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浦江岁月

第一节 黄浦江畔的徽州人

1934年4月，正是万物苏醒、生机盎然、春暖花开的季节，张浦生出生在上海的一户商人家里。因家住黄浦江边，故取名“浦生”。那时黄浦江边的外滩公园，已经有了民国户外铁木休闲椅，为游人观赏江景、林景、怡情、闲谈提供了休闲歇息之地。而江面上船只往来如梭，车水马龙，一派繁忙景象。黄浦江滩一带，遍布着一幢幢不同国家风格的西式建筑群，而英商所建的上海大厦也于那年屹立在黄浦江畔，使整个黄浦江边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万国建筑博览”的画卷。那一年“伪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在吉林长春恢复帝制。中国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又当上了康德皇帝，并宣布将“满洲国”改称为“大满洲帝国”，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十里洋场的上海风雨飘摇、暗流涌动，社会极其动荡。张浦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却英雄辈出的年代。

张浦生的父亲叫张和顺，母亲姓黄，祖籍都为安徽皖南的歙县，古称徽州，与浙江的淳安、临安为邻。古徽州是徽商的摇篮,因为那个地方地处丘陵山区，地少人多,生活比较艰苦。所以很多人离乡背井，吃苦耐劳的外出做生意。人称“徽骆驼”。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多年，有“无徽不成镇” “徽商遍天下”之说,而张浦生的血液里就融入了这种勤劳、求实、聪慧、百折不挠的徽州人精神。

1920年，因老家安徽生活艰难，张浦生的父亲张和顺移居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祖父通过亲友，把张浦生年少的父亲送到了在上海做生意的徽州老乡那里，在法大马路老北门口的怡源百货批发行做学徒。东家曹老板是徽州的名流望族，抗战后还担任过旧中国的国大代表，对张浦生的父亲多有照顾。徽州商人的成长，基本都遵循了固有的模式，先当学徒，再当管家，然后自己做生意，再当官。由于张浦生父亲为人忠厚、勤奋、节俭、待人诚恳友善，乐于助人，深得老板信任。也秉承了徽州人的习惯，先当学徒，后来升为跑街，然后当了经理，作为老板的代理人（资方代理人），帮老板管理了一个店铺。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征得老板的同意，自己也做起了生意。

因为日子繁忙，张浦生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已经三十多岁。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父母也缺乏医务常识，在张浦生出生刚半个月时，母亲就因产褥热不幸去世。无奈之下，张浦生从小就跟着叔祖母一起生活。张和顺后来娶了阮氏，浙江宁波人，出生在上海。继母的父亲也是早年来上海做生意的商人，因有文化，当了私塾先生。继母为人善良，朴实，视张浦生为己出，尽管后来有了七个弟妹，但一家人还是十分融洽。

第二节 童年时代

1937年，抗战开始，年幼的张浦生随全家从上海南市老北门搬到了法租界紫莱街居住（即现在的紫金路）。这是个临街的两层楼，上居下铺。楼上居家，楼下就是徽州同乡庄老板开的文具批发店。这条街靠近江西路和河南路，是一个古玩店集中的地段，又叫古玩街。而与其邻近的福州路，则是一条文化街。因张浦生家居住在这个古玩街附近，所以认识了不少的古董商。因此，那些古玩店和古玩商也冥冥之中成了张浦生“古董”知识的启蒙地点和启蒙老师。

1940年，父亲将张浦生送到离家不远的郑家木桥明德小学读书。这是个教会学校，是美国基督教很早之前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比较有名的小学。民国时期这个学校在校人数最多时达到五百多人。因为是洋学堂，所以学校的各项设施比较齐全，有操场和室内健身房，就连室内篮球场也有。课程丰富多彩，除了语文、数学，还有自然科学、体育、唱歌、绘画等。

张浦生从小喜欢历史、地理、文学，不爱数理化。因为个人的喜好，偏科十分严重，所以文科成绩很好，数理化考试总是磕磕绊绊，但记忆力好，这对张浦生今后从事古陶瓷研究非常有帮助。他在明德小学上了六年，生活快乐愉悦。最让他兴奋的是，学校里的篮球运动，使他第一次知道“大皮球”是可以这样玩的。从此张浦生与篮球结下不解之缘，因为喜欢打篮球，所以课后常常与篮球为伴。 在明德小学读书的那个阶段，他认识了篮球，也对世界上的很多事物有了新的认知。

1946年9月，抗战胜利后，张浦生考入南洋中学。南洋中学创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素有“国人自办第一校”之称，被民国著名教育家吴稚晖誉为“中国之伊顿”，是货真价实的名校，当时就以学制健全、设备完善、教学上乘、师资力量雄厚和教学质量优良闻名上海，并且历史悠久，名人辈出，享誉海内外。

