦乐中升华。
陈赓有记日记的习惯，每次与傅涯分手，傅涯总是把自己心爱的笔记本送给陈赓一个，让他写日记用。每当部队轻装转移时，傅涯宁可扔掉自己的被褥，也要把陈赓的日记带走。行军过河，若是日记被水浸湿了，到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记本晒干，然后再小心翼翼地保存好。
在战争年代，陈赓深尝了“家书抵万金”的滋味。每次接到妻子来信，他都如获至宝。1951年在朝鲜战场，他意外地收到了傅涯托人捎给他的一封信，欣喜若狂，再三展读，说：“人笑我痴，我却痛快，半月来的焦虑化为乌有！”
到了1952年，陈赓从朝鲜回国后，他们才有了一个固定的家。但陈赓仍然经常因公外出，每次外出，陈赓总是信守一地一信或半月一信的“协议”，从不失约，表现了他们之间真挚情感。
十七、直谏毛泽东，被以其道还治其身
几十年风云征战，陈赓成为了毛泽东手下一员爱将。
一次，毛泽东在陕北军政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台下几百人凝神聆听，被毛泽东的话所吸引。突然，座位上的陈赓站起来了，他径直走向主席台，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端起毛泽东桌上的茶杯，一咕噜把毛泽东的茶杯里的水全喝了个精光。然后，一抹嘴，他又在大家的眼光下回到了座位。
1947年，中共中央转移到天赐湾，天赐湾向西距离靖边50里，这是北部长城的一处重镇，临近内蒙古，有敌人的重兵集结。
这时，中央已撤出延安，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都成了胡宗南和阎锡山的天地，胡宗南派兵从南往北打，阎锡山从西往东挤。陕北虽然有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但是两边夹击，陕甘宁边区依然处在危急中。
有鉴于此，毛泽东调陈赓率四纵回师陕北，摆在黄河两岸，东扼阎锡山，西挡胡宗南。这样既可以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又可以增援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同时，毛泽东又让刘、邓大军做挺进大别山的准备，打算大举出击、经略中原，陈毅、粟裕兵团留在鲁西南，牵制蒋介石的15个整编师、41个旅。战局已经摆开。
这时，陈赓的部队已经西进到了风陵渡。但是，胡宗南的部队并没有大量回撤，对陕北的进攻也没有缓下来的迹象。两天后，陈赓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傍晚，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陈赓围坐在一起。
“来，陈赓！”毛泽东首先举杯，“我和恩来请你，一为你洗尘，二为你接风，三为你庆功！”
周恩来也将酒杯举向陈赓：“来，干杯！”
陈赓举杯在手，站起身一饮而尽。
毛泽东用筷子给陈赓夹菜：“恩来你们是师生，今天要多喝几杯。”
饮罢头杯酒，3个人又坐下来连饮了好几杯。陈赓有些激动了，放下酒杯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主席，恕我直言——你调我西渡黄河，不够英明！”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微微一怔。但毛泽东的脸上却不露声色，周恩来急忙欠身拿了陈赓面前的酒杯：“你今天喝多了，不要再喝了。”
毛泽东取过酒杯重新放回陈赓面前：“说下去，我洗耳恭听。”
被酒涨红了脸的陈赓好像不明白周恩来劝阻的用意，又自斟自饮了一杯后，坐在毛泽东面前打开了话匣子：
“你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粟大军挺进鲁西南，都是英明决定。这两路大军，向南可以直逼武汉，向东可以直压南京，就像两把快刀子直插蒋介石的心窝，这我从心底佩服。可是，全国战场一盘棋，对于我这个小棋子儿，你却摆错了地方……”
周恩来用眼色阻止陈赓，但被毛泽东察觉了：“让他把话讲完、讲透！”
陈赓继续说着：“主席，你不该让我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你应该把我拿出去，南渡黄河、东砍西杀，再给敌人的胸口插上一把刀！至于保卫陕甘宁，可以就近考虑。把我调过来，不谦虚地说，实在是大才小用了……”
“你这个大才我怎么小用了？”
陈赓直言：“全国一盘棋，形势越来越好，越来越对我们有利。可是，我认为让四纵回师陕北，不是主动进攻，是消极防御，这是一招险棋……”
