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好习惯难，养成坏习惯易，做父母或做教师的要使小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
——陈鹤琴
一、家人述往
陈秀霞——陈鹤琴长女
01
我非常非常怀念我的父亲陈鹤琴，他是我们中国儿童教育的奠基人。在过去中国人的观念中，很少会关注儿童教育，他们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不知道关爱儿童的重要性。可我的父亲是儿童教育家，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中国的儿童教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所以我的父亲是中国儿童教育之父。在他的关怀和努力下，中国的儿童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和成长。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儿童教育，尤其是我父亲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儿童教育，使得很多人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也是一生的幸福。传统的中国儿童教育，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比如说打骂、死读书、读死书，但是他不是。因为在我父亲小的时候，人们还接受着中国的传统教育，但是他提出了新的儿童教育理念，他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中国人，也教我们要爱国家，爱人民，所以他的活教育理论，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教育人才，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家庭教育
我们从小就在父亲的教育下成长，成了有用的人才。小时候我们家里头，父母从来不打骂儿女，他们会教小孩子怎么做人，要助人为乐，爱国家，爱人民。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家里办了难童学校，我们在学校里做小先生，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小孩子，但是我们教其他的小孩子念书识字。我们还帮难童洗手洗脸，收养流落街头的小孩子，给他们吃住，抚养他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受到这样的教育，要乐于助人，要爱人类。虽然我父亲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方式就是读死书，死读书，但是他教育我们的方式是活教育，他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爱人类、爱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人。所以我们从小就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影响了我们一生。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因为日本人还没进来，我们在租界里还能够做点事情。我父亲非常爱国，我们家里七个兄弟姐妹先后都入了党，我十八岁就入党了，我哥哥是第一个入党的，我父亲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他也非常想加入共产党，1949年以后，他还加入了九三学社。他非常相信共产党，他觉得共产党救中国、救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他要看《西行漫记》，还想到陕甘宁去，后来我找到一本《西行漫记》给他看，他非常非常感动。我们那时候在上海搞学生运动，他了解进步的学生运动，所以他非常支持我们，我们邀请一些人来我们家里聚会，搞学生运动，他都会帮助我们，掩护我们。他的朋友在集中营被抓了，他就想法子去救他。他跟陶行知的关系非常好，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我们从小也经常学习陶行知的著作，接受了进步的教育思想。因为我父亲做了很多的抗日活动，后来日本特务跑到家里来暗杀他了，幸亏我父亲当时不在家。那次之后我们就从上海搬走了，去了江西，他在江西又办了学校。他一直都是这么热爱儿童，因为他觉得儿童是中国的未来，是中国的幼苗。他从小就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中国人，为人民服务，不要自私自利，所以我们从小都是要帮助别人，不能够只顾自己。我从小就做社会活动，我们办街童学校，办报童学校，我们都去做小先生，帮难民和难童洗脸刷牙，教他们读书，从小我们就受到他这样的教育。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是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儿童教育的，主张棍子底下出孝子，他可以说是中国儿童教育的创建人。他认为儿童从小就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哥哥、我、妹妹都是留学生。他从来不重男轻女，我们有七个兄弟姐妹，三男四女。我的音乐天赋比较好，从小就学钢琴，英文也特别好。中国封建思想是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出嫁，到别人家里做母亲，生儿育女。他不这样认为，从不重男轻女，我们几个孩子都受到很好的教育。我是留学生，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我在学校里面也是学生会活动的活跃分子。所以他对子女的教育完全是新的，从来不重男轻女，并且对于女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
父亲平日里喜欢读书，年纪很大了，也经常看书，我们受到他的影响，从小看很多的书，因此，我从小英语学得就很好。后来，我与大哥、二妹一道去了美国留学深造。在我看来，留学不是为了个人，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谋幸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英语，回国以后我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外国记者，还有常驻记者、临时记者来华以后，我带他们到各地区旅游参观，向他们介绍我们中国的发展，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后来，我主要从事民间外交工作，曾担任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副会长。我一直遵循父亲的教导，“爱国，爱人类，爱儿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与发展服务。
陈秀云——陈鹤琴三女
02
对于这部纪录片，我们怀有极大期待。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对于陈鹤琴先生的缅怀，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老一辈教育家探索真理、实现教育救国理想所走过不平凡历程的记录，激励现代的教育工作者，追寻他们奋斗足迹，继承他们的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我主要讲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我对这部纪录片的几点建议，希望能够对于人们把握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特点有所帮助。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我作为陈鹤琴女儿个人角度回忆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家庭往事。
第一部分：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几点建议
第一，一切为了儿童
陈鹤琴先生于1935年8月份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提出了九条“宏愿”：
（一）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的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二）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相当的特殊教育，尽量地发挥他们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三）愿政府及慈幼机关为儿童福利着想，尽力设计，多予儿童以安全的保障。
（四）愿全国各处从今以后，所有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完全绝迹。
