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好习惯难，养成坏习惯易，做父母或做教师的要使小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
——陈鹤琴
一、家人述往
陈秀霞——陈鹤琴长女
01
我非常非常怀念我的父亲陈鹤琴，他是我们中国儿童教育的奠基人。在过去中国人的观念中，很少会关注儿童教育，他们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不知道关爱儿童的重要性。可我的父亲是儿童教育家，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中国的儿童教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所以我的父亲是中国儿童教育之父。在他的关怀和努力下，中国的儿童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和成长。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儿童教育，尤其是我父亲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儿童教育，使得很多人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也是一生的幸福。传统的中国儿童教育，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比如说打骂、死读书、读死书，但是他不是。因为在我父亲小的时候，人们还接受着中国的传统教育，但是他提出了新的儿童教育理念，他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中国人，也教我们要爱国家，爱人民，所以他的活教育理论，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教育人才，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家庭教育
我们从小就在父亲的教育下成长，成了有用的人才。小时候我们家里头，父母从来不打骂儿女，他们会教小孩子怎么做人，要助人为乐，爱国家，爱人民。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家里办了难童学校，我们在学校里做小先生，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小孩子，但是我们教其他的小孩子念书识字。我们还帮难童洗手洗脸，收养流落街头的小孩子，给他们吃住，抚养他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受到这样的教育，要乐于助人，要爱人类。虽然我父亲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方式就是读死书，死读书，但是他教育我们的方式是活教育，他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爱人类、爱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人。所以我们从小就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影响了我们一生。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因为日本人还没进来，我们在租界里还能够做点事情。我父亲非常爱国，我们家里七个兄弟姐妹先后都入了党，我十八岁就入党了，我哥哥是第一个入党的，我父亲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他也非常想加入共产党，1949年以后，他还加入了九三学社。他非常相信共产党，他觉得共产党救中国、救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他要看《西行漫记》，还想到陕甘宁去，后来我找到一本《西行漫记》给他看，他非常非常感动。我们那时候在上海搞学生运动，他了解进步的学生运动，所以他非常支持我们，我们邀请一些人来我们家里聚会，搞学生运动，他都会帮助我们，掩护我们。他的朋友在集中营被抓了，他就想法子去救他。他跟陶行知的关系非常好，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我们从小也经常学习陶行知的著作，接受了进步的教育思想。因为我父亲做了很多的抗日活动，后来日本特务跑到家里来暗杀他了，幸亏我父亲当时不在家。那次之后我们就从上海搬走了，去了江西，他在江西又办了学校。他一直都是这么热爱儿童，因为他觉得儿童是中国的未来，是中国的幼苗。他从小就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中国人，为人民服务，不要自私自利，所以我们从小都是要帮助别人，不能够只顾自己。我从小就做社会活动，我们办街童学校，办报童学校，我们都去做小先生，帮难民和难童洗脸刷牙，教他们读书，从小我们就受到他这样的教育。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是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儿童教育的，主张棍子底下出孝子，他可以说是中国儿童教育的创建人。他认为儿童从小就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哥哥、我、妹妹都是留学生。他从来不重男轻女，我们有七个兄弟姐妹，三男四女。我的音乐天赋比较好，从小就学钢琴，英文也特别好。中国封建思想是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出嫁，到别人家里做母亲，生儿育女。他不这样认为，从不重男轻女，我们几个孩子都受到很好的教育。我是留学生，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我在学校里面也是学生会活动的活跃分子。所以他对子女的教育完全是新的，从来不重男轻女，并且对于女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
父亲平日里喜欢读书，年纪很大了，也经常看书，我们受到他的影响，从小看很多的书，因此，我从小英语学得就很好。后来，我与大哥、二妹一道去了美国留学深造。在我看来，留学不是为了个人，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谋幸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英语，回国以后我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外国记者，还有常驻记者、临时记者来华以后，我带他们到各地区旅游参观，向他们介绍我们中国的发展，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后来，我主要从事民间外交工作，曾担任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副会长。我一直遵循父亲的教导，“爱国，爱人类，爱儿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与发展服务。
陈秀云——陈鹤琴三女
02
对于这部纪录片，我们怀有极大期待。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对于陈鹤琴先生的缅怀，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老一辈教育家探索真理、实现教育救国理想所走过不平凡历程的记录，激励现代的教育工作者，追寻他们奋斗足迹，继承他们的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我主要讲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我对这部纪录片的几点建议，希望能够对于人们把握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特点有所帮助。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我作为陈鹤琴女儿个人角度回忆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家庭往事。
第一部分：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几点建议
第一，一切为了儿童
陈鹤琴先生于1935年8月份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提出了九条“宏愿”：
（一）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的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二）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相当的特殊教育，尽量地发挥他们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三）愿政府及慈幼机关为儿童福利着想，尽力设计，多予儿童以安全的保障。
（四）愿全国各处从今以后，所有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完全绝迹。
（五）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的成人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
（六）愿今后全国的父母，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的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
（七）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就优良和健全的国民。
（八）愿全国的教师们，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
（九）愿全国的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原载于1935年8月1日《新闻报》，收入《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330页）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动荡、时局混乱，战争阴云密布，如何将许多儿童从恶劣生存困境中解救出来，运用教育力量，将他们培养成为“健全的公民”成为陈鹤琴等儿童教育家肩负的责任、使命。在这篇《宏愿》发表后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陈鹤琴一方面向全社会呼吁“保育民族幼苗”，另一方面身体力行投入救济难童的行列中。在他看来，推行幼稚教育应“着重在儿童生理的发展和情绪的陶冶，而不在知识的传授……”，他进而提出：“幼稚教育可以说是以儿童保育工作为主要任务，而儿童保育正是民族保育的基本条件……”（参见《中国儿童教育之路》1947年，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312页）
在陈鹤琴等老一辈教育家心目中，儿童教育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关系到民族繁衍、国家强盛、社会进步，因此“一切为了儿童”不仅体现教育家的情怀与精神，更应该成为所有成年人共同的责任。
第二，“中国化”与“科学化”
20世纪20年代初，许多幼稚教育主办者不顾儿童自身特点与成长规律，一味“宗法西洋成法”“苦心地削足适履去求合于古法”而“不管儿童是否受纳，是否符合儿童的脾胃”（参见《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概况》192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5页），使得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的中国幼稚教育出现“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好的教育”乱象。（参见《我们的主张》1927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75页）更有甚者，“外国化”“宗教化”倾向日益严重，引起包括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等中国教育家的担忧。由此，他们提出《我们的主张》共十五条主张，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主张，其他十四条则充分吸取国外进步主义教育学说，包括家庭教育、儿童健康、儿童自主发展、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的幼稚园课程、游戏式教学法、艺术教育，以及幼稚园环境与设备、教师训练、制定标准等内容，从而使“中国化”成为“科学化”前提与目标。
正如人们所知，试验精神，即“科学化”是陈鹤琴教育学说的一大特征，在他看来，只有了解儿童，研究儿童，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教育儿童。他从儿童心理研究入手，对于自己初生的长子一鸣进行长达808天连续观察、试验，探索、发现、总结儿童身心成长、发展的原理、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借鉴国外进步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国情，从而形成自己的教育学说。20世纪80年代时，我父亲的挚友、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对我讲起过，在心理学研究与教育学应用领域中，有一部分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只重视心理学理论研究，而忽视教育学应用；另一部分教育学者由于缺乏心理学依据，而使其教育主张缺乏科学依据而表现出主观、武断的行为。反观陈鹤琴的教育学说正是由于将教育学与心理学较好地结合，以至达到“教育心理学化”即“艺术化”境界，从而获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因此“中国化”“科学化”是陈鹤琴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两个基本特点，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为之而去努力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在这部片子中有所体现。
还有一点应该强调，许多人将陈鹤琴仅定位于“幼儿教育专家”，我觉得这样的认识过于狭隘，其原因一是因为人们对于陈鹤琴所开展工作范围的了解不够全面，另一个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大教育观”缺失，而造成各类教育之间相互“分隔”“脱节”。实际上，陈鹤琴的研究范围涵盖了基础教育各门类，包括儿童心理研究、家庭教育、幼稚园教学、小学教育、特殊儿童教育以及师范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因此用“全方位”来描述陈鹤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并不为过。
第三，“活教育”核心“做现代中国人”
20世纪40年代陈鹤琴先生来到江西泰和，在艰苦条件下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简称“省立幼师”）以及国立幼稚专修科（简称“国立幼专”），与此同时，“活教育”理论正式提出，其中包括“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以及“五指活动”“十三条训育原则”“学习四步骤”“十七条教学原则”等内容，从而形成完整学说体系，这一体系最大特点是“活”，即“活教育”使用“活教材”培养“活学生”，从而建设“活社会”这一学说体系凝聚陈鹤琴自己的试验、实践成果，同时借鉴西方进步教育理论与陶行知等中国教育家提出的教育主张，并不是简单模仿，而是一种“改造”与“创造”，不仅提出理论，而且创造方法。他相信，儿童本身所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是儿童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源泉与动力，儿童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儿童适应环境，更在于改造环境，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必须强调“活教育”学说的核心是“目的论”，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不仅要培养儿童的“人性”“个性”，更要完善儿童“人格”，他将“做现代中国人”应具备条件归纳为五条：
（1）健全的身体；
（2）建设与创造的能力；
（3）服务的精神；
（4）合作的态度；
（5）世界的眼光。
第二部分：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我作为陈鹤琴的女儿，从小所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与父母教导，对我个人成长影响至深。在我们七个子女眼中，父亲不仅是慈父，还是良师、益友，他的高尚人格、积极生活态度与慈爱温存、关心他人的待人处世方式使我们从小所感到不仅是个人的幸福，更有做人的志向与责任。在我们家庭中，父慈母爱，平日家里气氛十分和谐、温馨，大家都平等相处。在我们七个兄弟姊妹之中，从来没有哪个挨过父亲骂一句，打一下；兄弟姊妹之间，很少发生争吵。父亲提出过一条教育原则：“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制裁。”父亲对我们有很严格的要求，我们做错了事情，他总是用微笑予以暗示，使我们都能感觉得到，并且马上改正。
我谈几件往事：
（一）强国先强身，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放在首位
在家里，父亲特别关心我们的健康，他认为我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要强国必须从儿童开始，因此他特别注意身体强健。他自己爱好运动，我们家里面其他人也喜欢。我们家有很多运动器械，高跷、自行车、旱冰鞋等，他经常带我们出去游泳、爬山、骑马等。他爱好运动，因此身体特别好，他也希望我们身体好。另外他还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本来我的牙齿是地包天，歪歪斜斜的，下面的牙齿跑到上面来，嘴巴都往前突出来很难看，吃东西也不方便。所以他一有时间就带我去矫正牙齿，最后把我的牙齿矫正过来了。
他也很注意我们眼睛的保护，不让我们在床上躺着看书。在学校里面他特别注意坐姿，在读书时会用一个板将书夹起来读，此外他还专门制定了课桌椅的标准，根据孩子所在的年级不同制定不同的标准。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各年级有各年级的桌椅，桌椅适合孩子的身高。他不让我们驼背，所以大家都背挺直的。而且在体育课，老师不仅教授很多踢球、运动等技能，还专门训练走路姿势，教我们上台表演要怎么走路，所以现在八九十岁，都没有人驼背弯腰的。另外他还注重减轻孩子的功课负担，当他发现孩子睡眠不足的时候就马上到学校里面开会纠正，保证孩子睡眠时间，保证孩子的健康。
还有一条，他特别关注孩子的大便，在这一点上不要小看他。小孩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大便，这个对我们肠胃来说很重要。不管你是在什么环境下，都要保你肠胃的通顺。年纪越大，你越能感觉到这点的重要性。
陈鹤琴在家庭教育里面，总结出101条理论，指导家长保护儿童的健康，这里的健康不只是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孩子要开朗活泼没有忧郁感，大家很高兴。我小的时候，皮肤比较黑一点，邻居的小孩开玩笑，给我起绰号叫黑炭。那时候我年龄比较小，他对我说皮肤黑就是健康，我是黑美人，解除别人对我的讽刺。他非常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希望孩子心情愉快，不能压抑讽刺孩子。所以他非常温和，自己从来不对孩子发脾气，这点对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
从幼稚园开始，他就强调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他对幼儿生理健康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说学校里面滑梯的安全问题，我们滑梯时一不小心就会有刺扎在手里。他就知道滑梯存在安全隐患，每次幼儿玩之前他都要去检查。之前我扎过一次，他发现后马上就到学校去检查器械。幼儿园很多器械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一旦发现不好的地方，他就要改进。就像这样，在学校里头，尤其小学以后，我们特别重视体育。不久前，我们开校友会，大家都是女中的学生，都感受到了现在身体不错，与当初在学校里的锻炼有关。而且年纪越大就越能体会到过去教育的重要性。当年学校对我们骑自行车、爬绳等锻炼都有很高的要求。爬绳就是在健身房的天花板顶上有一个绳子，每个人都爬上去打三下之后下来。
另外学校不光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还特别重视美育。在音乐方面，他特别强调音乐对人的情绪的作用。我们家里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我母亲会弹琴，大姐会弹琴，他就也拿一个乐器一起弹，然后大家唱歌，我们会唱很多歌，每天晚上只要有空，大家吃完晚饭就很和谐地唱歌，家里气氛非常愉快。
（二）为己更为人，从小培养服务意识
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做人不仅要为自己，还要关心别人。他用自己的行动在做人，家里哪个成员病了，谁有一点不舒服了，大家都要注意，走路要轻轻走，不能影响他的睡眠。大家会有小礼物送给他，安慰他。我母亲、我姑妈就在我们床边给我们讲故事，那个时候听故事会减少痛苦。所以他在家里采取各种措施教导我们互相关心，从家里做起，为走向社会打基础。所以虽然我们从小家里的条件好，但是他从来不准我们去使唤家里的工人们，有事情要我们自己做。
此外，父亲还教导我们要出去服务别人。“八一三”以后，那时我满十岁，因为很多孩子失学，我们就在家里客厅里架一个大黑板，办了一个儿童识字班。因为我十岁的时候还很小，个子很矮，所以就弄个椅子，站在椅子上，教孩子识字、唱歌。从那时开始，他天天跑到难民收容所，一起搞国际救济总署、国际红十字会，搞难民教育。他搞难民教育、难童教育时会带我们去，我们经常到难民收容所。我们看到很多小孩没有玩具，就用自己攒的一点钱，也没多少钱，买了十个永志牌的小皮球给孩子们。他知道后高兴极了，夸我，鼓励我为孩子们着想，还照顾小孩子。我们三个姐妹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都到难民收容所去服务。难民中有婴儿，他们在母亲的保护下活了下来，但是他们的母亲却在轰炸里面有的炸死了，还有的受伤了。他们都是小孩，需要有人给他们换洗尿布、喂奶，这些都是比较脏、比较累的工作。他带我们去专门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个人就在那，虽然味道很难闻，但是大家很高兴，因为这么小年龄就可以为抗战出力。因为抗战大家都出去了，没有人在家里享福，大家都在外头搞服务工作。我们家里做义工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也是我父亲带头的。他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就办了两个学校，其中一个义务小学，他做校长，自己去教课。他还办了校内工人校友的补习班、识字班，把两个学校的校长、老师、同学们都请来帮忙。到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很小，大概十几岁，夏天就搞暑期学校，把周围的小孩都弄来教书。每年我们还在学校里搞夏令营、青年会的活动，我们还去上海做夏令营的辅导员，我们教他们唱歌、跳舞，组织他们活动，我和姐姐两个人都在那。有一次我在学校里面忙完后假期还剩下个把月的时间，我刚想回家稍微休息一下，但是第二天他就带我到陶行知办的农忙托儿所了。当时的农妇都要下地，他们需要带着孩子，孩子都在田头里在太阳下晒。为了保护婴幼儿，我们幼专的就给他们办起了托儿所，最后我一点也没休息，搞完了就去上学去了。所以他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对我们是很有用处的。服务不是空话，而是要用行动，实际地去贡献，这样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因为我们走向社会，接触社会很广，也参加很多进步的活动，所以很自然地就会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大哥是带头人，他1938年就入党了，成为地下党的一员。后来姐姐陈秀霞、二姐等，我们抗战时候都参加了地下党，后来到大学都入党了。弟弟妹妹们加入革命的年龄更小，解放战争时候两个弟弟、小妹妹都在部队。一家人走革命道路的原因，一个是我父亲这种民主的教育培养我们乐于助人、为人服务，不自私自利、个人第一，要为大众服务的品质；另一个是我哥哥带头。所以这样一来不仅我们一家，我的表哥、堂哥、堂姐都参加革命了。我堂哥现居南京，这次70周年检阅，他作为新四军代表参加检阅。所以他这种教育，就是教我们怎么做人，通过行动进行教育，从小开始培养一直到走向社会。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依赖家庭。很奇怪的一点是，我们家本应该很富裕，但是实际上很穷，那时候在上海，老师说你们父亲一个月有八百银圆，可我们每个都交不出学费，每到学期交学费时都是欠白条。中学都是欠的，之后全部都还了，再后来又开始欠。为什么呢，一个是家里亲戚太多，孩子住在一起，都要他抚养，另外是朋友太多，只要有求他一定帮助你，虽然家里收入不少，但是我们还是特别穷，常穷到揭不开锅了。母亲虽然很着急，但是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发生争执，他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就走开去商量了，商量好了回来，意见还是一致的。他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暴露父母意见不一致，我们家的环境一直很和谐。
（三）战火中的教育家，以身作则的奋斗者
我读完初中，太平洋事变发生，我就追随母亲到了江西。我们一起到了泰和，那时的条件很艰苦，开荒山建设都是自己动手，大家一起来开辟。其中只有少数有工人的参与，主要都是学生自己在做。大家都非常辛苦，每天从早忙到晚，清早他就起来，穿上工装裤开山找水源，甚至房子怎么做都做了比较科学的设计。他跟工人一起工作，认为人人皆我师，处处有学问，工人农民都是他的老师，他向他们学很多东西，本来他也不会，后来学会了自己科学地设计房子。结果他用最少的钱办了最大的一个学校，他去申请钱，省教育厅只给他一栋校舍的钱，但要他盖整个学校，后来他就是用最少的钱物，办最好的学校。当时边劳动边学习，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每天清早他就起来了，他要写见闻录，写日记，还要下地上菜园里，给菜园浇水。白天他要自己亲自上课，讲课程，还要编教材。晚上还要去查房，为了学生他一点都没闲着。他编教材、编课本，还有课外读物，都是自己编，他编了很多。他整个人从来就不知疲倦，不会被困难吓倒，而且他很有拼搏的精神，所以他的学生都是非常好的，他和学生感情也特别深。
当时日本打来了，大家都逃难了，那时候二百多学生，他一个都不要丢下。当时学校没有钱没有粮，北京中央银行就汇了一百万给所有的学校，可是却不能兑付，于是他去找到时任赣南行署专员的蒋经国。平日里蒋经国对他很尊敬的，可是这次却让他空手而归，他气得不得了。当时，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当地许多学校陆续撤离，大量学生被遣散，但是幼师和幼专却不行，学生都是十六七岁女生，陈鹤琴对蒋经国说，这些都是我的女儿，一个都不能丢下。最后他从圣公会、青年会借到了几万块钱，像讨饭似的一路借粮。他带着二百多学生，从泰和转移至赣州，又辗转来到广昌，一路上跋山涉水，忍饥挨冻，他鼓励师生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最后，学校终于在一个名叫饶家堡的小山村落脚，继续办学。