“大胆！”毛泽东猛地一拍桌子，霍地一下站起来，勃然大怒：“好你个陈赓！这次调你过黄河，可不是为了保护我毛泽东！你们都想在中原辽阔的战场上跃马纵横、杀个痛快，陕甘宁边区谁来保卫？你让我就近调兵，我调哪一个？你最近，我都调不动！”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止不住又拍了几下桌子，把桌子上的酒菜都震动了。陈赓大吃一惊，连忙站起身来说：“主席，我这只是一己之见……”
但是，毛泽东还是不罢休，火气更大了：“陈赓，我晓得你曾救过蒋介石的命，难道这次想把我毛泽东，把党中央拱手送给蒋介石吗？岂有此理！”
陈赓一听，被吓得结结巴巴地说：“我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
他话一说完，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陈赓呀陈赓，你说别人怕死，我说了一句笑话，也吓了你个半死！”
这时，周恩来等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用食指和中指夹着吸了半截子的纸烟，戳着陈赓的鼻子尖说：“你怕么子嘛！跟你开个玩笑，你同中央想到一起了！”
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
周恩来这时笑着对陈赓说：“主席就是要你把话全讲出来，告诉你吧——中央已经改变计划了。”
陈赓长长出了一口气。
毛泽东丢掉手上的烟头说：“告诉你，现在，豫西一带是个空子，你若南渡黄河、乘虚而入，在西至潼关到郑州的800里战场上，打他个昏天黑地——向东，可以支援刘、邓和陈、粟的两路大军，向西，可以配合陕北作战，从背后抽胡宗南一鞭子，他的800里秦川便在风雨飘摇之中！陈赓呀，你的想法很对！”
不久，毛泽东以其道还治其身，治了一次陈赓的佳话也在陕甘宁传开了。何廷一一听，笑着问陈赓：“团长，好像你也吓死了吧？”
陈赓笑着说：“我是为革命进谏，不怕杀头。”
十八、不会打仗的越南人常使陈赓生气
1950年1月间，越共领袖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
此时，法军控制着越南的大中城市，越共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北部山区，各根据地之间相互分离，处于法军严密封锁之中。
为了尽快打破敌军的封锁，摆脱困境，胡志明代表越南党和政府向毛泽东求援。
会谈后，中国的援越抗法工作全面展开。6月，越共中央决定发起边界战役，应越共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委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为首，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前往越南。
7月7日，陈赓率人携带一部专用电台，启程赶赴越南。
8月14日，陈赓到达越南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广渊，与越军总司令武元甲、总参谋长黄文泰等见面。
1950年7月，陈赓（左三）在越南同胡志明主席（左二）等亲切交谈
8月19日，经中国军事顾问们的昼夜奋战，边界战役计划起草工作提前完成。第二天，陈赓与武元甲对计划进行最后审查，予以通过。
此时在越南东北边界地区战场上，敌军总兵力为1.13万余人。边界战役作战计划的内容是：集中2万多兵力，以在中国整训过的第三〇八师和第二〇九团、第一七四团担任主攻，以地方部队和边界各省游击队配合作战，对法军4号公路防御体系实施进攻，围城打援，争取歼敌5个营，实现解放高平，打通与中国广西相连的陆上交通线，整个战役预计在30～40天内完成。
9月10日，胡志明主席从内地秘密来到广渊，亲自坐镇边界战役。
当陈赓向胡志明汇报对战役的初步设想时，胡志明一摆手，爽朗地说：“我非军事家，你做就行。你就像在中国一样，放手工作吧！不要事事汇报。”
这时，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越南边界战役，他在接到陈赓汇报战役计划设想的电报后，致电陈赓。为保证此役胜利，电报中，毛泽东建议说，越军应在思想上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以便对付敌人增援部队。如果谅山方向敌援兵被歼灭，则敌人统帅部可能迅速改正对越方力量的过低估计，而命令高平之敌逃跑，或于越军打谅山援敌时，命令高平之敌弃城向南增援夹攻，越军于歼灭谅山援敌后，又有可能向高平援敌作战。因此，计划在40天之内歼灭边界之敌是很稳妥和有利的。但如照上面估计的情况，则须准备在20天左右打大小三四个仗。