（五）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的成人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
（六）愿今后全国的父母，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的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
（七）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就优良和健全的国民。
（八）愿全国的教师们，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
（九）愿全国的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原载于1935年8月1日《新闻报》，收入《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330页）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动荡、时局混乱，战争阴云密布，如何将许多儿童从恶劣生存困境中解救出来，运用教育力量，将他们培养成为“健全的公民”成为陈鹤琴等儿童教育家肩负的责任、使命。在这篇《宏愿》发表后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陈鹤琴一方面向全社会呼吁“保育民族幼苗”，另一方面身体力行投入救济难童的行列中。在他看来，推行幼稚教育应“着重在儿童生理的发展和情绪的陶冶，而不在知识的传授……”，他进而提出：“幼稚教育可以说是以儿童保育工作为主要任务，而儿童保育正是民族保育的基本条件……”（参见《中国儿童教育之路》1947年，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312页）
在陈鹤琴等老一辈教育家心目中，儿童教育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关系到民族繁衍、国家强盛、社会进步，因此“一切为了儿童”不仅体现教育家的情怀与精神，更应该成为所有成年人共同的责任。
第二，“中国化”与“科学化”
20世纪20年代初，许多幼稚教育主办者不顾儿童自身特点与成长规律，一味“宗法西洋成法”“苦心地削足适履去求合于古法”而“不管儿童是否受纳，是否符合儿童的脾胃”（参见《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概况》192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5页），使得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的中国幼稚教育出现“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好的教育”乱象。（参见《我们的主张》1927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75页）更有甚者，“外国化”“宗教化”倾向日益严重，引起包括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等中国教育家的担忧。由此，他们提出《我们的主张》共十五条主张，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主张，其他十四条则充分吸取国外进步主义教育学说，包括家庭教育、儿童健康、儿童自主发展、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的幼稚园课程、游戏式教学法、艺术教育，以及幼稚园环境与设备、教师训练、制定标准等内容，从而使“中国化”成为“科学化”前提与目标。
正如人们所知，试验精神，即“科学化”是陈鹤琴教育学说的一大特征，在他看来，只有了解儿童，研究儿童，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教育儿童。他从儿童心理研究入手，对于自己初生的长子一鸣进行长达808天连续观察、试验，探索、发现、总结儿童身心成长、发展的原理、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借鉴国外进步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国情，从而形成自己的教育学说。20世纪80年代时，我父亲的挚友、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对我讲起过，在心理学研究与教育学应用领域中，有一部分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只重视心理学理论研究，而忽视教育学应用；另一部分教育学者由于缺乏心理学依据，而使其教育主张缺乏科学依据而表现出主观、武断的行为。反观陈鹤琴的教育学说正是由于将教育学与心理学较好地结合，以至达到“教育心理学化”即“艺术化”境界，从而获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因此“中国化”“科学化”是陈鹤琴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两个基本特点，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为之而去努力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在这部片子中有所体现。
还有一点应该强调，许多人将陈鹤琴仅定位于“幼儿教育专家”，我觉得这样的认识过于狭隘，其原因一是因为人们对于陈鹤琴所开展工作范围的了解不够全面，另一个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大教育观”缺失，而造成各类教育之间相互“分隔”“脱节”。实际上，陈鹤琴的研究范围涵盖了基础教育各门类，包括儿童心理研究、家庭教育、幼稚园教学、小学教育、特殊儿童教育以及师范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因此用“全方位”来描述陈鹤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并不为过。
第三，“活教育”核心“做现代中国人”
20世纪40年代陈鹤琴先生来到江西泰和，在艰苦条件下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简称“省立幼师”）以及国立幼稚专修科（简称“国立幼专”），与此同时，“活教育”理论正式提出，其中包括“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以及“五指活动”“十三条训育原则”“学习四步骤”“十七条教学原则”等内容，从而形成完整学说体系，这一体系最大特点是“活”，即“活教育”使用“活教材”培养“活学生”，从而建设“活社会”这一学说体系凝聚陈鹤琴自己的试验、实践成果，同时借鉴西方进步教育理论与陶行知等中国教育家提出的教育主张，并不是简单模仿，而是一种“改造”与“创造”，不仅提出理论，而且创造方法。他相信，儿童本身所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是儿童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源泉与动力，儿童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儿童适应环境，更在于改造环境，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必须强调“活教育”学说的核心是“目的论”，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不仅要培养儿童的“人性”“个性”，更要完善儿童“人格”，他将“做现代中国人”应具备条件归纳为五条：
（1）健全的身体；
（2）建设与创造的能力；
（3）服务的精神；
（4）合作的态度；
（5）世界的眼光。
第二部分：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我作为陈鹤琴的女儿，从小所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与父母教导，对我个人成长影响至深。在我们七个子女眼中，父亲不仅是慈父，还是良师、益友，他的高尚人格、积极生活态度与慈爱温存、关心他人的待人处世方式使我们从小所感到不仅是个人的幸福，更有做人的志向与责任。在我们家庭中，父慈母爱，平日家里气氛十分和谐、温馨，大家都平等相处。在我们七个兄弟姊妹之中，从来没有哪个挨过父亲骂一句，打一下；兄弟姊妹之间，很少发生争吵。父亲提出过一条教育原则：“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制裁。”父亲对我们有很严格的要求，我们做错了事情，他总是用微笑予以暗示，使我们都能感觉得到，并且马上改正。
我谈几件往事：
（一）强国先强身，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放在首位
在家里，父亲特别关心我们的健康，他认为我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要强国必须从儿童开始，因此他特别注意身体强健。他自己爱好运动，我们家里面其他人也喜欢。我们家有很多运动器械，高跷、自行车、旱冰鞋等，他经常带我们出去游泳、爬山、骑马等。他爱好运动，因此身体特别好，他也希望我们身体好。另外他还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本来我的牙齿是地包天，歪歪斜斜的，下面的牙齿跑到上面来，嘴巴都往前突出来很难看，吃东西也不方便。所以他一有时间就带我去矫正牙齿，最后把我的牙齿矫正过来了。
