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拙文的一点补正——兼答陈漱瑜先生
《文汇读书周报》10月22日刊出我的《呈请查处“堕落文人”韩石山？》一文（《文学自由谈》第6期刊出时承编者给标题加上“关于……的随想”字样）以后，接到久未通音的许良英先生一封信，指出我谈许绍棣事“与事实稍有出入”。他是我尊敬的老同志，40年代后期曾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后长期从事自然辩证法和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做人为文，有浙东人、共产党和真正学者的三重认真。他在信中说：
许绍棣是我的同村、同宗，辈分比我高一辈，比我大20岁，与我从未有个人交往，而且他走的人生道路与我正相反，他的许多劣迹我永不能忘怀。
他1900年生，192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商科。大学时曾兼任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1925年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后方总政治部秘书。1928年任浙江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同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蒋介石行营（专为剿共而设立）秘书兼设计委员。1933年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许绍棣被派往德国、意大利考察法西斯“业绩”。1934年开始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长达十余年。他呈请通缉鲁迅，是在1930年。1930年2月，鲁迅参与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许绍棣即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向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呈请通缉鲁迅。
所说“与事实稍有出入”，是我把许绍棣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名义向南京政府呈请通缉鲁迅，误记为他个人呈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干的事了。这个出入不能算小，全怪我只记住许绍棣曾任的“行政职务”（省教育厅长），对他在国民党内的职务、级别，先后的调动升迁，以及那桩公案所涉及的体制层级没有弄清；以后一旦要就历史问题发言，当注意研读各个时代的“百官志”
一类机构人事职衔记录。
我原来只是想，过去所见许绍棣的词条没有如此详尽，抄下来可供有关学者参考。转录过程中却发现，这个许绍棣由从文而改从政，由革命而变成反革命，他的人生道路也颇值得深思。可惜我们大概不可能知道得更多。终其一生的行状，似乎“名标青史”的只剩下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以及搅散郁达夫婚姻家庭这两桩丑闻了。
我现在也还弄不清他后来所任官职高低，是不是因呈请通缉鲁迅而得到晋升；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在远去纳粹德国“考察”之前，甚至在希特勒上台（1933年）前三年（1930年），就干出了与法西斯如出一辙的勾当，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忠实打手，正如郭沫若指斥的，是不折不扣的“法东斯”。行文时，依照与国民党斗争时的习惯，称之为“党棍”，一点没有委屈他。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拙文以为应该“跟国民党党棍许绍棣的行为方式划清界限”（现在补充一句，应该从思维方式这个根本上就划清界限）。陈先生12月3日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的《为自己申辩》文中说：“我从来未申请加入任何党派，也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因此党棍之类的恶谥绝对扣不到我的头上。”——依这个思路，则凡隶属于甚或只是申请加入“任何党派”的人就都有谥为“党棍”的资格了。——这话从何说起呢？无论韩先生还是我，都没有说过陈先生是党棍的话。按：党棍云云，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人对国民党中“恶棍”的斥骂，几乎可以说是对某些不齿于人的国民党徒的专用词语（也不是施之于所有国民党人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应成为一切正直的人的鉴戒。您表示深知“当年国民党”跟“当今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当无疑义，因此，即使您申请并加入了今天大陆上的执政党或参政党，自然也跟拙文中明确特指的“国民党党棍”这个“恶谥”无关。而且，这次从您的大文拜悉，您并没想“呈请查处”一介区区的韩石山，而是高瞻远瞩，志在提醒中共对党的媒体随时注意匡正，绳之以宣传纪律，等等，令我十分佩服；别的不说，单是您对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工作的关心和爱护之情，溢于言表，说比某些共产党员更像共产党员也不为过，您何必关死申请入党的大门呢？
想必是陈先生看到拙文提出些不同意见，一时心情激动，急于反击，才说了些不够冷静的话，甚至可能连我的原文也没看清：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邵某是否“把我（指陈先生）贬斥为许绍棣，把韩石山抬高成鲁迅，把陕西省委宣传部比拟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只要再看一下拙文中是怎样写的就行了。
其实，前此为文，卑之无甚高论，只是首先想到陈先生作为一位学者，遇到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学人间的一些争议，一般不妨通过笔墨，诉诸公论；即使像陈先生说的对报刊工作包括导向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如不涉及机密，似亦不妨在像《新闻出版报》（新闻出版总署的机关报）这样的报刊上发表，相信他们会表欢迎，乃至发动读者、作者和编者共同讨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不限于处理个案，而如同党的许多成功做法一样，收“抓住典型，带动（教育）一般”之效，不知陈先生以为然否。
是不是这样一来，就等同于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权力机构不做分析，乃至“要挑战一切权力”呢？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少年时代，我可能接受这类近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今天却不会如此幼稚，贻笑大方了。我也不会幼稚到以为政协内部使用的“社情民意”信笺能够等同于“红头文件”或法院判决书，但正像（我依稀记得）几年前有一家报纸也是在发表（模模糊糊记得好像也是您的）一篇“自辩”文字前面，在按语中说到这位自辩者（是不是您？）投稿时附寄一“政协委员证”复印件，遂以编者的名义声明，该编辑部“只问学术，不问地位”云云，——就是说，只看你有理没理，不管你什么身份：这一立场是我十分欣赏的。您自谓“只是一个无权无势、无党派、无团伙的老人，在文坛受到委屈和中伤时经常处于哭诉无门的境遇”，套用一句毛主席的话，您是不是把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乃至混同于一个四顾苍茫的上访者了？不过，您在采取“哀兵”策略时，竟把“党派”和“团伙”相提并论，这恐怕与您表示维护的宣传方面的“口径”大有出入吧？
您自称“一个名誉受损者”，指韩石山损坏了您的名誉；其根据却是韩在文中说您“三个代表”学得好，认为这是“从政治上嘲讽我”（陈先生自指）。您怎么会产生这样离奇的想法呢？您的推理的前提是什么，倒教我一头雾水了。倘这是您的真实想法，而不是临时抓来的口实，那么，从“三个代表”的观点看来，我倒真要说您并没有学好，至少是学得不够好了。——您不会又认为这是对您的污蔑吧？
以上云云，原想写一封信给陈先生，也是考虑到此意或可供更多的朋友参考，而主要是有关许绍棣的生平，也许让更多的读者一读为好，故借传媒一角代邮。请允许我，仍像写一封私信那样，顺祝陈先生身笔两健，学术成果和社会工作“双丰收”！由韩石山先生在《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带给我的话题，我的意思自谓已经说尽。今后如有新的有趣话题，我插得上嘴的，再跟您交换意见，如何？
2004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