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电报。毛泽东的预见和提醒弥补了原来战役计划的不足。中国援越抗法的第一仗打响了。
然而，尽管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但首战东溪，仍是一波三折。
在作战准备即将完成时，突然出现了意外。从9月3日起，法军飞机连续轰炸越军前指所在地广渊，并加紧了对4号公路沿线地区的空中侦察。另据报告，谅山、东溪一线敌军调动频繁，东溪守敌已得到增援，正在加修防御工事。这些情况引起了陈赓的高度重视。
正在这时，越军2名侦察员在东溪附近执行任务时被俘，另有2名越军第三〇八师营职干部外出侦察，至今未归，下落不明。突袭东溪的计划很可能已泄密。
在此之前，陈赓曾几次阻止越军派人到敌据点周围活动，特别是要求各级指挥员一定不能擅自行动，以免暴露作战企图。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严重事件。陈赓对此十分恼火，在电话里，他向越军总参谋长黄文泰严肃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求今后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鉴于东溪守敌兵力增加，越军部分干部攻打东溪的决心动摇，陈赓冷静地分析了局势。他判断，敌军兵力调整有两种可能，一是部队换防，二是调整部署，以图先发制人。但是，陈赓认为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就东溪作战而言，越军仍然占有绝对的兵力、火力优势，只要严格执行作战计划，完全有把握取胜。据此，陈赓坚持首攻东溪不变。
陈赓（右）同越南胡志明主席研究越南边界作战计划
最后，越军前指采纳了陈赓的意见。
胡志明了解到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之后，对陈赓说：“你做得对，对越南干部的缺点，就是要不客气地指出来。”
为便于战役指挥，越军前指由广渊迁到东溪附近。9月15日，胡志明、武元甲和陈赓等人到达新驻地，这里紧靠中越边界。陈赓在战役期间一直住在中国广西省龙州县下冻区布局圩，而胡志明和越军前指则住在紧靠布局圩的越南境内。两地相距甚近，中间只隔着一个“布局关”隘口。当晚，武元甲与陈赓研究了有关情况，最后审查了作战部署。
16日拂晓，东溪战斗打响。越南边界战役由此拉开了帷幕。担任主攻任务的越军第一七四团迅速扫清东溪以北和西北方向的外围据点，占领了攻击出发阵地。然而，另一支主攻部队第二〇九团却与前指失去联系，直到下午才搞清其具体位置，总攻时间被迫推迟。黄昏时分，总攻开始。担任火力支援的3个炮兵营实施火力袭击，炮击效果甚佳，守敌乱作一团。越军第二〇九团、第一七四团和第四二六营、第十一营从不同方向相继向城区发起攻击。战至午夜时分，攻击分队已突入敌核心工事，战斗即将结束。
陈赓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得到消息后如释重负，他放心地休息去了。
不料17日拂晓，越军前指突然又打来电话说：部队根本就没能突入敌核心工事，现在正与敌僵持。这时，天已放亮，敌机马上就会来扫射，越军准备把部队撤出城区。
陈赓闻言，焦急万分，在电话中大声说：“千万不能把部队撤出来，要坚守住阵地，否则，前功尽弃，而且后撤时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大量伤亡！”
然而，就在陈赓与越军前指通话时，攻入城区的部队已开始后撤了。在撤出战斗时，由于缺乏严密组织，又遭到敌机轰炸扫射，损失很大。
早饭过后，陈赓与武元甲等人研究攻击失利的原因。原来部队没有严格遵守作战计划的时间规定。炮火袭击后，步兵分队本应立即发起冲击，但步兵攻击分队却一味要求延长炮击时间，迟至午夜过后才攻入城区。结果打了不久，天就放亮，越军又对敌机存有恐惧心理，无心恋战，所以仓促撤出了战斗。另外在战斗过程中，各级指挥员大多没有随部队一起行动，指挥所位置普遍太靠后，加之通讯联络组织得不好，指挥员不能掌握部队行动的确切情况，更无法对部队实施有效指挥。
陈赓指出这些缺点后，越军前指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调整了攻击部署。
17日黄昏，越军再次对东溪发起攻击。到夜间9时，第二〇九团率先突入市区，其他部队也进展顺利。战至午夜，占领了市内部分地区，但是，始终无法接近敌核心工事。越军又要后撤。
陈赓坚决反对部队后撤，说：“你们不能再像上次那样，马上查明攻击受阻原因。”