他也很注意我们眼睛的保护，不让我们在床上躺着看书。在学校里面他特别注意坐姿，在读书时会用一个板将书夹起来读，此外他还专门制定了课桌椅的标准，根据孩子所在的年级不同制定不同的标准。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各年级有各年级的桌椅，桌椅适合孩子的身高。他不让我们驼背，所以大家都背挺直的。而且在体育课，老师不仅教授很多踢球、运动等技能，还专门训练走路姿势，教我们上台表演要怎么走路，所以现在八九十岁，都没有人驼背弯腰的。另外他还注重减轻孩子的功课负担，当他发现孩子睡眠不足的时候就马上到学校里面开会纠正，保证孩子睡眠时间，保证孩子的健康。
还有一条，他特别关注孩子的大便，在这一点上不要小看他。小孩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大便，这个对我们肠胃来说很重要。不管你是在什么环境下，都要保你肠胃的通顺。年纪越大，你越能感觉到这点的重要性。
陈鹤琴在家庭教育里面，总结出101条理论，指导家长保护儿童的健康，这里的健康不只是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孩子要开朗活泼没有忧郁感，大家很高兴。我小的时候，皮肤比较黑一点，邻居的小孩开玩笑，给我起绰号叫黑炭。那时候我年龄比较小，他对我说皮肤黑就是健康，我是黑美人，解除别人对我的讽刺。他非常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希望孩子心情愉快，不能压抑讽刺孩子。所以他非常温和，自己从来不对孩子发脾气，这点对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
从幼稚园开始，他就强调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他对幼儿生理健康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说学校里面滑梯的安全问题，我们滑梯时一不小心就会有刺扎在手里。他就知道滑梯存在安全隐患，每次幼儿玩之前他都要去检查。之前我扎过一次，他发现后马上就到学校去检查器械。幼儿园很多器械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一旦发现不好的地方，他就要改进。就像这样，在学校里头，尤其小学以后，我们特别重视体育。不久前，我们开校友会，大家都是女中的学生，都感受到了现在身体不错，与当初在学校里的锻炼有关。而且年纪越大就越能体会到过去教育的重要性。当年学校对我们骑自行车、爬绳等锻炼都有很高的要求。爬绳就是在健身房的天花板顶上有一个绳子，每个人都爬上去打三下之后下来。
另外学校不光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还特别重视美育。在音乐方面，他特别强调音乐对人的情绪的作用。我们家里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我母亲会弹琴，大姐会弹琴，他就也拿一个乐器一起弹，然后大家唱歌，我们会唱很多歌，每天晚上只要有空，大家吃完晚饭就很和谐地唱歌，家里气氛非常愉快。
（二）为己更为人，从小培养服务意识
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做人不仅要为自己，还要关心别人。他用自己的行动在做人，家里哪个成员病了，谁有一点不舒服了，大家都要注意，走路要轻轻走，不能影响他的睡眠。大家会有小礼物送给他，安慰他。我母亲、我姑妈就在我们床边给我们讲故事，那个时候听故事会减少痛苦。所以他在家里采取各种措施教导我们互相关心，从家里做起，为走向社会打基础。所以虽然我们从小家里的条件好，但是他从来不准我们去使唤家里的工人们，有事情要我们自己做。
此外，父亲还教导我们要出去服务别人。“八一三”以后，那时我满十岁，因为很多孩子失学，我们就在家里客厅里架一个大黑板，办了一个儿童识字班。因为我十岁的时候还很小，个子很矮，所以就弄个椅子，站在椅子上，教孩子识字、唱歌。从那时开始，他天天跑到难民收容所，一起搞国际救济总署、国际红十字会，搞难民教育。他搞难民教育、难童教育时会带我们去，我们经常到难民收容所。我们看到很多小孩没有玩具，就用自己攒的一点钱，也没多少钱，买了十个永志牌的小皮球给孩子们。他知道后高兴极了，夸我，鼓励我为孩子们着想，还照顾小孩子。我们三个姐妹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都到难民收容所去服务。难民中有婴儿，他们在母亲的保护下活了下来，但是他们的母亲却在轰炸里面有的炸死了，还有的受伤了。他们都是小孩，需要有人给他们换洗尿布、喂奶，这些都是比较脏、比较累的工作。他带我们去专门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个人就在那，虽然味道很难闻，但是大家很高兴，因为这么小年龄就可以为抗战出力。因为抗战大家都出去了，没有人在家里享福，大家都在外头搞服务工作。我们家里做义工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也是我父亲带头的。他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就办了两个学校，其中一个义务小学，他做校长，自己去教课。他还办了校内工人校友的补习班、识字班，把两个学校的校长、老师、同学们都请来帮忙。到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很小，大概十几岁，夏天就搞暑期学校，把周围的小孩都弄来教书。每年我们还在学校里搞夏令营、青年会的活动，我们还去上海做夏令营的辅导员，我们教他们唱歌、跳舞，组织他们活动，我和姐姐两个人都在那。有一次我在学校里面忙完后假期还剩下个把月的时间，我刚想回家稍微休息一下，但是第二天他就带我到陶行知办的农忙托儿所了。当时的农妇都要下地，他们需要带着孩子，孩子都在田头里在太阳下晒。为了保护婴幼儿，我们幼专的就给他们办起了托儿所，最后我一点也没休息，搞完了就去上学去了。所以他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对我们是很有用处的。服务不是空话，而是要用行动，实际地去贡献，这样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因为我们走向社会，接触社会很广，也参加很多进步的活动，所以很自然地就会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大哥是带头人，他1938年就入党了，成为地下党的一员。后来姐姐陈秀霞、二姐等，我们抗战时候都参加了地下党，后来到大学都入党了。弟弟妹妹们加入革命的年龄更小，解放战争时候两个弟弟、小妹妹都在部队。一家人走革命道路的原因，一个是我父亲这种民主的教育培养我们乐于助人、为人服务，不自私自利、个人第一，要为大众服务的品质；另一个是我哥哥带头。所以这样一来不仅我们一家，我的表哥、堂哥、堂姐都参加革命了。我堂哥现居南京，这次70周年检阅，他作为新四军代表参加检阅。所以他这种教育，就是教我们怎么做人，通过行动进行教育，从小开始培养一直到走向社会。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依赖家庭。很奇怪的一点是，我们家本应该很富裕，但是实际上很穷，那时候在上海，老师说你们父亲一个月有八百银圆，可我们每个都交不出学费，每到学期交学费时都是欠白条。中学都是欠的，之后全部都还了，再后来又开始欠。为什么呢，一个是家里亲戚太多，孩子住在一起，都要他抚养，另外是朋友太多，只要有求他一定帮助你，虽然家里收入不少，但是我们还是特别穷，常穷到揭不开锅了。母亲虽然很着急，但是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发生争执，他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就走开去商量了，商量好了回来，意见还是一致的。他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暴露父母意见不一致，我们家的环境一直很和谐。
（三）战火中的教育家，以身作则的奋斗者
我读完初中，太平洋事变发生，我就追随母亲到了江西。我们一起到了泰和，那时的条件很艰苦，开荒山建设都是自己动手，大家一起来开辟。其中只有少数有工人的参与，主要都是学生自己在做。大家都非常辛苦，每天从早忙到晚，清早他就起来，穿上工装裤开山找水源，甚至房子怎么做都做了比较科学的设计。他跟工人一起工作，认为人人皆我师，处处有学问，工人农民都是他的老师，他向他们学很多东西，本来他也不会，后来学会了自己科学地设计房子。结果他用最少的钱办了最大的一个学校，他去申请钱，省教育厅只给他一栋校舍的钱，但要他盖整个学校，后来他就是用最少的钱物，办最好的学校。当时边劳动边学习，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每天清早他就起来了，他要写见闻录，写日记，还要下地上菜园里，给菜园浇水。白天他要自己亲自上课，讲课程，还要编教材。晚上还要去查房，为了学生他一点都没闲着。他编教材、编课本，还有课外读物，都是自己编，他编了很多。他整个人从来就不知疲倦，不会被困难吓倒，而且他很有拼搏的精神，所以他的学生都是非常好的，他和学生感情也特别深。
