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势欺人的墨西哥海关
以“男孩城”命名那一区实在巧妙，因为该区的诸多特性都邪恶地反映出男孩禁忌幻想里的性爱夜乐园。它是恐惧与欲望的结合，是性本能的市郊，可以瞧见贪欲的一切恶果。孩子麻木地寻求情人拥抱的战栗，但是，没有哪个孩子能一边享受幻想的愉悦，一边却忽视被同一尤物追逼时相对而来、同样强烈的焦虑感。连月的寒冬、落雨，加上淡季的百无聊赖，已使这里的妓女变成可悲的魔鬼恋人。她们嘶声号叫、拉衣扯袖、抓手捏臂、推挤冲撞，为性幻想的罪恶果实现身说法。我自觉像是利奥波德·布卢姆，在不夜城里永无止境的妓院间，羞怯地往前冲去，因为，在这儿想表达一试的兴趣，不可能不冒着受辱的危机。更糟糕的是，我只不过是好奇而已。我的表情既不鄙弃，也无鼓励，却被误认为情感受创的悲怆灵魂、近视的窥淫狂，由于心中满怀偏执的性欲，才紧盯着肉欲市场不放。只是随便看看，我说。但娼妓对这种态度一点耐心也没有。
“先生！”
“不好意思，我要去赶火车了。”
“什么时候的班次？”
“一小时左右就到了。”
“时间还多得很啊。先生！”
淘气的小鬼、年老的女士、跛子、卖彩券的小贩、脏兮兮的疯狂年轻人、兜售弹簧刀的商人、供应龙舌兰的吧台、无休无止的吵闹音乐、散发臭虫味的旅社——整个狂乱的气氛威胁着要把我吞噬。我必须承认有几分迷醉，但也担心自己会为这份好奇心付出代价。“如果你不感兴趣，”一个把裙子拉高、姿态慵懒随意的漂亮女孩说，“那来这儿干什么？”
问得好，而我无话可答，只好走人。我前往墨西哥铁路管理处购买火车票。这座城严重缺乏整修，每栋建筑物都有窗户破损，每条街道都停有废弃的车辆，每条小巷都被垃圾堵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湿冷的季节，炎热不再，既无法掩饰这座城市的污秽，也无法增添罗曼蒂克的气息，它简直丑陋得残忍。但这儿的市场是我们造就的，而非墨西哥人。它需要旅客。
某些居民仍保持着纯洁之心。我付了“阿兹特克之鹰”卧铺的钱，向友善的女经理提起自己才从那一区出来。
她转着眼珠子，然后说：“告诉你一件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并不远。你只要……”
“别告诉我。我在这儿住了两年，我认得我的家，认得我的办公室，认得我的教堂，这就够了。”
她表示，我的时间最好花在欣赏那些珍奇古玩，别尽在那一区闲荡。前往车站途中，我遵循了她的忠告。无可避免，到处都是篮子、明信片和弹簧刀，但也有石膏制的狗儿和基督像、蹲着的女人雕刻、宗教性的各类杂物，譬如有船缆那么粗、珠子像棒球的玫瑰念珠，被雨水侵蚀、锈在路边的铁器，以及阴郁的圣人石膏像——受粗劣的彩绘者之害而壮烈殉道，每件东西上还刻着“新拉雷多纪念品”等字样。珍奇古玩（curio，几乎不言而喻，即为curiosity的简写）的唯一价值，就是证明你曾来此一游：刻有猩猩脸孔的椰子、可燃的烟灰缸、墨西哥草帽——上面如果没有“新拉雷多”的字样就毫无价值，但这些物品远比我在那一区所见粗俗。
离车站不远，有个男人在熔化玻璃管，他将玻璃拉长拈细，塑造成汽车模型。技巧登峰造极，已臻艺术之境，其成果（几乎一模一样的模型车）却毫无想象力可言。精致的玻璃细工要花上数小时才能造就，但他辛劳工作，只为了把原可能美丽非凡的创作，化为滑稽不堪的纪念品。他做过别的东西吗？
“没，”他说，“只做汽车。我在杂志上见过汽车的图片。”
我询问他是什么时候看到那张图片的。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十年前，或是更久以前。”
“你在哪里学会做这个的？”
“在普埃布拉学的，不是这儿。”他搁下喷灯，抬起头来，“你以为有人能够在新拉雷多学到东西吗？这可是普埃布拉的传统艺术。我把这项手艺传给了老婆和孩子，我老婆做的是小钢琴，我儿子做的是动物。”
一次又一次，如出一辙的汽车、钢琴、动物。如果情形真的像大量复制一样简单，就不会令我困扰了。但不凡的技术与耐心，竟投注在这些最后跟垃圾差不了多少的玻璃汽车上。看似了不得的浪费，但其实与那一区的情形相差无几：甜蜜的小女孩在那儿变成了坏脾气的贪婪魔女。
午后稍早时，我把行囊寄放在车站的餐厅。我询问行李寄放处在哪里，一个坐在刚有人呕吐过的桌子后的墨西哥女孩推开盛满豆子的锡盘说：“就是这儿了。”她给了我一张皱巴巴的纸，用口红在手提箱上写下“保罗”。我对于能否再见到它，实在不抱太多希望。