结果，越军前指发现各攻击分队之间缺乏协同，进展速度相差悬殊，四面围攻变成了一面硬攻，守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越军主攻部队，致使攻击受阻。
陈赓立即提出两条意见：第一，打到那里就像钉子一样在那里，决不能后撤。只要大胆地与敌军纠缠在一起，敌机来了也无可奈何。第二，立即调整部署，改一面突击为四面攻击，西面、东面部队为助攻，北面、南面部队为主攻，使守敌无从招架。
越军前指接受了这些建议。18日晨2时，部队又发起总攻，不到1小时即入敌核心工事，到上午8时，战斗全部结束，守敌260余人被歼，残敌20余人逃往七溪。
边界战役首战告捷，越军上下兴奋异常，求战情绪空前高涨。战斗胜利的当天，胡志明来到陈赓驻处，兴致勃勃地吟诗一首，赠给陈赓。诗曰：“携杖登高观阵地，万重山拥万重云。义兵壮气吞牛斗，誓灭豺狼侵略军。”
陈赓读罢此诗，兴奋地说：“胡主席下这么大的决心，敌人一个也跑不掉了。”
东溪战斗结束后，法军总指挥部重新调整了4号公路的防御部署。2天之内，法军从谅山等地向七溪紧急调运部队，使在七溪集结的兵力达到3个步兵营、1个空降大队，而且都是精锐的外籍雇佣军部队。与此同时，法军还调集大批部队，对越南党和政府所在地太原地区进行“扫荡”。
陈赓在晋东南前线
法军这一调整后，越军原定东溪战斗后接着进攻七溪的计划变得困难。
这时，陈赓并没有在东溪战斗的胜利中陶醉，相反，他认为应该停止执行攻击七溪的作战计划，另寻战机消灭敌人。他向胡志明、武元甲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并说：“从目前情况分析，敌增兵七溪，似有北上收复东溪的企图，可让部队先后撤一步，在东溪附近设伏，待七溪之敌北上后，争取在野战中消灭之。”
胡志明、武元甲均同意陈赓的意见。
随后，越军准备在七溪北上之敌进至东溪以南地区时，两翼设伏部队首先从敌侧后发动钳形攻击，封闭口袋口，正面部队则随后出击，将敌人歼之。
可是，战局并没有向预计的方向发展。连续几天，阴雨连绵。法军只是加紧对太原地区的“扫荡”作战，而在东北边界战场上则一直按兵不动，仅仅是继续向七溪增兵而已。越军部队长时间在野地埋伏，出现了许多困难，干部战士议论纷纷。
敌人到底酝酿什么阴谋？增兵七溪却按兵不动，难道要固守七溪，还是在等待北上的有利时机？战场情况扑朔迷离，陈赓陷入了深思。他最担心敌人已觉察到越军作战企图，不从七溪北上。这样，越军欲攻城则困难重重，欲野战则无敌可打，整个战役计划就要落空。过度的操劳，加上心情焦虑，陈赓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疟疾缠身，腹泻不止，被迫卧床休息。
在这关键时刻，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几次致电陈赓，指出：你们的部署是对的，敌人一定要增援的。同时，还指出，如能在与敌争夺边界地区的作战中，大量消灭法军的有生力量，是很有利的。要准备进行几个月的战斗。毛泽东的战局判断坚定了陈赓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信心。
接着，陈赓冷静地分析了战场情况。他认为，边界防线，法军已苦心经营多时。东溪一战，法军虽遭失败，但远不至于大伤元气，法军决不会容忍越军在高平、谅山之间楔入一颗钉子，使整个防御体系处于被分割的状态。所以，七溪之敌一定会出动北上，越军进行运动战的时机必然来临。
9月27日，大病初愈的陈赓不顾身体虚弱，来到胡志明住处。
见面后，陈赓说：“要坚持原定作战方针不变，决不能因敌军扫荡太原和七溪之敌迟迟未动而改变决心，要坚决地集中主力部队在东北边界战场寻机歼敌。鉴于目前七溪之敌迟迟不动的情况，可命令位于西北边界地区的部队加强对黄树皮、那邦等据点的进攻，威胁老街，让围困高平的部队把包围圈收得更紧一些，敲山震虎，迫使七溪之敌及早出动北援。另外，派第一七四团向七溪以南佯动，给敌人造成人民军主力已南下回师太原的假象，让敌人放胆北上。”
这一建议得到了胡志明、武元甲的同意。
在越军部队积极佯动的促使下，敌军终于开始行动了。9月30日晚，七溪之敌以三个多营计2000余人组成北上兵团，在上校指挥官勒巴率领下，星夜出动，向北推进。10月1日晨，在东溪以南数公里处与越军二〇九团警戒部队遭遇。
久盼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陈赓立即向越军前指建议：“按既定计划开始行动。”
越军前指按照陈赓的建议马上命令第二〇九团对法军不作坚决阻击，让它大胆北上。
10月2日，勒巴兵团逼近东溪以南那巴高地一线，完全进入了越军伏击圈。
陈赓感到战机已成熟，遂建议担任翼侧钳击的第三〇八师开始出击，吃掉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但是，越军还是不敢出击。为说服越南前指立即行动，陈赓解释说：“战机稍纵即逝。如勒巴兵团觉察到自己进入了包围圈，就会立即后撤，那时想打也打不成了。”