当时日本打来了，大家都逃难了，那时候二百多学生，他一个都不要丢下。当时学校没有钱没有粮，北京中央银行就汇了一百万给所有的学校，可是却不能兑付，于是他去找到时任赣南行署专员的蒋经国。平日里蒋经国对他很尊敬的，可是这次却让他空手而归，他气得不得了。当时，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当地许多学校陆续撤离，大量学生被遣散，但是幼师和幼专却不行，学生都是十六七岁女生，陈鹤琴对蒋经国说，这些都是我的女儿，一个都不能丢下。最后他从圣公会、青年会借到了几万块钱，像讨饭似的一路借粮。他带着二百多学生，从泰和转移至赣州，又辗转来到广昌，一路上跋山涉水，忍饥挨冻，他鼓励师生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最后，学校终于在一个名叫饶家堡的小山村落脚，继续办学。
在幼师、幼专的学生中，有的是童养媳，从家里跑出来的。当时在江西，女孩子能上学是很不容易的。其中有一个学生名叫杨毅，她的姐姐去世，父亲逼着她嫁给姐夫，她找到机会跑了出来来到幼师，她的家人一路追踪过来，她就躲在我们家里。还有的学生念完了幼师，再想念就没有钱了，家里切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其中有一个同学，幼师毕业后，因为钢琴弹得不错，就留在学校教钢琴，这样可以勤工俭学。对于很多经济有困难的孩子来说学校就是他们的家。另一位同学，从浙江逃难过来，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一到了幼师，就像到了家一样，感到温暖，感到所有人的爱。结果日本人打来了，大家都逃难了，本来学校从泰和搬到了赣州，到赣州又要再逃。我记得，有一位姓周的女生，当时因患了伤寒住在医院里，人家都要徒步走，她怎么办呢，医院仅有的几支针都给她打了，然后把她放在小船上，叫学校的工人陪着她照顾她，所以她感激极了：没有你我哪能有今天呢，因为伤寒病我路也走不动了，也走不了了，都瘫痪了。但是我们不能丢下她，所以在幼师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讨饭，也不能丢下一个孩子，大家跟着我一起走，几百人去要粮、要钱，所以这个学生和我们的感情深极了。他们退休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南京看校长妈妈、慈父校长。大家都来看他了，有的来不了就写信，我就把给他的信都弄好念给他听。他就专心听，饭也不肯吃，就要听同学们的来信，而且一面听，一面说这是谁那是谁，他所有的感情都给了孩子们，他把他的事业托付给学生，让学生来完成，为学生谋幸福，为孩子继续工作。所以在告别信里面，大家都哭成一片，这个是很感动人的。我们刚好前几年在安徽开了一次会，那次是他的诞辰，后来大家都拿了蜡烛唱歌。一群七八十岁的人，大家一起怀念，怀念过去的学校，怀念校长。大家的感情非常深，这种感情一般看不到的，一般学校里没有那么深的感情，大家生死与共，他像父亲，是我们的慈母校长，大家都叫他校长妈妈。
（四）人生非奋斗不可
1944年，我从幼师毕业后就离家去了重庆准备投考中央大学，但是我是师范生，没有正式高中文凭，于是我就来到一家幼稚园做了一年老师，白天带小孩子做游戏、讲故事，晚上补习功课。一年以后师范生可以考大学的时候我就考了，一考考上了中央大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姐姐也在那，所以我很快就入党参加革命了。我们就是靠自己，靠拼搏，没有别的道理，就靠你努力，而且不能灰心。我们受父亲的影响，以父亲为榜样，去拼搏，去努力找出路。
我们家几个孩子大了都离开家了，没有人依靠父母，都靠自己去独立生活。我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把两个月的工资都攒起来寄回家，他拿到钱都掉眼泪了，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用自己的工资支援家庭的。七个孩子，大的小的都出去了，都靠勤工俭学，自己工作，但我是第一个把工资寄回去的。就是这样，他鼓励我们自立自强，靠天靠地靠祖上不是好汉，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这点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我们走过的路虽然也是不平的，但是就是因为有他这种精神在鼓励我们，我们知道没办法依赖家庭。我姐姐申请到一些费用去出国，也都是靠自己，靠做家庭教师来自己维持生活，家庭没有钱可以给他们。虽然我们家里本来是很优越的，但是大家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大家都是靠自己的。
陈一心——陈鹤琴小儿子
03
我父亲陈鹤琴不仅是一位热爱祖国、学识渊博的教育家、儿童教育专家，而且对我们七个子女来讲，他是我们的慈父、恩师和益友。我是小儿子，在家里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他们都叫我小弟弟，但是我今年也86岁了。
1941年11月，我的母亲带着秀云姐、一飞哥、妹妹秀兰，还有我四个人离开了上海，经过一路的艰险，终于到达了江西泰和。我们到达江西的时候我爸爸50岁，他看到我们非常高兴。我发现他的头发开始白了，人显老了，但是精力非常充沛。
当时江西幼师是在泰和文江的大林山的山脚下，一共有430亩土地，他就是在这个荒原上建立起中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幼师，从幼儿园、小学，到师范，以后到专科。当时条件很艰苦，我们用茅草和竹头搭建教室、宿舍和住宅。我们到江西的第一天，爸爸妈妈就带我们去看我们家的住房，一飞跟我进去以后一看，所有的房间都修好了，只有我跟一飞住的那间房间的墙壁没有修好，也没有粉刷。我爸爸笑着对我们讲，这是你们到江西的第一课——劳动。他带着一飞跟我开始刷墙壁，这个墙壁很难刷。一飞当时12岁，我9岁，我们两个人穿着工装裤，把泥土涂到竹头上面，一步一步很细心地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地粉刷着，我们做了一天筋疲力尽，满身都是泥灰，我爸和我妈看到我们灰头土脸的样子哈哈大笑。我跟一飞连续做了七天，终于把墙壁四边刷好了，爸爸妈妈表扬了我们，并跟我们说这是我们到江西的劳动第一课。所以我深刻地体会到爸爸是从劳动入手，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要我们学会一些技术。
第二步，我爸爸带着一飞跟我爬到山上一个地方，他跟我们讲学校建设的初期没有水，他就跟两个泥水匠到山上去找水，终于在半山腰上看到有一个地方泉水从里面慢慢地冒出来，他让工人把这个地方挖开以后，一股水像龙的眼睛一样慢慢地持续不断地喷出来了。他们发现这是山上天然的两股泉水，水质很清，而且味道也很好，存在这个潭里面。我爸爸非常高兴，这个地方叫商龙泉，所以他还亲手写了“商龙泉”这三个字，并且立了一块牌。发现了泉水之后，怎么把山上的水移到山下供人们吃用又成为接下来的一个难题。他和两个工人师傅商量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竹头里面打通，然后一个竹头接着一个竹头，用竹头架子从山下一直架上来。当时他们测量水流量，大概是一个小时可以流10担水，整个学校的师生员工共有240人，一天下来，24个小时就可以有240担水，两个人吃一担水，那可以解决480人的饮水。一个很大的问题解决了，我爸爸非常高兴，他们把商龙泉叫作抗战自来水。我非常佩服我爸爸，他向大自然要水。几十年以后，我曾经回到过这里，因为自然灾害，这里的房子都没有了，但是当地的老人告诉我，商龙泉依然存在。我想我爸爸如果知道他以前发现的这眼泉水依旧存在的话，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这是我讲的抗战自来水的故事。
他当时写了《活教育》，我看到他在家里跟另一位老师一起写大自然、大社会的课本，这是活教材，是活课堂。那么他在家里是怎么培养我们的呢？我们在家的后面开了一块田，开始学怎么种蔬菜，怎么搞农业。我爸爸每天早上带着我，还有给我们家里帮工的老余师傅，一起去开田、浇水、插秧。我们种了番茄、卷心菜、辣椒、苦瓜。我当时把苗弄来，我爸爸教我怎么插秧，插了秧以后怎么浇水，怎么施肥。我每天早晨都会去看一次地里的蔬菜，慢慢地番茄结出来了，苦瓜也结出来了，卷心菜也长大了。当我们收获了这些成果以后，我爸妈也非常称赞我：你们要从最小的农活开始干起，这就是大自然，这就是活教材，这就是活的课堂。所以我爸爸也会在家庭里来实践活教育的一些原理，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农作劳动来学习各种事情的。
另外，我爸爸非常强调少年要有坚强的体魄，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带我们去跑步，我们从山坡上一直跑，跑到大操场，蛮远的，跑得也比较快。他一面跑一面跟我讲，跑步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所以我们一直坚持每天跑。周末他会带我们去爬山，从山脚一直爬到山顶，有一百多米高，爬到山顶之后，放眼望下去感觉非常好。我们欢呼，我们叫。所以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们要有健全的体魄，要学会跑步，学会爬山。他自己活了90岁，我母亲也活到90岁，我兄弟姐妹除了大哥94岁走了，一飞87岁走了，其他几个姐姐90多岁了身体都还是很不错的。
