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子又开始了
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此前半年，一九七七年冬，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对于“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我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我的眼圈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天哪，你已经能够哭一鼻子？
《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想起的是杜甫的诗，虽然不是样样贴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沧桑感、幸存感、隔世感竟是一脉相承。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我与一批同龄作家所迷恋与崇拜的契诃夫就只活了四十四年，留下了那么多精致与忧伤）。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的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果真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吗？是乍暖还寒抑或欲擒故纵？不是陷阱？不是阴阳谋？不是几个勇敢分子的横冲直撞，最后导致的只能是头破血流、益发无望？
我五内俱热。我弹额（早已无“冠”可弹）相庆。我不恤一搏。我同时又是左顾右盼，前瞻后顾，不惜用最险恶的心意去做好应对险恶的突变的准备。半生多事，波诡云谲，历史起落，吞噬无情，生聚教训，动辄二十余年，到了这步田地，天真、幼稚、轻飘，就是犯罪也。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节这一天（由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写了《最宝贵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总而言之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换成了冰冷的石头，正像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看到过的民主德国电影《冷酷的心》那样。也是在东德的这部电影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德意志民歌《勿忘我》：“有花名勿忘我，开满蓝色花朵，愿你佩戴于身，常思念我……”所有这些被扼杀、被活埋了的柔软的心灵的颤抖，居然“撑”到了复活的一日，终于可以被引用，可以成为王某小说新作的理念与素材。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把一个“走资派”的藏身地点告诉了造反派，导致了这位“伯伯”的不幸），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重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也可以想明白的事。北京有一句俗话，叫作“惹不起锅就去惹笊篱”，软弱的文学从来是惹笊篱的能手，文学常常只能敲打笊篱而适当思锅或避锅，例如文学家都是善于骂同自己一样软弱的同行的行家里手。读者不是总会明白的吗？读者就不会用一下自己的头脑，去想一想笊篱的悲惨处境吗？
果然此时与此后，都有明白人说王某对那个孩子太严厉了，大概是王某太“左”太“左”了，呜呼……
无论如何，我借着蛋蛋的姓名牌，哭出了王蒙的眼泪。作品描写市委书记严一行（一个直白的教条味儿的人名）的儿子蛋蛋，十五岁时在胁迫、恐吓下向造反派头子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下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此，严一行几乎是像批判叛徒一样地批判了儿子蛋蛋。
