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留学潮
眨眼来了伦敦差不多三个月，开学之后一直大忙，读了很多课程相关的书和文章，充实到不得了。因为忘我投入学海，很快就适应新生活。这里的生活简单，就是读书和照顾以往不需自己照顾的三餐饮食，即买餸[1]煮饭。机械一般的生活，日复一日，时间转眼就过。
身边大半的同学来自不同国家，大家最常讲的都是记挂自己老家，念兹在兹的都是家人和朋友，还有天气和食物。我还记挂以前常常流连书店的日子，来回扫射“猪肉台”上的变化，哪本书是新出版哪本书搬上架了，基本上都掌握一二。现在要在伦敦读新出版的中文书，动辄要女友寄包裹飞越半个地球才能读到，运费跟书价看齐（甚至更贵），实在太过奢侈，所以至今只寄过一本、读过一本。宁愿写下书单，待回港之时才买过痛快。而那本越洋寄来的书，是和自己非常贴切的一本书——《大留学潮》。
贴切因为自己是个留学生，而今时今日也是千百年一遇的“留学大潮”。二月（2015年）的一期《经济学人》，指在2013年尾，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数目接近110万，是史上最多。单计在美国就读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就超过11万人，非常吓人。《大留学潮》的作者张倩仪（前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写的不是今时今日的留学大潮，而是写那动荡到不得了的二十世纪初。单论人数，那时的留学生数目比现在少千百倍，但对中国的影响却随时大千万倍。
现在的留学生，是为了求学求知识，说穿了是求一张“沙纸”[2]；当年留学生想的却是救国救民，希望学习别国之长、补中国之短。1905年科举制的结束，标志着海外留学潮的开始，书的其中一节“新科举洋进士”，点出了留学生的精英地位，相当于科举制下最高级的进士。清末民初的中国精英，第一等是出国的留学生（特别是得到公费资助留学的学生）；而次一等的精英，就要数在国内大学读书的学生。
两种精英的其中一大分别，是学生的心态，而这又可见于内地大学的特色。中国第一代翻译家严复的曾外孙女、现在于加州柏克莱（Berkeley）大学任教的学者叶文心，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她所写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就讲了民初时期不同院校的独有文化。像圣约翰大学，是典型的精英西化学校，一般学生都不热衷政治，读课程主要关于英文训练和科学学科。即使对社会事务较关心的复旦大学，后来亦因为经费问题，提供更多与职业训练相关的课程，吸引更多学生报读、增加学费收入。复旦将重心由社会学科主导改变为职业导向，牺牲的就是相对关心政治的传统。
至于出国留学的精英，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一方面学习现代化的知识，希望拯救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从登上轮船开始已经满脑子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理想，他们就是打开长年封闭积弱的中国的一道钥匙。无论这些留学生是否意会到这份责任，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当时留学的难度，相比现在困难得多，无论是漂洋的旅程抑或经济状况，跟今天的“留学”都不能同日而语。
今天坐十多个小时长途机已经觉得痛苦不堪，那时候要到欧洲，就要坐船经印度到非洲才能进入欧洲，头晕呕吐是肯定的。至于在外地生活，像打理家务、煮饭煲水，在当时中国男女性别定型之下的年代，处理这些家务不单单是“由零学起”，更要冲破心理障碍、突破男女之间的想象。就算是全国最精英的救国青年，都要做家务。
民国初年，中国国力疲弱得很，要出国留学谈何容易。书中提到当年家境不俗的巴金，想要留学法国也几乎要倾家荡产，所以巴金的哥哥曾经劝他暂缓计划，待家庭先储点钱。但作为幼子的巴金坚持到法国，他哥哥也只能放弃前途、全力资助老弟留学。巴金去到法国之后，哥哥写信问他外面世界究竟是如何，希望巴金分享一下。大哥为了成全老弟的理想而牺牲自己，这是兄弟之情，也是余华小说《兄弟》中的：“即使生离死别，我们还是兄弟。”
留学不容易，更遑论救国。不过如果我们不是将救国理解为那种“超级英雄式”的拯救世界，单单是出国留学、开开眼界，已经是踏出救国的第一步。像当年的其中一个留学热点——法国，留学生对法国的最深印象，不是花都的浪漫，而是当地中小学对学生的管理。像寄宿学校中的严格作息时间、注重清洁卫生等，这种划一的规律，对当时留学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一个国家要富强，良好的国民质素是首要条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取得政权之后推出《新生活运动纲要》。这份纲要所要求的，就是衣食住行都要有规律，然后再谈礼义廉耻。
大学生是浪漫的（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说），留学生在外地应该更加浪漫。书中提到胡适先生在美国读书时，1916年分别收到1210封信、写了1040封信。即使今日科技发达，留学生也未必常常跟老家亲人朋友联络，遑论书信，但胡适就平均一日写近三封信。这千多封信中，又有多少是情书呢？
提到留学的浪漫，不得不谈徐志摩，因为他跟剑桥的浪漫故事实在是个美丽的误会。刘禾教授的《六个字母的解法》就有讲到徐志摩的故事。首先，他在英国的时候不是剑桥大学的正式学生，他只是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特别生，徐志摩在大部分的时间，甚至是住在距离剑桥颇远的小镇Saxton，所以徐志摩究竟在剑桥逗留过几长的时间，都值得疑问。另一个误会，是徐志摩推崇备至的康河，也一点都不浪漫。因为这条河是剑桥裸体协会的活动热点。当徐志摩说“甘心做一条水草”的时候，其实同时有很多人在水草间裸泳，或许也是这个原因才令徐志摩如此“甘心”。
上一代国人的留学故事，其实都不是徐志摩的康桥故事。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本身已经很困难。他们代表的中国，不是今天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强国，而是面对列强瓜分的中国；他们就算得到国家的公费资助，其实也只是国家打败仗的庚子赔款，所以胡适才会说“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这句重话。这是上个世纪的留学历史，也是今个世纪中国留学生所不能想象的历史。
[1]编注：意即买菜。
[2]编注：意即毕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