同时，我爸爸非常注重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等道德情操。当时日本鬼子从江西南昌打下来了，大批的国民党伤病员经过泰和，我父亲动员学校的同学和我的几个姐姐，去帮伤兵包扎护理，我也在旁边看他们怎么做，做他们的帮手。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有宣传队从重庆、桂林来到这里。他们演出了一场思想性非常好、艺术性非常高的话剧——《抗战军民联合》，揭露了日本鬼子的残酷，同时也歌颂了国共合作，军民团结抗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我记得当时他们唱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觉得非常感人，非常激动。爱国主义的思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很深的根。父亲教我们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要爱国，不要做亡国奴，要跟日本鬼子战斗到底，坚持到最后一秒。所以我在江西的几年，度过了我有意义的童年。
父亲每时每刻对我们的教导，我都一直铭记在心，他最大的优点是身教，因为他不仅仅是口头上教，而且还会教我怎么做，并且他带头做。我小时候的知识面的扩大，劳动技能的学习，身体的锻炼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的培育，都是我父亲给我打下的基础，所以我深深地感谢我的父亲，怀念我的父亲。
1944年，日寇从江西的北部南下，一直打到吉安，当时整个江西的机关、学校都向赣州移动，到了赣州不久，日本鬼子继续南下。那个时候我爸爸跟学校商量，准备从赣州把学校向东北方向搬迁。当时蒋经国是赣州最高的巡视专员。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讲，当时所有赣州的学校，包括大学、专科、师范都要解散，都要转移。教育部会给学校100万作为遣散费，要发给师生员工。但是这批钱迟迟不到，日寇日益南下，形势越来越紧迫，我的父亲没有办法，就去找蒋经国。但是蒋经国当时很冷淡，不见我的父亲，我父亲没有办法，就直接冲进去，因为当时所有的遣散费没有蒋经国巡视专员的签字，一律不准发。我父亲说：“学校有两百多名师生，我不预备解散，我准备带着他们继续逃难，把教育办下去。”蒋经国说：“你把学校解散了，我保证你和你的家属的安全，我给你们飞机票，你们直接飞重庆，你们自己跑，学校解散。”我爸爸立马就反对，他说：“不行，我是校长，我是他们的父母，我要带着他们走。”蒋经国不讲话，也不签字，到最后没有办法，我父亲受到冷落只好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爸爸说：“没有办法，我去借钱吧。”他到处去借钱，最后在基督教青年会，找到总干事蔡志传（音）借到了8万块钱，8万块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也就只能包几条船，供学校的设备以及家属逃离。之后我爸爸跟刘余根（音）老师马上就去赣江，在赣江的边上一路走一路跑，发现船都没有了，都被控制了。最后他们碰到一个管船的老人，老人问你要什么，我爸爸讲我要借船。老人又问你有多少孩子，我爸爸讲我有两百多个孩子。老人很是惊讶，你怎么有两百多个孩子？爸爸说我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老人后来想起来拜读过爸爸的一本书，叫《我的半生》，他认出了我的爸爸。于是，管船的老人说他去想办法，最后借了一条大的船给我爸爸。我爸爸就让三十多个家属、病号，再加上学校的钢琴、设备、仪器等乘上这条船走了。然后其他的师生员工就步行，当时我爸爸也准备一起带着我步行，但是我爸爸还要继续借钱，没有回来，我们准备出发了。这个时候日本鬼子将要到赣州了，赣州这座桥要炸毁了，但是我爸爸还在赣州，如果桥炸毁了，就回不来了。这个时候有些老师主张叫陈校长回来，不借钱了，我们自己走了，生命要紧。我爸爸在那边最后找到了一辆汽车，刘余根老师把我爸爸从最后一班车的窗口塞了进来，然后我爸爸乘最后一班车过来了，过来不久桥就炸掉了。
我爸爸终于回来了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都很高兴。但是我们发现一飞哥没有过来，突然想起来，我爸爸在这个时候叫一飞去赣州旁边的一个20多公里的电池厂里实习，当时没有电话，没有联系到一飞哥。我们都非常着急，但是也没有办法，我们就开始步行，离开了赣州，向于都的方向走了。一路上难民逃难的情景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天寒地冻，下雨泥泞，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两个人一个棉被，穿着草鞋走。我当时11岁也跟着走，一路走看到一些老人冻死饿死，倒在了地上，我还看到一个妈妈喂着一个小孩也倒在地上。我们跑到了于都之后松了一口气，差不多走了100里路，一飞终于一个人赶来了，他那时候也只有13岁，我非常佩服他，他非常勇敢。他一个人跑到了赣州之后，发现我们都走了，然后他到青年会向老师借了几块钱，然后一路走一路买一点饼填饱肚子，就这样终于赶到了于都，和我们汇合了。他跟我说：你们怎么走得这么快，连我都不通知，把我丢在赣州。爸爸妈妈跟一飞解释：“实在对不起，当时忙不过来，大队人马要走，也没有电话，根本无法通知你。”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我的爸爸确实是伟大，在逃亡的时候他为了两百多个师生，竟然连自己的儿子也来不及通知。
随后继续逃亡，我们到了宁都，到宁都的那一天是除夕，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没有钱了，我爸爸就到粮管局去借，粮管局一个姓李的副处长，他跟我爸爸讲：“老先生我实在不忍心，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借钱，我破天荒的第一次，借二十担稻谷加上稻草给你们。”我爸爸带着这些稻谷回来，做了一顿饭，除夕的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我爸爸想要给大家过个年，他再买了二十斤猪肉，给大家吃了一顿有猪肉的年夜饭，这是我在逃难中唯一吃到的一次肉。我爸爸跟我们说：我们在逃难中过新年，不要忘记日本鬼子对我们的伤害，牢记这个苦难，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是一只骆驼，我要背着你们度过这最困难的岁月，把你们带向幸福。我对爸爸的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我爸爸把他自己比作一只骆驼，要发扬骆驼吃苦耐劳的精神，把大家带到幸福的对岸，这个除夕夜我永远记在心里。
我们继续前进，终于走到广昌，在广昌的饶家堡，有一块地方我爸爸派人去看过，这块地方有几个大的池塘，挺适合定居下来，于是我们就搬到了那里。这样，经过了40多天的逃难，120公里的艰辛，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我们在饶家堡定居下来了。一年多以后，中国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的父亲有一种博爱的精神，他从小就跟我们讲一个人要有爱心，要关心人、爱护人，特别要关心劳苦大众。在江西办学期间，江西的学生有些是逃难逃到江西内地来的，她们的父母都远在京沪杭这一带；有些学生是江西当地的女孩子，因为封建家庭被迫要做童养媳，甚至还被迫进行婚姻买卖，因此她们脱离了家庭；还有一部分是正常的小学、初中毕业，升入到高一届的学生，都是女孩子。这些孩子来到我们的学校，共同组成了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我的父亲，他作为一个校长、师长，把学校里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培育。学生到了学校以后，从进学校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教会他们必要的一些礼仪和礼节。每一位同学发两套衣服，一套是麻雀布，很厚，还有一套是工装裤，劳作用的。另外，学生在一起集体生活，自己先把房子的架子搭建好了之后，然后再一起修房子，发挥这种集体团结互助的精神。实际上我后来了解到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是地下党员，从上海撤退到这里来的，像余自界（音）教导主任，像秦胜田（音）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之后，我父亲把他们保出来的。还有一些是育才中学的学生，他们也是历经磨难到这里来。所以他们全心全意地协助我爸爸把这个学校办好，他们也把自己的家属带进来，当时家属的孩子，都在小学里念书，这个学校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我后来想，可以称之为一个抗战的革命的大家庭。校长的教育思想，教师的构成，学生的构成，敌人的压迫，日本的侵略，客观的环境很艰苦，但是这些因素让我们同学之间更加友爱和团结，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我父亲早在回国以后，他在南京的时候就开始探索一条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的新教育的道路。这条路他是从观察大哥陈一鸣开始的，他对我大哥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观察记录，以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规律。因此，写了《儿童心理之研究》这本书，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重要的著作。我大姐陈秀霞出生以后，家里有两个孩子了，他跟我妈妈继续研究两个孩子的教育，终于写成了《家庭教育》。这两部著作是他教育理念和实践的成果，也是他的成名作。
