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曾国藩的修身养性之“识”
成大事者都非常注重修身养性，不断锤炼自己的品性，以此奠定成功的基石。曾国藩的修身养性要诀，可以说是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认为人要志存高远，好好读书，善养浩然之气，不欺人，完善自身，身心兼治，方能取得卓越成就。
成大事者志存高远
修身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并且必须是树立一个远大的志向，这样才能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还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树立远大的志向。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无不是志存高远的，无不是自强不息的。毛泽东从小就是这样一个人。少年毛泽东在退学回家帮助父亲种田时读到了《盛世危言》这本书，有感于国家的安危，无法安心种田，于是，立志走出乡关。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与母亲商定，邀请老师毛丽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到家，帮助说服父亲准许他继续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赠给他父亲。诗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当时，他尤其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诵出来，深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在东山小学，他还从同学萧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传》，读得很用心，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其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希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挽救民族危亡。当年他在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从此，毛泽东就树立了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大志向，在离开东山小学前给自己取名“己任”，以表示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他后来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学习的五年半时间里，经常和朋友们互相勉励说，人要志存高远，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不要追求个人名利，不要打升官发财的主意。正因为有这种远大理想的指引，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时代伟人。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不可能有明确的目标，因为志向是人生前进的内在动力。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在对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
曾国藩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振作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地对自己加以拷问。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无论是在自己低微鄙陋时，还是身处于安逸富贵中，都自立自强，不忘记自己的远大志向，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却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却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坚持自己的远大志向，实在令人敬佩！
“圣贤”与“禽兽”，一步之遥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志向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决定着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性，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应该如何立志、应该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内圣外王”（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的高尚志趣。只是在道光十年，曾国藩的父亲觉得自己的才智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已经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鹿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有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得到了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并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他还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常自比于秦末的李斯、汉初的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曾国藩的志趣，也可以从他的“治学目的论”上体现出来。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称作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一方面，他继承了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拘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承了宋朝陈亮“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氏是在继承了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综合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但愿为明理之君子。为身谋生是人最起码的生存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氏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应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者为数众多。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即便有所成，但只会小成；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们想到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语。周恩来有一心为国、鞠躬尽瘁的美名于世，足以让后人世代敬仰。曾国藩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虽然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正是抱着这种“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趣，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基本人生信条，曾国藩才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再到“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从而成就了他的非凡人生。
读书遵从“三要”、“四多”
曾国藩能够有那么大的成就，跟他的读书治学是分不开的。他所讲的读书治学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曾国藩认为：“有识之士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就不会甘居下流，有识就知道学问没有止尽，不敢稍有心得就感到自足。河伯观海、井蛙窥天都是没有见识的表现，有恒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所说的治学方法，除“三有”外，最脍炙人口的是“四多”，他所说的“四多”，就是多读、多看、多写、多作。曾国藩在给郑寅阶的信中曾说：“我认为学者在看、读、写、作四个方面，缺一不可。看，就是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涉猎；读，就是要对文章吟诵得又细致又熟练。看可以使人‘每天都能知道自己的短处’；读可以使人‘经月不忘记自己所学的东西’。看就像商人求利，闻风就去，只求越多越好；读就像富人攒钱，日夜盘算，只希望存得越久越好。二者截然不同，不可以混淆。写字不多就不熟练，不熟速度就不会快。无论何事，都不能只靠聪明来达到功效。而作文靠的是心的灵机，心常用就灵活，不用就滞塞。就像泉在地下，不凿井取水就得不到甘露；就像玉在璞中，不切磋琢磨就不能成大器，古今的名人，像韩愈、欧阳修的文章，范孟、韩信的事业，程子、朱子的道义，没有长时间不作文章以后还能成就的道理。”
