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国藩的齐家之“识”
“家”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温馨的字眼。“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一直信奉的真理，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作为一代名臣，对于亲人，他“孝”字当先；对于朋友，他懂得包容；在日常生活中，他勤俭朴素，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家和万事兴
同胞兄弟关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像朋友之间那样可以自主选择，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更使其珍贵不可多得。尤其由于身体内流淌着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因此，同胞之间在最低水平上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较高水平上，则应当结成一体，患难与共，互帮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常常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却相互协助而一齐走上了战场，成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的同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在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全家兄弟姐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之高自然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溺爱他们，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
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进京，第二年十二月曾父进京，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弟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也跟着进京。两年后，曾父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跟着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国荃却“急切地想回去”。曾国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再三地询问，曾国荃终不肯说明是为了什么，曾国藩想可能是自己什么地方不友善或约束太严，得罪了弟弟，就对弟弟说：凡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你应当明说或暗示，我如果不听，你可以写信告诉家里。但谈了几次，曾国荃终是一言不发，曾国藩为此事寝食难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国藩没了主意，便给父亲去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歉意，其言辞恳切，惜弟、爱弟、护弟之情跃然纸上。一年后，曾国荃仍执意归家，曾国藩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并为此事第四次寄家书给祖父云：“年少无知，大抵厌常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想此数层，故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恰好郑萃田将去贵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于十六日起程，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曾国藩的这封家书，虽琐屑但词意诚恳，虽繁累但情意真挚，其兄弟之情闪跃在字里行间。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茶饭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亦凸了出来。几个儿子也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找谁去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
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赴江西，于是曾国藩自此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兵、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营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地方，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了兄弟相助，底气自然也足了许多。
在曾氏五兄弟中，以曾国藩和曾国荃二人天分最高，资质最佳，成就也最大。曾国藩的家书以给诸兄弟的为多，其中给曾国荃的家书最多。
这不仅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之故，也是因为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因病而请假，在家里休养了三年。其间捻军势大，曾国藩忙得焦头烂额，几欲请曾国荃出山，但又强压制住这一想法，为曾国荃的病，也为他将来更为远大的前程着想，曾国藩几次三番地劝其暂缓出山，务必等假满之后再出。为了不影响曾国荃仕途的发展，曾国藩竟然在信中说，等他归来即自愿退出仕途。
曾国藩是曾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曾国藩都对其予以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其弟曾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而他“自问此心，觉无愧于兄弟”。他这么说过，也如此做过，纵观曾国藩家书，尽管曾遭温弟、澄弟、沅弟的误解，然其疼爱兄弟，一颗为兄者的热切殷重之心，无时不溢于纸间。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谋；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