在幼师、幼专的学生中，有的是童养媳，从家里跑出来的。当时在江西，女孩子能上学是很不容易的。其中有一个学生名叫杨毅，她的姐姐去世，父亲逼着她嫁给姐夫，她找到机会跑了出来来到幼师，她的家人一路追踪过来，她就躲在我们家里。还有的学生念完了幼师，再想念就没有钱了，家里切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其中有一个同学，幼师毕业后，因为钢琴弹得不错，就留在学校教钢琴，这样可以勤工俭学。对于很多经济有困难的孩子来说学校就是他们的家。另一位同学，从浙江逃难过来，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一到了幼师，就像到了家一样，感到温暖，感到所有人的爱。结果日本人打来了，大家都逃难了，本来学校从泰和搬到了赣州，到赣州又要再逃。我记得，有一位姓周的女生，当时因患了伤寒住在医院里，人家都要徒步走，她怎么办呢，医院仅有的几支针都给她打了，然后把她放在小船上，叫学校的工人陪着她照顾她，所以她感激极了：没有你我哪能有今天呢，因为伤寒病我路也走不动了，也走不了了，都瘫痪了。但是我们不能丢下她，所以在幼师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讨饭，也不能丢下一个孩子，大家跟着我一起走，几百人去要粮、要钱，所以这个学生和我们的感情深极了。他们退休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南京看校长妈妈、慈父校长。大家都来看他了，有的来不了就写信，我就把给他的信都弄好念给他听。他就专心听，饭也不肯吃，就要听同学们的来信，而且一面听，一面说这是谁那是谁，他所有的感情都给了孩子们，他把他的事业托付给学生，让学生来完成，为学生谋幸福，为孩子继续工作。所以在告别信里面，大家都哭成一片，这个是很感动人的。我们刚好前几年在安徽开了一次会，那次是他的诞辰，后来大家都拿了蜡烛唱歌。一群七八十岁的人，大家一起怀念，怀念过去的学校，怀念校长。大家的感情非常深，这种感情一般看不到的，一般学校里没有那么深的感情，大家生死与共，他像父亲，是我们的慈母校长，大家都叫他校长妈妈。
（四）人生非奋斗不可
1944年，我从幼师毕业后就离家去了重庆准备投考中央大学，但是我是师范生，没有正式高中文凭，于是我就来到一家幼稚园做了一年老师，白天带小孩子做游戏、讲故事，晚上补习功课。一年以后师范生可以考大学的时候我就考了，一考考上了中央大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姐姐也在那，所以我很快就入党参加革命了。我们就是靠自己，靠拼搏，没有别的道理，就靠你努力，而且不能灰心。我们受父亲的影响，以父亲为榜样，去拼搏，去努力找出路。
我们家几个孩子大了都离开家了，没有人依靠父母，都靠自己去独立生活。我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把两个月的工资都攒起来寄回家，他拿到钱都掉眼泪了，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用自己的工资支援家庭的。七个孩子，大的小的都出去了，都靠勤工俭学，自己工作，但我是第一个把工资寄回去的。就是这样，他鼓励我们自立自强，靠天靠地靠祖上不是好汉，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这点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我们走过的路虽然也是不平的，但是就是因为有他这种精神在鼓励我们，我们知道没办法依赖家庭。我姐姐申请到一些费用去出国，也都是靠自己，靠做家庭教师来自己维持生活，家庭没有钱可以给他们。虽然我们家里本来是很优越的，但是大家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大家都是靠自己的。
陈一心——陈鹤琴小儿子
03
我父亲陈鹤琴不仅是一位热爱祖国、学识渊博的教育家、儿童教育专家，而且对我们七个子女来讲，他是我们的慈父、恩师和益友。我是小儿子，在家里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他们都叫我小弟弟，但是我今年也86岁了。
1941年11月，我的母亲带着秀云姐、一飞哥、妹妹秀兰，还有我四个人离开了上海，经过一路的艰险，终于到达了江西泰和。我们到达江西的时候我爸爸50岁，他看到我们非常高兴。我发现他的头发开始白了，人显老了，但是精力非常充沛。
当时江西幼师是在泰和文江的大林山的山脚下，一共有430亩土地，他就是在这个荒原上建立起中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幼师，从幼儿园、小学，到师范，以后到专科。当时条件很艰苦，我们用茅草和竹头搭建教室、宿舍和住宅。我们到江西的第一天，爸爸妈妈就带我们去看我们家的住房，一飞跟我进去以后一看，所有的房间都修好了，只有我跟一飞住的那间房间的墙壁没有修好，也没有粉刷。我爸爸笑着对我们讲，这是你们到江西的第一课——劳动。他带着一飞跟我开始刷墙壁，这个墙壁很难刷。一飞当时12岁，我9岁，我们两个人穿着工装裤，把泥土涂到竹头上面，一步一步很细心地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地粉刷着，我们做了一天筋疲力尽，满身都是泥灰，我爸和我妈看到我们灰头土脸的样子哈哈大笑。我跟一飞连续做了七天，终于把墙壁四边刷好了，爸爸妈妈表扬了我们，并跟我们说这是我们到江西的劳动第一课。所以我深刻地体会到爸爸是从劳动入手，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要我们学会一些技术。
第二步，我爸爸带着一飞跟我爬到山上一个地方，他跟我们讲学校建设的初期没有水，他就跟两个泥水匠到山上去找水，终于在半山腰上看到有一个地方泉水从里面慢慢地冒出来，他让工人把这个地方挖开以后，一股水像龙的眼睛一样慢慢地持续不断地喷出来了。他们发现这是山上天然的两股泉水，水质很清，而且味道也很好，存在这个潭里面。我爸爸非常高兴，这个地方叫商龙泉，所以他还亲手写了“商龙泉”这三个字，并且立了一块牌。发现了泉水之后，怎么把山上的水移到山下供人们吃用又成为接下来的一个难题。他和两个工人师傅商量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竹头里面打通，然后一个竹头接着一个竹头，用竹头架子从山下一直架上来。当时他们测量水流量，大概是一个小时可以流10担水，整个学校的师生员工共有240人，一天下来，24个小时就可以有240担水，两个人吃一担水，那可以解决480人的饮水。一个很大的问题解决了，我爸爸非常高兴，他们把商龙泉叫作抗战自来水。我非常佩服我爸爸，他向大自然要水。几十年以后，我曾经回到过这里，因为自然灾害，这里的房子都没有了，但是当地的老人告诉我，商龙泉依然存在。我想我爸爸如果知道他以前发现的这眼泉水依旧存在的话，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这是我讲的抗战自来水的故事。
他当时写了《活教育》，我看到他在家里跟另一位老师一起写大自然、大社会的课本，这是活教材，是活课堂。那么他在家里是怎么培养我们的呢？我们在家的后面开了一块田，开始学怎么种蔬菜，怎么搞农业。我爸爸每天早上带着我，还有给我们家里帮工的老余师傅，一起去开田、浇水、插秧。我们种了番茄、卷心菜、辣椒、苦瓜。我当时把苗弄来，我爸爸教我怎么插秧，插了秧以后怎么浇水，怎么施肥。我每天早晨都会去看一次地里的蔬菜，慢慢地番茄结出来了，苦瓜也结出来了，卷心菜也长大了。当我们收获了这些成果以后，我爸妈也非常称赞我：你们要从最小的农活开始干起，这就是大自然，这就是活教材，这就是活的课堂。所以我爸爸也会在家庭里来实践活教育的一些原理，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农作劳动来学习各种事情的。
另外，我爸爸非常强调少年要有坚强的体魄，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带我们去跑步，我们从山坡上一直跑，跑到大操场，蛮远的，跑得也比较快。他一面跑一面跟我讲，跑步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所以我们一直坚持每天跑。周末他会带我们去爬山，从山脚一直爬到山顶，有一百多米高，爬到山顶之后，放眼望下去感觉非常好。我们欢呼，我们叫。所以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们要有健全的体魄，要学会跑步，学会爬山。他自己活了90岁，我母亲也活到90岁，我兄弟姐妹除了大哥94岁走了，一飞87岁走了，其他几个姐姐90多岁了身体都还是很不错的。
同时，我爸爸非常注重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等道德情操。当时日本鬼子从江西南昌打下来了，大批的国民党伤病员经过泰和，我父亲动员学校的同学和我的几个姐姐，去帮伤兵包扎护理，我也在旁边看他们怎么做，做他们的帮手。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有宣传队从重庆、桂林来到这里。他们演出了一场思想性非常好、艺术性非常高的话剧——《抗战军民联合》，揭露了日本鬼子的残酷，同时也歌颂了国共合作，军民团结抗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我记得当时他们唱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觉得非常感人，非常激动。爱国主义的思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很深的根。父亲教我们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要爱国，不要做亡国奴，要跟日本鬼子战斗到底，坚持到最后一秒。所以我在江西的几年，度过了我有意义的童年。
父亲每时每刻对我们的教导，我都一直铭记在心，他最大的优点是身教，因为他不仅仅是口头上教，而且还会教我怎么做，并且他带头做。我小时候的知识面的扩大，劳动技能的学习，身体的锻炼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的培育，都是我父亲给我打下的基础，所以我深深地感谢我的父亲，怀念我的父亲。
1944年，日寇从江西的北部南下，一直打到吉安，当时整个江西的机关、学校都向赣州移动，到了赣州不久，日本鬼子继续南下。那个时候我爸爸跟学校商量，准备从赣州把学校向东北方向搬迁。当时蒋经国是赣州最高的巡视专员。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讲，当时所有赣州的学校，包括大学、专科、师范都要解散，都要转移。教育部会给学校100万作为遣散费，要发给师生员工。但是这批钱迟迟不到，日寇日益南下，形势越来越紧迫，我的父亲没有办法，就去找蒋经国。但是蒋经国当时很冷淡，不见我的父亲，我父亲没有办法，就直接冲进去，因为当时所有的遣散费没有蒋经国巡视专员的签字，一律不准发。我父亲说：“学校有两百多名师生，我不预备解散，我准备带着他们继续逃难，把教育办下去。”蒋经国说：“你把学校解散了，我保证你和你的家属的安全，我给你们飞机票，你们直接飞重庆，你们自己跑，学校解散。”我爸爸立马就反对，他说：“不行，我是校长，我是他们的父母，我要带着他们走。”蒋经国不讲话，也不签字，到最后没有办法，我父亲受到冷落只好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爸爸说：“没有办法，我去借钱吧。”他到处去借钱，最后在基督教青年会，找到总干事蔡志传（音）借到了8万块钱，8万块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也就只能包几条船，供学校的设备以及家属逃离。之后我爸爸跟刘余根（音）老师马上就去赣江，在赣江的边上一路走一路跑，发现船都没有了，都被控制了。最后他们碰到一个管船的老人，老人问你要什么，我爸爸讲我要借船。老人又问你有多少孩子，我爸爸讲我有两百多个孩子。老人很是惊讶，你怎么有两百多个孩子？爸爸说我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老人后来想起来拜读过爸爸的一本书，叫《我的半生》，他认出了我的爸爸。于是，管船的老人说他去想办法，最后借了一条大的船给我爸爸。我爸爸就让三十多个家属、病号，再加上学校的钢琴、设备、仪器等乘上这条船走了。然后其他的师生员工就步行，当时我爸爸也准备一起带着我步行，但是我爸爸还要继续借钱，没有回来，我们准备出发了。这个时候日本鬼子将要到赣州了，赣州这座桥要炸毁了，但是我爸爸还在赣州，如果桥炸毁了，就回不来了。这个时候有些老师主张叫陈校长回来，不借钱了，我们自己走了，生命要紧。我爸爸在那边最后找到了一辆汽车，刘余根老师把我爸爸从最后一班车的窗口塞了进来，然后我爸爸乘最后一班车过来了，过来不久桥就炸掉了。
我爸爸终于回来了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都很高兴。但是我们发现一飞哥没有过来，突然想起来，我爸爸在这个时候叫一飞去赣州旁边的一个20多公里的电池厂里实习，当时没有电话，没有联系到一飞哥。我们都非常着急，但是也没有办法，我们就开始步行，离开了赣州，向于都的方向走了。一路上难民逃难的情景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天寒地冻，下雨泥泞，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两个人一个棉被，穿着草鞋走。我当时11岁也跟着走，一路走看到一些老人冻死饿死，倒在了地上，我还看到一个妈妈喂着一个小孩也倒在地上。我们跑到了于都之后松了一口气，差不多走了100里路，一飞终于一个人赶来了，他那时候也只有13岁，我非常佩服他，他非常勇敢。他一个人跑到了赣州之后，发现我们都走了，然后他到青年会向老师借了几块钱，然后一路走一路买一点饼填饱肚子，就这样终于赶到了于都，和我们汇合了。他跟我说：你们怎么走得这么快，连我都不通知，把我丢在赣州。爸爸妈妈跟一飞解释：“实在对不起，当时忙不过来，大队人马要走，也没有电话，根本无法通知你。”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我的爸爸确实是伟大，在逃亡的时候他为了两百多个师生，竟然连自己的儿子也来不及通知。
随后继续逃亡，我们到了宁都，到宁都的那一天是除夕，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没有钱了，我爸爸就到粮管局去借，粮管局一个姓李的副处长，他跟我爸爸讲：“老先生我实在不忍心，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借钱，我破天荒的第一次，借二十担稻谷加上稻草给你们。”我爸爸带着这些稻谷回来，做了一顿饭，除夕的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我爸爸想要给大家过个年，他再买了二十斤猪肉，给大家吃了一顿有猪肉的年夜饭，这是我在逃难中唯一吃到的一次肉。我爸爸跟我们说：我们在逃难中过新年，不要忘记日本鬼子对我们的伤害，牢记这个苦难，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是一只骆驼，我要背着你们度过这最困难的岁月，把你们带向幸福。我对爸爸的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我爸爸把他自己比作一只骆驼，要发扬骆驼吃苦耐劳的精神，把大家带到幸福的对岸，这个除夕夜我永远记在心里。
我们继续前进，终于走到广昌，在广昌的饶家堡，有一块地方我爸爸派人去看过，这块地方有几个大的池塘，挺适合定居下来，于是我们就搬到了那里。这样，经过了40多天的逃难，120公里的艰辛，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我们在饶家堡定居下来了。一年多以后，中国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的父亲有一种博爱的精神，他从小就跟我们讲一个人要有爱心，要关心人、爱护人，特别要关心劳苦大众。在江西办学期间，江西的学生有些是逃难逃到江西内地来的，她们的父母都远在京沪杭这一带；有些学生是江西当地的女孩子，因为封建家庭被迫要做童养媳，甚至还被迫进行婚姻买卖，因此她们脱离了家庭；还有一部分是正常的小学、初中毕业，升入到高一届的学生，都是女孩子。这些孩子来到我们的学校，共同组成了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我的父亲，他作为一个校长、师长，把学校里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培育。学生到了学校以后，从进学校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教会他们必要的一些礼仪和礼节。每一位同学发两套衣服，一套是麻雀布，很厚，还有一套是工装裤，劳作用的。另外，学生在一起集体生活，自己先把房子的架子搭建好了之后，然后再一起修房子，发挥这种集体团结互助的精神。实际上我后来了解到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是地下党员，从上海撤退到这里来的，像余自界（音）教导主任，像秦胜田（音）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之后，我父亲把他们保出来的。还有一些是育才中学的学生，他们也是历经磨难到这里来。所以他们全心全意地协助我爸爸把这个学校办好，他们也把自己的家属带进来，当时家属的孩子，都在小学里念书，这个学校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我后来想，可以称之为一个抗战的革命的大家庭。校长的教育思想，教师的构成，学生的构成，敌人的压迫，日本的侵略，客观的环境很艰苦，但是这些因素让我们同学之间更加友爱和团结，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我父亲早在回国以后，他在南京的时候就开始探索一条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的新教育的道路。这条路他是从观察大哥陈一鸣开始的，他对我大哥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观察记录，以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规律。因此，写了《儿童心理之研究》这本书，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重要的著作。我大姐陈秀霞出生以后，家里有两个孩子了，他跟我妈妈继续研究两个孩子的教育，终于写成了《家庭教育》。这两部著作是他教育理念和实践的成果，也是他的成名作。
他在上海办抗日教育，难民、难童教育。他对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推行的“小先生制”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印象非常深，把陶先生作为他的楷模，他说我也要办一所像育才一样的学校。他又回想起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到美国南方看了一所黑人的学校，学校的校长叫华盛顿。这所学校的校长、老师、学生全部都是黑人，当时他们艰苦办学的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非常深。所以他以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华盛顿和黑人学校作为榜样。后来他在1940年的时候，到江西办学，经过他在江西四年的实践，他终于把他的教育思想概括出来，提炼上升到活的教育。当时他归纳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活教育的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活教育的课程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活教育的方法论。他的活教育理论思想是在江西诞生的，在江西形成了初步的成果。我认为活教育的理论体系能够在江西形成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另外，他在江西办学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完成了一个系列，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到幼专、幼师的师资培训体系。他创办的幼师学校在当时是全国的第一所，幼儿园也是国家办的省立幼儿园。江西的幼师是在抗日战争中赢得了它的历史地位，它是我父亲进行科学和教育实践的一个鲜活的成果。所以江西的环境形成了他的教育体系，这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师资培训体系。所以我认为我父亲的教育思想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它是从大量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
2017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家当时住在愚园路，东园别墅63号，在中山公园的对面。1937年8月13号那一天，日本一百多架飞机，连番的轰炸，把西站、南站的火车站，杨树浦的工厂以及大批的民房都炸毁了。当时我爸爸带着6岁的我还有我们全家的兄弟姐妹站在阳台上，看飞机轮番地轰炸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飞机飞得很低，上面挂着日本的太阳旗，整个天空是红黄的，充斥着人们的哭叫声还有飞机的轰炸声。我爸爸跟我们讲，这是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我幼小的心灵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大批的难民从杨树浦南市纷纷地逃往上海租界来，报载最多的那一天有多达70万的难民进来。逃亡过来的难民拖儿带女，背着背包，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
在这个情况下，我爸爸当时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人教育处的处长。地下党找到我父亲和慈善事业的负责人赵朴初先生，赵朴初是慈善救济委员会的总干事。赵朴初动员我父亲还有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难民救济教育委员会，我父亲是主席，刘湛恩是副主席，赵朴初是常委总干事。他们把许多学校开放了，来救济难民。除了救济难民以外，他们又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用棚户盖了很大的棚，在这个棚里边，所有难民无分别地在一起居住，我们每天给他们提供两顿饭。同时我爸爸非常重视教育，他当时讲难民救济，不仅是给难民提供吃的穿的住的，他还搞难民、难童教育。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让他们要有文化，要学会一技之长，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将来是要走向社会，报效祖国的。他想得非常长远，所以他办难民教育，办难童教育。
那个时候的难民、难童教育包括学文化，学数学，学唱革命歌曲。很多失去父母的12岁到16岁的孩子，他们无家可归，我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办报童学校，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让他们能够接受教育。我最近又仔细地去考察了当时的报童学校，发现当时上海有七所报童学校，从静安寺一直到徐家汇，但是最集中的在黄浦区，因为当时《申报》就在黄浦区的汉口路，孩子们每天早晨到《申报》去领报。我记得他们穿着草绿色的马甲，马甲上面有“申报”两个字。他们每天早晨去派报，买了报以后就到外面去卖报。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首卖报歌：“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年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这是当时上海报童最喜爱的一首卖报歌，是聂耳写的曲，安娥写的词。后来唱遍了全上海，这些孩子就拿着《申报》一路走一路唱，边唱边卖报。他们卖完报以后，就回到我爸爸办的报童学校学文化。学校一共有3000个小孩子，这3000个小孩子，经历了卖报这样的实践，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的教育，包括在地下党又做了工作，所以有一部分人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我记得报童学校70周年的时候，我大哥一鸣跟我到报童学校去参加他们校庆，有十几个当年的报童，当时都六七十岁了，其中一个姓肖的团长，他握住一鸣和我的手跟我们讲，我当时就是你爸爸办的报童学校里面的小报童，我在那里参加了新四军，后来一直打仗，担任了团长，我现在再回到上海，我非常感激陈老。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所以报童学校，是抗战时期我爸爸从事难民教育里面的一个成果。
另外我还要专门讲一讲，我爸爸还培养了新四军无线电技术人才。我爸爸跟赵朴初对外宣称要学无线电，实际上这是地下党的办公室。刘少文通过我爸爸把新四军的报务老师请到上海来，到上海慈联学校里面设了一个无线电报务培训班，一共吸收了50个人，每半年一期，办了两期，一年有38个人毕业，最后都成为新四军的电报人员。还有更为精彩的，就是当时难民收容所里培养了一批青壮年，一共有一千多人被动员参加新四军，乘船回皖南、苏北、浙江等地区。我父亲当时在工部局，他们来找我父亲，希望我父亲能够对外宣称他们要回乡垦荒，我父亲非常支持他们。所以我爸爸在抗日战争的期间，他确实是在配合和支持地下党的工作，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的事情，比如前面提到的难民、难童教育，报童教育，支援新四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等这一系列的事迹。
我最近收集和整理了一些相关资料，并把它如实地写出来，我对我父亲的认识也加深了，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还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救亡期间，他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做了许多有益的贡献，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我碰到地下党的许多老同志，如上海市委原组织部部长周克。他对我说过：“你爸爸真了不起，当年就是你爸爸把地下党的一批党员吸收到难民委员会中做教育组的成员，我哥哥朱启銮当时是教育组组长，难民营中还有地下党的领导，像刘述周、谭启龙、曹荻秋等，你爸爸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当时因为国共合作，国民党把他们的政治犯放出来，他们被收入难民营中后，再通过难民营输送到各条战线去，是我爸爸给了他们合法的身份，然后他们就到各个难民营中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我过去并不了解，我认为我爸爸当时是搞难民教育，搞幼儿教育，并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所以我对我爸爸的认识更深刻了，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也更高大了。
浙江上虞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才汇集的地方，历史上出了许多文人、名人。这个地方我去过多次，那里的山山水水，孕育了我对父亲最早的一些记忆。我的太爷爷是一个懦弱的小商人，因为经营不善，小商店慢慢地破落了。他的母亲姓张，我们叫她娘娘，小时候她跟我住在一起，非常喜欢我们。我父亲从小就跟我们讲，家庭中他是小儿子，他的妈妈帮人家在曹娥江的边上洗衣服，用洗衣服的钱来贴补家庭。衣服洗好以后，由我父亲把这些湿的洗干净的衣服挑回家去晾，我父亲那时候只有6岁，所以从小我爸爸就是很勤劳，很能吃苦的。
他有一个哥哥，排行老二，非常聪明，学问也非常好。但是后来沾上了赌博，一天之内把所有钱包括家里的一部分财产都赌输掉了，最后吐血病故了。这个事情对我父亲影响非常深刻，通过这件事他明白了一个人要立志读书，一定要有出息，如果堕落了，不仅会倾家荡产，而且还会毁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启蒙老师姓王，教他识字，现在这位王老师的后代还在上虞，王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我爸爸小时候读书非常用功，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他自己读了几年，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收获。
上虞的母亲对他的教育，对他的一生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爸爸抄下了许多的格言，这些格言他留下来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说他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贫再贱不能移自己的志。我到蕙兰中学去，看到他的一本日记，日记里很重要的一段讲的是他16岁的时候进蕙兰中学，他的母亲跟他讲，你去杭州找你的四伯伯，他在那里经商，可以资助你进杭州蕙兰中学读书。但如果你读不好书，你只能回来做商贩。如果你能读书，你就可以继续深造。所以我爸爸在他母亲的这种教诲下，到了蕙兰中学。我去这所中学进行过实地调查，非常感动。这所中学当初是一所教会学校，他进去的时候已经16岁了，年龄比较大，还需要再读三年。他刚进去的时候，因为上过私塾，有一定的基础，他的古文和书法是比较好的，但是英文不行。所以他每天早晨都是天不亮就起来，大声地朗诵英文，然后锻炼身体，锻炼身体之后洗冷水澡，洗冷水脸，因此他的身体很结实，外语水平也一步步提上去了。
