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戴河之夏
一九七八年六月上旬，已经干净利索地戒了烟的王蒙坐了三天半硬席卧铺（能报销）火车到了北京。十六日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会合，登上了经天津到北戴河的列车。同行的有老作家管桦与他的一个助手小刘，有安徽的单超、辽宁的洪钧和来自河北的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位搞俄语翻译的说话声音洪亮的先生。此后，还有云南作家彭荆风、评论家唐弢、上海作家孙峻青与师大教授许嘉璐都作为中青社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客人来到了这边。我们坐的那一趟火车走了五个小时，那时经玉田的北线铁路更不要说是高速公路了，还没有通车。简朴的北戴河站，已经给我以不凡的感觉，整齐清洁爽利，大量树木花草，空气新鲜，天空蔚蓝，地面是由比重大的沙土而不是北京或者乌鲁木齐那样的易于飞扬的黄土构成，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从火车站一出来，就从树木的缺口处看到了似乎是固定在城镇上部的浅灰色的半透明式（我觉得像是果冻）的海洋，听到了海涛的呼吸一样的声音。那时的北戴河，经过“文革”十余年的闲置，门庭冷落，人车俱稀，建筑低矮，视觉听觉，不受任何阻拦。如果是小说家，更欣赏的应该是冷落的北戴河。但是欣赏冷落，并不意味着反对发展。作家的思想情绪也是说不透的。
两年后我在小说《海的梦》里运用了我初到北戴河火车站的感受，我写道：
下车的时候赶上了雷阵雨的尾巴，车厢里热烘烘乱糟糟迷腾腾的。一到车站，只觉得又凉爽又安静又空荡……
这说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是糟糕的车厢与美好的站台。现在不同了，有各式旅游专列，双层、软席、空调设备，而站台上人头攒动，动辄人山人海，前挤后拥，不那么雅致清爽了。
我又写道：
……空气里充满了深绿色的针叶树的芳香……清洁得令人吃惊，一幢幢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好像在《格林童话集》的插图里见到过似的，红色的瓦顶子晶晶地闪着光……
不只是风景，更是心情。新疆的冬天是从五一才算正式结束的，离开严冬不过一个多月，突然来到了阳光与海浪互映互戏的地方。
团中央的休养所在离海有一点距离的黑石路，是一处老建筑，老式房屋隐藏在桃林中，虎皮石墙，雕花木窗，木质地板与洋灰地混用，可能是由于许久无人居住，一进去就显得很阴潮，但毕竟是凉爽宜人。
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每顿饭后坐在宽宽的阳台上破损的藤椅上，赤着上身，穿着裤衩，拍着肚腹，吹着清风，海阔天空地聊天。
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
游泳的成绩就大了。我们选的是老虎石煤矿工人浴场。现在进这个浴场要买票，那个时候干脆没有什么人。我给自己定的功课是每次从沙滩到防鲨网两个来回。我虽然喜欢游，但是姿势极差，呼吸掌握得也不熟练。过去，一年游不了几次，刚找到感觉，季节已过，次年夏天再从头学起。而如今，有了天天洗海浴的条件，其乐何如！六月中，水温很低，我们已经正儿八经地游上了，确有长进。我有时甚至于觉得自己的运动动作条件反射带点傻气，一进了水，一下，两下，三下，蛙式就胡噜上了。我也游仰泳，是反着游蛙式，姿势不合规范。两次出征防鲨网之间则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时还没有晒多了有害的讲究。
到了北戴河才知道了什么叫夏天，夏天是多么美好！青天白云，碧浪黄沙，灰涛白沫，绿树红花，海风吹拂，日光灿烂，汹涌弥漫，起落吟歌，抛却半生烦恼，忘却一己得失，远望船舟入画，近闻波浪拍岸，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抚我心者，今日之日何烦忧？俱往矣，成一笑，过昆仑大漠，游山海瀛洲。遍走边陲身未老，终得大海，饱惊宠辱意犹闲，又见蓝天。如今戏水知鱼，享受惊涛无数，弄潮破浪，思量大地多情。芳龄不过四十有四，正是心强力壮，行旅无非八千零八（里），堪说月黑风高，梦乎？非梦。幻乎？非幻。哀乎？痛也！乐乎？快哉！
有时候设想游泳比真游还浪漫，还如画如诗如仙如鱼。在水里，动作不免单调机械，当然也有呛水咳嗽的时候，而且我是近视眼，又习惯了入水呼气，游前摘下镜子，看得模模糊糊。倒是上岸以后，颇觉自得。躺在沙滩上，四仰八叉，也大有回归自然的豪迈与优游。