他在《家书》中也说过：我现在告诉你们做事的四个要求：一是看书要快，不多看书那就会见识浅陋；二是温习读过的书应该求得精熟，不背诵或朗读的话就容易忘；三是习字要有恒心，不擅书法就像身上没有礼服，山上没有树一样；四是作文应该苦思，不擅作文就像人哑了不能说话，马跛了不能走路一样，四者缺一不可。”
在家训中，曾国藩对这点论述得更加详细近切，他说道：“读书的方法，也就是看、读、写、作这四种，每天四种缺一不可。看书就像你去年看《史》、《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一样。而读书，比如读《四书》、《诗书》、《易》、《左传》等经书，还有《昭明文选》，李白、杜甫、苏轼、韩愈的诗，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的文章，如不高声朗读，就不能体会其中的精髓，如不细细体会，静静品味，则不能感受到其中深远的意韵。这就和富户人家积累财富一样，看书不像在外从事贸易，能获三倍之利；读书就像持家守业，不肯轻易乱花费钱财。看书就好像攻城夺地，能守住将来的土地，看书和子夏说的‘日积压所亡’相近；读书则和‘无记所能’相近。二者不可以偏废，至于练习写字，如果真要写篆书隶书，而且自己也十分喜欢，那就千万不可以间断一天。既要求好，也要求快。我平生因为写字迟钝，吃了不少亏，因此你应当努力追求敏捷。如果每天能写楷书一百个字那就差不多了，至于写函作文，也应在二三十岁以前确立自己的风格，过了三十岁以后，就很难有所进了……少年时不要怕出丑，应该有‘狂者进取’的特点。这时候不敢尝试着去做，那以后就更不肯去做了。”
如果就看、读、写、作四个方面略加分析的话，看、读比较偏重于知识方面，写、作比较偏重于技术方面。关于写作的方法，曾国藩说得非常详细。至于阅读的方法，就读书而言，曾国藩主张但凡读一本书，就要通读全书，比如他说：“无论读什么书，都应该从头到尾，通看一遍。不这样的话，只乱翻书页，摘抄几篇，而对这本书的大局和精要的地方，却茫然不知。”
无论什么书，都应该从头到尾，通看一遍，这种治学的方法十分扎实，绝非那些投机取巧的方法可以比拟。我们看书的时间有限，而书的数量无穷，想要用有限的人生阅读无限的书籍，那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看书应当有所选择。这点曾国藩也曾经说过，比如他说：“买书不可不多，看书不可不知选择。”
就读书来说，曾国藩认为要虚心求知，切身体会最为重要。所以在给他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你读《四书》，没有什么心得，是由于你不能‘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子教人的读书方法中，数这两句最精辟。你现在读《离娄》，比如说《离娄》中的第一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我以前读的时候，也没觉得什么。现在在外面做事，才知道上人必须撰道，下人必须导法，如果人人都以得道自评，从心所欲而不遵法令，那下人就要超过上人了。《爱人不亲》章以前读起来也不觉得亲切，近年来阅历多了，才知道治理别人而达不到效果，是因为才智不足。这就是‘切己省察’的一个方面。‘涵泳’两个字，最不容易理解。我以前猜测它的意思是：涵就像春雨滋润花朵，像清渠灌溉稻田。雨滋润花朵，如雨太小就会很难浸透，如雨太大就会把花打落，雨适中时才能使花得到滋润。清渠灌溉稻田，水太小稻田就会干枯，水太大就会使稻田涝伤，水适中就会使稻子得到滋养而发育良好。泳就像鱼游水，就像人洗脚。惠子说鱼在深水中跳跃，十分快乐，庄子说你在水边看鱼，怎么能知道鱼快乐。左太冲有‘灌足万里流’的诗句，苏轼有《夜卧濯足》诗，这也是人性喜欢水的一种快乐。善于读书就应该把书看作水，把自己的心看成花、看成稻、看作鱼、看作足，那么‘涵泳’两个字，就可以有所体会了。你读书容易，然而解说文义，却不能深入，那你可从朱子研说的涵泳省察这两句话中采找办法。
“所谓的‘虚心涵泳’，所谓的‘切己省察’，根据龙梦苏的解释，认为‘只和心到两个字就能讲清楚了’。用‘心到’两个字解释‘虚心涵泳’，以及‘切己省察’，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不过不十分明白，我的意见是，所说‘切己省察’，把书中所说的在日常的行事中来印证，使书和社会打成一片。所说的“虚心涵泳”，在于将自己融于书中的事物，使自己和书籍混成一团。能够‘切己体察’才能够具有时代的眼光，不被古代的说教迷惑，正像司空图所说的‘超以象外’一样。能够‘虚心涵泳’才能具有历史的态度，不被眼前的事物所蒙蔽，正像司空图所说的‘得其环中’一样。我们读书，贵在能出能进，所说的‘切己体察’，所说的‘虚心涵泳’其实指的都是这点。”
曾国藩说到读书之道，还有他所说的“耐”和“专”，也是他从自身的阅历中得出的结论。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国藩在给他兄弟的信中说：“兄长我是喜欢苦思，又得到我几位好朋友的承认，对于读书之道，有几点是不能有所改变的：研究经典时必须专心于一本经书，不可以广泛地滥读；读经书应该以寻找义理为根本，把握求根据说明事物为应用。读经的时候必须坚持一个‘耐’字，有一句读不懂，就不读下句，今天读不懂，明天再读；今年读得不精，明年再读，这就是所说的耐心。读史的方法，最妙的莫过于设身处地，每看到一处，就像我和当时的人一起说笑谈论一样，没有必要把人人都记住，只要记住一个人，就仿佛和那个人在一起一样，不必要把每件事都记住，但是只要记住一件事，那就要和亲身经历一样。经是用来说明理的，史是用来掌握事的，除了这二者，就没有别的学问了。”
曾国藩对于读书之道，重理解不重记忆，这在他的《家训》中曾有过明白的表示。比如他说：“你读书时记忆平常，这不要担心，要担心的是：第一，没有恒心；第二，随笔点过，并没有看得明白，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确定是看明白了，那么时间久了必然能体会出一些味道。如果心中有愉悦的感觉，那自然会大略记得了。”
至于那些难理解又难记忆的，曾国藩主张不必苦苦地强行记忆，也不必马上就想理解得十分清楚，只需要从容涵泳。他在家书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但凡读书遇到的难于理解的地方，不必马上就要求得甚解；有一个字记不住，不必苦苦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时间长了，自然会有所收益。”研究其中的根源，主要是由于曾国藩尊重个性，不强人所难。曾国藩在给他弟弟们的信中曾说：“我儿纪泽读书，记性不好，悟性不错，如果要他句句读熟，并且责令他不能再生疏，那他会越读越蠢，将来仍然不能读完经书。于是我请予植兄把泽儿没读的经书，每天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讲解一遍，让他读十遍，不必要能背通，不必要经常温习，等到草草地做完之后，将来看经书的解释，也可以十分熟练，如果是一味地读、一味地记、一味地温习，时间久了肯定不可能熟练，白白浪费时间罢了。”
清朝儒生做学问的时候，经常有读书记录和笔记，顾炎武的《日知录》、阎百诗的《潜邱札记》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曾国藩“早年立志努力学习”，也打算把喜欢读的书，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庄子》、《韩文》、《通鉴》、《文选》以及《古方辞类纂》、《十八家诗抄》等，“仿照顾炎武、王怀祖的方法，贯患精通，略作札记”，后来因为管理军务和政事而没能够完成。对于做笔记的方法，曾国藩也曾谈到过。比如在回张廉卿的信中说：“但凡读书笔记，可贵之处在于从小的地方有所体悟，戴震称‘阎百诗善看书’，因为他能够从细小的地方发掘知识，能把握各个方面来论证古人的不足之处，近代的如高邮王氏，每读一本书，就在正文下作注解，每一处都要究根问底，遇到哪些有疑惑的地方或有不同见解的地方，则不肯轻易认同，否则就会曲解古人的真义，同时也欺骗自己的知识判断，如果专门对比是非，什么字当什么讲，就是所说的考异，或者说校对，更不能够探求到最为精化的核心大意，更不能与置疑研究分析论证的人同日而语。”
曾国藩认为治学的方法不仅应偏重技术的知识，尤其要注重行为，在他答复刘孟容的信中写道：“用来学习的方法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格物、诚意而已，格物就是要剖析仁义的差别并仔细分析。诚意就是找到合乎仁义的理由，而努力使之实现。”由此就可以知道其意之大概了，他在《曾国藩日记》中也说：“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在这里所谓的困勉，就是指“困知勉行”。至于“志大人之学”则是谈论治学的目的。
有志就断然不会甘居下流，有识自然就不会昏聩、受人摆布，而有恒心自然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三点对于读书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同这三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外，治学讲究多读、多看、多写、多作，这对为学与修身来说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并付诸实践的。
浩然之气要养
曾国藩认为：做大事必须要有豁达光明之心胸，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呢这种境界？在他看来，这必须通过“善养吾浩然之气”来达成。
品性的培养是一个过程，成大事者非常注意品性的锤炼，以此奠定确保成功的基石。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读曾国藩的这一段话时，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位饱经沧桑、聪明睿智的老人面前，深觉有一种大彻大悟之感。人活着，如果一直浑浑噩噩而不知所谓“豁达光明之胸”、“冲融气象”为何物，而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那是很难做成什么大事的。