他们学校有一个规定，学校的大礼堂里面，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可以坐在第一排第一个，第一名可以在老师和校长进来的时候，叫全体起立。我父亲入学第一年排名第十，第二年是第三名，最后一年他得到了第一名，当时他所有的功课都几乎满分，英语本来是他的弱势，但是他最后突破了。所以在第三年的时候是他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那里，叫的“全体起立”。他1911年从蕙兰中学毕业，2011年的时候，我到蕙兰中学参加他们学校校庆，他们专门给我父亲立了一个很大的铜像，举行了一个仪式，我还发表了几句话。通过我自己的考察，我了解了我父亲当年是怎么样立志发奋的细节和经过，学校里面还保留着他的笔记本、他的书法以及他的成绩单。学校非常怀念他，赞扬他。他从蕙兰中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圣约翰大学读了一年以后，他又考上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发奋学习，同时他的社会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他办义务教育，办校友毕业班，他还专门为同学理发，做童子军的活动，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也善于演讲。因此考取了用庚子赔款带来的1914年到美国去公派留学的机会。
他离开清华大学后，和陶行知一起去了美国，在美国待到1919年，一共五年的时间。他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考了教育硕士，师从杜威，还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学了西方的教育理念。我看过他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叙述了他的思想变化历程。他原来打算去美国学医，他说我要学医救人，后来在去美国的船上，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他说他想搞教育，而且想搞儿童教育，从基础的部分开始做起，当时陶行知跟他一起去的，他跟陶行知一起讨论，最终他们决定一起搞教育。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各门功课都很好，包括化学、物理、数学、地理，我看他的成绩单，他学了很多门功课。所以他不是单单只搞教育，他的自然学科的基础很扎实，所以我感觉他的思想不但是中国化的，而且是科学化，强调实践出真知。因此，我在研究我父亲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我觉得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在他上清华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形成了，他说我能够公费去美国留学用的是庚子赔款，这些都是民脂民膏，是老百姓的血和汗水养育了我，所以我一定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奋斗。这跟鲁迅当年留学的观念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这一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热爱祖国，对民族有深厚的感情。
他平常喜欢给我们讲故事，而不是讲道理，往往他稍微点拨一下，我们就开窍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情，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我们吃完饭以后，他突然带了一个黄包车夫到家里来，我们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带了一个黄包车夫进来，他说黄包车夫的脚给玻璃瓶割破了，让我们赶快去拿红药水还有棉花过来。我们把红药水和棉花拿来之后，他帮黄包车夫清洗干净伤口并且帮他包扎好。伤口处理好之后，他还送了一双鞋子给车夫，然后叫我们出去帮他找一辆黄包车，把车夫送回他的家里去。我们的孩子都在一边帮忙，和我的父亲一起做这件事情。他跟我们讲要爱人，要关心人，要关心劳苦的人，这句话对我一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很好，知识分子家庭，当时有花园洋房，有汽车，我们之所以会参加革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贫富太悬殊了。我们情愿抛弃掉优越的生活，走向革命，走向劳苦大众。所以我爸爸对我的教育，对我的一生包括我后来参加革命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故事我也一直在跟我的孩子讲，他们也记在心头。
陈虹——陈鹤琴长孙女
04
我自己觉得很幸运，能够成为陈鹤琴先生的后人，在生命当中跟他有这样一段很亲密的接触、交集。在祖父和孙女的关系上，我们相处的时间应该说是不短的，而且有几段时间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其中，我专门写过一些文章来追忆各个时期他和我们之间的故事，以及我们从他身上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后来，特别是他去世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加细致地去了解他、研究他，这种了解，不仅仅是以往的祖父和孙女之间的一种了解，也不仅仅是停留在小的事件层面上，而是有了更多的联系，更加深入的了解。包括对他整个人的一生，他的选择，他的追求，他怎么去坚持理想，他要做什么样的教育，他怎么去做这样的教育等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教育救国，成为慈爱的校长妈妈
我们讲到陈鹤琴的时候，不管是他的儿女也好，学生也好，亲人也好，第一个出现的词就是“慈爱”。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人，这个“爱”字，实际上包含了很多很深广的内容。这两天我经常想到他在活教育的十七条教学原则当中，第一条和第二条说：“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这两句看上去很普通，但是实际上，他包含的内容很深，而且真正做到很不容易，这实际上是他的一种教育理念的体现。他对儿童，对青年，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看重，非常重视。他主张人要有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他自己也是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感悟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从他自己的家庭来讲，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非常严厉的，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那一种，他们全家人都是非常听父亲话，都是战战兢兢的，而他的母亲是非常慈爱的，也是很坚强的，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成长的有益滋养。所以他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比较，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所以，他后来一辈子都是孩子们眼中的慈父，学生眼中的慈爱的校长妈妈。他认为教育，应该就是富有爱意的，这样才是一种好的教育。接着他又上了私塾，接受了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这里头有很多好的东西，同时他也认识到，私塾教育当中的一些弊端。私塾的六年应该说对他的人生是一种体验，也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接着他到了杭州蕙兰中学，这是一个教会学校，进行的是西式教育。然后从蕙兰毕业后又到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接受现代的教育。他这样一路走过来，特别是到了后面，到了清华学堂，接触了清华的环境、师长、校风之后，慢慢地通过大量的比较，知道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人生观，包括人格等各方面是怎么样濡养教化出来的。他明白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到最后他有机会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在船上他有过一段思想斗争，是学医呢，还是学教育。
后来他觉得，学医当然也很好，这是医病的，但是学教育是医人的，他要改变中国。他所看到的愚昧的贫困的现状，不仅是国家积贫积弱，他还看到众多国人身上的毛病。当时，他想到他非常喜欢儿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要去做自己喜欢同时又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他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教育来救国、来救人，实现自己“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的志向。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通过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经历，做出了选择。然后他到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通过在学校里所接触到的一些具体的东西，明白真理使人自由。之后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一路走过来的所有经历都让他一边成长，一边不断明晰他这一辈子要去做什么，怎么去做。很多的范例放在他面前，从他的师长、他所听到的那些教育家们开拓创新的创业的故事中，他能够吸取到非常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一些活生生的实践范例。最后他在1919年的时候回到祖国。
投身教育的实践者，科学幼教的开拓者
实际上那时候他还是有机会继续去深造去完成他的博士学业，但是后来，在当时还是南京大学的前身，我们叫南高师，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去美国力聘他回国来做教授，希望一起来改变教育，这个时候他就毅然回来了，中断了博士的学业。回来后，他非常想要投身到国内改革的洪流当中，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在1919年回来以后，可以说做了一系列的事情，不仅是在当时的学校里，作为教授也好，做行政工作也好，整治学风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投身教育科学化运动，着手去做教育实验和教育研究方面的实际工作，这一系列的开拓性工作奠定了他在儿童心理研究、家庭教育和学前教育等方面的基础。具体来说，他的开拓性贡献大概有这几个方面，我在书里也提到了。首先是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也就是我的父亲陈一鸣先生出生以后，他就精心地做了808天的观察记录。
个案研究与追踪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拓性研究，他利用了很多科学方法和现代技术，包括日记法、摄影记录，从长子一鸣生下来第二秒开始就做这个精心的记录，全方位地把他的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的生理、心理发展等各方面的东西，都做了如实的周详的记载，并进行了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1925年时，他推出了第一本心理学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这也是中国第一本开拓性的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专著，是非常有价值的。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深入细致地研究儿童的心理特点，为后人怎么样来进行儿童教育，怎样有针对性地根据儿童身心特点去施教，提供了很好的科学依据。例如他谈到儿童的模仿心、好动心、好奇心、游戏心等方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理论。他也在不断地总结他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氛围中，包括他和家人，在养育孩子过程中观察到的事例，不断把这些东西都做了研究记载和整理。
之后有一个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姐妹篇，就是《家庭教育》。这也是一本力作，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开山之作，这本书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大力推荐和高度评价，提出“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他非常好地把怎么去教孩子，怎么把科学化、艺术化等方面的一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对孩子的父母，对教育工作者，都是一个很好的指导。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除了一些调查研究，在幼教的开拓方面，包括他和陶行知先生一起，共同提出《注重幼稚教育方案》（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时），从政府方面去推动教育变革。
他还发起成立幼稚教育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创办一些儿童教育的刊物，等等。在实践层面上，很重要的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鼓楼幼稚园。这也是在南京做的，当时作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的一个实验基地，大家一起合力，包括他的助手和一些有着共同志趣的同志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实验。这个幼儿园的办园宗旨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想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做最好的教育，就要从幼稚教育做起。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不盲目地去学一些国外的皮毛，要改变中国教育当中一些传统的弊端。鼓楼幼稚园的实验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实验，包括在目标、课程、玩教具、教师培训、教材等各方面配套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很重要的是他们一边做实验一边总结，同时把鼓楼幼稚园，作为一个他自己叫作种子田、试验田的场所，他把鼓幼所做的成功的经验及时地推广开去，利用他的各方面的潜能，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刚才讲到鼓楼幼稚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接下来很重要，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担任南京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课长的工作，这个时期他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比前面的范围可能更扩大了，当时叫国民教育实验区和儿童教育实验区计划。他奠定了这样一个范围，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各个片的学校，实际上是他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从中学、小学到幼稚园进行一些全方位的实验，后来因为陶行知跟他是哥大的同学，他们俩一直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在1927年的时候，陶行知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可以说这是他们两个人非常成功的一个合作范例。他当时应邀担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院的院长兼指导员，这个第二院也就是幼稚师范学院。一方面他在鼓楼幼稚园做这样一个比较优质的幼儿园，当然鼓楼幼稚园的学生质量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另一方面在第二幼稚院的时候他跟陶行知做乡村幼稚教育，创办开辟了一些乡村幼稚园，从事推广中国乡村幼稚园的工作。他把鼓楼幼稚园的经验和乡村幼稚教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更多地去推广科学化的、中国化的、大众化的幼稚教育的理念。他们还做了很多具体的有价值的工作，包括后来他一边做学校教育，一边全力支持陶行知推行艺友制。他把当时的学生还有一些教师通过艺友制的形式连接在一起，大家一起共教共学共做，研究教师的培养培训，成为非常成功的一个范例，共同推动幼稚教育的发展。他在南京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当然还有一些研究工作，一直到1927年，因为有一个契机，上海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需要一个中国人去组织华人教育，当时是经过斗争才获得这个权利的。他在权衡之下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业，所以他后来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创办了很多的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幼儿园。他继续在做中国化新教育的实验探索，从鼓楼幼儿园到上海的过程中，他做教育的面愈加广泛，实验的力度也加强了，也更加科学、有序。包括在四十年代创立的活教育理论体系，实际上都是前面的二十年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积累完善并形成的。在上海他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后来一直到抗战爆发以后，他在租界继续做难民教育，办了很多难童学校，还有特殊教育等。实际上他把整个儿童教育的领域拓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既有普通儿童教育，也有当时的特殊儿童教育，包括四十年代普通人的教育、难童的教育，还有更广泛的社会教育，等等。他一直非常重视社会教育，普及教育是他的着眼点，他在教育领域里一些核心的东西也得到了更好的延伸和推广。
他非常注重实践，在各方面都是亲自去做，不管是什么小事，或者多么细微的事情，他都是自己亲手去从实践中进行实验，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他十分善于总结，然后提升到理论层次，进行开拓创新。抗战初，他受到汪伪特务追杀，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他跑到了江西，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躲避汪伪暗杀，还有一个是他要去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因为之前他一直在做幼儿园、小学或者基层的一些教育改革和实验工作，在这些工作当中，他觉得教师培养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应该把它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所以他就利用当时特殊的条件到了江西。他的很多学生都回忆到，在泰和的一座山上，大家白手起家，荒山辟乐园，他就是以这样一种精神，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公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他在做这所学校时，和他的合作者一起是非常用心的，他们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他的很多同事、他的学生等当事人，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情境，大家都非常快乐，非常振奋，就是以一种创业者的精神，去从事这样的一种工作。同时他做的时候，又是科学化地、系统化地去做。除了幼师之外，后来又发展了国立幼专，还附设了很多学校，包括附属小学、附属幼儿园、附属托儿所，还有国民教育实验区，等等。陈鹤琴先生尽量去构造一个幼稚教育体系，后来我们发现祖父一生当中，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从个别到整体，然后渐渐地把它们联系起来，做成一个系统化的东西，而不是孤立地、单独地去做。他们一方面是合作，一方面尽量做成一个完整的，各方面比较全面的整体化的实验。所以这在当时是极具开拓性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一直到了抗战之后回到上海，他把国立幼专又迁回到上海，上海的这个幼儿师范学校的创办就是在这段时间。四十年代初形成的活教育理论体系又得到了不断完善。我觉得他能提出活教育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的教育发展方面，除了陶行知先生，除了我们知道的其他一些教育家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口号和理论之外，活教育应该是一个非常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包含了几个重大的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是目的论，讲我们教育是为了什么，实际上这是陈鹤琴教育思想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东西。他提出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三句话，即活教育的目的是：“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而且在每一个层面上，他都有深入细致的诠释和延展，怎么样去做一个人，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中国人，现代中国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所以，他所提出的教育目的直接指向了人，指向一个人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讲到陈鹤琴先生慈爱，这个爱，是指说他对人的关注，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存价值的重视，对生命的每个阶段和人生幸福的尊重和敬畏。实际上这是区别于其他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教育是为了人，为了人本身的发展，他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我们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总结得非常到位、非常深刻。他认为儿童成长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本身的价值，教育不仅仅要为个体的成年生活做准备，而且要保证未成年期的生活质量。他爱儿童，也爱青年，爱每一个人，实际上就是对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视，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发展的关注。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这两句话，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父母不要越俎代庖，什么事情都替孩子做，从更深层次看，他是对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诠释，一个人必须有他自己的独立性，有他自己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他要自己做，而不是说你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不能是一个盲从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完全有自主性的、主动的人。所以活教育就是一种自动的、生动活泼的、活生生的、前进和发展的教育，而不是你让我死读书我就死读书，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人应该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他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思维，他应该能够自己做出判断，做出选择，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剥夺他想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做和想的权利，那他作为人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是一个人性被束缚的人。所以活教育很重要，他在关注教育目的的时候，诠释得非常清楚，他有很多论述，我们今天读起来，都是觉得非常精辟的。教育直接指向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教育应该怎么样去为每一个生命着想，去尊重每一个生命，去重视他们的发展，而且去正视他们。在生命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都不能牺牲他们本身应有的地位和价值，这个我觉得尤其深刻。接下来从目的论之外的课程论、方法论、训育论等，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有精辟的论述。比如说课程论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在他们实施教育的时候，充分地利用了身边的环境，如自然的环境、社会的环境。实际上他阐释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不仅是完善自己的人格、技能、学识等方面，而且人和人之间要发生关系，人和社会和自己所处的环境，国家、世界乃至宇宙，都要发生一种良性的关系。这是一种和谐的，能够互相去促进、共生共融的状态，这些在他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是这样去做的，同时在理论上，也是非常精准地归纳出来，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另外还包括“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方法论，他把这些都非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陈鹤琴认为，老师不光要告诉孩子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而且要教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学会怎么做，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他在做中学、做中教的过程当中，强调实践的机理，在实践当中学习。同时教学又是互相促进的，我们中国古代讲教学相长，在教学相长的基础上，他更进一步讲述了现代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互动的良性关系，主张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均能有良好的互相作用，以达到互相促进、教学相长的目的。他跟陶行知都是这样做的，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教师也可以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今天认为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共同成长的，我们当老师后越来越觉得实际上教师要感恩学生，因为有了学生我们才不断地成长，而且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常常获得观照。我们自己看到学生的成长，也观照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跟学生，有一种互相的砥砺，互相的促进，互相的推进。在这个方面，他在做中学，做中教，在实践层面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我想他的历届的学生，包括江西、上海幼师幼专的学生，一直到南师院的学生，大家都对这一点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是一个共同合作的，大家一起去完成的事业，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另外还有他训育论的十三条原则，我后来专门写文章研究过，根据他的提示逐条去理解，确实每一条都非常深刻，比如说“从小到大”，哪怕很小的事情都不能忽略。从年龄上要从小教起，从小教好。还有从做人做事情上，就是一切都要从小培养，我们中国古代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非常注重从日常很小的事情、很细节的事情，去完成教育中的一些人格培养。