他在上海办抗日教育，难民、难童教育。他对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推行的“小先生制”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印象非常深，把陶先生作为他的楷模，他说我也要办一所像育才一样的学校。他又回想起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到美国南方看了一所黑人的学校，学校的校长叫华盛顿。这所学校的校长、老师、学生全部都是黑人，当时他们艰苦办学的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非常深。所以他以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华盛顿和黑人学校作为榜样。后来他在1940年的时候，到江西办学，经过他在江西四年的实践，他终于把他的教育思想概括出来，提炼上升到活的教育。当时他归纳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活教育的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活教育的课程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活教育的方法论。他的活教育理论思想是在江西诞生的，在江西形成了初步的成果。我认为活教育的理论体系能够在江西形成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另外，他在江西办学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完成了一个系列，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到幼专、幼师的师资培训体系。他创办的幼师学校在当时是全国的第一所，幼儿园也是国家办的省立幼儿园。江西的幼师是在抗日战争中赢得了它的历史地位，它是我父亲进行科学和教育实践的一个鲜活的成果。所以江西的环境形成了他的教育体系，这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师资培训体系。所以我认为我父亲的教育思想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它是从大量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
2017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家当时住在愚园路，东园别墅63号，在中山公园的对面。1937年8月13号那一天，日本一百多架飞机，连番的轰炸，把西站、南站的火车站，杨树浦的工厂以及大批的民房都炸毁了。当时我爸爸带着6岁的我还有我们全家的兄弟姐妹站在阳台上，看飞机轮番地轰炸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飞机飞得很低，上面挂着日本的太阳旗，整个天空是红黄的，充斥着人们的哭叫声还有飞机的轰炸声。我爸爸跟我们讲，这是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我幼小的心灵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大批的难民从杨树浦南市纷纷地逃往上海租界来，报载最多的那一天有多达70万的难民进来。逃亡过来的难民拖儿带女，背着背包，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
在这个情况下，我爸爸当时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人教育处的处长。地下党找到我父亲和慈善事业的负责人赵朴初先生，赵朴初是慈善救济委员会的总干事。赵朴初动员我父亲还有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难民救济教育委员会，我父亲是主席，刘湛恩是副主席，赵朴初是常委总干事。他们把许多学校开放了，来救济难民。除了救济难民以外，他们又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用棚户盖了很大的棚，在这个棚里边，所有难民无分别地在一起居住，我们每天给他们提供两顿饭。同时我爸爸非常重视教育，他当时讲难民救济，不仅是给难民提供吃的穿的住的，他还搞难民、难童教育。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让他们要有文化，要学会一技之长，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将来是要走向社会，报效祖国的。他想得非常长远，所以他办难民教育，办难童教育。
那个时候的难民、难童教育包括学文化，学数学，学唱革命歌曲。很多失去父母的12岁到16岁的孩子，他们无家可归，我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办报童学校，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让他们能够接受教育。我最近又仔细地去考察了当时的报童学校，发现当时上海有七所报童学校，从静安寺一直到徐家汇，但是最集中的在黄浦区，因为当时《申报》就在黄浦区的汉口路，孩子们每天早晨到《申报》去领报。我记得他们穿着草绿色的马甲，马甲上面有“申报”两个字。他们每天早晨去派报，买了报以后就到外面去卖报。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首卖报歌：“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年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这是当时上海报童最喜爱的一首卖报歌，是聂耳写的曲，安娥写的词。后来唱遍了全上海，这些孩子就拿着《申报》一路走一路唱，边唱边卖报。他们卖完报以后，就回到我爸爸办的报童学校学文化。学校一共有3000个小孩子，这3000个小孩子，经历了卖报这样的实践，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的教育，包括在地下党又做了工作，所以有一部分人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我记得报童学校70周年的时候，我大哥一鸣跟我到报童学校去参加他们校庆，有十几个当年的报童，当时都六七十岁了，其中一个姓肖的团长，他握住一鸣和我的手跟我们讲，我当时就是你爸爸办的报童学校里面的小报童，我在那里参加了新四军，后来一直打仗，担任了团长，我现在再回到上海，我非常感激陈老。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所以报童学校，是抗战时期我爸爸从事难民教育里面的一个成果。
另外我还要专门讲一讲，我爸爸还培养了新四军无线电技术人才。我爸爸跟赵朴初对外宣称要学无线电，实际上这是地下党的办公室。刘少文通过我爸爸把新四军的报务老师请到上海来，到上海慈联学校里面设了一个无线电报务培训班，一共吸收了50个人，每半年一期，办了两期，一年有38个人毕业，最后都成为新四军的电报人员。还有更为精彩的，就是当时难民收容所里培养了一批青壮年，一共有一千多人被动员参加新四军，乘船回皖南、苏北、浙江等地区。我父亲当时在工部局，他们来找我父亲，希望我父亲能够对外宣称他们要回乡垦荒，我父亲非常支持他们。所以我爸爸在抗日战争的期间，他确实是在配合和支持地下党的工作，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的事情，比如前面提到的难民、难童教育，报童教育，支援新四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等这一系列的事迹。
我最近收集和整理了一些相关资料，并把它如实地写出来，我对我父亲的认识也加深了，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还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救亡期间，他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做了许多有益的贡献，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我碰到地下党的许多老同志，如上海市委原组织部部长周克。他对我说过：“你爸爸真了不起，当年就是你爸爸把地下党的一批党员吸收到难民委员会中做教育组的成员，我哥哥朱启銮当时是教育组组长，难民营中还有地下党的领导，像刘述周、谭启龙、曹荻秋等，你爸爸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当时因为国共合作，国民党把他们的政治犯放出来，他们被收入难民营中后，再通过难民营输送到各条战线去，是我爸爸给了他们合法的身份，然后他们就到各个难民营中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我过去并不了解，我认为我爸爸当时是搞难民教育，搞幼儿教育，并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所以我对我爸爸的认识更深刻了，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也更高大了。
