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目不识瓷

第一节 瓷器保管员

1962年秋冬之际，书画征集工作结束。因原来瓷器保管员身体不好，院里决定调张浦生到保管部，去瓷器保管组做保管员。刚接到调令时，张浦生的抵触情绪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认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却被调去当个保管员，实在是大材小用了。知道了张浦生的想法，院长曾昭燏亲自找他谈话，现身说法。她告诉张浦生，自己就是保管员出身，她曾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任库房管理员。保管部虽然是博物馆的二线岗位，工作很枯燥、很单调，但保管部却是培养专家的地方。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以为保管员的职位太低，保管部是出专家的地方,只有保管员才能接触到实物，只要用心学，你会在业务上比其他人更优秀，因为保管员的规范称谓应该是保管研究人员。”想通以后，张浦生被正式调到保管部古陶瓷组，跟当时是保管研究部古陶瓷组组长王志敏先生学习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从此成了王志敏先生的学生。与张浦生一起调到保管部的，还有陈列部的女同事白英。白英比张浦生年长，过去一直在陈列部工作。人品很好，是解放初期金陵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精通日文，白英的丈夫罗宗真也在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工作，他们是金陵大学的同学。

到保管部工作后，张浦生先对南京博物院进行了全面认真地解读，并细致地了解到博物院虽然是1933年才开始筹备成立，却因第一任院长蔡元培的不懈努力，院中藏品十分丰富，有文物近四十万件，是中国最早最现代的博物馆。仅陶瓷藏品就有近二十万件，主要为清宫藏瓷，是个学习古陶瓷最有利的地方。而且每个库房藏品不同，由张浦生保管的瓷器库房里就有藏品五千多件。

当时在南京博物院展厅展出的各类文物不到一万件，剩下的文物均在库房珍藏。南京博物院共有两个院管库房，一个在中山门，一个在朝天宫。库房里绝大多数文物都还没有整理归类，两个库房非常坚固安全。尤其是朝天宫库房，这是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堡垒式的建筑，四方结构，大铁门小窗户，高出围墙的建筑窗户均向内设置，只有正面装有朝外的玻璃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每层面积有二千多平方米。在库房珍藏的物品中，仅朝天宫库房就深藏着一大批“南迁文物”，有2221箱，一直没有开封过，大约十万件，大部分是明清官窑瓷器和宫廷器物，有的文物价值堪比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东坡肉”和“翡翠白菜”。“南迁文物”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防止日本人的掠夺，将北京故宫文物迁往南方安全地带的一次大行动，是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组织的重大文物保护措施。

1933年1月31日北方山海关失陷后，为使大批文物免遭劫毁，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精品文物迁址储藏，分批运往上海。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 。同年2月5日的深夜，北平全城戒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前往火车站。安静的道路两旁军警林立，车上装的都是故宫博物院精选出来打包好的文物。从故宫博物院的2118箱第一批南运文物在神武门广场开始发运算起，至5月15日这三个月间，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单位共有19557箱文物，在军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分五批运往上海。其中故宫的文物有13427箱又64包。里面有书画近9000幅，瓷器两万七千余件，铜器、铜镜、铜印二千六百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还有《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以及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押运文物的故宫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描述道：“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因时间紧迫，约有二十名故宫工作人员立下了“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匆匆告别家人，踏上漫漫南迁路。文物抵沪后，先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存放。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这批文物在上海暂存，于1936年开始分五批迁入专门为之新建的南京朝天宫库房。为此，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南京分院，来自“故宫世家”一路护送这批文物的梁廷炜和儿子梁匡忠都进入了南京分院。

在今天看来，故宫文物南迁是明智之举和不二的选择，可是放到1932年的北平，却遭遇到了汹涌的反对声浪，这种反对浪潮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介于这种情况，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为了文物安全，提议南迁。 因为凡遇战争，战火中的文物总逃不开这两种命运，或遭毁坏，或被掠夺。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依然记忆犹新，灼痛着国人，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马衡先生认为必须以史为鉴,不惜代价保护好国家珍贵的文物。