游水游得多了，一次看自己的皮肤，毛孔的纹路与鱼鳞无异，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条鱼。就如在新疆唱歌，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胡人”。在新疆撒尿，包括出汗，都有明显的羊膻气味。而在沙滩打滚，我更相信经过这么多事在下仍是顽童。我还年轻！想把一个快乐坚强、心存良善的青年彻底收拾掉，固非易事。
在这里游完，我们常常混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休养员的队伍，跑到对面的该院淋浴室冲一个冷淡水澡。也有时候就穿着泳裤，趿拉着拖鞋走一个小时，围着海滩转一大圈，再从东山宾馆一带回到住地。有时候走种植了大量针叶树的东经路。有时候走到处长满红柳的海滨路，那时的北戴河主要就是这两条路。本以为红柳是新疆的特产，现在才知道至少在盐碱多这一点上，边疆与海滨无异，二者也有共同的植被。
这时的北戴河人烟稀少，但时能碰到少量外国人，据说是辽阳化工厂的法籍专家。也有时候去西面的人民浴场洗浴，那里有温水淋浴设备，每次只需花几角钱。往西走就更开阔。说是有一位领导同志说了，各单位的疗养所全部开放给老百姓。也算是一种劫后余生的理想化、天真化吧。
常常黄昏时、入夜后到海边走走。我看到过月儿从海中升起，我看到过银光在水中闪烁，月光映照中的波浪，特别像一个个游泳者的头颅，我常常感觉到是一大批健儿在月光中游水。
这个感受我也写到了《海的梦》中，我写道：
……所有的激动都在平静下来，连潮水涌到沙岸上也是轻轻地，试探地……而超过这一切，主宰这一切，统治着这一切的是一片浑然的银光。亮得耀眼的，活泼跳跃的却又是朦胧悠远的海波支持着布满青辉的天空，高举着一轮小小的、乳白色的月亮。在银波两边，月光连接不到的地方，则是玫瑰色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这天海相连，缓缓前移的银光是这样地撩人心绪……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海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夜晚，装扮好了自己，向他温存，向他流盼，向他微笑，向他喁喁地私语。
海——呀——我——爱——你！—他终于喊出了声，声音并不大，他已经没有当年的好嗓子。然而他惊起了一对青年男女。
这是很有趣的。这些都是我一九七八年在北戴河度夏期间的感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写的，然而当时的一九七八年写的是别样的小说《光明》，当时还不敢写《海的梦》那样太知识分子味道的小说。
休养所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三十元人民币，个人缴得不多，其他由出版社补助。伙食相当不错。
饭后聊天天南海北，主题不离揭批“四人帮”，揭批极左路线。各种故事，真真假假，触目惊心。如说到一个愣小子，由于唱“老三篇，最爱读，读完心里热乎乎”时，唱成了其他部位热乎乎，说是给枪毙了。还说是哪个哪个农村，一家地主，一儿一女，无法婚配，最后地主爸爸下了狠心，如何如何。如说到某地驴厩失火，“觉悟高”的人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老百姓认为是小驴驹踢倒桅灯所致，于是省“革委会”号召全省展开了对于“小驴踢灯论”的大批判。痛极悲极则喜，说起“小驴踢灯论”来，我确实笑破了肚皮。这样的妙人妙事，哪里值得什么人愤怒一番呢？
天热无君子。我们几个男性，穿着短裤，拍着肚皮，喝着热茶，吹着海风，谈天说地，海阔天空，边写边看，边说边骂，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短短几十天，我拍拍肚皮觉得膘情渐好。我的开始变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原来只有五十三公斤，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够上六十公斤，现在，实现了。
最可笑的是，说是老作家管桦在伙食上享受了特权，什么单独给他熬了什么粥啦，其他的几位作者，在做好了另两位老作家唐弢与峻青以及中青社的伙食管理员的沟通，取得了他们三人的谅解以后，在一次用餐时发动了对于管老的哄闹。想来着实可笑，“文革”搞得确是个个斗争成性，爱斗善斗，不甘寂寞，有机会就要斗一家伙。
身在渤海之滨，“火热”的生活仍然是纷至沓来。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的约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笠云的约稿信。信上并说为了落实什么什么政策特向我约稿，周边一道写作的同志读后还有点反感，说是谁落实谁的政策？一个出版社又不是党，怎么这样说话？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人的尾巴开始翘起来了。