浙江上虞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才汇集的地方，历史上出了许多文人、名人。这个地方我去过多次，那里的山山水水，孕育了我对父亲最早的一些记忆。我的太爷爷是一个懦弱的小商人，因为经营不善，小商店慢慢地破落了。他的母亲姓张，我们叫她娘娘，小时候她跟我住在一起，非常喜欢我们。我父亲从小就跟我们讲，家庭中他是小儿子，他的妈妈帮人家在曹娥江的边上洗衣服，用洗衣服的钱来贴补家庭。衣服洗好以后，由我父亲把这些湿的洗干净的衣服挑回家去晾，我父亲那时候只有6岁，所以从小我爸爸就是很勤劳，很能吃苦的。
他有一个哥哥，排行老二，非常聪明，学问也非常好。但是后来沾上了赌博，一天之内把所有钱包括家里的一部分财产都赌输掉了，最后吐血病故了。这个事情对我父亲影响非常深刻，通过这件事他明白了一个人要立志读书，一定要有出息，如果堕落了，不仅会倾家荡产，而且还会毁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启蒙老师姓王，教他识字，现在这位王老师的后代还在上虞，王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我爸爸小时候读书非常用功，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他自己读了几年，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收获。
上虞的母亲对他的教育，对他的一生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爸爸抄下了许多的格言，这些格言他留下来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说他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贫再贱不能移自己的志。我到蕙兰中学去，看到他的一本日记，日记里很重要的一段讲的是他16岁的时候进蕙兰中学，他的母亲跟他讲，你去杭州找你的四伯伯，他在那里经商，可以资助你进杭州蕙兰中学读书。但如果你读不好书，你只能回来做商贩。如果你能读书，你就可以继续深造。所以我爸爸在他母亲的这种教诲下，到了蕙兰中学。我去这所中学进行过实地调查，非常感动。这所中学当初是一所教会学校，他进去的时候已经16岁了，年龄比较大，还需要再读三年。他刚进去的时候，因为上过私塾，有一定的基础，他的古文和书法是比较好的，但是英文不行。所以他每天早晨都是天不亮就起来，大声地朗诵英文，然后锻炼身体，锻炼身体之后洗冷水澡，洗冷水脸，因此他的身体很结实，外语水平也一步步提上去了。
他们学校有一个规定，学校的大礼堂里面，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可以坐在第一排第一个，第一名可以在老师和校长进来的时候，叫全体起立。我父亲入学第一年排名第十，第二年是第三名，最后一年他得到了第一名，当时他所有的功课都几乎满分，英语本来是他的弱势，但是他最后突破了。所以在第三年的时候是他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那里，叫的“全体起立”。他1911年从蕙兰中学毕业，2011年的时候，我到蕙兰中学参加他们学校校庆，他们专门给我父亲立了一个很大的铜像，举行了一个仪式，我还发表了几句话。通过我自己的考察，我了解了我父亲当年是怎么样立志发奋的细节和经过，学校里面还保留着他的笔记本、他的书法以及他的成绩单。学校非常怀念他，赞扬他。他从蕙兰中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圣约翰大学读了一年以后，他又考上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发奋学习，同时他的社会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他办义务教育，办校友毕业班，他还专门为同学理发，做童子军的活动，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也善于演讲。因此考取了用庚子赔款带来的1914年到美国去公派留学的机会。
他离开清华大学后，和陶行知一起去了美国，在美国待到1919年，一共五年的时间。他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考了教育硕士，师从杜威，还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学了西方的教育理念。我看过他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叙述了他的思想变化历程。他原来打算去美国学医，他说我要学医救人，后来在去美国的船上，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他说他想搞教育，而且想搞儿童教育，从基础的部分开始做起，当时陶行知跟他一起去的，他跟陶行知一起讨论，最终他们决定一起搞教育。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各门功课都很好，包括化学、物理、数学、地理，我看他的成绩单，他学了很多门功课。所以他不是单单只搞教育，他的自然学科的基础很扎实，所以我感觉他的思想不但是中国化的，而且是科学化，强调实践出真知。因此，我在研究我父亲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我觉得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在他上清华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形成了，他说我能够公费去美国留学用的是庚子赔款，这些都是民脂民膏，是老百姓的血和汗水养育了我，所以我一定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奋斗。这跟鲁迅当年留学的观念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这一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热爱祖国，对民族有深厚的感情。
他平常喜欢给我们讲故事，而不是讲道理，往往他稍微点拨一下，我们就开窍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情，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我们吃完饭以后，他突然带了一个黄包车夫到家里来，我们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带了一个黄包车夫进来，他说黄包车夫的脚给玻璃瓶割破了，让我们赶快去拿红药水还有棉花过来。我们把红药水和棉花拿来之后，他帮黄包车夫清洗干净伤口并且帮他包扎好。伤口处理好之后，他还送了一双鞋子给车夫，然后叫我们出去帮他找一辆黄包车，把车夫送回他的家里去。我们的孩子都在一边帮忙，和我的父亲一起做这件事情。他跟我们讲要爱人，要关心人，要关心劳苦的人，这句话对我一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很好，知识分子家庭，当时有花园洋房，有汽车，我们之所以会参加革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贫富太悬殊了。我们情愿抛弃掉优越的生活，走向革命，走向劳苦大众。所以我爸爸对我的教育，对我的一生包括我后来参加革命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故事我也一直在跟我的孩子讲，他们也记在心头。
陈虹——陈鹤琴长孙女
04
我自己觉得很幸运，能够成为陈鹤琴先生的后人，在生命当中跟他有这样一段很亲密的接触、交集。在祖父和孙女的关系上，我们相处的时间应该说是不短的，而且有几段时间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其中，我专门写过一些文章来追忆各个时期他和我们之间的故事，以及我们从他身上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后来，特别是他去世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加细致地去了解他、研究他，这种了解，不仅仅是以往的祖父和孙女之间的一种了解，也不仅仅是停留在小的事件层面上，而是有了更多的联系，更加深入的了解。包括对他整个人的一生，他的选择，他的追求，他怎么去坚持理想，他要做什么样的教育，他怎么去做这样的教育等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教育救国，成为慈爱的校长妈妈