反对南迁的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五百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社会的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则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而马衡先生的儿子马彦祥则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最激烈的反对者是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的群体，他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还鼓动众人将出入故宫的各个大门给围堵起来。日本人也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推波助澜：“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是迁还是留?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北平沦陷后，日本人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宫。他们数次强闯故宫，抢走大铜缸66座、元明清时期所造铁炮数尊、铜灯亭91个，全运往天津去冶炼屠杀中国人的武器。而此时南迁文物正藏在日寇够不着的地方。“跋山涉水觅生机，颠沛流离求保全。”故宫人不畏艰辛、不怕牺牲日夜守护着南迁文物，终于在13年后盼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不保，这批文物又从南京分三路踏上了西迁之路，分别被运往贵州安顺的“华岩洞”（ 后又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曾和父亲作对的马彦祥主动报名，要求加入押运队伍，马衡、马彦祥成了护送文物的父子兵。

因为时局紧张，其中还有2954箱没有来得及运走，无奈被滞留在南京。故宫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分三处隐藏在四川。其中巴县存放80箱，峨眉县存放7287箱，乐山县存放9331箱。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分散在四川三地的文物先后运抵重庆，并于1947年运回当时的首都南京，重新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开始将南京所藏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其中南迁文物中的2972箱被运至台湾，约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现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而滞留在南京的2954箱来不及运走的文物，在南京沦陷后，全部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并被日本人先后两次开箱整理，分置在南京各处。虽说抗战胜利后，这批文物又被接收了回来，但是根据押运文物的故宫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手稿记载，滞留在南京的2954箱未及时转移的文物中，缺失了178箱，那这178箱中究竟装的是什么文物？至今仍不得而知，且下落不明。

1937年，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的商务代表拉贝，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的日子里，用充满激情而又冷峻的笔触逐日书写了日记，真实地记载了南京沦陷后，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苦难。这部《拉贝日记》在尘封了六十年后，终于在1997年得以出版，他在这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批国宝的遗失。

1951年以后，留在南京的南迁文物一万余箱被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还有剩余的2221箱留在了南京库房，并划归为南京博物院所有。这些文物中多为瓷器，如清宫的酒杯、碗、盘等，还有极少数挂品，如书画、地毯等。其中包括了著名的仿青铜鼎造型的青花瓷寿山福海炉、《八骏图》、《坤舆万国全图》等。

在南京博物院，库房大门一直都是紧闭的，平时连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入内。进入库房需要领导批准，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每次进去都要登记，并且不能一人单独进入，必须有多人结伴才行，平时研究人员就在保管部的库房里工作。保管部的库房又分好多间，有不同类型的库房，每个库房藏品不同。其中瓷器库房在南博是最好的，有三道门层层设防，森严的安保防护系统如铜墙铁壁一般，比中国人民银行的库房还要坚固。保管部瓷器库房里的文物，都是经过整理归类的文物，交由保管部研究人员研究、鉴定、建档，是研究学习古陶瓷最好的地方。当时瓷器组的近六千件藏品，每一件都是一部值得深读研究的历史资料。

张浦生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从老保管员手中接收瓷器库房里的所有物品。库房的瓷器、台账、档案等，移交给他时必须实物、台账一一对应。地窖里五千多件古陶瓷文物，亲自过目时不能光点数字，每一件物品还必须仔细检查，看看是否完整，不能有半点马虎，更不能有丝毫差错。老师王志敏先生告诉他“接收不光要求数字不能错，藏品的完整程度也不能错，移交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定要仔细”。就这样，张浦生从不认识古瓷到开始接触古瓷，并深刻地认识到对待古瓷既要小心翼翼又要充满敬畏。

库房的交接手续持续了一个多月才完成。在文物移交的过程中，张浦生从开始接触瓷器时的目不识瓷，到开始对瓷器产生兴趣，再到慢慢地认识瓷器。 这五千多件古瓷器文物，浓缩了中国五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从夏、商、周时期的灰陶、黑陶、红陶、彩陶、白陶及带釉的硬陶，到秦汉时期的古砖、瓦当、陶俑，从隋唐朝时期的青瓷、白瓷以及唐三彩，到五代时期的秘色瓷。当然，宋朝时期的汝窑、钧窑、定窑、官窑、哥窑五大名窑的瓷器，自然不会缺少。元明清的青花瓷、五彩瓷、斗彩瓷、粉彩瓷，更是应有尽有。

经过库房移交的全过程，张浦生深刻地认识到，每个博物馆都是展示历史记忆、传承古代文明的圣地。五千多件古瓷器，每个都是奇珍异宝，曾经璀璨，今又流芳。每天看着它们会让自己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因为每一件国宝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一件奇珍异宝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婉转悠扬的故事，既回味悠长，又让人流连忘返……

