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八面来风
海边方数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
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韦君宜，中青社，老朋友黄秋耘（正在编辑《辞源》），老同事与老同学，老文友与老关系，都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了。
黄秋耘一见到我就讲起了邵荃麟的悲惨命运，“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牛棚”，多少人睡一个大通铺，他一夜夜地无眠，干咳不住，死后连遗体都不知道哪里去了，生不见人兮，死不见尸。由于他的保护，黄才在反右中勉强过关。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译者。而我相信，所有的革命出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情。谁能料到他是这样地走掉了呢。
我到我去过前后三次的大雅宝胡同的荃麟的家，他的夫人葛琴已经偏瘫失语，坐在轮椅上，流着眼泪，连哼一声亦属不可能了。终日不能活动，不见日光，她倒是又白又胖，更是惨不忍睹。我还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的她的电影剧本《母亲》，写十年内战时期的白区斗争的，贯穿全剧的是白居易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此来描写历尽迫害的革命的种子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他们都是革命的元勋啊！革命，你太对不起你的仁人志士们了！
和这些元勋比，我们这一代人又是不幸中有大幸啊！谁活着谁就能看得见，而荃麟他们看不见啦。
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编辑徐以、涂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与《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一稿的责编向前。抬头见喜，一是他们邀我参加众作者的华北油田之行，一个是要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出席采访第十次团代会。
当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还包括了筹备文联作协的恢复的一些工作人员，看了任丘油田，听了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志气的油田介绍，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当然也吃鱼喝酒一番。在一个物质生活长期匮乏的地方，吃喝俗务也不可略而不计。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从不可接触不可提及的另册、被封杀被冻结者变成了正常的文艺人，我的生活面一下子扩大了。
去团代会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感动起来。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提到了大会堂里的红地毯，笔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置身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从来没有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
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自吹疏离，是真的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红地毯，对于张贤亮是大姑娘上轿第一遭（估计经验来自他当了政协委员），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俗态俗念，这是他坦直与可爱的地方，他很少装腔作势。俗毕竟是俗，这也是事实。红地毯对于我则是二次重来，带给我的主要不是得意，而是沧桑与警觉，隔世之感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之感。我仍然且信且疑，我仍然把握不定，我仍然感觉变化未免太快。
会议期间我参加了胡耀邦同志与大会部分领导人员的见面。我只记得耀邦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团）干见新（团）干，大家拼命干！”不论何时，胡耀邦同志总是热情燃烧，宣传鼓动，干劲冲天。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区委干部喽。
我的记者任务带来的是报告文学《火之歌》，写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宁。我写得很努力，也很拘谨。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敬礼，合金钢》，称这些经历锻炼、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为合金钢，此文发在一个青年杂志上，颇有反响。而报告文学，我只记得在市文联一次座谈会上，初次见到张洁，她提到了此作并给予称赞。
在会上我见到了王照华同志，与他谈了我五八年的事情，这是根据韦君宜同志的意见办的。