“那怎么办？”
“现在必须命令部队立即出击，有多少部队就派出多少部队，先把勒巴兵团围住，再集中兵团歼灭之。”
最后，越军前指接受了陈赓的建议，令第三〇八师和其他部队逐次投入战斗，至10月2日下午4时，勒巴兵团已处于越军部队的包围之中。
这时，狡猾的勒巴已觉察到了自己侧翼正受到越军部队的威胁，遂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在那巴高地一线构筑工事。越军部队遵照前指命令，将那巴高地团团围住，准备10月3日晚发起总攻。
此时，情况进一步明朗，法军突然之间明白过来，意识到了处境的严峻性，法军总指挥部为越军在整个边界地区所展开的强大攻势所震惊，马上调整军事部署，于是，总司令加尔庞吉埃下令放弃北部边界沿线的军事所在，收缩兵力，以图日后反攻。在东北边界地区，法军决定放弃高平，集中兵团退守红河三角洲地区。10月3日，高平守敌1000余人在上校指挥沙格东率领下，组成沙格东兵团，炸毁城内发电厂等主要设施，弃城沿4号公路南撤，准备与勒巴兵团会合，撤回七溪。
早在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就向陈赓明确指出过高平之敌弃城南撤的可能性。所以，敌人的行动正在陈赓的意料之中。相反，通过高平之敌的行动，陈赓进一步准确地判明了七溪之敌是为接应高平之敌南撤而北上这一真实意图。敌军脱离重兵设防的坚城，正是越军扬长避短，在野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陈赓力促越军前指把握住这一绝妙战机，投入全部主力部队，首先歼灭勒巴兵团，然后消灭沙格东兵团，夺取边界战役的全面胜利。
10月3日晚，越军部队开始向勒巴兵团展开攻击。激战一夜，法军伤亡400多人。勒巴感到大势不妙，便命令剩余人员丢弃重装备，全力向西突围。
这时已是拂晓时分，越军经一整夜战斗，有些疲劳，加之疏于警戒，没能组织有效的拦截，结果，勒巴兵团突出包围圈，逃进了东溪西南7公里处的谷社山地。
陈赓为失去一次歼敌良机而惋惜。然而木已成舟，只能尽力采取补救措施。他判断，勒巴兵团既然为接应高平之敌南撤而来，不会就此退回七溪，一定会在谷社山地凭险固守，等待与高平之敌会合。这样，越军聚歼勒巴兵团的战机依然存在。
越军前指同意陈赓的分析，命令第三〇八师等部队迅速向西追击，同时令有关地方部队和游击武装全力阻止高平之敌南下。10月5日，越军第三〇八师、第二〇九团等部队在谷社山地将勒巴兵团再次予以包围，并随即发起攻击，占领了外围制高点，将勒巴兵团压到了几座孤立的石山之上。
谷社山地，地势险峻，溶洞众多，便于防守。勒巴兵团凭借深洞、岸石等险要地物拼死顽抗。越军几次攻击都没奏效，伤亡较大。战斗陷入了僵持状态。
法军总指挥部得知勒巴兵团再次被围的消息后，马上采取紧急救援措施。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轻装前进，迅速向勒巴兵团靠拢。七溪部队组成那本兵团，在那本上校指挥下，再次北援，准备以勒巴兵团固守谷社山地，以沙格东、那本两个兵团南北对进，构成对越军的反包围。10月6日，由于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一路冲破越军地方部队的截击，到达谷社山地以北一公里处，与越军负责外围警戒的第二〇九团部队进入交战。而七溪两度北上的那本兵团也从南面逐渐逼近了越军包围圈。战局骤然紧张，越军前指紧张起来。一位负责干部打电话给陈赓，说：“北上、南撤之敌即将会合，勒巴兵团一时很难消灭。情况很严峻。”
“你的想法呢？”陈赓问。
“现在我军部队连日苦战，已很疲劳了，继续打下去恐怕坚持不住，部队准备撤出战斗。”
陈赓回答说：“战役发展到目前这个程度，正是敌我双方进行最后一搏的关键时刻。谁能坚持住，谁就有可能获胜。如果越军此时撤出战斗，不仅会前功尽弃，后果也不堪设想。现在决不能姑息部队的情绪，而要动员部队克服困难，打出一股狠劲，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不惜任何代价夺取胜利。”
陈赓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但是，前线越军仍要后撤。
于是，陈赓马上将毛主席的电报及自己就战役指挥写成的一封信送给了胡志明主席，并坦率陈述了自己对战局的基本看法和对越军作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按既定计划坚决地打到底，即使不能一下吃掉敌军，也要围住敌军，逐步消耗、歼灭之。同时，他要求对越军干部思想进行整顿，坚决克服游击习气，树立敢打硬仗、恶仗的信念。最后，他还建议胡志明采取适当方式鼓励前方指战员，决不能让勒巴兵团与沙格东兵团会合。