我们讲到陈鹤琴的时候，不管是他的儿女也好，学生也好，亲人也好，第一个出现的词就是“慈爱”。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人，这个“爱”字，实际上包含了很多很深广的内容。这两天我经常想到他在活教育的十七条教学原则当中，第一条和第二条说：“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这两句看上去很普通，但是实际上，他包含的内容很深，而且真正做到很不容易，这实际上是他的一种教育理念的体现。他对儿童，对青年，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看重，非常重视。他主张人要有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他自己也是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感悟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从他自己的家庭来讲，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非常严厉的，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那一种，他们全家人都是非常听父亲话，都是战战兢兢的，而他的母亲是非常慈爱的，也是很坚强的，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成长的有益滋养。所以他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比较，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所以，他后来一辈子都是孩子们眼中的慈父，学生眼中的慈爱的校长妈妈。他认为教育，应该就是富有爱意的，这样才是一种好的教育。接着他又上了私塾，接受了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这里头有很多好的东西，同时他也认识到，私塾教育当中的一些弊端。私塾的六年应该说对他的人生是一种体验，也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接着他到了杭州蕙兰中学，这是一个教会学校，进行的是西式教育。然后从蕙兰毕业后又到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接受现代的教育。他这样一路走过来，特别是到了后面，到了清华学堂，接触了清华的环境、师长、校风之后，慢慢地通过大量的比较，知道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人生观，包括人格等各方面是怎么样濡养教化出来的。他明白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到最后他有机会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在船上他有过一段思想斗争，是学医呢，还是学教育。
后来他觉得，学医当然也很好，这是医病的，但是学教育是医人的，他要改变中国。他所看到的愚昧的贫困的现状，不仅是国家积贫积弱，他还看到众多国人身上的毛病。当时，他想到他非常喜欢儿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要去做自己喜欢同时又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他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教育来救国、来救人，实现自己“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的志向。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通过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经历，做出了选择。然后他到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通过在学校里所接触到的一些具体的东西，明白真理使人自由。之后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一路走过来的所有经历都让他一边成长，一边不断明晰他这一辈子要去做什么，怎么去做。很多的范例放在他面前，从他的师长、他所听到的那些教育家们开拓创新的创业的故事中，他能够吸取到非常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一些活生生的实践范例。最后他在1919年的时候回到祖国。
投身教育的实践者，科学幼教的开拓者
实际上那时候他还是有机会继续去深造去完成他的博士学业，但是后来，在当时还是南京大学的前身，我们叫南高师，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去美国力聘他回国来做教授，希望一起来改变教育，这个时候他就毅然回来了，中断了博士的学业。回来后，他非常想要投身到国内改革的洪流当中，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在1919年回来以后，可以说做了一系列的事情，不仅是在当时的学校里，作为教授也好，做行政工作也好，整治学风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投身教育科学化运动，着手去做教育实验和教育研究方面的实际工作，这一系列的开拓性工作奠定了他在儿童心理研究、家庭教育和学前教育等方面的基础。具体来说，他的开拓性贡献大概有这几个方面，我在书里也提到了。首先是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也就是我的父亲陈一鸣先生出生以后，他就精心地做了808天的观察记录。
个案研究与追踪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拓性研究，他利用了很多科学方法和现代技术，包括日记法、摄影记录，从长子一鸣生下来第二秒开始就做这个精心的记录，全方位地把他的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的生理、心理发展等各方面的东西，都做了如实的周详的记载，并进行了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1925年时，他推出了第一本心理学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这也是中国第一本开拓性的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专著，是非常有价值的。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深入细致地研究儿童的心理特点，为后人怎么样来进行儿童教育，怎样有针对性地根据儿童身心特点去施教，提供了很好的科学依据。例如他谈到儿童的模仿心、好动心、好奇心、游戏心等方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理论。他也在不断地总结他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氛围中，包括他和家人，在养育孩子过程中观察到的事例，不断把这些东西都做了研究记载和整理。
之后有一个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姐妹篇，就是《家庭教育》。这也是一本力作，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开山之作，这本书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大力推荐和高度评价，提出“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他非常好地把怎么去教孩子，怎么把科学化、艺术化等方面的一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对孩子的父母，对教育工作者，都是一个很好的指导。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除了一些调查研究，在幼教的开拓方面，包括他和陶行知先生一起，共同提出《注重幼稚教育方案》（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时），从政府方面去推动教育变革。
他还发起成立幼稚教育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创办一些儿童教育的刊物，等等。在实践层面上，很重要的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鼓楼幼稚园。这也是在南京做的，当时作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的一个实验基地，大家一起合力，包括他的助手和一些有着共同志趣的同志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实验。这个幼儿园的办园宗旨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想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做最好的教育，就要从幼稚教育做起。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不盲目地去学一些国外的皮毛，要改变中国教育当中一些传统的弊端。鼓楼幼稚园的实验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实验，包括在目标、课程、玩教具、教师培训、教材等各方面配套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很重要的是他们一边做实验一边总结，同时把鼓楼幼稚园，作为一个他自己叫作种子田、试验田的场所，他把鼓幼所做的成功的经验及时地推广开去，利用他的各方面的潜能，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