时值《上海文学》发表李子云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大受关注。我给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说《光明》，仍然有按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符合我的思想与情感——编情节的痕迹。
然而这篇小说或许也有它的可注意之处。第一，我写了再不要发生“文革”这类的悲剧了的决心，这是我的泣血之论。第二，我同情地写了弱者在“文革”中的悲惨处境，直到被逼得发了疯。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弥补了《最宝贵的》里的过分严峻。关于“乱咬”者的故事，我运用了一些新疆文联那边发生的事情作为素材。第三，我现趸现卖地写了海与海滨。第四，我虽然二十年前已经落马，我写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来仍然比较像那么回事，它不是官场黑幕小说的路子，不是青天大老爷在上的路子，也不是对立面的写法，一句话，我把他们当作与我一样的人，基本是好人，也是有各种弱点的人来写。小说结尾我酝酿得比较久。我写道：
……瘦小的邵副书记默默地走到了礁石上面，他挺立着，本身就像一具巉岩。半个月亮刚刚从海面上升起，橙红，巨大，斜仰着，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海水在涨，波涛呼啸着，愤怒着和欢笑着，手拉手地一次又一次向岸边涌来，溅起一团团银雾。
“竹梅，你安息吧，我们绝对不让这一切重演……”
竹梅是小说主人公邵容朴的妻子的名字，她是被极左害死的。
时隔近三十年，王蒙在写到这一段旧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小说的情节，却记得他对于海与月的描写，记得那月亮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记得波浪是手拉手地向岸边涌来的，记得那海浪激起一片片银雾。
中间改过一次，是我寄去稿子后根据费礼文文友的意见修改的。此后见到老费我就对人说，他是领导过我的，他就哈哈一笑，说：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再后，短篇小说评奖时是《最宝贵的》而不是《光明》获奖，老费颇为不平。他是喜欢这篇东西的。
北戴河期间我也读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钦吉斯（王按，即成吉思，与成吉思汗同名）·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是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我甚至此后有意对之仿效。
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收到过他的来信，邀请我担任苏联一个文学机构的顾问之类，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复。又后来，我在韩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韩写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说是他颇富VIP的官气。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做过驻卢森堡的公使。被认为受过他的影响的我国作家颇多，包括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铁凝的某些短篇等。
此时正逢我的二儿子参加高考，他考入了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空军二炮学院。能入军校，似乎也非常光荣，说明了我家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为七七届毕业生，考入了新疆大学。
从六月十六日游到七月，从七月游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待了四十六天。到八月底，一逢阴天，颇有凉意，我知道，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观海戏水，算是足足的了，该走啦。
生活里其实充满偶然与无序，回忆与思想却使它们变得有理有致。北戴河之夏，是一个过渡，是我的第一次生命与第二次生命之间的一次衔接、一次休息、一次转换，从此，王蒙又忙活起来了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