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国藩的办事之“识”
成功的人做事情都会小心谨慎，稳妥从事。作为一代名人，曾国藩认为，办事应该兢兢业业，守好自己的本分，体恤民情，凡事都要努力，永不放弃，相信“自助者天助之”，这样，事情一定会办好。
兢兢业业，做好事情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中几次想自杀，有记载最主要的就有四次。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想要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诠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意为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当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也不避祸害。当曾国藩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重发眩昏”，“泄泻不止”。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命人运到了保定。曾国藩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会致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终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他给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强调此次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曾国藩向他们交代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交代说自己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带病登程。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它们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来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他们的军事力量也远比中国强大，因此中国绝不能轻言与这几国洋人开战；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其中也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强大，互不相让，得罪哪一方都不好交代。并且，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而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而引起国际争端或武力冲突。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因此，他只能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这引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议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得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对其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这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表示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英名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便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交瘁，苦痛不堪，不想再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之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媾和签约的穆彰阿。曾国藩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必须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他原已意识到自己要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众矢之的。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任凭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但曾国藩对此明知而不惧，展示了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
在曾纪泽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
“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这一番话，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像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
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他的外交手腕的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真正的后继有人。
不改初衷，守好本分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改变自己的行为的。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就容易越发加重。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人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他的直谏就鲜明体现了他忠诚为国、不顾个人安危的品质。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庞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之风，已成为习气。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当时尚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气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尽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令他的继承人不得不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此事，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地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只是装个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皇自贬自损，想抬高他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思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地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了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
“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则是最大的忧患。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煞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皇上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时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
即如广西一事，首先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最后是对军事需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上一年广开言路以来，自然有至少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最后的结果就是，朝中必然充斥大量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只是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只求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奖。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这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
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说：“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在曾国藩还没有上书直陈咸丰的过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之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