胡志明看过毛主席的电报和陈赓的信之后，亲自干预战役指挥，立即命令越军前指集中第三〇八师和第二〇九团对勒巴兵团实施总攻。
胡志明主席亲自下达命令，加之陈赓在电话中以严厉的语气提出了意见，对越军前指震动极大。紧接着，陈赓又与武元甲等领导干部诚恳交心，并帮他们具体筹划了总攻部署，越军前指信心大增，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打赢这一仗。于是，越军前指下达限时歼敌命令，限令部队务必在7日之前坚决歼灭勒巴兵团。
这时，果不出陈赓所料，勒巴兵团龟缩在谷社山地，突围不出，已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勒巴本人更是斗志尽失，只求尽快脱身。他在电台上向上司呼救说：“我们伤亡严重，再不来解救，今晚就会有悲剧发生。”
上司无奈，只好令其设法突围。
勒巴回答说：“满山遍野都是越盟军队，突不出去。你们还是快派飞机来把我接走吧。”
但是，勒巴想跑也来不及了。6日晚，越军第三〇八师等部队对勒巴兵团发起了总攻。战至7日清晨，侧后突来的部队占领了法军阵地中的制高点——“猫耳朵山”，并由上向下对敌发起猛攻，勒巴兵团立时乱作一团。越军部队趁势从四面八方展开向中心攻击，很快歼灭了敌军主力。勒巴率百余名残兵躲进石洞顽抗，不久也被消灭。勒巴连同他的参谋人员都作了俘虏。
在聚歼勒巴兵团的时候，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终于突入了谷社山地，战局急转直下。陈赓立即向越军前指建议：“以第二〇九团负责搜剿残敌，令第三〇八师迅速转向北面，投入歼灭沙格东兵团的战斗。同时以部分部队缠住那本兵团，待消灭了沙格东兵团后，主力挥师南下，消灭那本兵团。”
越军前指完全接受陈赓的建议，并立即依此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命令。胡志明主席亲自给第三〇八师写信鼓舞士气。
7日上午，越军三〇八师士气空前高涨，投入了围歼沙格东兵团的战斗。沙格东兵团自离开高平后，一路上遭到民兵游击队的拦截、袭扰，早已精疲力竭。因此，聚歼沙格东兵团的战斗发展异常顺利，当天下午，越军就攻战了沙格东的指挥所，活捉沙格东及其参谋人员。法军部队群龙无首，四处逃散。至9日，谷社山地战斗全部结束，勒巴兵团、沙格东兵团两支法军精锐部队计3000余人全部被歼。从七溪北援的那本兵团见势不妙，仓皇南撤，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狼狈逃回七溪。
1954年，陈赓陪同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无线电原理实验室
谷社山地之战，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支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法军遭此沉重打击，惊恐不安。加尔庞吉埃只好下令边界据点的部队立即后撤河内、海防一线。10日，法军撤离七溪，扫荡太原地区的部队也于同日撤往河内。此后几天，边界地区的法军仓皇撤退，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越军部队乘胜前进，至10月底，相继解放了那岑、同登、谅山、禄平、安州以及西北边境地区的老街、黄树皮等重要城镇。
边界战役胜利结束。
十九、批评胡志明不注意个人生活
边界战役结束后，越北根据地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气氛之中。这是越南抗法战争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共歼敌8000余人，解放了边界沿线的大部分重要城镇。这一战果远远超出了战役的最初设想。
胡志明主席异常高兴。在越军总部举行庆功宴会上，他向中国军事顾问一一敬酒，感谢他们为边界战役胜利做出的贡献，并对陈赓说：“这一仗你们真是帮了大忙，你和中国同志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对你们的工作十分满意。”
宴席间，欢声笑语气氛热烈。胡志明精神矍铄，妙语连珠。他在和中国顾问王砚泉碰杯时，只喝了一半，突然把酒杯放了下来，神秘地说：“这杯酒我只喝一半，余下一半给我夫人喝。”
王砚泉听后一愣，胡主席至今独身一人，人所共知，哪里来的夫人呀！一旁的陈赓明白胡主席话中的奥秘，但佯作不解。见王砚泉接不上话，他马上说：“如此说来，胡主席应该罚酒。胡主席为革命终日操劳，但对自己的生活却不上心。在座的都是党员，我建议现在通过一项党的决议，批评胡主席不注意个人生活，限他在3个月内找个夫人，否则就认罚2杯。”
