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国藩的齐家之“识”
“家”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温馨的字眼。“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一直信奉的真理,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作为一代名臣,对于亲人,他“孝”字当先;对于朋友,他懂得包容;在日常生活中,他勤俭朴素,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家和万事兴
同胞兄弟关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像朋友之间那样可以自主选择,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更使其珍贵不可多得。尤其由于身体内流淌着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因此,同胞之间在最低水平上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较高水平上,则应当结成一体,患难与共,互帮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常常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却相互协助而一齐走上了战场,成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的同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在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全家兄弟姐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之高自然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溺爱他们,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
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进京,第二年十二月曾父进京,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弟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也跟着进京。两年后,曾父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跟着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国荃却“急切地想回去”。曾国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再三地询问,曾国荃终不肯说明是为了什么,曾国藩想可能是自己什么地方不友善或约束太严,得罪了弟弟,就对弟弟说:凡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你应当明说或暗示,我如果不听,你可以写信告诉家里。但谈了几次,曾国荃终是一言不发,曾国藩为此事寝食难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国藩没了主意,便给父亲去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歉意,其言辞恳切,惜弟、爱弟、护弟之情跃然纸上。一年后,曾国荃仍执意归家,曾国藩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并为此事第四次寄家书给祖父云:“年少无知,大抵厌常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想此数层,故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恰好郑萃田将去贵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于十六日起程,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曾国藩的这封家书,虽琐屑但词意诚恳,虽繁累但情意真挚,其兄弟之情闪跃在字里行间。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茶饭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亦凸了出来。几个儿子也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找谁去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
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赴江西,于是曾国藩自此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兵、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营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地方,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了兄弟相助,底气自然也足了许多。
在曾氏五兄弟中,以曾国藩和曾国荃二人天分最高,资质最佳,成就也最大。曾国藩的家书以给诸兄弟的为多,其中给曾国荃的家书最多。
这不仅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之故,也是因为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因病而请假,在家里休养了三年。其间捻军势大,曾国藩忙得焦头烂额,几欲请曾国荃出山,但又强压制住这一想法,为曾国荃的病,也为他将来更为远大的前程着想,曾国藩几次三番地劝其暂缓出山,务必等假满之后再出。为了不影响曾国荃仕途的发展,曾国藩竟然在信中说,等他归来即自愿退出仕途。
曾国藩是曾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曾国藩都对其予以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其弟曾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而他“自问此心,觉无愧于兄弟”。他这么说过,也如此做过,纵观曾国藩家书,尽管曾遭温弟、澄弟、沅弟的误解,然其疼爱兄弟,一颗为兄者的热切殷重之心,无时不溢于纸间。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谋;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