然后，我写道：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原则，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没有勇气、忠实、虔敬和坚贞，没有热也没有光；只有利己的冷酷，只有虚伪、权谋、轻薄、亵渎，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触角和保护色……
许多天，在构思这一段应该说是抒情独白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反复地响动。你总应该觉得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背诵着、回旋着，沉重、深情、憋闷、决绝，像朗诵，像话剧台词，像哭吼，像低音大号。更像是从天空降下来的历史的叹息，宇宙的怜惜，岁月的哭泣……或是一个藏在我的身体里的精灵在不停地提醒、宣示、翻滚，用刀刃卷搅着我的心尖。这段词已经成了精，与我昼夜相伴，我确实看到了一滴巨大的眼泪，弥漫天宇，痛彻魂魄，我感到了这滴眼泪的分量与热度。我已经无法躲避。
石破天惊！电闪雷鸣！
这是说蛋蛋吗？怎么像是说的王蒙？王蒙也经历了换心的手术？时至今日，时至写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说的二十八年以后，王蒙读起来仍然是怦然心动，泪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
这里还有一个并非“一日之寒”的思考，我们的政治运动的理念是非常宏伟崇高的，这些运动的宣示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超圣贤而惊万世。而这些政治运动的策略有时却依靠调动人们的最渺小、最卑微、最利己的私心，分化瓦解，转舵告密，从宽从严，打打拉拉，让你为了恐惧、为了怀疑、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而不惜卖掉旁人……这对于人的品质节操道德风尚，起的将是什么作用呢？
而小说的结构与前后文，披挂好了全部攻防甲胄，有对毛主席的深情，有对共产主义的讴歌，有把“四人帮”与党严格分割开来的快刀斩乱麻的界限，还有结尾处的“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这样的严一行的心语。怎样揭批“四人帮”也是严守华主席部署，无一字无出处，无一词无来历：大大的良民一个！堪称无懈可击！哪怕是交给我的那些如河南作家张宇所言的私淑“研究生”（有这么一些人，以专门研究和找碴子为他们从事他们实在无力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毕生使命），也未必有文章可做。
小说寄给了萧殷，萧老似乎对此作不十分满意，他回信说到我搁笔太久了，尚需恢复一段。也是需要再加劲之意。我想他老不喜欢我的这种理性与直挺挺的抒情，这种大帽子阵势与直接政论。他在夏秋之际的《作品》上将此小说发为第二题，头题是舒展的《复婚》，写一个“文革”中跳跃不止的夫人，有些幽默讽刺，也比《最宝贵的》多了些趣味。
此后许多年，一位广东作家对我说，广东乃至南方作家在全国的文学作品评奖当中常常吃亏，原因是他们太重视文学的趣味性了，而北方的文学界的头面人物，重视的是思想性与政治性。有此一说，录以备案。
后来得知，这篇东西很快被一位在《德国之声》供职的深度近视眼的联邦德国汉学家（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是D或T，我记得应该译作杜什么什么）译成了德语，他指出，换心的故事发源于德国。
与此同时，令人鼓舞的是我收到了青年出版社第二（文艺）编辑室著名编辑黄伊的信，约我去北戴河团中央疗养所去写作。也许这才是两篇小说所宣布的王某人的存在与“复出”（此词也有些恶心）的最大“效益”。
喜讯醉人。北戴河！是北戴河！是领导、巨商、要人、洋人（此时有一个更加高尚的雅号：“外宾”）们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喜欢去的地方。是大海无边。是sanatoria——疗养地，维吾尔语、俄语、英语都是这个词。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说我要去。
