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目不识瓷

第一节 瓷器保管员

1962年秋冬之际，书画征集工作结束。因原来瓷器保管员身体不好，院里决定调张浦生到保管部，去瓷器保管组做保管员。刚接到调令时，张浦生的抵触情绪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认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却被调去当个保管员，实在是大材小用了。知道了张浦生的想法，院长曾昭燏亲自找他谈话，现身说法。她告诉张浦生，自己就是保管员出身，她曾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任库房管理员。保管部虽然是博物馆的二线岗位，工作很枯燥、很单调，但保管部却是培养专家的地方。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以为保管员的职位太低，保管部是出专家的地方,只有保管员才能接触到实物，只要用心学，你会在业务上比其他人更优秀，因为保管员的规范称谓应该是保管研究人员。”想通以后，张浦生被正式调到保管部古陶瓷组，跟当时是保管研究部古陶瓷组组长王志敏先生学习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从此成了王志敏先生的学生。与张浦生一起调到保管部的，还有陈列部的女同事白英。白英比张浦生年长，过去一直在陈列部工作。人品很好，是解放初期金陵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精通日文，白英的丈夫罗宗真也在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工作，他们是金陵大学的同学。

到保管部工作后，张浦生先对南京博物院进行了全面认真地解读，并细致地了解到博物院虽然是1933年才开始筹备成立，却因第一任院长蔡元培的不懈努力，院中藏品十分丰富，有文物近四十万件，是中国最早最现代的博物馆。仅陶瓷藏品就有近二十万件，主要为清宫藏瓷，是个学习古陶瓷最有利的地方。而且每个库房藏品不同，由张浦生保管的瓷器库房里就有藏品五千多件。

当时在南京博物院展厅展出的各类文物不到一万件，剩下的文物均在库房珍藏。南京博物院共有两个院管库房，一个在中山门，一个在朝天宫。库房里绝大多数文物都还没有整理归类，两个库房非常坚固安全。尤其是朝天宫库房，这是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堡垒式的建筑，四方结构，大铁门小窗户，高出围墙的建筑窗户均向内设置，只有正面装有朝外的玻璃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每层面积有二千多平方米。在库房珍藏的物品中，仅朝天宫库房就深藏着一大批“南迁文物”，有2221箱，一直没有开封过，大约十万件，大部分是明清官窑瓷器和宫廷器物，有的文物价值堪比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东坡肉”和“翡翠白菜”。“南迁文物”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防止日本人的掠夺，将北京故宫文物迁往南方安全地带的一次大行动，是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组织的重大文物保护措施。

1933年1月31日北方山海关失陷后，为使大批文物免遭劫毁，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精品文物迁址储藏，分批运往上海。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 。同年2月5日的深夜，北平全城戒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前往火车站。安静的道路两旁军警林立，车上装的都是故宫博物院精选出来打包好的文物。从故宫博物院的2118箱第一批南运文物在神武门广场开始发运算起，至5月15日这三个月间，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单位共有19557箱文物，在军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分五批运往上海。其中故宫的文物有13427箱又64包。里面有书画近9000幅，瓷器两万七千余件，铜器、铜镜、铜印二千六百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还有《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以及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押运文物的故宫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描述道：“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因时间紧迫，约有二十名故宫工作人员立下了“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匆匆告别家人，踏上漫漫南迁路。文物抵沪后，先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存放。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这批文物在上海暂存，于1936年开始分五批迁入专门为之新建的南京朝天宫库房。为此，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南京分院，来自“故宫世家”一路护送这批文物的梁廷炜和儿子梁匡忠都进入了南京分院。

在今天看来，故宫文物南迁是明智之举和不二的选择，可是放到1932年的北平，却遭遇到了汹涌的反对声浪，这种反对浪潮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介于这种情况，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为了文物安全，提议南迁。 因为凡遇战争，战火中的文物总逃不开这两种命运，或遭毁坏，或被掠夺。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依然记忆犹新，灼痛着国人，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马衡先生认为必须以史为鉴,不惜代价保护好国家珍贵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