九月，我也见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烦。第一，决定立即出我的《青春万岁》，只要稍稍改动一点易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的段落，如写到的杨蔷云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写一篇后记，说明是当时写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前规格。第二，她认为时机已是适合，我当提出甄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右派问题与调回北京来了。她还让我去找了在市委工作的项子明同志。项子明也是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的身份是学校支部工作科科长。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等职，后来结合在市“革委会”里。项子明也算老相识，对我很热情。进一步找到了市委组织部的黎光与沈谦等有关领导。黎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沈与我的姐姐、姐夫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北京的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关心备至，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我参加了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来的人比上级规定的人数多出了许多倍。提起刘仁，提起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来自地下党的同志无不心潮澎湃，而刘仁被“四人帮”迫害至死之惨状更是骇人听闻。二十七年后即二〇〇六年，我在河北省泊头市第一次参观了灰瓦高墙地点偏僻、院落神秘的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旧址，感慨系之。这是当年平津地下党员的圣地，我当年中心区的一位同事李永华，从白区到了解放区，他步行一步步走到了城工部，他说是走到城工部，人都瘫在那里了。而城工部的副部长之一是武光，曾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多年后他退下来，担任振兴河北梆子协会会长。我们在新疆、在北京听梆子戏的时候，都见过。
毛主席晚年常讲党心民心党员之心，那时听着还有点模糊，一参加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我算明白什么叫党员之心啦。
团市委的各色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不少。死者长已矣，生者仍恻恻。
当然，从来没有人追悼徐宝伦或者L，即李鲁同志。他的妹妹在读了我的自传的头一部后写信告诉我，他并非死于劳改队，而是在完成劳改后回到家乡，不久因癌症辞世。还有生前有自己的隐痛也有自己的阴沉的负担与心计的班长薛德顺……愿他们的亡灵也能够得到安息。
苏联在后斯大林时期有过所谓解冻文学，语出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我则宁愿挑选“返青”或者“转机”这两个词。经过了多么长时间的荒凉，把多少苗芽压到了地表之下，突然，一株绿了，又一株顶开了瓦块和片石，伸展出了腰身，然后是可以预期的大地苍翠。
在我出发赴北戴河之前我从新疆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邵燕祥写了一信，差不多同时，他从北京给新疆文联写了一信找我，二信对发，也算友谊与缘分了。我从北戴河回京后到西便门广播局宿舍去看望了他。从他那里得知了林斤澜的地址，就在芳娘家的近处，幸福楼。我很快看到了老林，不久出席了林的请客，不但看到了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邵燕祥、刘真，还看到了浩然。当时广东的《作品》杂志发起了对于浩然的批评，人称《作品》发射了中程导弹。而在林斤澜这里，一片团结起来搞创作的皆大欢喜气氛。林斤澜比我大十好几岁，人称林大哥，很有团结四面、安定文场的气概。林大哥定了调子，包括“文革”中被浩然点名批判过的刘绍棠对浩然也是称兄道弟，亲如手足。倒是浩兄似乎仍在耿耿于怀，委屈、失望、不服……他适应不了从云端跌下的落差。
我们在老林那里聚谈甚欢，笑声不断，说的都是“文革”中极左分子的笑话，这些笑话与社会上流传的例如曾任“文革”时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鲁瑛的笑话异曲同工，说是鲁曾将班达拉奈克夫人称为班禅夫人，把赤裸裸读成吃果果。还说到一位曾居高位的坐火箭上来的人，在接待外宾时听到外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医书作者李时珍的称道便问：“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有什么办法呢？知识分子就是多认几个字，多知道一点古往今来、趣闻逸事。排斥知识的人必定出丑。而有点小小知识的人又着实可怜：我们知道的不过是裸不读果，班达拉奈克夫人出自东南亚的斯里兰卡国罢了，又有多大出息？
而最妙的是江苏的陆文夫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剧本，那时候的各电影厂都在拉着一批作家改本子，作家们借此也探亲访友一番，算是文艺复活、作家复生的一景。他辗转打听到我在北京，便与他的妻子管毓柔一起到我的岳母家崇文区光明楼找到了我。陆文夫比我大六岁，江苏泰兴人，他在苏州上的中学，毕业后一九四六年到苏北老区上了华东军政大学，一九四九年随着解放军的渡江船只过了江，又到了苏州。他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长于斯，写于斯，逝于斯，甚至获得了“陆苏州”的美誉。一九五六年由作协编辑的年度短篇小说选中，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他的《小巷深处》同列，我们之间有一种同科“进士”之感。
又同科落难。一九五七年，江苏几个青年作家要办“同人刊物”《探求者》，出了一期，表示要好好探求，定为反党集团事件。陆由于不是党员，没戴帽子，但一下子降了三级，这一闷棍着实不轻。我是戴帽子没降级，他是狠降级不戴帽子，我们的不同遭遇表现了那个年代少有的生活的多样性。