在如今商品经济的社会里，许多人总是更关注文物的经济价值，其实文物背后的故事才更加耐人寻味，更加让人感慨。珍宝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价值连城，更在于它是历史文明的载体，这些载体是勤劳智慧的古人为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他们光辉灿烂的智慧与创造,值得子子孙孙永世传承和铭记。

第二节 恩师王志敏先生

张浦生的恩师王志敏先生(1915—1983年)是著名学者、中国古陶瓷专家，祖籍四川阆中，出身于古董世家。高祖王万清在咸丰年间官至二品军门提督，驻扎江北大营，因为这个原因全家离开了四川阆中，跟随高祖王万清移居古都扬州。清末民初，父亲王炳文是淮扬一带有名的古董商。王志敏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抗战期间又就读于西南联大，读生物与哲学。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也很喜欢古陶瓷和其他文物杂项，从小耳濡目染，也学有一技之长。 大学毕业后，他到上海姻亲开设的晋宝斋、晋古斋、晋文斋研究古物，也客串做起了古董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回到扬州，在当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他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古瓷，经常到古冢荒野寻觅古瓷片并乐此不疲，这个方式为他日后系统研究古陶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为他有瓷器鉴定的专长，不久后，经亲戚介绍到苏北文管会工作。1951年又调到江苏省文管会任保管部组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批古陶瓷研究人员。张浦生大学毕业后分到江苏省文管会，他们成了同事。

王志敏在古陶瓷方面的造诣，主要来自于家庭。除了自己的父亲，其岳父和姐夫，也都从事古董买卖行业。尤其是姐夫的父亲，是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古董商朱鹤亭，人称“朱二先生”。朱鹤亭在上海五马路开的“晋古斋”，在当年的上海滩最为有名，并在上海古玩市场独领风骚四十余年。后来在欧洲、香港扬名的仇淼之，就是晋古斋的学徒。朱二先生精于瓷器鉴定，收藏了大量宋代及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毕生藏品无数，其收藏规模、藏品价值，都是同代以及后代藏家难以企及的。

民国时期，中国古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古董商，最出名的就数南朱北孙。南是朱二先生朱鹤亭，北是琉璃厂敦华斋的孙瀛洲。

孙瀛洲，河北冀县人，是20世纪文博界最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集收藏、鉴赏、鉴定、学术研究于一身的知名人士，他被同行们誉为“老法师” “宣德青花大王”。20世纪40年代，孙瀛洲就能对历代陶瓷了如指掌，能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瓷器，对宋代官窑、哥窑的鉴定，仅用手指捏着瓷器的圈足即可断定身份，令人钦佩折服。

他1906年来到北京，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做学徒。1923年，稍有积蓄他便在北京开办“敦华斋”古玩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公私合营以前，孙瀛洲的“敦华斋”在北京经营古玩生意已长达三十六年，存货量之大，超乎想象。除瓷器、青铜器，还有不少的犀角杯等文物。

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孙瀛洲先生捐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将筹款悉数捐献给国家。1956年，他建设新中国心切，毅然将自己多年来精心收藏累积的三千余件珍贵文物，全部慷慨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质量之精，都是史无前例的。他的爱国惊世义举，为一般收藏家、鉴赏家所望尘莫及。其中仅陶瓷一项就有二千多件，有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奖励，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朱鹤亭有两名著名的学生，仇淼之和陈玉阶。孙瀛洲则有从1936年起便在敦华斋做学徒的耿宝昌，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大收藏家和鉴赏家。王志敏与他们都很熟悉，尤其是耿宝昌，每次来南京出差时都要拜访王志敏。

耿宝昌只比张浦生大十二岁，是当代杰出的文物鉴定专家。他长期从事中国古陶瓷及其他古代工艺品的研究，重点研究历代陶瓷。现在是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首都博物馆顾问、炎黄艺术馆鉴定委员会会长。对张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从1966年开始，在文化部举办的瓷、玉培训班上，他成了张浦生古陶瓷专业上的另一位老师。

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考古、历史、文学、艺术、社会、民族以及自然科学中物理、化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掌握陶瓷史的发展脉络、熟悉古陶瓷文献是从事鉴定工作的前提。与此同时，还要弄清古陶瓷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民风民俗等背景资料，这样才能把某时代、某地窑口烧制的瓷器特征汇入整个陶瓷发展史的长河中，把握其发展脉络。如唐代陶瓷造型丰腴，无论南北各地，或陶或瓷，乃至金银器等，造型都呈现出丰满壮美的艺术风格。只有具备主动拓展多方面知识的心胸和意识，才能提高古陶瓷鉴定的准确度。