东方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也好，还是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个“静”字，即万象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境。在儒家，这叫作“正心”、“诚”或“无妄”；在道家，这叫作“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佛家，这叫作“明心见性”、“无行住而生其心”。
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赞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提倡在人的精神世界中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了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就可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就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而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或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
和“妾妇之道”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而无法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的人格之美吗？
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之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也绝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即为孟子所提倡之精神。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其“舍生取义”
一道，给后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励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败后被俘，严词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其序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文天祥认为正气贯注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气势磅礴，光耀日月，万古长存。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填塞于胸，就达到了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可以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不动心，面对敌人的屠刀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于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睥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养浩然之气，做一个心胸豁达的大丈夫，这既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
诚者，不欺者
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从而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两种：
一、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达到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他当时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两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办事不力，曾国藩怒不可遏，大发脾气，歇斯底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访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访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了自己性格中的欠缺，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脾性。他在日记中记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
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除，“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之完善，达到为人处世之圆通，还是在经历多次磨难后。
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他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在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二、戒“忮”、“求”之心
“忮”是指嫉妒，“求”是指贪求。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倘若追求过分，就犯了一种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皆即卑污”。
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
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要求人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因为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以及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朋友兄弟怎样指出曾国藩的缺失，我们已难察考，不过其个人的日记中却白纸黑字记了很多。如：
“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而余以身弱为辞，岂欺人哉？自欺而已。暴弃至此，尚可救药乎？
“窦阑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
“客来示以诗艺赞叹语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观人作应制诗而谀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捐友’，我之谓矣。
“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无把握，悔之晚矣！”
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努力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和毛病。只有这样，在以后的做事过程当中才能更加得心应手，从而赢得别人的赞赏和信任。
改掉恶习，完善自身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习性，但他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他意识到其危害，为了他日能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勉，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一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的经历即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喝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旧病复发”。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他的目标之实现，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说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访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
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
虽然他决心一再下，但行动却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如此热衷交游往来的原因，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
日记中记载了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的“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妾甚美后，心中羡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见之”，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叫出来。曾国藩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曾国藩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举动。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愿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没事找事似的，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天色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玩乐，三更而归。