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
体恤民情，关注民生
中国自古就有俗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民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能就决定了一个朝代统治集团的兴亡更迭。曾国藩于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一再上疏希望统治者爱惜民力，赢得民心，减免捐税，改革经济。同时，他自己在从政上也是时刻存爱民之心，凡事体恤民情、关注民生。
曾国藩一生的重要时间都用在了率军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三江两湖战场上，为了给湘军筹来足够的购粮经费，他施展一系列辗转腾挪的功夫，想尽办法才勉强维持了全军数万官兵的俸银、粮饷。在此过程中，他清楚地看到了饱经战乱、贪官污吏搜刮和各种天灾中的“民间疾苦”。于是主张所有的“官”都要发自“真心”地去爱民，惜民力；他还身体力行，要朋友和家人做好官，轻视聚敛钱财，以至于自己做了一辈子大官，连件像样的衣饰也没有，两个宝贝女儿只有一条绸裤，出去赴宴也只能替换着来穿。
曾国藩于咸丰元年上《备陈民间疾苦疏》，有云：“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必安，能抚民也。我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团结而不可解也。”
由于当时银价过高，人民为交赋税，卖粮换银，负苛沉重。他接着又上《平银价疏》，希望可以设法平抑银价，减轻人民的负担，并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六种方法：一、规定当时物价，每年一换；二、京城以外的军饷，都改为发放制钱，少发银两；三、户部各项收入，也可以收取制钱；四、地丁款项，分县收钱；五、节省各项名目的开支，都改为发放制钱；六、适当减少铜矿的开采，以抬高制钱的价格。
此外，他在这份奏折里提到了关系民生的两个问题：“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与“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并且认为，“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
后来曾国藩又参与发行钞票和大钱的讨论，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反对发行钞票和大钱。同治二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又指出：“钱价不平，由于钱少，此是探源之论。”希望能够多铸铜钱以满足民众需要。
对于关系民生的盐务问题，曾国藩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所上的《截停淮北饷盐并设法整理以复旧制折》中，曾国藩指出：本来淮北的盐务，自从前任的督臣陶澍改行了票盐后，方法得当，商民称便，盐路畅通，如果能够按这个章程循序实行，经历一百年也不会出现弊端。但是后来战事蔓延，促使盐道塞阻，销售畅滞不定，盐既不能按时足额运售，盐税也无法正常收报。这些积弊一出，一些商贩便开始在其中捣鬼，一些军人也依凭强力到盐坝中任意提取，以至于旧制虽好，却无法再正常施用了。
曾国藩希望能够通过四项因势利导的办法整顿盐务：第一，规定明确盐务税收的项目和数额，清除一些不必要的、名目繁多的厘税项目，以保证盐道的便利畅通；第二，体恤盐商，削减一些地区和河运盐税，降低商人的运输成本，使其有利可图；第三，将从盐务中抽取的支付军费的钱款重新规划分配，理清盐税的用途和去向；第四，为了防止一些盐商利用对盐包大小的随意改换来钻空子，下令使用一定规格的盐包，阻绝漏洞。
对于四川盐巴走私兴盛的原因，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四川距两湖地区较淮扬为近，而且淮盐逆江而上，路途遥远，中间若遭遇风暴，生死不测因素就更多，本来就不利盐运，而四川居长江上游，距两湖途近，航运便捷，于是私盐的运输十分兴盛。为了恢复旧制，完成淮盐正常地向湘鄂地区输出，曾国藩希望能够采用严厉查禁川运私盐的方法，便利淮北盐务的整顿事宜。
为了彻底整顿淮南盐务的运输秩序，曾国藩还制定了《淮盐运行楚岸章程》，其中明确规定了八条盐务政策：第一，在泰州设立招商局，规定每年淮盐楚运的数量，让有资力的商队前去登记认购，分期分批运输，使盐运规范化；第二，在两湖地区设置督销局，保护盐价平稳，缉查私盐；第三，采用四处截角查私，在盐道上分设四处关口，分别查验运盐的分量，每验一次剪去盐销凭证的一角，运抵湘鄂后验票即知是否私盐，并且可以有效地避免商人的作弊；第四，加重邻私厘税，使从邻近省份私自运输的食盐畏重税而退却；第五，计算盐运的成本款项，根据成本费用支付补偿盐商的运输等费用；第六，补完各处厘金，规定盐运各关卡的收税数目、方式，以及税钱的去向；第七，商运、官运之盐务规程应按划一处理；第八，保证长江盐道的畅通，严禁勒索收税。以上八条章程的施行，不可不谓之缜密，足见曾国藩对于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的思索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曾国藩说：“官不爱民，余所痛恨。”他在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时，也曾提到自己的“爱民发自内心”。他认为，爱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一首《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摆摆样子就可以，而是要真心实意地去爱，要出乎“真心”。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累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
成大事者，永不放弃
梁启超说：“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强。”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打脱牙和血吞”，“一味忍耐，徐图自强”的品质。他甚至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这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两师，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部队顺流疾进，刚至中午，湘军水师和陆师都到了靖港镇外。
陆师过了浮桥，曾国藩即下了进攻的命令。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湘军初战受挫，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后退。李续宾、王鑫等人想督军迎战，但部下谁也不听指挥，太平军的一片喊杀声震山荡水，“活捉曾国藩”的吼声更让中计的曾国藩心惊胆战。然而，他心知不能一败再败，必须誓死抵抗。
面对溃逃如潮的湘军，他怒火中烧，令护卫把将军旗插在江边，自己执剑立于旗下，高声断喝：“过旗者斩！”
溃兵拥来，曾国藩大吼一声，挥剑砍翻一个，余者呆立瞬刻，绕过军旗，继续狂奔。后面的败军如排山倒海，曾国藩的一把长剑再也不知刺向何人了！
这时，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卫兵一把拉过曾国藩，护入座船，仓皇向长沙败逃。
曾国藩呆坐舱内，五内俱焚。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锋，两仗两败，落了个狼奔豕突的结局，自己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是如此无用。他想，如此下去，自己原先的豪言壮语将全部落空。再回长沙，官绅们的冷眼将不堪入目。何况，这次是否能逃回长沙，还很难说。耳畔响起一片败兵的号叫，和太平军一片“活捉曾妖头”的怒叫！他左思右想，决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讨其辱。这时，幕僚陈士杰、李元度看到曾国藩神情有异，命令章寿鳞驾一舢板，随护座船左右。
岂料随员稍未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
“曾大人跳水了！”章寿麟一面大叫，一面由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国藩，将他扶进船舱中。大家七手八脚为他换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呛水，尚无大碍。大家一路劝解，狼狈逃回长沙。
曾国藩大败之后，再次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湘军只剩了四千人，他陆续将水陆两师增至两万多人，修造舟船，配备炮械。咸丰四年六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次攻势。
7月1日，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反攻，大败。6月14日再反攻，又败。7月15日，曾国藩又亲自出阵，串李孟群、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自长沙到达岳州，次日在南风大作中出队攻打白螺矶。
曾天养带几艘小船来诱敌，陈辉龙拼命地往前追，大船搁浅，动弹不得，终陷入包围，曾天养埋伏的战船齐出，陈辉龙阵亡，水师“总统”褚汝航、同知夏銮、千总何若澧疾驶救援，结果这三员大将全部受伤落水而死，陈辉龙全营覆没，褚汝航等也损失了二十多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人。人家本来打得好好的，曾国藩一上来便损兵折将，而且空前惨重，他使褚汝航送了命，把他攻克岳州、三次大挫曾天养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
先声夺人的石达开从容部署，他用罗大纲守梅花州，林启荣守九江城，自己极为巧妙地以东岸县城为大营，督促水陆两师严密布防湖口内，扎了大小木牌各一座，东岸筑土城，西岸筑木城，营外广布木柱、竹签，厚达十余丈，然后再沿城掘壕数重，埋设地雷，上用巨木纵横为架，却是遍设铁蒺藜，所有防御工事，太平军倾城而出，一日之内便告完成。第二天曾国藩又坐官船前来窥探，直惊得他目瞪口呆，惊呼石达开似有神助，竟能在一天之内将这座陷于重围的九江城，变成了铜墙铁壁一般！