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工作，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其中有两位最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古陶瓷研究界有“南陈北叶”之称。南陈是指陈万里，北叶是指叶麟趾。这二位是近代中国陶瓷学术界的泰斗人物。

陈万里先生不仅是中国新瓷学研究的开拓者，而且也是培育中国新一代瓷器研究人才的一代宗师。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先生就是其培养出来的杰出传承人。近四十年来，我国在陶瓷考古与科研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与陈万里先生是不可分割的。

叶麟趾先生如今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不过其子——清华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刚刚过世的叶喆民先生却在古陶瓷研究界非常出名，他也是竭尽全力为中国古陶瓷事业奉献一生的人。

张浦生与叶喆民先生很熟，20世纪80年代曾多次聘请他到扬州培训中心讲课。叶喆民先生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一名学生上课穿着拖鞋，立即被他撵了出去，换鞋以后才能回来上课。有学生在课堂上用茶壶喝茶，他认为课堂不是茶馆，这种情况的学生一律被赶出教室。

民国时期，像南陈北叶这样专门研究古陶瓷学术的学者很少，但民间研究、鉴赏古玩的人却有很多，而古陶瓷鉴定的高手大多是古董商人。这些古陶瓷鉴赏商人，每人都有自己秘不外传的技术，所以过去这个行当几乎都是家族式生意，也只有这些家族的亲属后代学习研究，才能得到真传。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发生改变。王志敏先生出身古董世家，加之经过大学教育，所以他对古陶瓷的研究水准，是那些古董商所不能企及的。

遗憾的是，王志敏先生因身体等问题，于1983年逝世，年仅六十八岁。作为中国著名古陶瓷专家，他长期在南京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使他在明代青花瓷和六朝青瓷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是明代民窑青花瓷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第三节 初涉古陶瓷

恩师王志敏先生对张浦生的要求极高，对古陶瓷专业的学习，要求张浦生先从看专业书入门。他要求张浦生必读的书有《陶瓷鉴赏》《陶瓷文选》《陶瓷考古》等，除此之外还给张浦生推荐了许多业内专家所著的书，有冯先铭写的《民国瓷器考古》、陈万里写的《瓷器与浙江》等。

王志敏不仅要求张浦生通读古陶瓷发展的历史，还要求张浦生从书中了解有关中国以及中国周边地区的瓷器概况，熟悉历代的社会风貌和陶瓷产生及发展的历史演变，要清楚的知道每个时代有哪些陶瓷器型、工艺、胎釉、款识、纹饰以及它们的特点和发展变化，还要把每个年代器物的器型、纹饰、款识等结合起来。他告诉张浦生，学习古陶瓷鉴定一定要多读书，只有多读书，你才能知道器物所出土的地层和古墓年代，以及古墓中伴随出土的其他文物，以此来判断陶瓷的生产年代，从而了解历代官窑、民窑各自的特点及陶瓷的艺术风格。

但是他又告诉张浦生，学文物鉴定又不能仅仅靠读书，也不可因循守旧，更要自己去发现去寻求。因为古陶瓷鉴定又不完全是理性的，感性也很重要。理性的前提是对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有全面的了解，这些要靠读书来获得。但“书上得来终觉浅”，所以光靠读书是不够的，要大量接触实物多看标本。既然要研究实物，就必须“读物”！读物也要像读书一样，要做笔记，把自己观察到的每件古陶瓷的特点逐条写出来，即所谓理性感性统一。

王志敏先生经常对张浦生说：“读物不光要看馆藏 ，还要出门看窑址、捡瓷片。你们大学生理论知识丰富，但实践知识较少，如果要跟我学古陶瓷鉴定，就必须放下架子跟我走出去‘捡破烂’，看生产瓷器的窑口遗址，从田野考古和陶瓷窑址发掘中发现新资料，寻找研究对象。因为捡到的瓷片是最好的老师，可以随身携带，还可以做科学测试。库房里尽管有很多实物，可人一旦离开库房，便什么东西都不能看见。陶瓷考古研究相比书画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书画怕火怕水，烧了就没了，所以千年以上的字画少之又少，能给你撕开研究的古字画更是没有。可瓷器和人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用坏了扔掉以后，瓷片可在地下千年不烂，给研究古陶瓷的人留下了数千年前的实物，虽是残片，但研究价值可能超过完整器件。我们要把研究瓷片作为学习陶瓷鉴赏最基础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理论联系实际。”