《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嬉游、狎亵往往是出入歌馆妓院的不正当行为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处这样的记载，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来看，早年的曾国藩极可能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处征逐，酒欢宴乐已成一大习惯。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
“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又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就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饮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小妾，曾国藩故技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并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他对女性充满了爱，尽管这种“爱”是在性意识支配下的形而下之“爱”，但至少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国藩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是戒色。他也认为，沉溺于此是妨碍事业的。他还认为，在外人面前，夫妻间尤不能过分亲密。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很难做到，并骂自己是禽兽。
曾国藩自己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这方面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变化，成为庄重、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个人。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以后位极人臣，但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曾国藩为了实现“澄清天下之志”，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吸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后来都做到了。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了。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
曾国藩认识到，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此外，吸烟也对人的精神有很大影响。他认为：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
意识到吸烟的危害后，他发誓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戒烟，并作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烟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们下棋、聊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
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
吾日三省吾身
曾国藩临死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曾国藩看来，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之境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把《大学》的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若看作分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作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先前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个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致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之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平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除了慎独之外，曾国藩还把每日三省己身作为每天必行的修身方法。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地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己”，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应该“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日日检点自己，而且事事检点自己，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自己，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其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曾国藩的这两条修身要诀，可以说极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他后来人格的发展看，这两条要决是很有用的。但是，“五四”以来，中国人的这种修身传统几乎断绝，连讲修身的经典也很少有人去谈，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杨雄说，学首先是为了行，其次是为了著书立说，再次为了是教育别人，最后是学了等于没有学。这其中的“学”，就是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修养，而不能仅仅作为知识来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养、修炼，就是传统文化在修养和行动上的体现。可惜今天很难有人这样理解并施行了。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轮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参加，但其主流力量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的爱国性、进步性，人们也有了更多的认同。
善于向他人学习，办洋务，图自强，固国本，这是曾国藩人在官场，为清王朝所办的又一件实事、大事。
自1840年起，中国就饱受外国列强的入侵，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徐图自强的救国方略。比曾国藩年长17岁的湖南邵阳人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强国主张，这主张像闪电霹雳一般耀眼，引起了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响，曾国藩是将这一主张变为现实的先行者之一。
作为社稷之臣，由家及国，曾国藩也在考虑中国的富强之道。
曾国藩认为，中国的落后，其实只是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的落后，只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能走上“自强”的道路。他在奏折中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较早使用西洋新武器，从而认识到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既能“平内患”，又能“勤远略”以抵御外侮。于是他第一个办起了新式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第一个同意和支持容闳所提“觅制器之器”的建议从而办成了江南制造局。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安庆内军械所是曾国藩在攻陷安庆后的1861年秋冬之交创办的。早在上年十二月初，曾国藩就上奏清廷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里所说的“永远之利”，就是一年后他所说“剿发逆”、“勤远略”，以期渐至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即着手筹建兵工厂。他派人寻觅无锡的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员，并通过对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于1861年11月由薛焕将徐寿和华衡芳送赴他的军营效力。徐、华二人到后，即奉命筹建机器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可见建安庆局是有抵制洋人利用火器买卖以侵利的用意的。而该局筹建之时，也正是奕与赫德酝酿购置和建立“阿斯本舰队”之际；而次年李泰国赴英办理“阿斯本舰队”的购置组建事宜之际，也正是安庆内军械所试造小火轮初见成效之时。因此，自造轮船也有作为“阿斯本舰队”对立面而存在的意义。