还有关于人治到法治的问题，关于法治到心理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育家，他非常重视对人的心理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做一个教师一定要懂得心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教育一定要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我认为好的教育不是仅仅对你好就行了。好的教育应从教育对象的身心特点出发，从他的成长规律出发来施教。他在训育原则中，有非常好的一些阐释，包括他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应从“空口说教”到“以身作则”。家长也好，教师也好，或者在这个社会上从事行政的官员也好，你们说什么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哪怕说得很好听，但是你们做什么是最重要的，能起到最直接的影响，有一种示范作用。他特别强调，具有示范作用的一些人应该怎么做。在他的训育原则当中每一条都极具价值，包括教育应该从分家到合一，从隔阂到联系，等等。他一直是非常注重合作的，他从事的事业中能想方设法从更广泛的领域调动一切资源，力求把全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形成合力鼎力去做，去完成，去形成一个推动力。所以他不光是自己在做实验，做教育，不断地总结理论，而且是怀着一种更宽广的使命感去做，同时他能想到的，就身体力行地去做，哪怕是遇到很多的坎坷、挫折、打击、不如意，他也百折不挠地去做，我觉得这种精神是贯穿他一生始终的。回想起来，在他一生九十年的生涯当中，他有过很多坎坷的经历，有过很多艰难的时刻，但他始终都坚持着，认定了自己要做什么。他这一生，是来干什么的，他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他自己认为好的人生。
回到最初，当时从私塾出来进入教会学校，他曾经是受了洗礼成了一个基督徒的。教会学校奠定了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基础。后来到了清华，他觉得庚子赔款是民脂民膏，他说国家用这个民脂民膏来栽培我，我能够吃这些，用这些，我有条件到美国去留学，我怎么能不感激，怎么能不思报答。他救世济民要回报人民的想法就越来越生根了，并且贯穿、浸润在他的一生当中。再后来他不断掌握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同陶行知等一大批现代教育家相同，他们都有一个强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中华民族也有非常好的教育，让我们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都能接受到同样的教育，都能够有好的发展。他们在一步步地推行他们教育理想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少数的人在合作。他们非常善于去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重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包括他们当时去推动创建更多的平台，有学术团体的、研究的层面，刊物的层面，他在做活教育的理论总结的时候也创办了相应的刊物。这就推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全社会的一切力量聚合起来，去共同地辅助儿童教育。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合作去做。要形成合力就要尽可能地从社会层面，从各个领域，共同去完成他们想要去做的这些事。从1919年回国到1949年，可以说这30年当中，他经历了很多，也有坎坷，但是还是做了不少事，也奠定了他中国儿童心理学家、中国幼稚教育的开拓者和中国现代教育家的地位。后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1949年到五十年代初，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觉得好像是一个百业待兴的全新的时刻，他有一些没有做成的事情，可以继续去做。包括在中大，那时候的国立中央大学就是南大的前身，他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做院长的时候创立幼儿教育专业，这是当时全国首创的一个专业，是为了进行幼儿教育师资的培养工作。后来到1952年，南京师范学院成立以后，他作为院长，又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幼教系。这是中国第一所在师范学院中专门成立幼教系来进行幼教师资培养的大学。可以说在南师的这段时间，他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校园的拓展。我们知道南师原是金陵女子学院的旧址，有非常好的基础，校园非常美丽，被称为东方最美校园。在校园建设、拓展和改造过程当中，他全力维护整个建筑群原有的风貌，特地请了梁思成和他的好朋友来进行设计，又继续盖了中大楼、南大楼和北大楼，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南师大有一些大屋顶的建筑，在原有的基础上既保留了统一的风格，同时又做了改进。他不光对设施设备、校园基础建设等方面很重视，他继续延续他以前的做法到处去广揽人才，延聘了一大批的专家、学者、教授，我们后来看到南师院有一批非常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很多都是他那时候聘请过来的。
他倡导用科学化、人性化相结合的方法去管理治学，他带头去做学术研究，不光自己授课，在做行政的同时自己也做科研，譬如说他把我的父亲一鸣，从一岁多开始，一直到十六七岁画的画收集起来，一共收集了几百幅图画。他之前做过研究，还专门撰写成了学术论文，叫《从一个儿童的图画发展过程看儿童心理之发展》，当时在学校组织科学讨论会，带头去做学术报告，在校园里展览我父亲的画，带动校园的学术氛围。在这个阶段，他仍然要去做他理想中的好的教育。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不断地受到一些批判和压力，包括五十年代初，对美国杜威实用主义的批判。他碰到一些挫折和坎坷，但是没有偃旗息鼓。当时推行苏联的教育经验，他也跟苏联专家在一起有过一些讨论，他的总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够盲目地照搬。我们不能把整个苏联的一套全盘盲目套用过来。他认为教育还应该遵从教育本身的规律去做，主张学习他国先进教育经验时应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他在自己的选修课上开设了“活教育批判”这样一门课。实际上，他是在用这样一个名字，为活教育正名。他就是要告诉大家活教育是什么，他的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训育论，还有很多课程包括五指活动等系统的理论是怎么一回事。他提出的活教育，是有别于死教育的非常生动活泼的先进的教育。1958年之后，在“拔白旗”运动中，他从南师院长的岗位上被撤下来，不让他继续在师范学院工作的这点对他来说冲击还是挺大的。他说：“我是一个兵，我的岗位是教育战线，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我这个兵怎么当啊！”尽管这样，他心中的理想并没有泯灭，他还是想利用一切机会，去继续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他还期待着后面会有一个春天的到来，能够重振教育。后来到了政协以后，虽然政协主要工作是对台宣传，但是也有机会去进行一些调查，他非常善于利用这种机会深入一些教育机构，去了解现状，包括小学，幼儿园，还有他住地附近的五老村。他曾经住文昌巷，附近有五老村小学，我记得他曾经也有去看、去了解现在的孩子们是怎样学习的，教师是怎样教的。然后他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去进行调查，去记录，那时候他更多的是去观察，利用自己政协委员的机会去提出一些建言，希望能够起到一种推动的作用。当他碰到人生中一些很不幸的事件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比较豁达的，他能够自己化解掉。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观的精神，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积极向上地去生活。哪怕在逆境里，他也能够去克服。无论何种境遇，要使自己有一种比较积极的心态，去更好地走自己人生的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态度，是很重要的。
改革开放之后，在1978年、1979年的时候，他的思想是无比活跃、重新喷涌而出的阶段，虽然当时他身体已经比较弱了，但是他因为看到重振教育、民族复兴的机会，所以他在各种场合，包括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利用一切机会提出很多建言、提案，他积极参加很多的活动。从1977年到1982年，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可以说是朝夕相处，那个时候我陪着他一起参加过一些重要的会议和活动，比如说江苏省心理学会的学术年会等，还有中国幼儿教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也是我陪他去参加的。当时在会上他就幼儿教育发展问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因为他报告比较长，开头和结尾是他读的，中间部分是我代他读的。他很热情地去参与相关的活动和会议，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包括要重视对像陶行知这样的人民教育家的研究。后来对陶行知的研究，就是从1979年他提出来开始起步。在197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提交了关于恢复和发展幼教事业的提案，其中包括在各省市恢复和重建幼儿师范学校。因为“文革”期间除了当时浙江还保留了一所幼师，全国的幼师都没有了，幼教师资青黄不接，他在1979年及时提出，全国要重建和恢复原有的幼儿师范学校，以培养幼教师资。
他还提出在高等师范学校，对原来的幼教系进行恢复，包括重新恢复或设立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设立玩教具研究室和实验工厂等。原来他在南师的时候曾经创办了玩教具设备研究室和附属工厂，设立过附属幼儿师范学校，附小、附幼、托儿所，等等。他后来在1978——1979年又继续呼吁要恢复这一切，还有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等，可以说他自己不光是在呼吁，而且还积极地参与，做了很多推动工作。那几年虽然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机遇，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包括他生命的最后六年，他每一个六一都是跟孩子们一起在幼儿园度过的。我记得有一年，第二天天气不好，奶奶说明天要下大雨了，我们不能去幼儿园了，不方便。那时候他已经因为脑血栓双腿不能行走了，他坐在轮椅上很着急，他说：“下雨，下刀子我也要去！”从内心来说，他一直是心向儿童，要跟孩子们在一起的，而且他心系教育，利用一切机会，去尽他自己的一份心。在1979年提出恢复和重建幼师时，我在晓庄师范上学。1977年，我在东北插队有将近八年的时间，后来病退回到上海了，之后又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南京，因为我祖父当时七个子女都不在身边，他也希望我能够到他这边来。在这之前，1973年、1975年的时候，他曾经有两次大病，当时我在医院陪伴他，就我们两个人，有过很多朝夕相处的时间，也结下了很亲密的感情。我能感受到他的慈爱，包括我们每次分别的时候，他都是要抱抱我，亲亲我，表示一种依恋。1977年，正好恢复高考，当时我想要去参加考试，能够去读师范。因为祖父也好，母亲还有家人当中，好多都是从事教育的，对于教育行业，我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另外我自己非常喜欢文学，想考师范考中文。当时就想考南师，考晓庄师范，后来我问祖父的意见，我说，爷爷，你看我考什么学校好，他脱口而出就说晓庄师范。我后来细想起来觉得他可能是因为自己曾经跟陶行知有这样一种道义之交和亲密关系，对晓庄师范有一种天然的、深厚的感情。我跟祖父虽然是祖孙，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的沟通，就像朋友一样。他从来不强迫你要做什么，他像朋友一样跟你交流，或者给出建议，让你自己去选择。后来我觉得考晓庄师范还是挺现实的，因为第一它是一所两年制的中师，我当时已经插队农村八年了，这个年龄我急于要自食其力，当时师范是有师范生补贴的，有助学金，我读晓师两年就可以出来工作解决生存问题了。第二晓师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在全国恢复的师范当中它的名声也是非常好的，是陶行知创办的学校。当时我就报考了晓庄师范被录取到了语文专业，我是1978年年初进入晓师的。在1979年的时候，祖父提了提案，在全国各省市恢复和重建幼儿师范学校，这个提案一经提出就得到政府的重视，各地积极响应，1979年当年，南京市决定要建立一所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在当时物色校址还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为了急于解决教师青黄不接的现状，当年从非常好的报考生源当中，去吸取有兴趣、有志向从事幼儿教育的学生到幼师学习，因为还没有地方就把先期招生的两个班放在了晓庄师范。那一年幼师招生是破例的，其他学科都是九月份新生入学的，幼教因招生启动迟，到了十月份，将近十一月份的时候，新生才进校。当时在晓庄师范要搞一个幼师开学典礼。我记得祖父听到消息非常兴奋，深感欣慰，因为这个学校是1927年陶行知和他一起共同做的事业。当时也是又有小学教育，又有幼稚教育，他作为幼稚教育院的院长。今天，他欣喜地看到自己所提的提案这么快就付诸实施了，在晓庄师范又有新的幼师建立了，幼师开学了，他所钟爱的幼教事业的师资，又有可能后继有人了。
当时学校邀请他去参加开学典礼，这个细节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陪他参加整个过程的，那年他88岁，脑血栓以后两条腿行走非常困难，但是走进会场的时候，全体学生站起来鼓掌的那一刻，他以雄赳赳的姿态一步一步地迈着费力而有力的脚步，走上了讲台，然后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那天的讲话非常振奋，就是对幼师开学，对新一代幼教工作者的期许。他对幼教事业的热切的欣喜都在里头，对后来人寄予厚望，在会上他还和全体师生一起合影。之后他还拜谒陶行知墓。那天活动结束以后，他跟我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坐在车里，他跟我说：“小虹你知道吗，我今天开会的时候，很想来表演一个小兵丁。”那是他自己的一个拿手节目，那首名叫《我是一个小兵丁》的歌是他根据一首法国民歌旧曲填词改编的，他一生把这首歌在各个场合经常表演。作为他最喜爱的一个保留节目，他的历届学生，每个时期的学生都非常熟悉，包括在南师院的时候，每年遇有一些大的节庆活动比如新年晚会等，他都是要上台表演的。现在，他在走路都困难的情景下，还是想着要表演那首歌。他接着又说：“后来想想，可能不太好，就作罢了。”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们都笑了，我心里想：爷爷，你走路都很困难呢！因为他以往是要一边唱一边跳的：“我是一个小兵丁，小兵丁……”他拿了一个拐杖，他叫司的克，把它当枪扛在肩上，然后自己迈着步子，非常雄赳赳地去唱“我是一个小兵丁小兵丁，我是一个小兵丁，小兵丁是我。”这件小事让我悟到，实际上他的一生，都是把自己视作一个教育战线上的小兵丁，为了实现教育理想，一生在不懈地奋战。而且他是想一代一代地把这种理想、热情、激情能够传递下去。包括今天的新生——新一代幼师，他希望他们能够传承一种活力，把自己为了幼儿教育，为了儿童教育，为了整个民族的复兴事业永远甘当小兵丁百折不挠的精神传承下去，能够保持这样一种赤子之心和一种持续奋斗的活力。这样一种热情和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虽然他在晚年因为疾病身体变得非常弱了，但他的精神依旧是充满了活力的。他有很多的好的想法，他尽力地要去做。有些已经做成了，有些还没有做成。他还是要在他有生之年，努力去推动，竭力促成他一生想做的事业。
他是1982年12月30号去世的，在1982年3月份的时候，南京师范学院的党委到家里来，向他宣布了平反的通知，告诉他1958年包括五十年代强加在他身上的结论是错误的。他在临终之前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实际上不光是一个恢复名誉的事情，而是对他一生所致力的教育事业的一种认可。“文革”以后，他担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被推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省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都是对他这样一位教育家在中国现代教育进程当中的地位和所做出的贡献的认可。在差不多平反的同时期，他的教育文选整理出版，他以前的一些关于儿童心理的、家庭教育的，包括活教育的理论性著述重新问世，让后人来继续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借鉴、吸取，能够来推进我们今天的现代教育。因为我有幸跟他在一起参加很多活动，也能感受到他的很多东西，不仅仅是人格方面、精神方面的，包括我们有时候在一起看一些文章，讨论交谈一些问题，对他的教育思想有更深层面的认识。八十年代初，江苏省由南师大牵头成立了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等，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那个时候研究会组织了很多学术年会、研讨会等，慢慢开始搞课题。我们在其中，包括与唐淑老师等很多南师的前辈一起，开始对陈鹤琴教育思想，有了更多的学习认识和理解，应该说在这个方面，南师大实实在在地传承和延续着陈鹤琴的教育思想。
尊重儿童，把儿童的兴趣放在首位
80年代初，我从晓庄师范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学校把我安排到了教育组。学校的意思是你到教育组比较好，可以继承祖业去做教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此学校送我到南师大教育系进修，1979年招的学前教育专业是第一届，我就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听了大概有十门课程，就这样边干边学，现买现卖。我跟学生们共同学习切磋，也得到了很多前辈包括祖父的指点。我对中文一直是非常喜欢。在那个阶段，我一边刚刚介入教育专业，一边心里头仍然是对自己喜欢的中文念念不忘，业余时间又开始在南师攻读学历课程，在比较纠结的时候，我祖父就看出我的心思了。他深谙心理，不管是儿童的心理、青年的心理，还是自己孩子的心理。有一次他跟我谈心，他说，小虹你现在是不是很矛盾，他说我知道，你非常喜欢文学，喜欢语文，但是你现在是在做教育。我觉得你还是要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当时他跟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后，给我的建议，正中我的下怀，因为我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想回到我喜欢的语文专业当中去。后来我就跟学校提请求，说能不能让我还是回到语文组，所以后来就又回到语文组去从事语文的教学和研究。我觉得这也说明，祖父是非常尊重人的内心感受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他自己也有这种体会，就是人的一生要去做自己最喜欢的、最有兴趣的事情，如果能把这个事情作为自己的工作，作为一生的事业，那这个人应该是幸福的。所以虽然我们讲九十年的跨度很长，但是我觉得，他一直在做自己非常喜欢，觉得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自己能够选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很幸福的，同时他把这个建议也给了我，让我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自己最喜欢的工作当中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馈赠，可以说他在我选择的关键时期，给我了点拨和信心。后来我一方面在语文领域，不断学习研究和实践，获得了较好的成长，同时，因为对教育也有非常大的兴趣，我参加了心理学会、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利用一切机会去参加教育领域的学术活动，继续各个方面的培训和进修，包括在国内也包括在国外参加有关学校教育和教育管理方面的培训。后来我觉得将这些方面有机结合到一起，能够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够使自己有一个质的飞跃。因为碰到有些专业问题，我就不是单纯从语文或者教育专业的角度去体会了，就会有整个教育的开阔的视野。而且因为从事了教育研究，我也有机会更多地去理解和研究包括像陈鹤琴、陶行知和一大批教育家群体，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在从教之初接触教育专业，而且能够在生命当中，跟祖父有一个这么好的交集，能够亲身地、近距离地感受到他的尊重、关爱和支持，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对自己的成长有一个推动，同时在这个起点上，在自己的发展当中，有一个拓展的机遇和可能性。深深感念祖父，感谢他所馈赠给我们的这些弥足珍贵的东西。
事无巨细，儿童的事就是大事
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却让我印象极其深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上海上学，有一天，收到祖父给我写的一封信，他说，小虹啊，我写了一个儿童读物的小故事，准备发表，我想请你帮我注上拼音，使它成为一个拼音读物。因为1949年以后开始推广新的汉语拼音，跟以前的拼音不一样了，不是拉丁语的拼音，他可能自己觉得对汉语拼音不是很熟悉，就请我们一起合作来完成这样一个小的作品。当时还有跟我同年的陈秀霞的女儿，我们同时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两个小学生欣然接受了任务，因为我们很熟悉，所以很快就把那一篇小文章整个注好交给他了。过了没多久，祖父又来信了，还专门寄来了稿费，他说作品已经出版了。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拉开是一长条，一折一折折起来的，一册小小的儿童文学读物，那是一个小故事，注音读物。他说，这是我们共同合作的成果，所以稿费也要平分，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当时印象很深，因为自己才一年级就拿了稿费，平生第一笔稿费是祖父给我寄来的，兴奋之余也感到他非常重视我们，让我们小小年纪也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去。后来我自己做了教师，做儿童文学工作，我就又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是南师院的院长，有着繁忙的行政工作，但是那时候，他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不屑一顾的小事。在他眼里，只要是对儿童有利的事情，为了他们所从事的事情，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凡可能，每件事他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做。后来我自己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时候，跟我的学生在一起，我们也进行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品的创编，搞了很多很生动的形式，也进行理论研究。我自己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也拿了很多很多次的稿费，但是我最难忘的还是第一笔稿费，那是祖父给我们的一个良好的开端。70年代初，我在东北黑龙江插队，有那么一段时间，队里头搞了农忙幼儿园、托儿所，叫我去带孩子。那时候是混龄的一群孩子，每天就带着他们一起玩。祖父那时候与我有一些通信，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很高兴，他写信来鼓励我，还寄了很多他所能找到的儿童读物。那是在“文革”当中，已经很难找到好的读物了，但是他还是费尽周折去找到了一批适合给孩子讲的小故事、小画册，大概有五六十本之多，就寄到我们的生产队来。在这之前他也给我寄过书，因为他知道我在农村，就非常希望我能够在那种条件下坚持多读书，他知道我从事这样的工作以后，又想着孩子，特地为他们寄来了很多书。当时我们生产队的社员都很感慨，对我说，小陈，你有一个多好的爷爷啊！从这件小事当中可以看出来，祖父他是一直心系儿童的，不管他们在哪里，即便是边远地区乡村的孩子，他都会千方百计送去他的爱心。
祖父一生从事儿童教育事业奉行有教无类。在他的九条宏愿中，希望所有的儿童，不论正常的，还是残障的，不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都能够接受公平的好的教育。他致力于去做这些事情，做教育实验的时候，不仅做鼓楼幼儿园，也做乡村幼稚园，做上海工部局的西区小学，也带他的学生去做农村托儿所，包括做难童教育、特殊教育，希望每个儿童都能够接触到好的教育的滋养。在跟祖父的接触中，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在我成长的路上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这个引领从来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你应该怎样怎样，他完全是在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者是像朋友一般的讨论和建言，来给你一些很好的启迪和示范。他与学生之间也一直是这样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像共同成长的朋友。所以刚才讲为什么幼师的学生喊他妈妈，就是将他视作像母亲一样最亲最近的人，什么肺腑之言等所有东西都可以交付给他。在他们心目当中，校长从来都是以爱以德来面对他们，没有以威以畏、居高临下的压力。他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给学生的都是这样一种形象，一种身份，亦师亦友，亲如家人。
重视游戏，用心做好玩具
祖父非常重视对幼儿园环境、游戏和玩教具的研究，可以说，从鼓楼幼儿园开始，包括后面到上海去办学的过程中，他一直专心致志地在做这方面具体的研究工作，并带领着教师一起去做。因为我父亲、姑妈等都是鼓楼幼儿园的孩子，包括鼓楼幼儿园，各个年代的园友，或者叫校友，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幼儿园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是老师带着孩子们成天到外面去，利用周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山川田园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包括菜场、邮局、码头、工厂等种种场所，带着孩子们去走近，去认识，去学习。