王志敏先生告诉张浦生一个他认为最廉价、最简单寻找“研究对象”的方法。就是到郊外、到市区、到拆迁现场、到施工工地……到一切可能的地方去捡瓷片。正因为他对张浦生这种野外寻觅瓷片读物的要求，日后成为张浦生奠定瓷片学的基础方法。

除此以外，王志敏先生还强调学习古陶瓷鉴定应该采取文理相结合的方式。他对张浦生说：“古陶瓷鉴定是门科学，虽属文科但不是文学，没有浪漫可言，有的只是严谨的科学逻辑和科学规律，因此要把瓷器研究这门文科当理科来学。工作之余要多捡瓷片，多去收购站，想方设法的得到第一手资料。”

于是，张浦生一边做瓷器保管员，近距离地接触到很多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古瓷器；一边则跟恩师王志敏学习瓷器知识。凡星期天，就跟着他到郊外捡瓷片。捡瓷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古人因生活产生的垃圾里翻捡，当年在南京、扬州、杭州、苏州等古城到处都有古人留下的碎瓷片；一种是到各个窑口去捡，通常在这些地方捡到的瓷片更有价值。所以张浦生从那个时候起，走路喜欢低头看着地面，养成了时刻准备发现碎瓷片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了五十余年。

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张浦生不断进步，他觉得这种既“读书”又“读物”的学习方式非常新颖。王志敏当过教师，所以在教张浦生“读书”“读物”中善于总结经验，字字玑珠、言简意深、凝练有力。在跟王志敏先生学习的过程中，他给了张浦生许许多多的启发，他要求张浦生把对瓷器的这种学习当成一门科学来学，属于陶瓷科技。休息日，张浦生除了跟着老师去捡瓷片，也去古玩店看实物。他慢慢体会王老师的教学方法，反复琢磨其中的辩证观点，努力把老师交给他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用于实践。这种教学方式让张浦生受用至今。

若干年后，张浦生总结了王志敏先生教给他的那些专业经验，把读瓷片作为学陶瓷鉴定的基本法。并把王志敏先生的这套理念发扬光大，形成了“瓷片学”。

张浦生总结了老师王志敏的教学，认为在陶瓷学习的过程中有六个关键点。

第一，陶瓷文献。 要多看历代的书籍。

第二，陶瓷鉴赏。 要学习前人的鉴定经验。

第三，陶瓷考古。 跑遗址，捡瓷片。因为瓷片的科学性不强，不准确，所以要跑窑址，只有窑址的考古，才可以使陶瓷的科学性更强、更准确。

第四，陶瓷科技。善于运用现代科技，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瓷器、了解材质成分。

第五，陶瓷美术。研究造型绘画艺术，了解各时期绘画风格。

第六，陶瓷经济。陶瓷不仅是观赏品，更是商品，要了解并判断其价值。

古陶瓷研究入门，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有人学了很长时间，却始终不得入门。因此王志敏先生对初学古陶瓷的张浦生告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比外面学习古陶瓷的人有一个最天然的优势，他们有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馆藏文物可供研究，这是一般人所无法享受的条件，要加以珍惜，好好利用。学习古陶瓷首先要用心，其次要有爱心，更要有感情，对每一件文物要充满热爱，还要有敬畏之心。张浦生始终记着老师的这番教导，常戏言自己信“瓷器教”。

在博物馆工作的优势，让张浦生开始近距离接触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古代瓷器，看到的古陶瓷不仅好并且多，这是学习瓷器鉴定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一边当保管员，在库房里整天接触实物做卡片；一边跟恩师王志敏学习古瓷器知识。从目不识瓷、一无所知开始，阅读古陶瓷入门的基础书籍，每天观看清理瓷器，一点一滴、长年累月地开始了他陶瓷研究的学习过程。慢慢地他认识瓷器，了解瓷器，熟悉瓷器，终于成长为古陶瓷研究方面的专家。因为王志敏先生特别喜欢民窑青花，受他的影响，张浦生也对青花瓷情有独钟。这种喜爱，让张浦生日后成了全国知名的“青花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