内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其重要成就是自己试造的小火轮，主持该轮制造的人是蔡国祥，科技人员则为徐寿、华衡芳。
大量一流的科技人才云集于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仅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造了第一台轮机。该机的计算由华衡芳负责，徐寿主持设计、施工，徐寿次子徐建寅参与其事，“出奇思以佐之”。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了观看轮机试演的情况：“其法，以火蒸水气，窍入筒。筒中四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窍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不知也。”
在此基础上，于1863年元月初，在安庆军械所造出了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该船“长五十余尺，每一时行四十余里”。曾国藩“登船试行江面”，亲自命名“黄鹄”。
1862年，中国最早的机器制造局也在曾国藩的手下诞生，炮厂也兴办起来了。
江南制造局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此局原设于虹口，1867年移至高昌庙，建成机器、木工、铸钢铁、轮船、熟铁、锅炉、枪炮等厂以及船坞和码头。此后又增设了火药厂、子弹厂、水雷厂、炼钢厂，初有工人五百名左右，两年后达到一千三百名。曾国藩任命徐寿总理局务。
徐寿凭借这一有利条件，使自己的科技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制造炮、枪、弹方面有诸多发明，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并为化学工业之先导，而塞银钱出海之漏厄”。1868年，曾国藩亲临江南制造局视察，“见之大乐”，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工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须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曾国藩“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
同治七年曾国藩的一则日记就记下了他观看火轮船试演的情境：“其法以火蒸水气，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逗如飞，轮行亦如飞。”前后试演了一小时，曾国藩喜不自禁：暗喜洋人的智慧技巧，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出来，他们再也不能因我们无知而轻视我们了！可别小看了这台机器所发出的声音，这可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先声啊！
在曾国藩此次视察两个月之后，江南制造局制成第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登舟，试行采石矶”，并命名为“恬吉”，“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该船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参用，船身长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五寸，较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黄鹄”号有明显进步。到曾国藩去世前为止，该局后来又陆续建造了三艘轮船，分别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
“寻求自强的道路，总的来说应以整顿政务，寻求贤才为当务之急，以学习制作枪炮，制造轮船为入手工作。只要洋人的长处我们都有，他们顺服我们报以恩德时我们有器械，他们反对我们报以怨怒时我们也有器械。
曾国藩说：“如果我们没有器械作为依靠，那么理曲固然有罪，理直也仍然有罪；怨恨他们有罪，施以恩德也有罪。人人献媚洋人，我们没有能力制伏他们；人人仇视洋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利用他们。”
这些都是从现实中获得的惨痛的经验和教训，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价值。
养生之道，身心兼治
曾国藩精于养生。其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是：血气刚强，要用安静加以柔和；思虑深沉，要用坦诚忠直作为要求；勇敢坚毅但过于凶暴，要用经常的训导加以辅助，使其不越正轨；行为急躁，要加以节制；气量狭隘，要设法使其胸怀宽阔；品行卑下，贪图小利，要用远大的志向进行激发；才能低下，学识平庸，要用良师益友进行辅导；举止轻浮，生活懒散，自暴自弃，要使之明白由此引起的祸患；单纯朴实，诚恳忠厚，则要使这种品行符合礼乐，并引导其学会思考问题。凡是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最直接的途径是依礼而行，最关键的是得到好的老师，最能发挥神妙作用的是专心致志。以上就是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
养心的根本是身心兼治。曾国藩的养心法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成就，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那么，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曾国藩主张磨难波折时心要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许，认为其是中国少有的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好人捣乱。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在苏轼看来，人之所以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因为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踪迹呢？
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短暂，萍踪无定，人生的历程如雪泥鸿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也没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梨花怒放，柳絮飞舞，草色青青，满城春色，人们在尽兴地赏花游春，可是“人生看得几清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尽兴赏花的机会呢？有限的人生给人们带来多少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胜景难逢，聚少散多，别时容易见时难，那么，又何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升沉荣辱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因此，汲汲于个人的物质利欲、富贵穷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在醉梦中仍你争我夺，实在显得太荒唐可笑。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上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们那样，沉浸于生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拔。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埋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和物质欲望。“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少，而可悲者常多。”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因为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祸福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有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册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即使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了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同时，由于经济上十分窘迫，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