12日，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处，并力猛攻梅花洲，曾国藩心生一计，命水师精兵两万余人，尽除都阳湖口障碍，冲入湖内。翼王石达开见状哈哈大笑，因为湖口障碍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诱兵妙策，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太平军工兵齐出，飞速设卡筑垒，断了这大队水师的归路，使实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军水师，在湖里湖外，被斩为两段。妙在他困住了湘军水师之后，也不去攻打他们，当夜，石达开知会梅花洲的罗大纲，尽起舴艋小舟，突击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师，黑暗中，彭、李不知来船多少，心惊胆战，被太平军斩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九艘，小船三十余只。李孟群、彭玉麟开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军小船袭击，这两员水师大将，差一点儿送了性命。
李孟群、彭玉麟率领残余船只，逃到上游，另一半水师还困在都阳湖里，左冲右突，逃不出来，曾国藩急得彻夜不眠，绕舱彷徨，他辛苦经营多年，视为百战百胜无上法宝的水师，被石达开略施小计，一次袭击，就损失了一半有余。
12月25日，石达开挥师反攻破敌，半夜三更，星月无光，他使林启林自九江，罗大纲由小池口，两路进攻，只用了一百多只小船，突击湘军水师，待驶近湘军水寨，火弹喷筒齐发，满江密布火网，曾国藩麾下的战船纷纷起火燃烧，一队舢板直扑曾国藩的旗舰“卒驾船”，黑夜之中，远近不辨，吓得曾国藩衣冠不整，被护卫救上小舟，仓皇逃到陆上，投奔罗泽南的大营。他“旗舰”上的管驾官、监印典吏、两名把总以及无数卫士全部被杀，水师全溃，将士四散奔逃，湘军的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入太平军之手。这一战湘军水师一百多号战船被烧得精光。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他自己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为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未遂，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人的冷嘲热讽、奚落讪笑，他说，这一次惨败，是他平生的四大惭愧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了极点，乃至蓬头垢面，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但是，他的自杀行为，并非只是因悲观失望，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一次次失败，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确也足以让人以死相谢了。更重要的是，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已浸透他的灵魂了。“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志向，他早已经写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事实上，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难能可贵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而真正使他成为英雄的原因，不过是他最终能够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罢了。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求成功，而是先求苦难。这最主要的奥妙就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培养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只有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对事尽力，对己自修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品胜原因是由于他宏毅的个性。他说：
“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作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别人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由于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成功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其事业也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其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的确很大，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这里的‘宏毅’也是从其不做看客，坚持到底的作为中表现出来的。”
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中认为，曾国藩在品德、事业、学问上的成就，所以光辉千古，在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他说：“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养和事业学问都取得巨大成就，可以称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妇人小孩也钦佩他。他是如何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的呢？我曾读过他遗留下的集子，反复研究，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从他品性的强毅、谦谨而来。正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独来独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间比较艰苦的境地，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的人怀有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虚妄的人必然不自信，这一点古人确实说得不错。正是因为他谦虚谨慎，所以总认为事情没有止尽，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绝不敢有所怠慢。处理公务、事业，唯恐有所疏忽。因为事情变化莫测，推断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经常思考并且广泛地征求他人意见；又因为国家公务千头万绪，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难以胜任，所以举荐贤能共同图议；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确实是因为日就月将，有本有源的结果。”
龙梦荪所举的“强毅谦谨”，薛福成所说的“宏毅”，虽然二者措辞略有不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薛福成是单就事业功绩来说的，龙梦荪兼谈了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功业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面又有不同。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自然是因为禀性倔强，不自甘于颓废消沉。
曾国藩在家书中这样说过：“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能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得以保其终身的。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
曾国藩认为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和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或许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或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其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最后就会令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只能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终归会失败。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矛盾，因为这时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中，所有的反抗来自于自身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一个人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然后一个人的品行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改进，也就会因为不断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