“大跃进”以后，陆文夫似乎稍稍活跃了那么几下子，茅盾还评论过他的作品，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后，文艺界叫作搞了一下“假整风”，已经假得文夫狼狈不堪，干脆送到工厂做工去了。
一九七八年夏，被封杀者纷纷露头，文夫也不例外，我在《人民文学》上读了他的小说《献身》，他写得非常动情，我读得也非常感动。我们见面，有一种大难幸存、相濡以沫的感慨，也有一种天涯比邻、（即使从不见面）相知相惜的温热。其实我们过去并无私交，现今一见如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文革”灾难，造成了那几年的前所未有的作家间的团结和友谊，文人相轻已经变成了同生死，共患难。却原来，文学如此脆弱，并非一旦可以绝灭；作家如此无能，也非雷霆——哪怕是反复大轰大嗡——可以摧毁。
他的好友，江苏著名作家方之同来或是以后也来了，并建议我们一起去看望一次周扬，方之负责去联系，从方之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周扬的秘书谭小邢的名字，她的笔名则被更多的人知道：逯菲。
时周扬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陈荒煤是文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的一些文艺机构或者已经被解散（如文联作协），尚未恢复，或者太敏感，暂时不宜由原来的老领导“还乡”杀回，便先贮藏到社会科学院，也是过渡一景。
周扬精神很好，风度依然，无法想象他是怎样渡过了“文革”一难，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是真经得住折腾。美其名曰“锻炼锻炼”。我们与周扬同志谈得高兴，周扬并关心我的工作，说是社科院要成立民族文学研究所，可以把我调来。
通过文夫我知道了张弦的情况，他在“文革”中在马鞍山电影院收门票，怪道他一复出便写了一个由于胶片翻倒造成了政治冤案的故事《记忆》。他正在争取把工作转到南京来，马鞍山行政区划上虽属安徽，实际离江苏更近。
我住在岳母家时期，常常绕着龙潭湖漫步。我非常想写一部能更充分地发挥我的精细描写与浪漫抒情特点的作品，我要写一篇风格追逐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我要用全部的心力歌唱新疆，歌唱大地，歌唱人民。我围着龙潭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构思好了《歌神》。
请读这篇小说：
除了我正在恼怒，这初秋黄昏的田野上的一切，是多么美妙而且和谐！
落日给温雅地摆动着的、道路两侧的杨树林的顶端镀上了一层金辉，又透过竞相伸展的茂密的枝条，婆娑摇曳地飘洒到汩汩流淌着的、正在为播种冬麦而备墒的大渠的水面上……郁郁的秋草之中，时而抬起个把山羊或者毛驴的头颈……有一辆辆载重汽车驶过，挡风玻璃上滑动着橙色的、愈来愈清晰可触的落日……靠近“家”了，乳牛们撒开了欢，哞哞地叫着，拙笨而又起劲地摇摆着它们的肚腹和肥臀，蹚起了团团尘雾。
……
大地无言而变化有定……昼和夜、夏和秋、燥和湿、暑和寒更迭交替的时刻，空气、温度、微尘……一切都在升腾和下降，旋转和安歇……
几乎再找不到我写的别的小说，这样认真地描写风景，我是在写世界，写祖国，写边疆，而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表现。接着我写到了维吾尔人民的歌声：
好像在一个闷热的夏季，树叶颤动了……好像一个熟睡的婴儿，梦中听到了慈祥的召唤，他慢慢地、慢慢地张开了眼睛，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光和影，看到了俯身向他微笑的美丽的母亲。
……一声高亢的呼唤，中断了连续，艾克兰穆蓦地把头一甩，用一只手支持着自己，放下弦琴，面对着苍茫的天上升起的第一颗星，用一种全然不同的、天外飞来般的响亮的嗓音高唱……像洪水冲破了闸门，像春花在一个早上漫山红遍，像一千个盛装的维吾尔少女同时起舞，像扬场的时候无数金色的麦粒从天空撒落。艾克兰穆的歌儿从他的嗓子，从他的胸膛里迸放出来，升腾为奇异的精灵，在天空，在原野，在高山与流水之上回旋。我呢，也随着这歌声升起，再升起，飞翔，我看到了故乡大地是这样辽阔而自由，伊犁河奔腾叫啸，天山云杉肃穆苍劲，地面上繁花似锦……
百分之百的正面描写，认真的体验与衷心的歌颂，连续用着华丽的比喻与繁复的词语，这是谁写的呢？毕竟是经过了二十余年新奇的生活经验的王蒙！
啊，歌声，驯良而又剽悍的，乐天知命而又多情善感的维吾尔人怎么能离得开你！难道不是所有的维吾尔人在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学会了唱歌，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跳舞吗？只是因为有了歌儿，这雪山上的松涛，这长河里的波浪，这百灵和黄鹂的啁啾，这天马的长嘶，车轮的吱呀和驼铃的叮咚，这呼唤孩子的母亲和呼唤母亲的孩子的大千音响才有了意义，有了魅力；只因为有了歌儿，人民的苦难，祖国的光荣，民族的命运，英雄的襟怀，少女的爱情……才都成为可以表达，可以被人同情和理解的了。维吾尔人的歌曲呀，就是维吾尔人的灵魂！
天马是伊犁马的别名。
无怪乎胡乔木同志独喜此篇作品。新疆话剧团的尚九骖给我写信，说是读了《歌神》才知道“才”字是几笔几画。在此篇中，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规范正当，我的语言文字是何等的丰满雍容，我的艺术感觉是何等的敏锐周全，而作者的爱憎又是何等的热烈奔放！多数其他短作品，我都是突然受到某个细节、某个情绪的触动，所谓灵感激动了内心，铺染生长，以至全篇的。我的多数作品是被文思所挟持，被灵感所推动，是“它们”写我。而此作却是殚精竭虑的产物，来自整体性的歌唱愿望，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是我在写“它”。故事情节完全符合口径，不但有批判“文革”，而且有批判“苏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顺便说一下，反修早已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一代作家当中，文字中加进了反修内容的人绝无仅有，是王蒙才跟得这样紧，王蒙已经做到了指向哪里，打向哪里，而且打得有声有色、有才有艺了。
如果我一直这样写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