当时在上海，有两个民间教育家。 一个是中国近代教育家王培荪，上海南翔人， 创办了南洋中学。还有一个是江苏丹阳人，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大学。南洋中学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力主办的民间私人“西学”学校，就是所谓的洋学堂。校内有典雅的图书馆、科学技术馆、实习工厂、还有学生宿舍和大操场等设施。校内图书馆藏书丰富， 十万多册的藏书成为当时上海中等学校之冠。学校一直坚守“知行并进，为己积福、为家增光、为国桢干、为天下肇和平”的育人思想，恪守“俭朴、好学、自主、求实”的校训，继承“爱国荣校、科教救国、依法治校、人文和谐”的办学传统。“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亚洲摄影之父”朗静山、“文学泰斗”巴金、“著名社会活动家”朱少屏等九烈士、“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和陶瓷学先驱”周仁等二十三位中外院士，秦汾、吴南轩、丁石孙等四十余位高校校长，以及著名学者钱玄同、爱国将领方莹等各界精英均曾就读于南洋中学……

张浦生在今天叫宛平路的南洋中学初中部就读了三年，1949年9月进入龙华路日晖桥的高中部。能在这样的中学里读书真是张浦生的幸运。没有私塾旧学堂的束缚和管制。他依然跟小学时一样，读书并不十分用功，除了语文、历史、地理成绩优秀外，其他功课都只能算将就。课余时间的精力全部用来打篮球，还成为了学校的一名篮球队队员。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到飞机猛烈的袭击。由于轰炸及封锁的持续影响，1950年上半年的上海处境极为艰难。工厂停工达一千多家，商店歇业的达六千多家。因为停电，上海的多数纺织厂无法开工，市场物价再次波动。严峻的形势使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上海市的市长陈毅感到极大的压力，心情沉重。

因家近外滩黄浦江边，考虑到安全问题，张浦生全家搬去了法租界的亚尔培路，即现在陕西路的凡尔登花园。凡尔登花园居住档次较高，周围有很多外国人居住。继母的哥哥精通英文，喜欢收藏古旧书，即便是英文书籍亦一起收藏。他很喜欢张浦生，没事就带着他到处去收集古旧书。也许一方面是天赋，另一方面是受了舅舅的收藏爱好的影响，和许多同学喜欢逛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不同，张浦生课余除了打球，最爱逛的是古董店。那个年代河南路、广东路、江西路，是一条文化街。江西路又是古董店集中的地方，是条江南知名的古董街。

古董街做生意的人，大多是南京人、扬州人和苏州人。一家家古董店的门面装饰，如同其所卖的商品那样古朴悠长久远，有的甚至锈迹斑斑，如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有的彩瓷绿翠，如同刚出窑的唐宋瓷器……给人以穿越历史的感觉。这样的商铺与张浦生父亲的百货批发店显得格外不同。一般店堂内一个老板，一两个店员，顾客不多，店员都文文静静，毕恭毕敬，除非顾客主动询问，否则他们绝对不会打搅顾客在店内观赏藏品。当顾客对某一件器物想细细查看时，他们会从柜台中把它取出，交给顾客，或拿到一边的桌子上，让客人坐着仔细鉴赏。这时，店员会给你端上热茶，如果看后并不想买，店员们也会默默地把东西放回原处，绝无白眼与冷语。张浦生特别喜欢这样的人文环境，可以畅想过去、回味历史、正视现在、展望未来。

第三节 改变人生的三位老乡

在一般的徽商家族里，儿子，尤其是长子，基本都是要子承父业的。但张浦生却没有走上这条老路，他的父亲没有让他继承家里的生意，而是希望张浦生成为文化人。所以送张浦生上了洋学堂，想通过读书走上与父辈不一样的道路。其实做文化人、不从商，这并不是张浦生父亲最初的想法，而是曾经在他家里居住过的三位老乡影响了他的思维。

安徽人老乡观念很重，徽商尤甚。在外地经商的徽商，凡遇到老乡有困难时都会鼎力相助，哪怕是对乞丐，只要是老乡都会倾囊而出。张浦生的父亲更是如此，店中专门留有一间客房，以方便过往的老乡居住，相识的老乡有困难都会接济，有乡亲来沪无处落脚就寄住于店中。在寄住的乡亲中，有三位老乡成了张浦生父亲的良师益友，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使他跳出了生意人的思维，在张浦生尚未出世之时，就希望自己的子女今后成为一个文化人，而不是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商人。

这三个人，第一个是张和顺在歙县老家的本家张曙，另一个是后来成为书画大家的黄宾虹，还有一个就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徽州人有个传统，生活困难时期，在上海你可以在同乡家里寄住，互相帮助。等你境况好了以后，也要给大家提供帮助。他们三人都曾经寄住在张浦生父亲的店里。那时候黄宾虹还没有这么大的名气，在中国近代画坛上也没有那么大的席位，他去世以后才被确立为近代山水画的一代宗师，有“南黄北齐”之说，当时张浦生的父亲只知道他是个画家。同期在张浦生家寄住的还有本家张曙，他与聂耳、冼星海一起参加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他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被抓去坐牢，关在龙华监狱，张浦生的父亲、母亲，还有家里人还给他送过牢饭。张曙在店里寄住的时间最长，一直到抗战辗转去了桂林后，与小女儿一同被日军飞机炸死。在历史博物馆，至今还有关于他的记载，他是个革命音乐家、优秀的作曲家、革命音乐活动家。