鼓楼幼稚园创办的时候很有影响力，当时有很多照片记录了幼儿园的生活，包括带孩子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远足活动，去登山，去捕捉昆虫，去写生以及去户外做很多很多活动。然后就地取材，利用可以找到的一些废旧材料、自然材料来作为生活的教材。在幼师教学的时候，祖父也经常提到，我们不要光是从书本出发，跟学生在书本上讨论什么东西长成什么样。最好能够因地制宜的，有活生生的东西，带领大家去参观、去观察，把这些作为最生动的教材，包括他们在幼儿园里创设环境，饲养动物，培植栽种蔬菜庄稼等植物。
在玩教具方面，除了利用各种材料来制作成玩教具，他还根据孩子的特点去设计教具玩具，包括许多户外的大型玩具，如六面平台、滑梯、跷跷板、摇马、秋千等，还有推拉跑的各种小车。他还会利用一些成人的东西来改造成儿童可操作的各种玩教具，譬如有一个原来用于赌博的轮盘，他就把这个东西改造成上面是有图有字的，转到哪里，孩子们正好就玩看图识字的游戏。另外他有意识地去设计一些适合不同年龄孩子的设备和玩教文具，使他们随意使用，各得其所，他还聘请有关的专门人员，帮他一起去设计制作一些玩教具，这类例子有很多。
上海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是他原来创办的学校，今天我们在那里依然能看到一个小光明楼。这个小光明楼我们去参观过，里头有各种各样模拟银行、邮局等社会机构的场景。除了孩子们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看到这些场景，他专门把社会上大家能够经常接触到的社会场景做成各个活动区域，然后他就让学生作为里头的角色。比如，我做银行的职员，然后你做顾客，你来了之后我们之间就发生一些业务关系。在小光明楼里，孩子们通过这种方式，去熟悉一些社会角色，掌握一些具体的知识、技能，特别是服务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东西。这是今天中心小学仍然保存着的，它就是延续了陈鹤琴当年的做法，保留了这些具有社会认知功能的场景在校园里，让现在的孩子，依然能够在学校里得到实际的操练。虽然现在孩子接触社会比较多，但是他们不一定能直接参与到活动当中去。那时候我祖父就很有意识地让很小的孩子有小公民意识，这个小公民，除了公民行为习惯的养成，还有跟人打交道、跟社会打交道以及生存的技能和本领的培养。他非常重视孩子的介入，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当时在小学有，在幼儿园里也有类似的一些活动。实际上最初在幼儿园实验的过程中，他们就是把社会搬到了幼儿园，例如在活动室里辟出不同角落，让孩子们变成其中角色。可能是一个娃娃家、一个医院、一个图书阅览室，或者是一个可以做木工、泥工、纸工等各种手工的作坊等，把这些都融入幼儿园的教学当中。所以孩子们实际上在这个小的天地里，能够去感受和实践社会上成人的一些活动，培养动手动脑的能力，获得知识和经验。
还有游戏，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他在研究儿童心理的时候说到四心，包括好动心、模仿心、游戏心、好奇心。而且他提出对小孩子来说游戏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游戏，小孩子在游戏活动当中动手、动脑，在游戏当中处理人际关系，克服碰到的困难，解决遇到的问题。他非常非常重视游戏的作用，他认为游戏是从儿童心理出发的，儿童本身就是喜欢游戏的，儿童天生把游戏当作自己的工作，成人可以利用游戏，对儿童实施引领儿童成长、发展的教育。所以在游戏活动的设计上应该说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游戏实际上是从婴儿就开始了，从最小的刚刚生出来的孩子开始，每个年龄段都有细分的。刚出生的小孩子适合玩什么游戏，能对他的视觉、听力或者什么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然后等到稍微大一点了，幼儿能够活动了，又适应一些什么游戏。等孩子学走路的时候，可以玩一些拖拉玩具等。再大点适合玩一些什么游戏，慢慢地从个人游戏到群体游戏。还有在亲子游戏方面，在不同年龄，不同条件场景下，玩什么样的游戏，他都有很多的论述。而且对游戏他有很多很细致的研究，什么样的玩具是适合孩子的，什么样的玩具是好的玩具，他一直非常重视研究玩教具，因为他非常感慨，国外的一些孩子动手拆装玩具，训练了孩子动手、动脑，还可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所以他反对一些只顾做得漂亮考究，特别有声光电的只能看看的玩具，他称这种孩子不能去操作，不能去亲自动手的玩具是死的，中看不中用的。他认为好的游戏应该是活的，好的玩教具应该是活的，让孩子真正能够去操作，能够在当中得到动手动脑的乐趣，同时又能够去发展他的创造性。还有一些游戏在设计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交互性。祖父在各个时期有关游戏和玩教具的论述有很多，在他的教育论著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比重。1935年，他把国外的一个布袋木偶带回来，带到鼓楼幼儿园，试验开展中国最早的幼儿园木偶戏表演活动。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木偶是在福建那边，主要有杖头木偶、拉线木偶等，但是像布袋木偶、用手指头操作的木偶，包括自制木偶戏台的普及，这些是陈鹤琴从国外学习考察了以后在他的幼稚园进行实验而后推广开来的。幼儿园让孩子们、老师们一起来做木偶，然后来表演木偶戏。以后幼儿园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内容，因为它不光需要动手制作，而且还有表演和创造的成分在里面，孩子们、老师们一起选择或编排表演的本子，动手制作木偶，作为角色分工合作来表演。他精心设计的跟玩教具结合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包括在户外开展的各种类型的活动，内容相当丰富。他还用大量的篇幅对游戏和教玩具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提出游戏的价值，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游戏，什么样的游戏是好的游戏。
中国家庭教育著述第一人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陈鹤琴、陶行知、晏阳初、蔡元培等一批新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们，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第一他们就什么是好的教育达成共识，第二他们致力于通过努力改变以往的积弊，然后进行创新和开拓，有一个新的推进，应该说每一个教育家，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头有所建树。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乡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等等，有人总结叫几大教育家，那时候就把陈鹤琴提到儿童教育家的地位，可以看出人们对陈鹤琴在中国现代教育，在儿童教育方面的地位和价值的认可。他从1919年回国以后在儿童心理方面的研究和开拓，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个案追踪研究等成果，都作为当时高等教育的重要教材，他以中西汇通的精神立足中国儿童的实地调查，研究和观察，在此基础上的实验是具有科学性的，奠定了他作为儿童心理学家的地位。关于家庭教育的研究不仅是808天，还有后面连续几年，以对他的长子陈一鸣包括他其他的孩子在内的活生生的具体实例和上升到理论的研究，共总结出了101条家庭教育的原则，等等。可以说《家庭教育》这本书实际上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家庭教育专著，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家庭教育拓荒者的历史地位。紧接着就是创办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并且非常成功地在里面通过实验法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做成一个很好的范例。鼓楼幼稚园是中国幼教史上一个开创性的标志，是中国人自己来进行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教育的实践探索，总结并形成了系统的、有民族特色的学前教育思想，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在儿童教育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出生开始的心理学基础研究、家庭教育到幼稚园教育，随着儿童年龄增长，他对不同施教阶段跟场合进行全方位的科学研究：家庭教育应该怎么做，到了幼稚园又应该怎么做，要有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样的课程，有什么样的设施设备、教材、玩教具等，要培养孩子具有什么样的习惯、技能或者人格素养，幼稚园管理和师资培养，等等。当时他们在鼓楼幼稚园一边做实验的时候，一边非常细化地完整地把幼儿园的办园主张和办园标准总结出来。在这个基础上，他负责编制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由教育部颁发，在全国试行，对推动中国幼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祖父和那个时期的教育家虽然在不同领域做教育，但是都有自己的教育哲学。他本身的视野比较开阔，同时又扎得比较深，从身边很细微的事去做，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去做。而且他始终注重立足中国的国情和需求，注重实验，他边做边实验，然后不断进行总结提炼，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宗旨。他不是光讲讲理论，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做，通过自己实验的检验，发现什么是最好的、最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然后再形成理论。所以他是不断地去实践并进行理论总结，这就奠定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地位，不仅在于他有一些著述，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也在于他在实践领域做出的丰硕成果。例如他在家庭教育方面的重要观念，和一些非常生动的案例引导，今天读来没有过时的原因是，这些内容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同时又经过实践的检验，归纳整理和提炼出来的非常精炼、非常独到的一些东西是近代儿童观指导下“研究和经验实地的所得”。陈鹤琴的教育思想，最核心的灵魂我认为是他在活教育目的论里头提到的：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样一个目的指向。放到今天来看，我觉得他的论述依然是非常科学、严谨的，而且他所提出的目标是有层次性的。他反对把人当作工具、把生命当作可以任意割裂开的阶段，反对以牺牲某一阶段的幸福去换取后面阶段的成功这种无视人性的功利目的。他是把教育的对象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这个完整的人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个体生命的整体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独特的价值，实际上，这体现了他对个人生命的一种尊重甚至说是敬畏；第二个是人的完整性，在他的目的论当中，对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论述中是非常完整、非常清晰的。他说什么是现代中国人，就是要有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服务的精神，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人不同于动物，他要有能动的、创造的以及合作的精神。人和人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撑的，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他们之间要相互发生关系，他们应该是通力合作的。另外，还要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就是说不能仅仅立足在自己的地盘里，“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要做世界人”，要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
陈鹤琴从人的全面性的论述开始，论述得比较周全，比较细致，不光是人个体生命的全面发展，而且是人跟他人之间，跟社会之间，跟国家民族之间，跟世界甚至跟宇宙之间，都要建立起正确而完好的关系。讲到人跟自然跟社会的关系，他认为都是如何做人的问题，不是去破坏，去争斗，去造成一种怨恨矛盾和杀戮，而是应该建立良性的、和谐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使个人及全人类得到幸福。他对教育的目的的论述，我觉得既有深度，同时又有不同的层次，这个层次性是逐渐递进的，先做一个人，从广义的、一般的这个方面论述什么样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人。然后这个人在特定的场景下，比如说在中国，你这个中国人，应该要了解一些什么东西，你的生活内容和意向应该是怎么样的。最后是现代中国人，就是要有世界眼光，这不仅仅是站立在民族和国家的范围中的，更要拓展开去。他的着眼点，第一个是在人，在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生命的全过程的发展的基点。第二个他又不是一个单独的人，他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物，人和社会、世界、宇宙的关系中，通过怎么样的教育，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良性的可能。这方面，我觉得实际上，最能体现他活教育的思想，也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精髓部分。今天，作为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时，我们可能更多地要把立足点放在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尊重他们的权利，尊重他们成长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人不仅仅是尊重，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把对人的认识摆得比较正，可能我们的教育就能够走到比较良性的轨道中去，有比较好的发展。第三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一批教育家，虽然大家做的都只是一个方面，但都在尽力往深入去做。要做到最细致，最深入，最具特色，在这个领域中，有开拓，有前进，有创新。同时他们又不仅仅只限于这一块，他们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还善于去履行作为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世界的发展能够有担当、有推进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利用一切条件，去呼吁、推动政府加大投入，重视学前教育，并建立有效的机制和规章制度，还有法律的推动等。陈鹤琴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过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接触到包括《世界人权宣言》这样的一些内容。他们努力把整个世界的一些共识，能够在我们国土上得以体现。祖父对儿童的赤诚情怀还集中体现在他的九条宏愿中，这九条宏愿刻在了他的墓碑上。他在1935年儿童节提出，包括了对政府部门，慈幼机关等社会救济部门，父母、教师、妇女们、慈善家和所有的成人们。我觉得他的每一条语句，我们今天去推敲，依然是可以从中看到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儿童教育工作，怎样去维护儿童的权力和保障他们的幸福。它应该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合力去做的工作，是要更多地调动起一切因素来推动的事业。祖父一生教育实践和实验研究的领域是很广泛的，从普通教育到师范教育，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从婴幼儿教育到青少年教育，从正常儿童教育到特殊儿童教育等，都做过深入系统的探索和研究。他用整体的联系的眼光看教育，他还调查青年婚姻问题，对女子教育也有研究。他认为女子教育非常重要，对于后代的孕育和培养是起到决定作用的。作为教育家，他不仅坚守教育理想有所建树，并且作为知识分子以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身体力行去承担济世救人的社会责任，这已经超出了他作为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教育家的范畴。
陈庆——陈鹤琴长子次女
05
陈鹤琴是我爷爷，我的父亲是陈鹤琴的长子陈一鸣。在中国教育史上，陈鹤琴、陈一鸣这两位人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陈鹤琴对他的儿子陈一鸣进行的808天的全面而详细的跟踪观察与记录，不管是学教育的还是不学教育的，大家对此都很熟悉。1920年12月26日，陈鹤琴的第一个长子诞生了。诞生以后，他就开始用摄像以及文字，把陈一鸣在生活中的各种表现都详尽地记录下来，包括他的情绪的变化、语言的发展、美感的产生等，将陈一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一天一天地进步，健康成长的全过程，通过808天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他亲自给孩子洗澡，亲自观察孩子的饮食、冷暖。我的奶奶，是他忠实的助手，他们非常细致地观察孩子有什么需求、什么情况下会哭闹、什么情况下要吃东西，他都将此非常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对陈鹤琴来说，不仅是作为一位父亲对自己儿子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孩子，作为研究中国儿童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
这里要延伸到陈鹤琴为什么这样去做，陈鹤琴当年考取清华学堂，他在清华学堂学习以后又去美国学教育。在留美学教育的过程当中，他就立志要教育中国的儿童，要把自己的一生都放在这个上面。到达美国后，他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从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在这两个学校的学习，为他一生进行教育研究与实践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的期间，“真理使你自由”的校训，对他影响非常深，教授们倡导的研究精神、实验精神，对他一生坚持通过实验来推进教育改革，通过研究儿童来教育儿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他受到先进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接受了教育民主的精神及最新的教育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进步教育思想，对他回国后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的开展、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在心理学研究这一领域，他原来是打算获取教育硕士学位以后，再专攻心理学完成博士论文的研究，但他还是接受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郭秉文的聘请，回国做教授。
1919年9月起，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儿童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同时开展各项新教育研究。一年后他的长子出生了，他就想，我可以把这个孩子作为我研究中国儿童的一个实验的对象，实际上这时的他就开启了“活教育”的探索，因此陈一鸣也被人称为活教育研究的第一个对象。陈鹤琴在孩子身上进行了最初的观察实验，同时研究儿童心理的特点、儿童身体发展的特征，以及实施家庭教育的方法。在1925年的时候，他综合研究成果撰写的两本非常著名的著作问世，一本是《儿童心理之研究》，一本是《家庭教育》，这两本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儿童教育上的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实际上还是荒芜一片，旧有儿童观念和传统教育陈腐不堪，国人对儿童教育根本不重视，把儿童看成一个没有地位的、任由成人主宰的对象。陈鹤琴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提出了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他立志开拓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事业，别人不屑做的事情他亲自去做，而且是通过细致入微的研究和实验来做。
从南京到上海——孕育活教育的先行
陈鹤琴探索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曾在英文版的《活教育》中介绍和总结：“活教育在产生和提出来之前是有其先行的。”他在南京的探索时期可视为“活教育”孕育的第一个阶段，1928年他到上海以后是“活教育”孕育的第二个阶段。
从在南京的教育探索起步，陈鹤琴所著的两本专著被列为大学教育丛书。
了解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再研究做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家庭教育》被陶行知赞誉“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之著作”，“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提供给现代父母教育的实际上就是一部《家庭教育》的活教育读本。
1923年春，陈鹤琴倡议设立幼稚园，以实验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得到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一鸣近3岁也要进幼儿园了，陈鹤琴在自己的庭院里办了鼓楼幼稚园。后来幼稚园扩建了，成为国立东南大学的实验点。在鼓楼幼稚园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园内共有12个孩子，主要是陈鹤琴和其他几位教授的孩子。陈鹤琴将家庭教育延续到幼稚园教育，观察孩子是怎么一步步地发展。在鼓楼幼稚园，他主张让孩子们一起过群体生活、一起合作、一起游戏，注重对孩子最初的行为习惯和技能的培养。他请张宗麟和其他的一些助手一起在幼稚园全面开展课程等的实验，提出适合国情和儿童特点的办幼稚园的15条主张。
1928年，陈鹤琴接受蔡元培领导的大学院的聘请，参加并负责全国幼稚园课程的草拟和制定，主要依据鼓楼幼稚园课程实验成果，起草《全国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后来经修订向全国正式推行的，实际上就是鼓楼幼稚园教育经验的精华。
1927年，陈鹤琴支持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兼任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长，也合力开辟乡村幼稚园试验中心。在他任职南京市教育局教育课课长时，对南京的幼稚教育、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进行全面的整顿改造。他与陶行知、张宗麟一同发起了中国最早的儿童教育团体——幼稚教育社，以全面推进儿童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研究和发展。幼稚教育社成立后发展很快，参加者来自五湖四海。
1928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设立一个华人教育处，这也是五卅运动后收回教育主权呼声下进步力量推动的结果，他们要找一个有教育背景、有儿童教育实践经验、有西方留学背景的人来办理华童学校。于是，陈鹤琴受到华人纳税会董事的推荐，被请到上海来。但是陈鹤琴当时在南京已经事业非常成功了，他为什么要到上海来呢？他觉得上海是一个中西文化荟萃之地，他可以更好地推进自己的教育理念，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为中国的整个儿童教育做更大的实践和研究。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上海公共租界地区的华人子弟教育现状非常落后，租界当局多方为西童办学，而华童只有四所男童公学，没有一所公办的小学。公共租界的这种落后的教育状况，引起了华人，特别是文化教育界有识人士的愤慨，大家觉得要改变这种现状。当时，蔡元培推荐就任的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局长韦悫跟华人纳税会的董事联手，一起给工部局施压，要求收回教育主权，改变这种现状，所以陈鹤琴是在这种背景下，抱着为华童办学的时代使命感到上海的。
在上海，他把儿童教育由幼稚教育推进到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并延伸到社会教育，他在上海办了六所小学，一所女子中学，还办了四所工人夜校，其中包括专为贫寒儿童设立的两部制小学。他的教育理想把幼儿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包括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联络起来，完整地来推进新教育研究，他的实验范围更加广了。1929年他还把原来的幼稚教育社改组为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了以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一些向往发展新教育的人也加入到这个组织里来，有很多知名人士和学校都参与其中，陈鹤琴主持的工部局小学、中学都是里面的会员。那么他在学校里搞了什么实验？他不仅是通过学校按照儿童健康人格发展的教育目标来做实践研究，而且注重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张儿童各门学科的设置既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又要符合社会发展的情况。以后形成的“活教育”理论体系所包含的教育目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教育原则，等等，也是从长期的教育研究和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他主张儿童教育就像儿童的生活，应该是完整的，不能把它作为一门一门的学科割裂开来。他认为幼儿园到小学应该要有衔接，儿童生活是完整的，就像一个手伸出来，它的五个指头是连接的，所以他提倡整个教学法，主张教育应该采用单元设计的教学形式，各门学科之间不能简单割裂开来，而应该互相关联。各门学科的老师可以把自己的学科和其他的学科通过活动课的形式结合起来，例如在工部局西区小学，美术教师联络常识课教师，编排了一个《原始人》的木偶剧，联络各科中有分工有合作，常识（语文）老师撰写剧本，美术老师牵头带领学生来制作木偶，音乐老师进行配乐和教唱，还有动态方面的肢体动作，体育老师也来配合。高年级孩子们参与在这个木偶戏的制作表演之中，教师是将各门学科结合起来，包括里面相关的历史常识，通过木偶戏的表演，可以把中国原始人的发展情况非常直观生动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另外，当时我们国家受到日本侵略的程度越来越厉害，他们就编了有关文天祥、岳飞的木偶剧。陈鹤琴非常支持老师的这些想法，拿出此前他从欧洲11国考察带回的外国的木偶以及相关资料，并且教美术老师研究怎样把这些资料渗透到课程中去，可见他的教育非常贴合儿童发展的需要和整个国家形势的需要。他的教育不是死板的，他是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来教育儿童。例如在语文方面，他主张每个年级的语文老师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而应该教孩子们多阅读，并且推荐一些适合这个年龄段儿童学习的故事书，提倡各年级设计专门指导儿童阅读的书单，详细记载学生学了以后的体会以及教师指导下的进步。