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中越干部齐声叫好，胡志明放声大笑，摆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他很庄重地说：“党的决议我理应服从。但是，这个决议似乎应由妇女大会来做。如果今天开的是妇女大会，我服从决议，否则就难以从命了。”
大家听后，笑声、欢呼声更大了。胡志明激动地说：“战役胜利了，同志们都尽了力。我愿和大家共饮一杯庆祝胜利。”
二十、心脏停跳三次，两次过关
1955年9月，陈赓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月，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陈赓又开始了为新中国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奔劳。
战争年代的伤痛和长期积劳成疾，陈赓的身体渐渐变差。1957年陈赓发生第一次心肌梗死。
这一年2月份，他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这时他已严重失眠，靠服药才能入睡，经常感到头晕目眩。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各种会议。6月底又离开北京，冒着酷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他穿好军服，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因为有人登门，稍稍耽搁了一会儿。客人刚离开，他的胸部就出现了疼痛，整个胸部像个不停充气的皮球，窒息得他有种濒死的感觉。他从椅子上滑到地板，不醒人事。正在办公室地板上玩耍的小儿子吓得大哭起来。
哭声传到前院。大家跑来一看，陈赓倒在地板上，马上叫人向北京医院打电话。
陈赓被抢救过来时，突然近乎谵妄地喊道：“对他不能让步！”
陈锡联知道他说的是前天会议上的一场争论，便安慰他：“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他在医院卧床3个月。1959年上半年，他任副总参谋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这天一早，家里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都是叫傅涯劝阻陈赓不要到试车的地方去。傅涯放下电话，追到门口，陈赓的汽车已经开走了。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中午，陈赓回来，一进门就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然后，有些生气地说：“妻子的约束很重要，可你不要约束我的工作自由啊！”
这年五六月间，陈赓第二次心肌梗死。这以后，陈赓被迫退居第二线。
1960年11月，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妻子傅涯到上海华东局执行所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件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顶开始秃了，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是多年的病痛令他如此衰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陈赓和夫人傅涯及孩子们在一起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到了上海，他一直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儿，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担心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
陈赓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张中国地图，忽然神秘地一笑。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大病初愈的感觉——那么温和，那么轻快，那么自信！他的衰弱似乎从肩上抖落了，留下了一脸凛然难犯的尊严：