出发前我的一大成就是把烟戒掉。与旁人所说吸烟助文思的说法相反，吸烟使我困倦，我忙于构思与写字的同时，还要搞什么点火、放火柴头、吸烟、吐烟、抖烟灰、叼烟……的鬼名堂！刚恢复写作，这些都成了我的额外负担。而且，我压根儿就时有咳嗽（后来正式判定为慢性支气管炎），家人也劝我戒烟，我说戒就戒了。
我的戒烟方法与别人不同。我读了一篇谈吸烟毒害的文章，里边特别提出香烟燃烧中出现的三四苯丙芘与煤焦油对人体的危害。我很喜欢“三四”这个词，直觉认定它的科学含量高。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可以从网上查到下面的话：
三四苯丙芘（Acrylamide），又称聚丙烯酰胺，总之都是让普通人八辈子也说不清的陌生名词……其致癌性是黄曲霉素的一百倍。
而我在戒烟的关键时段，一犯烟瘾，一有戒烟半途而废之虞，例如饭后思烟，就找出我留下的剪报，阅读有关三四苯丙芘的段落，一见此词，立即感到了刺激，不似吸烟，胜似吸烟，看到了三四苯丙芘在肺叶上的侵蚀与细胞开始糜烂，看到了白脓与红血，找到了戒烟的感觉，找到了恐惧、警惕、科学与终极眷顾……也找到了烟与生命的形象与内涵，再不想、不必、不劳吸烟了。
此后许多年，一次我在南方，与一些文友闲扯，文友说，对于既不吸烟又不饮酒的男人要警惕，而对于原来吸烟，后来说戒就戒的人更要敬而远之。我讲了自己的戒烟史，人们啧啧称奇。我的为人打破了他们的以烟画线的谬论。我相信我的教条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唯理论戒烟方法独一无二，堪称一绝。
其实我的吸烟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吸下去而是为了此后戒绝方便（这个造句法很像我的朋友，俄国汉学家托洛普采夫后来的名言：苏联是为了失败而不是为了胜利而创造出来的）。
一九六四年春节将至，初到新疆的我为自己成了“文艺界”的人而小小热昏，便从自治区文联的迎春联欢会上拿了一支不花钱的香烟，吸了两口，感觉有点特殊。这样一吸就是十四年。尤其是“文革”期间，不可以文学，不可以政治，不可以交友，不可以寒暄，不可以闲话，不可以（没有足够的粮票与钱票）吃喝玩乐，尤其是例如一九七一年我回到了乌鲁木齐的自治区文联，与相熟的农民也分离了，而文联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完全揭开……”。大家不文不艺不上班不干活一揭就揭了六七年！从早到晚，你让我干什么呢？机关食堂里打饭，四两（新疆的说法是二百克）饭，一个素菜或略带荤腥的菜，五分钟就吃完了，你干什么去呀！
幸亏有个烟吸。你打开烟盒，你抽出一支烟，你戳捣戳捣，你为这种牌子的烟丝装得太松而摇头，你拿出火柴，你欣赏火花，你端详火柴盒壁被划出来的痕印，你琢磨这次的火柴应该在哪里发力，力不可以发得太大，不可以发得太小，大了损坏盒壁，我常常发现有人用火柴，不等火柴用完盒壁已经塔稀郎——来自维吾尔语，垮台完蛋之意——了。我想起了一本苏联小说，上面提到斯大林同志从来不用打火机，因为斯大林相信第一口烟最香，而打火机的汽油味儿会败坏这第一口烟的感觉。斯大林果然各方面都高。然后边吸烟边设计边体验边改进边实验吸的方式，叼的方式，吐的方式，咂嘴的方式，从鼻孔里出气的方式，手指的捏烟卷的方式……至少，它给了我几分钟的充实。那么，一旦生活开始恢复正常，身份恢复了正常，公民权恢复到基本正常，叫作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啦，还抽他个什么鸟香烟！
我还常常通过控制吸烟来锻炼意志。想吸的时候偏偏不吸。吸一口戛然而止，捻掉、掐灭，留待十二个小时以后再接续吸。多时我一天吸过十来支，少时我两三天才吸一支。烟友曰，敢情你没有瘾。王说，我不能做吸烟的奴隶，我也不能做不吸烟的奴隶，我不做自己的奴隶，更不做外物的奴隶，从吸烟的头一天起，我始终让我自己牢牢支配着香烟，而绝对不允许香烟支配上王某。
吸烟对于我最多是一个尝试，是一个知识，是体验生活，是新经验与新知识。我吸过四分钱一包的珍珠鱼，七分钱一包的航行，此种牌子的烟边吸边轻微爆炸，并发出又臭又辣的刺鼻瓦斯气息。一角五的绿叶：这是丙级烟中较好的一种。二角钱左右的海河、青鸟、古车、解放……这些算乙级烟，介于乙丙之间的有黄金叶与战斗，可笑的是战斗原名烟斗，“文革”中那个叫作革命小将实为糊涂蛋的群体嫌它名号不红，改成了战斗。乙甲之间最好的是光荣，烟盒上印着一朵大红花，产地上海。甲级烟我也没有少吸，凤凰、牡丹、彩蝶、红塔山、红山茶，后来还有新疆自产的顶级品牌：雪莲。我也吸过以长白山为标记的据说含有人参的烟。