陈鹤琴还专门研究了每门学科的教材应该怎样编写才适合儿童，他编写的课本得到很多名人的赞誉。他编了八册语文课本，每个年级都有，还将这些课本分了不同的地域，他觉得要让当地的儿童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他把不同地域的资料、儿童平时的一些习惯，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法全融入当地儿童的课本里边去。他还主张各个年级的老师把学校的课程跟节日结合起来，让学生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对中国的节日有一些了解。他把整个教育，变成一个活动的过程，学生不是捧着书死读书，他最反对的就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死读书的方法，在这方面他跟陶行知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学生的学习应该是读活书，不应该是钻在书本里做书虫。学生不应该像是一个牢笼里边的孩子，教师也不应该把学生当成一个填鸭式的容器，生搬硬套地灌输知识给他们，而是应该让孩子自主地、生动地、前进地去学习。所以，他的这些思想，在工部局小学包括附属幼稚园得到了很好的、全面的实践。
在上海，陈鹤琴通过主持中华儿童教育社，把有志于搞好新教育的那些同仁们都组织起来；在学校里，通过组织老师开课，教育同仁们来听课、评课，使教学研究推广得更加深入。在教师的培训上面，他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学生应该学的，应该了解的，他都让老师去深造，让老师有一个大的发展。在暑期的时候，他开了很多专题，让老师根据这些专题来学习，主张老师不仅要学自己本专业的东西，还要学得更深、更广，其他的旁类也都要学，主张老师应该要各个方面全面的发展。另外，儿童教育社的上海分社有一个上海读书会，通过定期的轮流主持读书交流的形式，让每个学校的校长和骨干教师在平时有一个进修的机会，以提高素养和能力。
在学校的设施方面，他充分考虑了儿童身心的特点与规律。比如教室的朝向、课桌椅的高矮，他都是细致入微地考虑的。他亲自设计操场上儿童游乐的器具，包括六角滑梯以及很多运动的器具；为了矫正儿童坐姿，他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身形特点，亲自画好课桌椅以及写字板的设计图纸，交给工匠制作；他还特别注重保护儿童的视力，教室的光线从哪里来，窗户的设计他都是有精心考虑的。
学校还设立了很多专用教室，有美术室、音乐室、木工厂、劳作室以及自然室，音乐室里边有多个著名的音乐人画像和介绍，还有老师带着儿童制造的各种音乐的器具，在专用教室里，儿童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兴趣盎然地学习，这些各种各样的教室都是各工部局小学必备的学习场所。
同时，陈鹤琴也十分注重加强对学校的管理。他专门培训学校的职员以及工友，包括如何管理一个学校：从学校的外部环境到学校的内部环境，包括走道里面、上下课铃等方方面面的细节处都有涉及。另外，他还对学校的职员以及工友有相关的、细致的行为要求，设置相关的行为规范；对于教师，他认为教师首先要爱儿童，不能用老的方法来教育儿童，而要用慈母的心态。其次是教师还要有劳动的身手，要自己学会制作教具。他们每一个学科的教师，都会制作教具，陈鹤琴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示范，包括前面提到的运动器具、课桌椅、字帖等。他主张教师要做一个研究者，研究教育，研究儿童心理，而不仅仅是做一位教书匠。所以工部局小学的教师都是多面手，既会教本专业的知识，也会教其他方面的知识，都会制作各种各样的适合儿童学习的玩具和教具，这些玩具和教具在上海进行纪念创业十周年成绩展示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陈鹤琴事无巨细地考虑整个学校发展的各个方面，校长们是他建设理想学校所引领的理想团队，通过每个星期固定的一天教育行政会议，校长交流、汇报学校的细节，或商讨、研究、实施、总结学校工作。
新学期开学时，陈鹤琴经常到每个学校去给学生讲课，学生毕业时，他要亲自给学生发毕业文凭。他把这些学生的小学阶段看成是儿童成长的黄金时代，他觉得这一阶段非常重要，是发扬文化的始基，是造就人才的开端。
他亲自写校歌，要使儿童在爱国、爱人、爱学问的校歌声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做人的道理。同时每个年级都有级歌，这个级歌也是非常有趣的，每个年级的老师根据不同年级儿童的特点来编写级歌。一年级唱健康歌，二年级唱服务歌，三年级起唱歌颂历史人物的歌，如秋瑾、岳飞、班超、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这些级歌对儿童的影响非常大，他们期盼自己升级可以唱再高一级的级歌，同时这些级歌渗透在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予儿童耳濡目染的影响。这些活的训育教育实践实际上都是陈鹤琴“活教育”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候他的理论还没有正式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这个时候他称之为活的教育。
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受战事影响的工部局小学大都迁到公共租界中心区域的临时校舍来。在这个情况下，陈鹤琴把学校设置成两部制，除了保证学校学生的学习之外，还让更多失学的难童，包括周边的江浙一带流入的学生有学可上。办两部制的教育，实际上早已是陈鹤琴的一个心愿，在1934年到1935年，他在欧洲考察学习的时候又做深入了解，回国后他就办了一所两部制的学校——蓬路小学，学费非常低，甚至是免费。他让周边最贫苦的儿童，都有学上，因为两部制可以吸收更多的贫寒儿童。战争的时候，他一方面是通过两部制来进行教育，一方面继续推行活的教育的方法。在淞沪会战打响以后，上海进行了全民的抗战，工部局小学的老师就带领学生，让他们来了解这些战区的变化。教师做了一个大型的地图，贴在学校的走道里，学生回去都去了解战争的变化情况，写在纸条上再放进信箱里，然后把小旗子插在一个地方，用红线连起来，老师每天和学生一起做这个事情。通过做这个图示，让学生了解抗战形势的发展，以及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情况，这其实是有关社会课方面的活的教育。在自然常识课方面，工部局小学也有了相关的“活”的教学方法，例如海南被日本占领了，海南的物产怎么样，资源怎么样，它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国家的领土被日本给侵略了，所以要激发孩子们的民族情感。在语文课上，老师会带领孩子们了解落后的社会体制下穷苦人的情况，了解战时难童的悲惨情况，并且带着孩子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帮助一些难童，并且让孩子们写文章，描述社会的发展、抗战的情况，这些文章写得非常生动，因为这是孩子们亲身去观察他们看到的社会变化，所以他们写出来的文章非常贴切。另外在1936年的时候，鲁迅去世，老师也带着孩子们去悼念鲁迅。在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的学校里，孩子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活的教育，这并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在陈鹤琴的支持和倡导下，教师们能够把这些活的教育，通过日常的教学渗透到学生的成长过程中。
上海十年间，陈鹤琴主持实施的教育实验延伸到整个儿童教育的实际问题，“把初等教育同中国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协调起来”，对学校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活教育的孕育。
1939年3月，一本由陈鹤琴、陈选善主编，工部局小学教职员进修会共同创办的《小学教师》月刊诞生。陈鹤琴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活教育的宣言，我们要教活书，要使儿童读活书，要使儿童对于事物发生兴趣，自动学习。
经历了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的“孤岛”抗战时期，陈鹤琴一方面为难民、难童的救助和教育工作倾尽全力，一方面还是坚持引领工部局小学的同仁“检讨以往、策励将来”，把学校十年创业的经验总结出来，1939年4月，通过向全社会汇报的形式办了一个十年成绩的教育展览，全市参观的人非常多。展览以6所小学包括附属幼稚园为主，把每个学校的特点，通过各科教学演示公开课的形式来展示，通过各科成绩展示，其中有小朋友设计的作品，还有小学及幼稚园教师编写的教材、设计制作的教具玩具设备，学生歌舞、戏剧、木偶戏等表演，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成果展示等。
社会人士以及教育界的同仁们参观以后，都纷纷表示这里就是生动活泼的活的教育，在行动中学习一切，值得效法。
1939年10月份的时候，陈鹤琴因为在难民、难童教育，支援新四军等文教方面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所以日伪对他恨之入骨，想要暗杀他。大家劝他走，他不走。这个时候，他在等什么呢，他就在等工部局小学创业十周年的纪念特辑，在《小学教师》这本杂志上登载出来，他就在等这本杂志的出版。当时的情形十分紧迫，有一天他得到工部局的一个报告，说日本人要暗杀他，把他列入名单了，已经要强令工部局采取行动，如果你们不采取行动，我们要采取行动了。然后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通过进步人士来告诉陈鹤琴：敌伪要对他下手了，希望他赶紧离开上海。他在创建和主持儿童保育会工作时，他的助手朱哲甫也接到匿名电话，那没办法一定是要撤退的。所以他等这本杂志出来分享给教育界后，就决定要暂时离开上海，到宁波去避难一段时间。
在走之前，陈鹤琴做了几件事，其中一件是为儿童保育会下面的儿童保育院物色一位院长，因为原来陈鹤琴任命的朱哲甫是陶行知和他的一个学生，也是地下党，也要隐蔽起来，所以他看中了一个难童小学校长李瑞华，他要把这个保育院托付给她。他觉得不能让这些原来流浪的孩子再流浪了，这些孩子原来没有父母，他们在这里享受了大家庭的温暖，不能让他们再失去这个环境，所以他一定要把保育院的院长找好。他还找了他的好朋友、原美国的同学帮忙，还包括社会资金的筹措，他都帮他们安排好，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另外他约了原来在最大的难民收容所里建立的儿童玩具社的叶柄祥，叶柄祥是他亲自挑选、培养出来制造儿童玩具的设计师。儿童玩具制作出来以后，一方面可以用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方面，另一方面能够让难民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所以，他觉得这些机械设备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叶柄祥在送他到码头的时候，他跟叶柄祥说，要把这些设备都保存好，日寇长久不了的，等我们胜利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情。这是十分感人的。他还和陈望道一起筹办了一个中国语言展览会。因为一旦日寇占领上海，肯定要强迫学日文。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个展览会，使上海民众不忘祖国语言。在展览的筹备过程当中，他接到了恐吓电话。展览定于11月初举行，他是10月26号被迫离开上海的，因为当时日本人对他的威胁越来越大了。在离开上海一段时间以后，他告诉工部局，他要于11月13日回上海继续华人教育处工作了。结果这天晚上，他因为办了一件事延误返沪时间，就有几个特务冲到他在胶州路的故居来暗杀他。特务没找到他，就把他墙上的相框摔在地上，把照片拿走了，在庭院里开了好几枪。如果陈鹤琴正好在家的话，这真的是非常危险。实际上日本的暗探都深入工部局了，他们对陈鹤琴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陈鹤琴没办法返回，他离开了进行教育工作长达十一年的上海，去江西办学。实际上陈鹤琴在南京、在上海的教育领域实施的诸多项目和实验，直接为他的“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从江西到上海——高擎活教育的旗帜
1940年陈鹤琴到江西各地考察，并应邀演讲十余次，介绍活的教育和创办公立幼师实验活的教育。同时他通过很少的建校资金，亲自勘察、规划、设计、选材，组织教师和学生一起来动手，在江西泰和文江村附近的大岭山上把一所学校建起来了。这个学校的建立过程也是非常感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活教育”的过程，他要办这所学校，是要完成他在南京和上海都不能实现的一个夙愿，为实现中国化的幼稚教育，他要办的是一所培养幼稚教师的学校。他要用活教育的方法，来培养幼稚教师，让有活教育思想的教师培养活的儿童。这就是他的“活教育”实践的更深的发展。
当时江西还属于后方，学校的学生有的是逃难过来的，有的是当地的。他组织师生力量一起用草编屋顶，一起开路，一起建立学校的设施，包括刷墙都是自己来动手的。学校建起来前后，他办起幼稚师范附属小学、幼稚园，把当地的一些孩子，还有政府部门的一些孩子也吸收进来，并且他还办起国民教育实验区，将当地的民众的教育结合起来。他通过这所学校来培养有“活教育”思想的老师，再通过这些老师培养活的儿童，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在江西的这段时间，他通过最初的实践以及对前面实践的总结，正式提出了活教育的思想和理论，包括活教育的三大纲领、教育原则、训育原则，以及前面所提到的五指活动：儿童是完整的，儿童的生活也是完整的，不能把它割裂，就像一个手掌上五个指头间的关系。
他在江西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倡导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活教育目的论。主张让每个老师都用活的方法来教育孩子，提出了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课程论。他提倡教师自己编写教材，带孩子们到大自然当中去体验，去学习，到社会当中去考察，让孩子学习一些活的知识，用活读书的方式来学习。有的人会怀疑陈鹤琴是不是主张不要教材，其实不是的。每门学科老师和学生的参考书非常多，但他不主张像传统的教育方式一样，整天捧着一本书从头到尾地学，他主张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方法论，让学生在亲身体验当中直接学习，这样学生所学的知识就是活的，并且能够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来学习，大家在一起有互动，有交流，而不是老师单方面的灌输，这种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不仅仅是双向的，更是多向的。他还提出了教学的四步骤：一是实验与观察；二是阅读与参考；三是发表与创作；四是批评与研讨。这四个步骤并不是机械的、割裂的，它们同样体现了以“做”为基础的学生的主动学习，是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的。
在江西，陈鹤琴把原来在南京和上海的教育实践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因此，“活教育”诞生后，也开始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1943年陈鹤琴获教育部批准将省立幼稚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并增设幼稚师范专修科。在这个学校，他还要培养幼师的师资和活教育的骨干力量，所以这个发展变成一个系列化的成果，在幼专下面有幼师，幼师下面有附属小学，还有附属幼稚园以及婴儿园，同时他还有民众学校、玩具工厂、小农场、小工厂等，形成一个完整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化及活教育的实验基地。这个体系化是他原来在上海和南京做不到的，在这个穷乡僻壤中，他开辟出一个理想的教育实验场所。学生通过大自然、大社会来熏陶自己，而且他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教育目的，让学生有世界的眼光，有广阔的胸怀，有民族的自尊心去了解中国，了解世界。
他自己写了很多教材，并且亲自给学生上课，比方说家庭教育、儿童心理等方面。他亲自教育师范生，让他们能够得到现代知识的熏陶，让他们知道在欧美最先进的教育理论都是建立在尊重儿童心理的基础之上的。通过他的讲述，也让师范生了解这些国际上有名的教育家的思想。然后还让师范生在附属的幼儿园、小学，特别是婴儿园，去认识孩子、观察孩子，并且记录下孩子的身心发展情况。这些师范生的实践渗透到教学当中去，他们在附小、附幼一边学习理论，一边进行实践。通过学生的这些实践的情况，包括怎么上课才能适合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特点，编故事，讲故事，学音乐等来对老师进行考察与评定，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原来鼓楼幼儿园的一位园长钟昭华在陈鹤琴的帮助下，也编了儿童节奏曲和儿童的游戏，这些书对幼师的学生以及幼专的学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推进，他们在那边的教育实践不断地被打断，被迫两度迁校。两次带领全校师生随校撤退逃难的过程也是非常艰辛的，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以后叫我叔叔陈一心来讲，因为当时他是在那边跟着走的，所以他可以讲得更加生动。第一次撤退是将师生从泰和带到赣江，一年未到赣州告急，在国民政府让陈鹤琴把学校解散，给他钱让他自己走的情况下，他坚决不这样做，他说我是一校之长，我就是讨饭也要带学生走，一个学生都不能丢下。因为资金短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到处去募捐，带领两百多师生历经四十多天的艰难转移，最后在广昌县甘竹乡饶家堡重建校园，继续他的活教育的实践，继续他的教育理想的实践。所以这些学生就都叫他校长妈妈，师生间的感情非常深，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如何做人，学各种各样的教学的本领，学做一个活教师，学习为建设战后的国家怎样锻炼与造就自己，所以学生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欢庆时，陈鹤琴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觉得“活教育”思想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体系，他要把这个系统的理论体系通过实践再提升。他想要把这些学校迁到上海，以获得更大的发展，让“活教育”生根开花。但是这谈何容易，上海教育局局长顾毓琇已经给他发电报让他到上海做国民教育处的处长。于是他跟学生承诺，我一定会争取把你们迁到上海。他回到上海之后，一方面为幼师幼专寻找合适的校舍，一方面为迁沪复校努力。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同意把一个国立的幼稚师范学校迁出江西，学校的幼师这部分被留在南昌女子师范作幼稚师范部了。经陈鹤琴反复力争，教育部同意幼专保留可以迁到上海来，改称国立幼稚师范专科。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在为继续办学筹划，他在上海，找了一些原来的同仁。大家看到他回来，都非常的高兴，大家都有要把“活教育”在上海继续推行的想法，因为陈鹤琴在江西搞活教育全国知名，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教育局局长顾毓琇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陈鹤琴回到上海之后，因为三青团、国民党市党部相争，他们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到国民教育处的处长这个职位，陈鹤琴被改任督导处的主任督学，他负责接受了原来是外国人所办的30多所学校，另外他对上海的中小幼基础教育等方面进行督导。他建议教育局设立音乐、劳技、美术方面的站点，根据教师的需求对教师进行指导与培训。
他在原来就是公共租界的那些外国学校的接收过程当中，找到了一个地方，这块地方原来是一个男女西童的学校，在1943年初的时候，被日军改成一个集中营，都是非常知名的在上海的外国侨民被关在那边，学校被全部破坏掉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11月的时候，那些侨民都陆续走了，陈鹤琴获批在原西童女学原址筹办学校，被委任为市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兼办幼师附小及幼稚园。原来的男童学校后来就改办市西中学了，陈鹤琴推荐赵传家任学校校长。
1945年12月24日，市立幼稚师范学校开学，陈鹤琴还是要培养中国幼稚教育的活教师，同时要把活教育的理论在上海进一步推广，要让它生根开花，得到更大的发展，继续实践“活教育”的教育理想。他的思想就是通过反复的实践让理论上升到一定高度，从而再次指导实践，让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能够指导中国教育方向的理论。所以，师范学校成立以后，他还是延用在江西时教导学生的方法，江西幼师有校歌，这里也有校歌，歌曲的曲调都是一样的。基本相同的歌词，十分优美。他还给学生提出了服务创造的校训和活教育的很多要求，在江西因为条件有限，扩大宣传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是比较困难。他1941年在江西创办的《活教育》杂志在上海复刊了，并且他和教育同仁们还出版了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相关书籍，把原来活教育的理论整理得更加完善，并且向全社会推行。
在上海，师范学校建立以后，1947年2月份，国民政府教育局让他把师范学校改成女师，陈鹤琴非常生气，他认为抗战以后，百废待兴，教育应该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国民政府不重视幼稚教育。他决定在女师里边设立幼教部分，使普师、幼师一同发展。他对培养幼师始终不放弃，他认为儿童教育是教育的基础，而要想办好儿童教育，培养幼儿教师又是重中之重。在女师推行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他聘请了一些非常好的、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同时他主张让这些教师通过活教育的方法，来设计自己的课程，主张让学生走向大自然，走向大社会。当时外界对他们的教学方式持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的人，说只看这个学校的学生进进出出的，不好好学习。实际上这些学生，一方面他们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认识到了上海的国民党旧制度的黑暗的一面，他们要去争取一些权利和资源；一方面他们走向社会，深入了解上海的难童和难民，并且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们还深入到舞厅，去了解舞厅里面的一些舞女的心酸史；他们还办夜校，办小学，通过自己的知识，来教育民众。所以学生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那么为了回应这些教育部门对他们的质疑，陈鹤琴和他的教育同仁发动学生一起办了一个活教育的展览，结果上海轰动，几千人都来看参观了，他们都来了解这里的学生是怎样看待大上海的。各个年级，包括小学、幼师、幼专的，他们都是根据亲身的社会考察，然后找了各种资料，对上海的今昔的情况做一个比较，最后把成果反馈给大家。小学的学生还通过上课展示、分组汇报的形式，把自己所了解的上海今昔情况跟大家汇报。还有他们上课的做法、过程，包括教具、学生的成绩展览，所有的这些都很有力地回答了外界的那些质疑，这也是他们活教育扩大宣传的开始。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通过进一步的展示，向全社会汇报“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实际上，陈鹤琴办教育不是在自己学校关起门来办，他是把学校看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式的地方，让学生对大自然、大社会，对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有一个很远大的理想和前瞻的眼光。这是他的“活教育”思想的升华，渗透在对学生各方面的影响中。学生接受了这方面的影响，同时又接受了当时的爱国主义进步教育的运动的影响，所以从幼师、幼专出来的学生都是非常进步的，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关心民众的疾苦，做社会的榜样。在学校里，他们学习很多东西，跟江西幼师一样，学校下面有附小、附幼、儿童玩具工厂、国民教育实验区等，也是一个系列的，学生的教学也是渗透到这些过程当中去。在陈鹤琴兼任校长的上海国立幼稚专科学校，还分幼儿教学、特殊教育以及普通教育，学校的老师有专门对应指导的组，陈鹤琴的教育设置也是让专科生师范生们去观察儿童、认识儿童。江西的幼专是一个专业，但上海的幼专现在是一所学校，因为江西的幼专迁过来以后，陈鹤琴就是在幼师原址没有条件再扩办学校的情况下，在学校的空地上，利用军用帐篷和原遗留的木板活动房作教学活动用的场地，条件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学生们都十分好学。而且这些学生在陈鹤琴的影响下，在做人方面、对社会的关注方面，以及对教育的向往方面，都有了很好的成长。所以他培养出来的，从江西到上海的一届一届的学生，都成为活教育的播种者，成为推进中国新教育发展的骨干。
所以他在上海所推行的活教育，实际上是比江西更进一步了，在理论上有了升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受国内战争发展的影响和冲击，但是陈鹤琴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学生有进步要求，另一方面他还是坚持把他的教育理想推行得更加广。他支持学生到农村去办农忙托儿所，后来在陶行知他们的上海大场工学团的支持下，办了四所农村托儿所，受到农民非常大的欢迎。他亲自带教授们去托儿所视察看望同学和孩子，张文郁是他的秘书，也是学校的教授，张文郁老师也是亲自带学生去托儿所并做指导，陈鹤琴还通过一些组织协会在资金上面支持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张文郁去菲律宾讲学，向华侨说明学校的学生在农村里办托儿所，为了帮助农民建更大的托儿所，一些华侨就主动捐款，他们两个人把自己的讲学经费，包括华侨的捐款全部给了学生，在农村建了一个很大的托儿所，并且还为托儿所增添设备。陈鹤琴对学生的实习和发展，对农村和城市的劳动人民的孩子是十分关注与重视的，同时给予学生实习方面的指导，他在南京、江西、上海的时候都是如此。其实他认为办学的对象就是劳苦大众的孩子们，为了要让这些孩子读得起书，他所办的农村幼稚教育是免费的，所需资金是他想方设法去募集，包括他自己捐献的，学生们因此能够在专业上和做人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活教育”就是通过学生的亲身实践，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学生以后走向社会，他们都是像陈鹤琴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活教育的播种者。
因为我参加了上海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的工作，陈鹤琴120周年诞辰的时候，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陈鹤琴与上海教育》。这本书的前部分是有关历史的，后部分是我们上海陈研会基地园校践行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汇报。前面的历史部分是我写的，我给这部分起了一个名字“教育家的足迹——陈鹤琴躬耕上海教育”，因为陈鹤琴是从1928年来到上海的，1939年接近年底的时候离开，前后接近十一年。这段时间，实际上是他孕育活教育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他把中国的一些传统的、精华的文化跟欧美的先进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而且他在上海的时候，我觉得是他活教育孕育的一个推进时期。所以我们陈研会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一块的关注更多一些，包括工部局小学的演变历史，以及它在活教育孕育时期是怎么样做的。在出这本书过程当中，我也得到了我姐姐陈虹，还有我陈秀云嬢嬢的儿子柯小卫的帮助。柯小卫写过《陈鹤琴传》，所以他对陈鹤琴的事情也是非常了解的。他是北京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的，也是陶行知研究会的。