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中的美。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岭南，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使”，连他最宠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海南，在当时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能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希望。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仍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快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助其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厄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对韩愈、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对于养生之道，就不可以不留意。曾国藩论及养生之道认为：“养生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生的方法，不但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
对于养生之道，曾国藩主张身心交养。他在给李希庵的信中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
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的训导。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说：
“服药的事，我经历很多。不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药剂最容易出错，属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类也少有实际效用。
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燕翅当作家常便饭一样，也终于不能补救身体。我现在的调养方法，米饭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汤来煮，鸡鸭鱼羊猪，都要炖得极烂，又多用酱菜、腌菜之类。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饮食，大补身体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礼记》所记载敬礼老者、侍奉双亲的方法都是如此。难道说古代圣贤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后代那样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窝、鱼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吗？星冈公的家法，后人所应该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师、医生、地仙、和尚这一条，我兄弟尤其应该竭力遵守。”
不会养心，是自讨没趣；善于养心，就能助人不为外人所欺不为外物蒙骗。曾国藩是养心大师，且听他一席话：
“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安定；气要安定，然后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后，身体才会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办法，是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是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曾国藩每次论述养心的方法，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的日记中曾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养”。曾国藩对“惩忿窒欲”的说法，阐述得很详细，如给他的儿子纪泽的信中说：
“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这里，听凭自然’的这两句话，即使养生之道，也是这样。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会因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体弱的如果是贫穷的人，会因为节约而能够自己保全。节俭不仅仅是饮食男女之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节俭，不便于太过。我在《八本》篇中说过‘养生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要活泼快乐地修养一段生机，放弃掉所有的恼怒。既戒恼怒，又知节俭，养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此外，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一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凡是想多吃药，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知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他并非意指要把我们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不过是提出要节制而已。
无论是“以意志统志气”，还是“以静制动”，大体上都是强调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在曾国藩回复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
的说法，意思也是重视心理健康。其中说道：“古人说‘少说话来养气，少看东西来养神，少想事情来养精神’。你那里好朋友很多，难以少说；书信如麻，难以少看；或许用少想来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饱食却足能伤体。对于养生的道理，曾国藩曾说应当从睡觉吃饭中细心体会。他的日记中说：“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要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说：“纪泽身体也弱，我教他专门从眠食二字上用功。
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养阳。养眠也贵有一定时刻，要戒除多思多虑。
养食也贵在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
“少食多动”，在于求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中可以知道。他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愤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他所说的“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就是其提倡多运动的明证。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也和“多动”有关，是生理卫生中的重要项目。
对于养生的项目，曾国藩还注重射箭，也可作为其重视运动的证明。
他在寄给曾国潢、曾国葆两位弟弟的信中说：“我看家里后辈身体都虚弱……曾经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射箭足以练习威仪，增强筋骨，子弟应当多练习），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这些都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多次试验毫无流弊。”
对于养生的方法，曾国藩虽也讲多动少食，但还是强调以静养为主，他在日记上曾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虚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曾国藩对于节制恼怒的建议，我们从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梗概。曾国藩写给沈葆桢的信中曾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偏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在回复毛寄云的信中又说：“近年来家中骨肉至亲接连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强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庄子、刘伶等人那里了。”
曾国藩所说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庄子、刘伶，是讲自我排解、自我解脱的功夫，这在魏晋士大夫中的确成为风气。竹林名士都是超然旷达、漠视礼法之人，他们常常聚于竹林、饮酒放歌。阮籍听说母亲去世，不是痛哭，而是痛饮。稽康更是狂放，时常在众人面前指责汤、武，批评周、孔。阮咸风流才俊，却曾与群猪共饮。刘伶嗜酒如命，酒不离身，常常是神志不清，昏昏沉沉。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以外，也有自己的经验。曾国藩在日记上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