“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30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急忙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他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似乎未能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陈赓颇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前：“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面前的稿纸仿佛打开了他库存的智慧闸门，使他浑身是劲儿。情绪非常高涨，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第一章：序言；第二章：作战准备；第三章：进攻；第四章：防御；第五章：追击；第六章：转移……”他饶有兴趣地前后排列着章节，然后开始动笔。
1959年春节，陈赓和家人在北京
“在战术上，要强调夜战、近战。我们可以利用夜晚掩护接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都不习惯夜战，害怕夜战，火力不能发挥，指挥紊乱，士兵恐慌，甚至开小差。……这种打法，不但原子弹、导弹用不上，飞机大炮也用不上。只要能和敌人扭在一起，就对我军有利。”
他写到后来，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考虑，信马由缰，在战斗艺术的莽原上驰骋开来。傅涯送来茶点和报纸，陈赓沉浸在高度集中的思考中，以致于迟迟没有理会她的到来。傅涯站立在丈夫的后面端详稿纸，心里百感交集。
3月的上海，阴雨连绵，气温降到了3℃，陈赓坐在床上，倾听起外面的雨声。到了夜里，他久久不能入睡，他侧身凝视着对面床上的傅涯，深情地问：“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傅涯伸手打开台灯，侧转身来，默默地望着陈赓。那灯光的出现，仿佛缓解了他痛苦的心情。看得出来，他此刻所涌现的激动心情，甚至可能比同傅涯第一次会面那天更加激动。他心里明白，剩下的时光已经不多了。他想说话，不停地说话，说出自己的感情和他所经受的一切。……
傅涯对着陈赓望了一会儿，就劝慰他：“不舒服就好好睡一觉，暂时别想写文章的事情了。”
陈赓苦笑着摇了摇头，又伸出右手晃了晃，然后指脑袋惨然一笑：“机器一开动，怎好停下来。”
可惜傅涯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当时的心情，以后想到此情此景，她总觉得无限遗憾。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一大早，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前额上面渗出了密密的细小汗珠，陈赓的心肌梗死又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一天是星期天，况且当时对心肌梗死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医院里的主治医生都回家了。陈赓已经不行了，这时，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身边的傅涯：“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医院的医生还没有来，陈赓痛苦的脸和额角上渗出了冷汗，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焦急地望着他的眼睛。陈赓已经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使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
当医院的大夫终于赶来时，陈赓已经昏死过去了。打强心针。无效！按摩。无效！作人工呼吸。还是无效！穿刺。依然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
（陈赓夫人傅涯同志为纪念陈赓诞辰100周年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