回望和展望——纪念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鹤琴结合新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进一步修正与发展活教育。上海解放以后，他接受聘请回到国立中央大学担任师范学院院长，后来没过多久就改称国立南京大学师范学院了，1952年他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南京师范学院的院长兼幼教系主任。南京师范学院的老校区有很多古风的建筑，实际上当时新建的教学大楼是他组织建设的。他聘请了梁启超的搞建筑的儿子梁思成教授来做这件事情，要跟原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建筑的风格一致，保持民族的特点，所以这些建筑到现在还是很有韵味，校园非常漂亮。他做院长一方面要管理学校的建筑和设施，另一方面要招聘教授，他引进了很多人才，另外他还把上海幼专的学生并入南师了，于是成立了幼教系，实际上这是1949年后为推进幼稚教育专业化，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系。
他在南京幼教发展方面也是有一个系列的发展。他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幼师专业，下面也有教育学院、幼专、附小、附幼、玩具工厂，还有儿童玩具研究的机构，也是成为一个系列。在教育方面，他一步一步推进，然后系列化，这就是陈鹤琴搞教育实践的一个特点。讲到在南京师范学院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随着抗美援朝时我国跟美国的关系逐渐恶化，实际上当时国内在批判那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一些学者崇洋媚外，这对陈鹤琴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他们一批人都是从欧美回来的，包括陶行知对杜威的教育是非常推崇的，当然还有欧洲的新教育、美国的进步教育，他们都非常推崇。这个时候我国在学习苏联方面推崇全盘苏化，片面认为这些欧美的教育理论都是错误的，都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所以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体系在50年代初受到了很大批判，他也被迫地做了检查。他认为活教育应该与时俱进地发展，所以他觉得如果是不适合的东西，也应该不断地革新与改进。因此，他还动员他的学生和他的同仁来写文章，批判他思想当中不好的东西。苏联专家也很激烈地批判他，他们在会上公开批判他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去回应他们，他认为不应该盲目地照搬苏联的东西，活教育当中具体内容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应该要继续做下去。
在四川，他跟婴儿之家的负责人交谈时，边上的儿童坐车里面有一对双胞胎，他有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就是他抱着这对双胞胎拍的。他情系中国儿童，在他的一生中尽管受到了这么多的磨难，但是他终究放不下中国儿童。
我的父亲陈一鸣实际上是陈鹤琴研究中国儿童教育的第一个实验对象，也被人称为活教育的研究对象。他的成长过程，陈鹤琴依据儿童心理实施的家庭教育以及爱国爱人爱学问的小学教育，起到了很好的奠基的作用。
我父亲自己的经历也非常坎坷，七十年代中期还没有平反，他得了癌症，在癌症开刀手术以后的养病期间，他在照顾我爷爷，我爷爷和我父亲，都告诉过我一件事情，特别是我爷爷说，当《光明日报》登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我爷爷非常激动，他认为这说出了他的心里话。我父亲说，他在陪伴我爷爷的时候，帮我爷爷整理东西。因为爷爷留下的东西非常多，他在整理时发现我爷爷一生当中著书立说非常多，写了很多研究儿童的文章和书，以后又主编了《小学教育》《活教育》，《活教育》最后改名为《新儿童教育》。这五本前后相接的杂志承载着了陈鹤琴和同道者为确立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奋斗和奉献，我父亲看了以后，感到十分震撼，告诉我实际上他的思想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这个时候真理标准的出台，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要重新审视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知识分子的道路。父亲在了解了陈鹤琴所做的这些努力以后，就决心帮爷爷，要把这些文章书籍等整理好。
包括我北京的秀云嬢嬢，她和我父亲一起决心要帮爷爷整理这些书籍资料。我爷爷向他们提出，希望自己一些重要的著作能够重新出版，首先是《家庭教育》，后来又提到有关儿童心理研究的文章和书。他希望能把这些文章集成文集出版，以供教育工作者研究。1949年之前已出了十几版的《家庭教育》，率先重新出版时，他欣喜地为这本书写了序。后来又出了《陈鹤琴文集》，可惜他还没来得及看到。他当时还想要秀云嬢嬢帮助他把儿童绘画方面的研究文章也予以发表。
陈鹤琴对一鸣儿童绘画的研究——在父亲培育中成长
我父亲在整理我爷爷书籍资料时，尤其感到震撼的是他小时候的绘画还被我爷爷保存着，而且都装裱好了，画页上记载着他原来说过的话，由父亲陈鹤琴留下的文字印证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根据这个，1956年的时候陈鹤琴还在任南京师范学院的院长，他提出来要召开南师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在会上他作了《从一个儿童的图画发展过程中看他的心理之发展》学术报告，并展出一鸣从1岁到16岁的561幅图画中的205幅。这实际上就是他又一个重要的学术论著，也是陈鹤琴以一鸣为研究对象，对儿童绘画及其绘画心理发展方面的个案研究的总结。讲到这个事情上，我要回溯到陈鹤琴对一鸣的808天的观察，他观察儿童的各个方面，包括儿童的美感、儿童的绘画，这也是他在写《儿童心理之研究》当中的重要章节。他在研究这方面时是怎么对待一鸣的呢？当一鸣大概一岁多一点，还被抱在怀里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个小桌子，大的纸张和蜡笔，教他握笔，让他涂鸦。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是无目的地乱画。陈鹤琴认为小孩在这个阶段的绘画是绘画游戏，是一个身心自由发展的涂鸦游戏。陈鹤琴在做这个实验之前，他学了大量的西方进步的教育理论，包括儿童心理研究、儿童绘画研究，然后他在实践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实践跟这些先进的西方教育理论结合起来，在以一鸣为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他不是去教他怎么画，而是观察儿童绘画及其心理是怎么发展的，经过哪些阶段，他认为一鸣是基本符合这些阶段的，但是他有着不同的特点。他主要是研究中国儿童在绘画发展当中的身心变化以及教育在绘画发展中的作用。
陈鹤琴关注到一鸣开始画图时，都是画从左到右的连续不断的弧形线条，过段时间后，他发觉一鸣开始顺时针地画圈了，为什么会这样画呢？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儿童的执笔动作还不习惯，从左到右或顺时针涂鸦的动作来得容易，他这样的动作跟他身心发展的规律是相协调的。陈鹤琴到后来也引申到，我们写字为什么要按从左到右的顺序写更好，也是跟这方面有关系。这是一鸣的涂鸦期的阶段。后来一鸣能说话了，陈鹤琴会记录下一鸣对自己的画的表述。一鸣的绘画发展到了象征期，在这个阶段他在画画的时候，他会一边讲，一边画。别人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他画的是什么，但是他是用圆或者点来象征动物、人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画的图形，还不是很清晰明朗。
陈鹤琴在家里养了很多动物，有狗、猫、小羊，还有其他一些动物，这些都是孩子可以去观察的东西。而且他还会带一鸣到野外去观察自然界的情况，包括牛、羊等动物。在一鸣的画里都能看到这些变化，在他刚开始画人形的时候，人的手脚是怎么样的，五官是怎么样的，慢慢地从画蝌蚪人到画越来越完整的人。他并不会像我们现在有的家长一样去教孩子应该怎么画才能画得更像，而是去引导孩子，让孩子观察以后再在自己的绘画中来反映。这个过程当中他把一鸣的绘画是怎么样发展的全都记录下来，所以这些画很生动，每幅画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然后人形画渐渐发展了，一鸣的绘画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定形期阶段，他时常带着一鸣到街上去，到各处走走看看，之后一鸣的画里面不仅会有人形，还有各种社会场景。
在家庭教育方面，他引导孩子爱人，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比如妹妹生病了，要关注妹妹，走路要轻手轻脚，讲话也要轻轻的。在一鸣的画里，就有一幅画画的是小妹妹在睡觉的样子。一鸣的画就像日记一样，看到什么，他有想法之后就把它画下来。有一次他带一鸣到一个教育馆去，看到一个生病的小女孩，一鸣就问他这位小女孩怎么了，他告诉一鸣这个小女孩眼睛有病了。然后回家以后，一鸣画了一个女孩子，并且告诉他这是一个生病的女孩，眼睛闭着，脸上没笑容。他感觉到一鸣这幅画里蕴含着对生病的女孩的一种同情和关注。陈鹤琴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在一鸣的画里面都能看得出他在有意识地引导孩子爱人。包括他所引导的观察自然，融入自然，从一鸣的画中也能体现。有一幅画很有意思，画中有一个大的池塘，小朋友在池塘边上，天上有月亮，下面有一个月亮。他问一鸣，这幅画是什么意思。一鸣告诉他月亮不见了，月亮掉到了水里去了。实际上他带一鸣到外面去观察过月亮的倒影，一鸣在他的培育下学会了应该怎么观察自然现象。一鸣还画了有两个既像人又像蝴蝶一样的东西在空中飞，陈鹤琴记录：是把童话故事里仙女跟观察到的蝴蝶结合起来了。一鸣还有一幅蛮著名的画，他把生活中看到的桥和天上的彩虹结合在一起，画了一座彩虹桥，桥下还有桥墩，桥上有一个小人在跳舞。在这些童趣盎然的儿童画里，体现着儿童心理的发展，还有平时对自然界的观察以及父亲对他的引导。
这不仅是陈鹤琴从一位普通父亲的视角对自己孩子成长的关注，更重要的他把儿童画看作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切入点，看作研究中国儿童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在儿童画里，他十分关注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儿童从什么方位开始画画，什么时候能够在绘画中表现视觉观察不到地方。比方说一鸣原来画过一幅牛的图，画得很生动，我觉得有点像毕加索的画的风格，很简练。后来他又画一个小孩子骑在牛背上，但是他画的小孩的两只脚都是在看得见的地方。再到后面，画看不见的地方他也能表现出来。在父亲的引导下，一鸣画画的兴致很高，每天都会作日记画，或称绘画日记。当一鸣进入鼓楼幼稚园时，陈鹤琴让所有儿童都来作绘画日记，也就是把每天看到或感受到的通过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这对促进幼儿的思维表达、扩展幼儿园的美术活动有很大的启示。因为兴趣使然，一鸣每天都带着画板，到处看，到处画。有时候回家后想到什么就画什么，画好以后，他会主动给陈鹤琴看，陈鹤琴就会问他你画的是什么，然后陈鹤琴就会马上把一鸣的那些童言童语记录下来，并且告诉他，我都为你保存好了，你画得非常好。这样一鸣画画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厚，所以他在绘画方面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跟我们现在给孩子报绘画兴趣班，强迫孩子依葫芦画瓢不是一样的。
陈鹤琴主张让儿童自由地观察，自由地画画。儿童通过观察，自由画就越来越写实，越来越像事物本身，观察能力也能够提高，思维也逐渐得到发展。而且自由画创造的底蕴非常深厚，不是依葫芦画瓢，没有模板就画不出，因为是通过观察来画画，所以有很好的基础。但是陈鹤琴又认为，当儿童有表达需求，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时，我们要指点他，为他提供帮助。他给陈一鸣大量的儿童书，带他到自然、到社会当中去观察，使他的绘画水平能够不断提高。
7岁时，一鸣的绘画进入写实前期。上海工部局小学有一位美术老师，叫虞哲光，他后来成为我们中国木偶戏剧艺术方面的专家，他有很强的美术功底，得到陈鹤琴的鼓励和赞赏。一鸣进了这所小学以后，在虞哲光老师的指点下，他的绘画技能又得到了发展。他画了很多写生画，包括家里的老人孩子、兄弟姊妹，以及他的同学、上虞家乡来的一个老人都成为他画画的对象。
一鸣12岁时进入写实后期，陈鹤琴就给他请了几位外国绘画老师，因为他觉得一鸣热爱画画，技能已有了进一步深造需求。三位外国老师中有一位是教钢笔画的，有一位是教素描的，还有一位是教色彩的，这三位老师对陈一鸣的绘画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陈一鸣画的线条越来越简练，越来越流畅，人物的造型也越来越写真，这就是到了写实后期，他的绘画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后来他在自己家里和苏州河边画了很多画，包括那些流浪儿童、难童、拉黄包车的人、背井离乡的人、背着木炭的妇人，他画的都是十分生动的社会画。再后来他也开始画一些富有想象性的漫画，针砭社会的不公。他说他在中学时期，因为对社会的不公正有非常多的想法，他画了瓢泼大雨，想把万恶的旧社会所犯下的罪恶给冲刷掉，他的画的思想性和时代性越来越强。这个过程当中，我爷爷陈鹤琴还带他去看米开朗基罗等世界进步画家的展览，把相关的书籍带给他看，还经常带他到处旅游，亲历社会的现象以及社会人物的变化情况。所以我父亲十分关注中国人民的疾苦，在他的画中都能够体现人民性这一点，这对他的成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1936年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候15岁，他们父子间有一段对话，我父亲跟我爷爷说：“我想明白了，我立志终身为人民大众服务，一个人活着如果只是为自己，那太不值得了。”我爷爷听了之后非常赞赏他，说：“太好了，我教育你从小学做人，你能够说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我希望你能够做到这样。”从中也可以看出陈鹤琴培养孩子，不仅仅是观察儿童的心理发展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从小把儿童做人的基础给奠定好。陈鹤琴在《家庭教育》里提到，一个儿童他小时候不知道爱人，他长大了就不会爱国，所以他注重从小培养儿童的爱国情怀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儿童关心他人的道德方面的教育非常重视。我的父亲，包括他的妹妹、弟弟们，他们都是浸润在教育家父亲陈鹤琴的精心培育下成长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另一件事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实际上他们父子俩都是见证者。我爷爷办了中华儿童教育社，这个社后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最大规模的学术研究团体。7月初的时候，在清华大学要召开一个全国会议，和这个会议同时召开的还有教育学会的会议。爷爷也让我的父亲和我的秀霞嬢嬢一同前往。他们召开会议的这天当晚，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父亲第二天清晨就攀至清华的气象台平台上，向卢沟桥的方位急切张望，他在那张留影上题写了当时所赋的一首悲愤忧国的诗，从中可以看出我父亲在中学时代已经开始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们的会议缩短了行程，我爷爷带着大批人南下回来，因为当时铁路不通了，他们是从武汉那边绕过来的，先乘车再乘船，再乘火车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父亲一路画写生，包括难民、船上的劳动人民，也画了他忧心忡忡的父亲。这段经历实际上对他们的触动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已经到了非全民抗战不可的地步了。回到上海，父子共同投入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我父亲这个时候参加了学生运动，我爷爷一面搞普通教育，一面搞难民、难童教育，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很多互相合作的机会。我爷爷在难民教育当中，推广新文字运动，他出了民众课本，民众课本的插图全是我父亲画的。民众课本里面有说明用拉丁化新文字怎么来认识最基础的东西，比方说里面有一幅最著名的画，画的是有一位老先生，他有几个儿子，老先生手里拿了一把筷子，他就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如果不团结起来，就不能赢得抗日胜利了，只要把中国人都团结起来，像一把筷子一样，就折不断了，他用新文字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这个插图是我父亲画的。民众课本及其插图，也是反映了父子共同投入抗日救亡的一个历史证据。我爷爷还将国外小说《穷儿苦狗记》翻译成新文字读物，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有画家梦的流浪儿童，穷困潦倒，最后冻死在博物馆门口的凄惨故事。这本书翻译成新文字以后，难民、难童把它作为一种比较读物来学，这本书的封面、里面的插图也是我父亲画的。我爷爷在活教育实践过程当中编了大量的教材，还包括很多的英语读物、儿童唱歌的书，我父亲也画了好多画。这实际上也是我父亲绘画的一个新阶段。
后来我父亲参加了学生运动，他编的书和杂志里面有好多他画的插图，还有他画的大型抗战的画，所以他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后来他要离开上海了，他把他15岁以后的大量的写生画交给我爷爷保管，看到陈一鸣继续保持绘画兴趣，而且能够有这么好的发展，陈鹤琴非常高兴，把这些画同原来他保存的画收藏在一起。
1939年10月的时候，陈鹤琴被迫离开上海，临走前他把这些画藏在他原来创办的工部局西区小学，也就是现在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他把这些画藏在学校的阁楼上。然后他到江西去办学，一直到抗战胜利回来，我父亲就看到我爷爷从这个阁楼上把这些画取下来，所以这些画经历了这些曲折还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且陈鹤琴持续通过各种途径研究、写文章，来介绍儿童绘画的发展，介绍儿童心理的发展。
在1930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创造的艺术》。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那些先进的艺术教育方法来教育我们中国的孩子，让孩子在艺术创造方面有更大的发展。艺术要教吗？要教的，但要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提供不同的指导策略。陈鹤琴特别推崇欧洲的创造的艺术，他们主张让儿童自由发展，让儿童在绘画中创造。同时他非常推崇欧洲的几位非常著名的画家。巧合的是，1934年到1935年的时候，他到欧洲十一国考察，特意去拜访了其中最著名的画家西石克。回来以后，他又写了篇文章介绍西石克，就是1943年在江西的时候发表的《奥国儿童画家》。陈鹤琴认为要让儿童自己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儿童不需要指导，而是要让儿童自己画完以后，达到儿童自己创造的目的，让他在创造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49年以后，他还继续去关注，去研究。他进行师资培训，给老师讲儿童绘画，还把他教学的一些讲义都整理成一篇文章了。我刚才讲过了，大概在1956年的时候，在南师大的科学研究大会上，他做了《从一个儿童的图画发展过程中看他的心理之发展》的学术研究报告，他把一鸣的画全部装裱好，编好号，挂在房间和大厅里，在大会上图文并茂地给大家解说儿童绘画及其发展的自身价值，从儿童画中可以看出儿童心理是怎么发展的，教育的作用是怎么，怎么样丰富儿童的生活实践，引导儿童在大自然、大社会中观察，包括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儿童情感、道德的启示作用等。
教育家陈鹤琴在中国长期实践探索创建的活教育是对现代儿童教育领域的独特奉献，从一个儿童的图画发展过程探索研究儿童心理、儿童教育及儿童绘画的价值，也可以说是其中独特的一份。所以我觉得他在儿童绘画方面的研究和实施的活教育，不仅使我父亲的成长得到了很好的奠基，还对中国儿童美术教育、儿童艺术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我们回望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发展的历史，看到的远远不止陈鹤琴一个人，而是老一辈的教育家这一代人，他们把教育看成孕育人的最根本的方式，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育人。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说“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是这个起跑线到底是什么呢？在育人的过程当中，陈鹤琴认为起跑线就是儿童从小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才是人生的基点，如果这个基础不打好，人的一生就会问题重重，很可能走到邪路上面去。所以我们关注儿童，还是要从最基础的教育开始，那么家庭教育就非常重要。因此，陈鹤琴在家庭教育上面，花了大量的心血去研究，把自己孩子作为实验对象，他就是想让中国的教育同仁们以及中国的父母们有一个现代的家庭教育的理念、先进思想去教育儿童，这对我们中国现在的家长来说并不过时。他的《家庭教育》是在1925年写成书出版的，里面有许多事例，还有101条教育原则，在现在看来仍旧是鲜活的。这里面可能有些措辞当时存在现在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过时，但是他的教育原则以及他注重在潜移默化当中教育儿童如何做人，这是我们教育的根本。所以我觉得他的家庭教育理论是不会过时的，而且这也正是我们当代教育最缺失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上海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包括南京、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都在做一件事情：一方面是自己学习并践行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学校教育实践中，给予父母科学的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同时，在上海，我们激励学校实践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并将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比方说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闸北第一中心小学，还有南西幼儿园，这三所学校原来都是陈鹤琴办的学校。现在这三所学校都是我们上海市的重点学校，这三所学校的校长都是我们上海市的特级校长或园长。在南西幼儿园，老师和家长合作，从孩子最初的教育方面推进，共同促进幼儿更好的发展，在课程游戏化方面做得很扎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样把活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教育当中去，把教育育人的本身落实到学校每一个步骤当中去，落实到家庭教育，让父母参与学校的教育。让学生在非常良好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以及家庭环境当中得到全方位的成长，这才是我们现代教育应该要注重的，而不是只看重分数，忽视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朱家雄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曾经邀请我父亲去参加了环太平洋教育会议，我父亲在会上，通过PPT展示了那些他儿童时期的绘画，讲述陈鹤琴在儿童绘画上，拿他做个案的研究及研究的过程，以此向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分享了陈鹤琴进行的儿童绘画研究的成果，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热评。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教育家在这方面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觉得十分有意义。所以这件事情也促使了我父亲有了要把这些成果用画册的形式呈现给父母和教育界的同仁的想法。因为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不太好，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我和我姐姐就联手帮助他，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了一本这样的画册，就是《我的绘画世界——在父亲陈鹤琴的培育中成长》。这本画册非常特殊，不仅仅展示了我父亲小时候的一些画和儿童的四个绘画时期，而且它画里画外有非常多的故事，体现了教育家陈鹤琴把我父亲陈一鸣作为一个实验对象的研究过程，这对中国儿童绘画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发展，对重视艺术教育中儿童的创造性培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柯小卫——陈鹤琴外孙
06
1892年3月，陈鹤琴先生出生在浙江上虞百官镇一个破落的小商人的家庭里，自小因为受到私塾教育，读了6年的死书，他深刻感到了旧的教育制度对于儿童的束缚。他在姐夫资助下到杭州读了中学以后，又在清华深造，后面又去了美国读书。接受了新教育思潮的影响，他深感教育不仅是儿童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基础，因此，他立志要做儿童教育。大家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掀起新教育潮流，“民主”与“科学”观念逐渐被更多人们所接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我们的教育中心从伦理、从社会开始转向人了，转向儿童了。陈鹤琴先生知道，我们中国整个的教育要从儿童做起，他立志投身于儿童教育事业，而儿童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是儿童心理。因为他知道，要去研究儿童，只能从儿童本身去研究，按照儿童的特性去发展儿童，而不是用社会的、伦理的概念性的要求，用成人的要求来要求儿童，因此他提出了要解放儿童，要让儿童从伦理里面，从成人的影子下面解放出来，使儿童能够独立生存和发展。另外教育儿童使他们能够超过前人，这就是陈鹤琴先生做的幼儿教育的一个最基本初衷。
陈鹤琴先生的基本发展阶段是求学的阶段。在求学的阶段，他受到西方进步主义现代教育潮流的影响。回国以后，他投身于“新教育运动”，新教育运动是由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等发起。此时，“南高师”与国立东南大学被誉为新教育运动大本营。