我吸过烟斗。我买过各种烟嘴。我自己往莫合烟或烟斗用烟叶里加上蜂蜜、奶油糖炒烟。我往一种中空的烟嘴里塞过洁净的白棉花，说是可以吸收什么尼古丁。但我又怀疑，没了尼古丁，还算香烟吗？我吸过莫合烟——在苏联小说里叫作马合烟。都说是伊犁的莫合烟最有名，因为某一位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就是吸伊犁厂生产的莫合烟的。我很佩服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他写道：
战士的马合烟，
就如同战士的老婆，
凶恶，暴烈，火辣，
……然而战士离不开她。
关于卷莫合烟的纸，也有各种说法，如说苏联中亚的加盟共和国的报纸适合卷烟，因为它们的报纸通通是用白桦木材做的。也有人说报纸上的油墨燃烧起来会产生危险的致癌物质，我的好友、维吾尔诗人铁依甫江与克里木·霍加都是因肺癌而不幸去世的，这都与他们喜吸用各种报纸卷的莫合烟有关。
一九七八年四月底，王蒙结束了他吸烟十四年的历史，从此再未吸过，即使最好的“三五”或者“七星”或者“万宝路”，我也是一闻到就不喜欢。与香烟从此恩断义绝。只是后来许多年后有那么一次，有几天我好像想吸一支烟，终于还是没有吸，吸烟的年代已经与所有的不愉快的事件一道，变成了陈年旧事。
我曾经喷云吐雾，我曾经大醉酩酊，我曾经无所事事，我曾经缩脖拱腰，我曾经信誓旦旦，时代前进了，王蒙早已剔除净了“文念”，他早过了时了（无劳后来的上海文友宣布），他早已断了根死了心，绝对不会再抄起笔来重操旧业。
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聂绀弩老的名句：“哀莫大于心不死。”我却不是从诗句而是从生活经验里体悟到了“心死”的其乐融融，其乐无穷：和其光，同其尘，清水濯缨，浊水濯足，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专气致柔，如大婴儿，树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而现在这位名叫王蒙的人又架不住红尘扰扰，功业熏熏，坐到了桌子前边，心潮澎湃，今儿收到了这个角落、明儿收到了那个旮旯的约稿信，像煞有介事，划拉起来，据说还能思想，还在遣词造句，推敲斟酌，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可以为写作而激动。你可以认定自己不要写、不能写、不思写啦。你可以对写作狗血喷头，嘲笑咒骂。你可以迎合着写。你可以替别人构思。按完全非己的思路构思。你可以说写就写，像超女一样想唱就唱其实是有了平台与褒奖才唱。你可以说不写就不写。你身上已经安装好了开关，你操纵自己的写作比操纵任何灯泡电门都易如反掌。
我住家在乌鲁木齐第十四中学校园的最南端，我们的后窗对着操场，我常常在写作的时候听到篮球击打在后窗护栏上的砰砰声。我们门前有一个只有十平方米的小院，我与儿子建造了一个不到四平方米的歪歪扭扭的小库房，入春以后在那里用我自砌的炉灶烧饭。我一面写作一面照顾着炉火，照顾——我要说是“摆弄”炉火是我的一大乐趣。煤炭的燃烧、封存与熄灭是一个伟大的化学过程，是生命与宇宙万象的象征。我的生物钟中有自动定时与报时装置，我能专心写着写着，忽然灵机一动，放下笔，到小库房去揭（蒸）锅，去竖暖水瓶，去添煤、擞灰或者去封火。我可以一面写作一面不时立起出去收信、报，去缴纳水电费，我从来没有旁的同行写作时的谱儿，什么不许有响动啦，什么不可以有外务的打搅啦，无所谓。我可以一面写作一面蒸包子，时间掌握的误差不会多于五分钟。我从小学会的就是全天候抗干扰写作，开始有点痛苦，经过了这二十几年的锻炼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可痛苦的。我的经历提高了我的抗逆性。经过了那么多的反写作、非写作、仇写作、蔑写作，说了那么多狠话贬低写作，我终于可以比较正常地写作了，这已经够了。虽然不无滑稽与悲哀。生命是用时间、年龄来标志的，王某人在四十多岁时重新写作起来，已经是中年写作而绝对不是青春写作了呵。一切就这样重新开始。
人的一生需要两次，各种重要事件包括恋爱、革命和写作都不是一次能够成事的，第一次如诗如梦如孩提如云烟，如火如喷泉如旋转起来了的万花筒，它注定会曲折会失败会垮台会碰壁破灭……第二次已经不那么激情那么洒满露珠那么七彩绚丽了，第二次已经不那么纯洁那么义无反顾那么一厢情愿了，第二次的人生你会精明一点点，你会老练一点点，你会谨慎许多，只是你有时候会责备自己，怅然若有所失，你会回忆一些事情，暗自苦笑，终于……释然，有一点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