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陶行知也是张和顺歙县的乡亲，他原名陶文濬，毕业于上海的大同大学。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济很拮据，初期就住在张浦生父亲经商的怡源店。后来他在《申报》总管理处工作，那时候开始他就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1932年又在上海宝山的农村沈家楼创建了一个半工半读学校“山海工学团”，将工厂、学校、社会集成一体。在抗日时又组织新安文工团，北上南下，宣传抗日救国。

这三位乡贤正直高尚的品德，正派向上的形象，给张和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浦生年少的时候，张和顺就给他不断灌输三人的品行，给张浦生从小就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受这三位名人的影响，张浦生父亲有了这样的观念，徽州人进上海，立志要做文化人，不做商人。于是不想再让张浦生继承徽商的衣钵、继承家族的生意。

这三位乡音：画家黄宾虹、音乐家张曙、教育家陶行知，改变了张浦生全家对徽商人生成长轨迹的看法。父亲希望张浦生和他的弟妹们将来不要做生意，有条件当商人也不要做，必须改变徽州人成长的模式和习惯，力争做文化人。

这三位不同领域的文化名人是张浦生少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老乡，对少年张浦生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对张浦生的父亲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正是他们思想潜移默化的结果，使张浦生父亲决心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和他们一样的文化人，而不是和自己一样的徽商。

第四节 求学复旦

1953年8月，张浦生以复旦大学历史系公榜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当时的复旦大学校园里，有座西式二层小楼，红瓦灰墙，前方是绿色的草坪，右侧是幽静的小桥流水，这便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所在地。

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1905年，马相伯创建了复旦公学，是为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有历史学课程。1917年，复旦公学开始招收本科学生，故改名复旦大学。1925年复旦正式设置历史系，时称史学系。1937年抗战期间，史学系随校本部迁往重庆，1938年春改为史地学系。1949年夏，暨南大学和同济大学文学院并入复旦，由于地理教学力量较弱，其他院校史地也多分开设系，遂改回史学系。系内教授明星汇聚。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杨宽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还有当时已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史学家，如程博洪、张荫桐、胡绳武、赵人龙、金冲及等。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沪江大学、浙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校的历史系合并到复旦大学，因此江浙一带多所大学的著名史学家都加盟了复旦大学，使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大批学者汇聚于此，逐步形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自身的研究特色。如周谷城关于世界古代史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陈守实的中国土地制度研究，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蔡尚思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杨宽的先秦史研究，章巽的中国古代海上交通史研究，田汝康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和华侨问题、民族问题研究等都有很高的学术建树。

张浦生入学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就是将全国大学原有的院系拆散，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高校资源大调整，再分配。复旦大学被纳入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历史系合并了原来江浙几所大学的历史系，师资力量更加提升。学校的教学模式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不过这种课时安排很快被取消。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套措施是基本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虽然是这样，但在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教授任历史系主任期间，系内教师群英荟萃，真所谓名师出高徒，让张浦生这类莘莘学子在复旦受益匪浅。

开学后不久，张浦生就在系里小有名气，这不是因为他入学成绩公榜全系第一，而是因为他是系里唯一一个拎篮球来报到的学生。而且报到的第一天就在球场上和系里的学长们打起了球。在复旦的日子，他虽然学习不太用功，但记忆力超强，加之他十分喜欢文史课程，学习上却一点不感吃力。在大学的业余时间里，就是打篮球。

在张浦生读书的那几年，他所在的历史系篮球队连续几年都是学校的冠军，而他同时也是校篮球队的队员。他与校友们一起奋力拼搏，为复旦大学争得了上海大学生联赛的亚军。张浦生是校球队的主力后卫，队友中有的同学因为打篮球打出了名，毕业后继续打球，成了专业篮球运动员。而张浦生没有因为自己的爱好，走上职业篮球运动员的道路，而是在成为文化人的道路上努力。为了这个目标，除了打球，他还练习写作，课余时间，也给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当通讯员，常常写点各类报道。

因为打篮球的爱好，张浦生在复旦历史系组织成立了男子篮球队，全身心的投入使系里的男子篮球队在全校的篮球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为系里争得了荣誉。接着，他又积极促成了系里女子篮球队的成立， 并成了女子篮球队的教练。在女子篮球队任教期间，张浦生结识了现在的太太周梅苓。她比张浦生低一届，是个体育运动爱好者，系里的运动健将。系里所有的体育活动她都积极参加，自然也加入了女子篮球队，而且还是女子篮球队的主力，所以他们的姻缘也源于共同的爱好——篮球。

1/张浦生先生油画像

2/上海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