1920年12月26号，他的长子陈一鸣出生，由此开始了长达808天连续观察、记录，用照相来记录儿童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记录每一个动作的发生、成长的过程，由此开始研究、总结儿童身体、心理发展，生长环境与认知、经验、美感、道德、社会性等发展原理、规律。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首例对于儿童个体的追踪研究，也是最早从心理的层面对儿童成长过程进行分析、阐述。因此从儿童心理出发是陈鹤琴先生区别于其他教育家的很大一个特点，也是陈鹤琴先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奠基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此，他开拓了儿童教育科学化的时代。
陈鹤琴先生关于实现教育科学化有三件事对中国现代儿童教育起了一个起点作用。808天的观察，他同时产生了两本书，一本书名叫《儿童心理之研究》，一本书就是《家庭教育》。这两本书都是从1920年开始写作，一直到了1923年应用于南高师，到1925年正式出版，到2016年正好出版了90周年。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国家儿童教育科学化的一个标志，一本书是讨论怎么样观察儿童以及儿童特点是什么样，另一本书是谈怎么来教育，因为家庭教育的副标题是怎样做父母，里面还有怎样教小孩。他提出成人的行为，成人的言谈举止对儿童的心理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从小教其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基本的情感，比如他大儿子买了一只猫，那时候小孩子不懂事，老是要动猫耳朵，觉得很好玩。陈鹤琴跟别的父母不一样，他和他的夫人站在一边，把那个猫的痛苦的表情表现出来，使其儿女（陈一鸣）在玩的时候，看看父母，从父母的表情中感觉到猫的痛苦，从而知道疼痛是什么样的。陈鹤琴举过例子，陈一鸣小时候，他带着一鸣到田野上去画画，这时候突然打雷闪电，当然大家都躲都害怕。到晚上的时候，又打闪电，他就带着儿子到阳台上面，来观看闪电的美，培养儿女基本的情感，这是陈鹤琴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方法。
他还培养儿女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什么时候起床，晚上吃饭，怎么样强健身体，怎么样去学习。他知道，身体是一个人发展的最基础的条件，一个人只有身体好了，你的意志才会坚强，才会有决断力，从事各种事业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因此，身体是他最强调的。紧接着就是卫生的习惯。另外一点就是把做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教育信条，做人最先从哪儿开始，就是从培养良好的习惯开始，包括生活上的习惯和儿童的社会性。从小要养成这种习惯，小朋友长大以后才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适应社会，从而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具有道德高尚、身体健康的人，才能建设和创造整个社会。
陈鹤琴的第三个贡献，是创办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幼稚园。中国第一所官办幼稚园是创办于1903年湖北幼稚园，园长和主要教师，以及许多教材、玩具来自日本。到了1923年，幼稚园已经有一段的发展历程了。这个时候中国幼稚园非常落后，起初完全是学日本的，后来由于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很多西方的学前教育思想、课程连同教材、师资进入中国，在许多地方出现“外国化”“宗教化”倾向。陈鹤琴先生与陶行知、张宗麟等教育家认为，中国要有自己的特色，建设符合自己国情的幼稚园，培养中国自己的儿童，而不是“外国化”儿童，更不是“小教徒”。1923年春天，陈鹤琴联合一些国立东南大学同事在自己位于南京鼓楼头条巷的寓所中开办了一家小型幼稚园，起初仅招收12名儿童，当年秋天，幼稚园正式开学。当时他的办园初衷有三，一是爱儿童，对儿童教育有兴趣，主张儿童要从小教起，研究教育要从基本教育——幼稚教育做起；二是研究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要在儿童生活中进行；三是自己的长子一鸣三岁，已经到了上幼稚园的年龄。他为自己定下了三条办园目标：
第一，改造“中国化”幼稚园园舍，第二，改造“中国化”玩教具，第三，创造“中国化”幼稚园全部活动。
1925年的时候，陈鹤琴的学生张宗麟先生毕业后来到鼓楼幼稚园协助陈鹤琴先生开展教研工作，同时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也提供了资助、支持。陈鹤琴指导自己的团队，包括张宗麟、屠哲梅、钟昭华等开展了大量的教学试验。那些时候，他们白天陪着小朋友在草地上玩耍、追逐，晚上回来以后，在星光下，再去研究白天的课程与问题，研究第二天教学内容，再编写教材、开发教玩具、布置环境等。当时，鼓楼幼稚园教学活动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儿童日常习惯与技能的培养，他还制定了《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另一部分是幼稚园教学活动，包括一系列课程试验、艺术教育，以及幼稚园与家庭联络、师资训练等内容，他们不断摸索，如何才能使孩子们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受到“有用的”的教育。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鼓楼幼稚园在国内名闻遐迩，其课程标准一度成为国家标准向社会进行推广。
1927年的时候，陈鹤琴与陶行知、张宗麟一起以鼓楼幼稚园为中心成立幼稚教育研究会，还办了一本刊物《幼稚教育》，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甚至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幼稚教育的宣言，题目《我们的主张》，其中第一条就提出，幼稚教育要符合国情，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教育。1927年3月，陶行知就创办了晓庄师范，晓庄师范一共有两个院，一个院叫乡村师范院，院长是赵叔愚，一年多后又开办乡村幼稚园，聘请陈鹤琴担任园长兼指导员。不久后，陈鹤琴派出了张宗麟，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这个时候陶行知也创办了晓庄、梅花村幼稚园等，为解决师资问题，陶行知与陈鹤琴商量，将这些乡村幼稚园与鼓楼幼稚园密切联系，形成教学研究“联合体”，开展“艺友制”，倡导“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帮助儿童构建真实的生活。当时，陈鹤琴、陶行知的共同理想，是让幼稚教育能够普及，从少数人的教育变成多数人的教育；使教学研究成果像在实验室里培养出精良的种子一样，撒向广阔的大田。
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陈鹤琴就到了上海去办学，这一时期里，因为要收回教育主权，陈鹤琴在上海的工作，除了办学还要在学校里面大量推广、大量倡导爱国主义教育。他提倡学生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要了解造成这种历史的原因，包括我们中国灿烂的文化，也包括我们中国逐渐被帝国主义欺凌、压迫，逐渐落后的历史，从而振奋学生，使每一个学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担负着对于国家和人类的责任。在这个阶段，陶行知在上海提倡山海生活教育和工学团，陈鹤琴全力支持和投入这个活动。因为在20年代初期，陶行知在南京和北京都开展了教育改革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包括生活教育运动，在陶行知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中陈鹤琴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因此，陈鹤琴是中国新教育改革中非常重要的成员。
1929年，陈鹤琴组成了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是由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发起的在幼稚教育研究会的基础之上成立的，以后又办了一个幼稚教育杂志，办好杂志以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华儿童教育社。这是在当时的中国四大教育社团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团体。当时陶行知就写了一首儿童社的社歌，这个社歌充分体现了儿童观的问题。
1935年，中国爆发了一场争论，希望教育能够救国，教育怎么能救国，这个时候他们就希望叫读经云，就是读经书，但是这个经书儿童能不能读，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接受是一个问题。几岁儿童读什么书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第一要考虑他这个年龄能不能做得到，他的心智、身体能不能够吸纳，能不能变成知识。陈鹤琴有一个很精妙的比喻，就是知识和智力是两回事，知识是死的，是前人传下来的，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儿童的智力，智力是活的，智力是以儿童为主的，是可以创造成功的。知识是以成人为主的，这种论述是非常科学的，奠定了我们的学科基础，现在学习的知识跟儿童的发展的关系值得现在幼儿教育工作者好好思考与研究。
1937年，先后爆发“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中华民族进入了最危急的时刻，到了1937年底，由于日军对于上海的包围，大量的难民涌入了租界。上海全社会开展了广泛的救难运动、救济运动。陈鹤琴提出难民不能只是在生活上给予救济，必须要给他们以教育，使他们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尤其要救儿童，因为大量的儿童在街上流浪。在这个时候，陈鹤琴除了积极地投入到保育工作、救济儿童的运动之外，他还提出口号：保育民族幼苗。同时，他在难民营里面，组织难民一起来学习文化，组织儿童学习文化，包括卖报的儿童、流浪的儿童，
到了1939年，上海很快很快要陷落了。上海陷落之前，陈鹤琴和陈望道在上海举办了一次语文展览会。他把中国的语言文字做一个展览，他希望这个展览能使我们的人民不要忘记中国的文字，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推广日文。我们要首先不能忘记文字，要记录自己的语文，法国作家杜德的《最后一课》，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境存在其中。陈鹤琴当时在上海担任由赵朴初发起的慈联会的教育委员会主任，慈联会是一个慈善组织，由赵朴初等一批爱国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发起、组成。其中的教育委员会由陈鹤琴主持，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办儿童教育、难民教育，还有推广拉丁化文字。他们希望更多的儿童、更多的成人，能够不必为文字笔画多所困扰，以此来打破文字学习的难关，实现教育普及。由于陈鹤琴先生积极从事进步文化、教育工作，宣传爱国精神，因此受到汪伪特务机关嫉恨。有一次他去绍兴出差的时候，家里面就闯进一群76号的特务，他幸免于难。在离开上海之前，他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就化妆穿着长袍蓄起胡子，以此躲避日本的暗杀。在临行前把他在上海的一些孤儿院、儿童院都一一交代清楚。他的学生说，他像托孤一样说你们要好好照顾好这些孩子。
不久后，他下决心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去办教育，所以他先到了南昌，待了一天以后，又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他首先到了合川，去请教他的老朋友陶行知。在育才学校，他被陶先生在艰苦条件下办学精神深深感染。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曾经提出，希望他留在重庆，甚至说有可能会担任国民教育司司长的职位。这时候江西方面给他发来了电报促使他下了决心，我要去办学我不做官。因此毅然来到了江西，在泰和创办中国最早的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
1940年他来到了江西办学，当局拨付经费不多，怎么办呢？学生从哪儿来呢？教员从哪儿来呢？在这个时候，他就陆陆续续请过去的一些同事、一些老师，和他的一些骨干来到了江西，跟他办学，成为他最早的一批老师。同时他的学生里面，好多都是逃亡内地的、躲避内战的学生。学生们都很小，有的才16岁，以女孩子居多。有的还是童养媳，从封建婚姻逃婚出来的，还有从大城市逃难出来的，都是很小的孩子，他就带着这些师生们，到荒山上去开山，自己建校舍，辟荒山为乐园。终于建起了一个美好的校舍、美丽的校园。这个时候他就倡导了活教育学说，他认为教育应该是活的。他倡导“活教育”，包含三个基本理论，第一是目的论，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第二是课程论，即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第三是方法论，即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其中“做现代中国人”应具备条件：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与创造能力；要有服务的精神；要有合作的态度；要有世界的眼光。
1944年的时候，由于日军南侵，江西告急，许多学校被裁撤。陈鹤琴带着全校师生转移到了赣州，住在一个公园的破庙里面，这时候在江西的许许多多的学校都已经遣散了。而政府拨下来的搬迁款项，只有一张支票，还迟迟不能兑现，他就拿着这个支票，找到了当时的专员，希望他能帮助兑换成钱，我们需要转移。专员说很多学校都已经撤退了，你和夫人，赶紧带着孩子坐飞机走吧，学生和学校遣散了就行了。他非常生气地说：“我这200多个女儿怎么办，我走了他们怎么办？”他很生气，把门一摔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决定要撤退，当时赣州城乱作一片，他先让学生们都上路，自己留在城里面去借钱、借粮食，人家都走了谁借给他粮食，谁借给他钱，怎么还。他就一家一家找，一家一家说你们能帮我们撤退吗？终于在炸桥之前，在朋友的帮助下，赶上最后一班车，离开城赶上了队伍。正好队伍到了大河边上，可是他们又没有钱租船，队伍怎么渡江呢？正好看船的一个管理员，他读过陈鹤琴的《我的半生》这本书，非常感动。一看是陈鹤琴先生，就说，这样我拨给你们四条船你们走吧，这样他就租了船。但是他们在路上，又泥泞又饥寒交迫，跟前天下来的伤兵一起行进非常的艰难，到了春节，南方的天气又潮又冷，他们大家在一个破庙里面蹲在一起，陈鹤琴先生说多难兴邦，大家再坚持一下，咱们的国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处境下存活的，我们也一定能挺得住。这样一直坚持到了广昌，到了一个叫饶家堡的小村庄，当时他把学生们都分配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发起认干娘运动，认了很多老百姓做干娘。后来终于在那个地方，我们幼师重新又开课了。
到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陈鹤琴就回到了上海。他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要把学校也迁回到上海。因此他到处奔波，终于迁了一部分回到上海，把上海的幼儿师范改叫女子师范。陶行知从重庆回到了上海，立刻找到了陈鹤琴，希望由陈鹤琴继续来开办社会大学在上海的分校，也办生活教育社上海的分社，并请陈鹤琴当主任，当主席。这个时候中国的民主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陶行知也投入了民主运动之中，陈鹤琴也是因为他有学校，跟陶行知先生进行密切配合。到1946年的7月，陶行知因为脑溢血突然就离世了。由于时局和环境恶劣，陶行知去世后，陈鹤琴就担负起了组织和主持陶行知先生追悼会的工作，还出面作保，前往育才学校和上海共青团，把育才学校都迁到上海来了，这样使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得以延续。
从这以后到1948年，那时候的环境就是学生民主运动。这时他去了一趟美国，去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回来以后，他对于特殊儿童教育非常之重视。因此就在上海倡导，并办了最早一批特殊儿童幼儿园。在他看来，所有的儿童，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教育，特殊儿童也是儿童的一部分，同样要用后天的教育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因此陈鹤琴除了幼儿教育之外，也是中国特殊儿童教育的开创者。
终于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鹤琴怀着最大的热情投入学前教育建设之中。1952年底，创建了南京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陈鹤琴担任首任院长，并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系。一直到了1978年以后，到了他的晚年，陈鹤琴在病重的时候，写下了他一生的愿望——一切为儿童。
陈鹤琴在幼儿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儿童观，陈鹤琴先生说得很清楚，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区别在哪里？是以社会为中心，还是以儿童为中心？旧教育是以社会为中心，忽视儿童的需要，新教育是以儿童为中心，兼顾社会的需要。你的教育是不是以人为本，你的所有教育是要满足儿童的，符合儿童的特点，满足他的生理特征，满足他的需要，这是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儿童教育工作者的基本出发点。你要站在儿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你要蹲下来跟儿童说话，你不能老是居高临下地和儿童说话，你要从儿童的角度来考虑儿童。你要爱儿童，每一个儿童工作者，首先是要爱儿童，其次你要了解儿童，了解儿童的特点，儿童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陈鹤琴在儿童心理学研究中，总结的儿童具有的四个特征：一个好动心，一个叫好奇心，一个叫模仿心，一个叫游戏心。在好动心方面，小朋友他天生就要动，因为他所有的学习都要在动中进行，大人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动的环境，让他们在活动中学习。在好奇心方面，小朋友对什么都好奇，要学习知识，好奇是知识的门径，小孩好奇，说明他想学习知识了，说明你要带他到广阔的地方去补充经验，满足他的好奇心，要给他一些正确的解答，鸟为什么会飞？蛇为什么没有腿却会爬？水为什么会流？这是打开他未来知识之门的钥匙。在模仿心方面，小朋友要模仿，环境对小朋友的影响是巨大的，成人的所有言谈举止，都会对小朋友产生深刻的影响。你声音高，小朋友的声音也会高。还有游戏心，小朋友天生就要游戏，他要用游戏来进行学习，他天生就要有小伙伴，要跟别人在一起，要有一个群体，要有活动，我们现在讲游戏是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我们成人怎样将我们的教育内容很好地融合进去，考虑孩子们的特点科学施教，使儿童更能接受。
所有设计的儿童活动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引起儿童的兴趣，一个是满足儿童的需要。陈鹤琴主张幼儿教育要给儿童一个空间，一个想象的空间。他提出凡是儿童能想的，让他自己去想，凡是儿童能做的，让他自己去做。他认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但儿童在广泛观察的同时，要有精密的研究，研究就要有指导，他不是自由的、无休止的、无边际的、散漫的自动活动，而是要有教师的正确的引导。他提出儿童学习应该是自动的，他把儿童当作学习的主体，要使儿童主动、自动，培养儿童的自动性，按照现在的话叫自助性学习。他希望幼儿园是一个美好的环境，是真正使儿童幸福的花园，他不同意将很多死板的、教条式的、训诫式的知识灌输给儿童，希望儿童能够在活动中，在跟成人的接触中，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课程有规律地学习，从而使幼儿教育真正成为一种学习的过程。
另外，他非常重视艺术活动，重视艺术对于儿童的影响。他认为儿童的情感，以及基本的情操，包括人格都会受到音乐的感染，并与艺术教育有直接的联系。
此外，幼儿园与家庭是密切联系着的。
他还提出幼稚园教师要爱孩子，要有高超的教育的技巧，要有丰富的知识，要耐心，态度要平和，个人的情感和社会生活要丰富，对别人要和善，同时跟家人要和善，这都是我们幼稚园教师的特质。他希望幼稚园教师都是笑口常开的、亲切的，儿童能始终生活在一种幸福的氛围之中。对于惩戒儿童，他认为没必要惩戒，惩戒要以不伤害儿童为前提，尤其不能损害儿童的名誉，要保护儿童的自尊心和名誉。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教学的过程和细节，另外，一切要以观察儿童为基础，以儿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教学方法方面，鼓楼幼稚园的单元教学法是最成功的，因为他认为经验是思想，经验是活动，广泛活动使儿童产生了充分的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要提炼变成思维，变成认知，变成思想，因此经验是思想的基础。言语是思想的利器，要靠言语来表达思想，所以说小朋友要表达。表达是什么呢？要有物，要有思想，当你不会说话怎么办呢？不会绘画怎么办呢？会话是言语的先导，也就是说，会话不仅是一种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表达，是儿童内心世界的表达。因为他把陈一鸣从小的200多张绘画一直收集着，每画一张做一个评语，到1956年他最后一篇文章《从一个儿童的绘画看儿童心理》，对儿童绘画领域进行了完整的阐述。
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在鼓楼幼稚园的实践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同时，他也重视民间文化、中国传统的游戏、传统的童谣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他当时还从欧洲引进了木偶戏，编了许许多多幼儿教学的课本、工作簿等优秀的可以在鼓楼幼稚园里展示的作品。另外，他很强调教学目标，所有的教学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人，包括人的身体、人的情感、人的道德。他知道，人必须要从小开始培养，不仅从小就教起，并且要从小教好。
他认为幼稚园教师第一要爱儿童，每一个从事幼教工作的成人，每一个有孩子的成人，都要对儿童有深厚的感情。爱儿童体现在所有的教学，所有的教育，要从儿童出发，不能仅仅从成人，从社会的需要出发，要从儿童的需要出发，考虑到儿童需要什么。他需要游戏，需要环境，需要合适的读物，需要朋友。那能不能给儿童营造一个爱的环境呢？这一点应该作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保育儿童，使儿童在一种健康向上的环境中成长。
第二点，对于当下来说，现在许许多多的父母，过度重视儿童吃穿住行，或者过多去关注儿童的学业、学习、知识，没有顾及儿童基本情感的培养，然而陈鹤琴是非常重视儿童基本情感的培养的。他认为现在很多成人的东西强灌给儿童，试图用这个来改变儿童的道德，实际上这是从成人出发的。真正怎么样去培养他的爱心、怜悯心，使他同情弱者，爱自然、爱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要重视儿童基本情感的培养，培养他们对于母亲的爱，只有培养了对妈妈的爱，对于周围人的爱，才能有自然的爱，只有爱父母、爱家乡，才能爱国家，因此要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中撒下爱的雨露和种子。
第三，要让儿童具有充分的经验，更多地接触到广阔的自然，了解生命的平衡，而不仅仅是背一些书本，使孩子被困惑在一个窄小的空间里。这不仅影响到儿童的知识，也影响到他的性格。要使儿童真正能够在阳光下，在蓝天下，在草地上，像鸟在飞翔着，在成长。
第四，教学以儿童的天性、儿童的自由为前提，但是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儿童天性和自由最大的发挥，是与教师的指导分不开的。教师的科学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广大基层的幼儿园教师、广大农村幼儿园的教师更是如此。陈鹤琴非常强调教师的基本训练，不仅有技术上的训练，还有情感上的训练。一切为儿童，为了一切的儿童，为了儿童的一切。教师培训是建设自己的国家，使自己民族强大、国家强大的希望所在。
我小的时候，陈鹤琴因为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到北京开会，因此我每年都有一次机会见到陈鹤琴。他到北京开会时，总是要组织北京的子女和他们的儿女们在一起聚一聚，吃吃饭，看望大家。这时候陈鹤琴和我的外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有一张照片，他拉着我们几个小朋友的手，里面有我在拍照。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当时我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到了1971年的时候，我该上中学了，这时候父母就带我来到南京住在他家里。每年我们都有一些时间跟他在一起，他当时家就在大行宫太平南路里面有个文昌巷那里。他给我的印象第一是他在这个巷子里头非常受人尊敬，出门进门，都有很多人给他打招呼，他家里有好多好多书，他有时候会给我们念。我记得他有一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的书，他就如数家珍一样，一篇一篇给我们翻。他很重视我们念外语，当我们发音不对的时候，他马上就制止，再示范一遍，他很有意思，他不会说你不对。陈鹤琴教育小孩，不是说你说得不对，不是这样，比如你说了一个字，他会按照正确的方式，给你示范一遍。比如说你的语调高，他会给你一个很合适的语调，他再说一遍，他在暗示你按照我这个来，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就是简单的制止，他是给你一种示范。因此他很讲究在教育小孩的过程中用暗示的方法，他很少说不的，而是说你能什么，你还能什么。我们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你不能，还有一种教育方法就很直接。他可能一个眼色，一种动作，一种示范，只是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式，叫你循着这个正确的方式，按照他的样子，再做一遍，直到听到你做对了为止，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是很多家长都值得借鉴。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小的时候写诗，他知道我在写诗就送我一本过去讲平平仄仄平的书，我记得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他就用浙江话，用绍兴话，给我讲。因为他传统文化的底子非常好，这一代教育家都是中西文化兼备的，他受过深厚的传统教育，又受过系统的西方现代观念和技术的教育。他不仅懂儿童，还懂文化。我是从小爱好写诗，学习写诗，他给我最大的鼓励。
我小的时候吃饭老是爬在桌子上吃饭，陈鹤琴会拿一个碗，意思你说你要吃饭，你不要这样做，你再拿着，左手端碗这样吃。另外他对在餐桌上的礼貌很讲究，比如说吃菜，你就吃你眼前的，你不要都夹一个遍。陈鹤琴被誉为一个是永远微笑着的教育家，一个是他的腰板总是直的。不仅是他的腰板直，你去看陈家的七个子女，各个腰板都是很直的。他很强调做，他第一个工作就是改造课桌椅。他认为我们桌椅，要么是一个大长板凳，要么是我们中国式的凳子，是直的，不符合人体的曲线。他专门设计桌椅给中小学生，主要考虑桌椅怎么样去适合儿童阅读，因为他腰板很直，所以他很强调我们这些孙辈们的走路姿势，他很反对人驼背。另外，他自己生活很有规律，他定时起床，定时睡觉，三餐很有节律，这跟他的教育信念是一样的。他把这种东西，直接传授给了我们。
他对周围的人非常和蔼，从来不发脾气，这是教育家的一个基本素质。他是表里如一的一个人，他很坦诚，很真诚，晚年的时候依然处理很多关于幼儿教育的事情，包括1978年他给全国教育规划会议写信，除了从幼儿方针里面提出很重要一点，要重新重视陶行知精神的传播，编辑陶行知的著作，包括编辑陶行知的诗歌集等。他又被选为中国教育学会的名誉会长，他指出要研究了解儿童使他们超过前人。临终之前，高觉敷、潘殊几个老先生来看他，他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还拿支笔颤颤巍巍地写了几个字：儿童爱我，我爱儿童，充分表达了一个老教育家的全部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