现在，我打算领回行李了。我将那张纸交给另一个生面孔的女孩，她笑了，叫一个斗鸡眼的男人来查看。他也笑了。
我说：“有什么好笑的？”
“我们读不懂她写的。”斗鸡眼男人说。
“她写的是天书。”女孩说。她捧住肚子，向那张纸咧嘴而笑。“是什么字啊，五十五还是五？”
“就当是五吧，”我说，“我们可以去问她，她在哪儿？”
“她，”斗鸡眼男人这回用英语了，“她去哪儿了！”
他们觉得这太好笑了。
“我的行李到哪儿去了？”我说。
女孩说：“不见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咯咯笑着，把行李从厨房里拖了出来。
沿着铁轨走了一百码才到“阿兹特克之鹰”的卧车，抵达时我已喘不过气来。特意为这趟旅行准备的英国防漏鞋已开了一道口；衣服全湿透了。我仿效印度的苦力，将手提箱顶在头上，结果不但引起偏头痛，还将雨和汗引入衣服的领口。
一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人站在门口，挡住我的去路。“你不能上车，”他说，“你还没通过海关。”
这倒是真话，虽然我疑惑他是打哪儿知道的。
我说：“海关在哪里？”
他指向湿漉漉的铁轨远端，嫌恶地说：“在那儿。”
我再次将手提箱顶在头上，心中确信就算折回车站月台，身上也不可能比现在更湿了。“海关在哪里？”我问。一个叫卖泡泡糖和饼干的妇人对我露齿一笑。我询问一个小男孩，他遮住自己的脸。我询问一个手拿记事板的男人，他说：“等吧。”
雨水从月台屋顶的破洞滴落。墨西哥人将一包包个人用品装车，由二等车厢的窗户塞进去。然而，这辆名声卓著的快车，显然没有多少乘客。车站脏乱不堪，近乎荒凉。泡泡糖小贩和炸鸡小贩聊起天来，光着脚的孩童在玩捉迷藏。雨继续下着——并非爽利洁净的倾盆大雨，而是阴暗单调的毛毛雨，宛如灰屑飘落，沾污了一切碰触之物。
然后，我瞧见了那个喝阻我进入卧车的穿黑色制服的男人。他现在全身湿透，满脸怒气。
“我没看见海关。”我说。
他掏出一管口红，说：“这儿就是了。”
不再多问，他用口红在我的手提箱上画上一笔，站直身子，闷哼一声说：“快一点，火车要开了。”
“对不起，我让你久等了吗？”
卧车有两节，老式的美国款，制造商是一家已倒闭的美国铁路公司。包厢内有深陷的扶手椅、装饰艺术风格的斜角、三面镜，不但漂亮，而且舒适，还铺有地毯。我在新拉雷多举目所及似乎全残破不堪，既无人维修，也无人看重。然而，这辆古老火车以及二手卧车的状况良好，几年之后，就可跻身保存完善的古董之列。完全是无心插柳。不像美铁，墨西哥人没钱用铬合金与塑料来重建卧车，只能妥善地保持现状，反而让装饰艺术风格的原创性留存下来。
包厢大多是空的。哨音响起前，我走在车厢里，瞧见一家墨西哥人（几个小孩随同母亲一块儿旅行）、一对面色忧戚的美国旅客，以及一位身披假豹皮大衣、猛向我眨眼的中年女士。我包厢走廊的对面，歇着一位老妇人，以及她可爱的旅伴——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子。老妇人对我卖弄风情，却对女孩声色俱厉——我想是她的女儿。女孩害羞极了，服装灰暗（而老妇人颈上则围了一圈貂皮），脸蛋上英格兰民族的忧愁，使她的外表蒙上一层强烈的纯净。前往墨西哥城的路上，我一直想跟女孩攀谈，但每次都被老妇人喋喋不休的问题给绊住，她从不准女孩回答。我认为，女孩的恭谨不只是女儿的顺从，她根本是仆人，全身上下笼罩着焦虑的沉默。她的眸子是碧绿色的。我想，就算老妇人再虚荣，也该了解这个女孩有多吸引人，而我的真正动机又何在。这一对旅伴带着某种俄国式的、旧时代的、参不透的氛围。
我在自己的包厢歇息，啜饮着龙舌兰，想着现在离美国还那么近（我可以从车站瞧见位于侵蚀峭壁上的拉雷多商店），景物却已更迭如斯，放眼尽是满不在乎的墨西哥凌乱风情。敲门声响起。
“打扰。”是列车员。他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挤进来。行动依然匆忙，嘴巴却仍开合个不休：“我只是来放这个的。”
他背着一只巨大的纸制购物袋，袋里还塞了许多小袋子。他露齿而笑，把袋子抬到胸口，作势要放在洗脸台上方的行李架上。
我说：“我打算把手提箱放那儿的。”
“没问题！你可以把手提箱放在床下。嘿，让我来。”
他屈膝跪下，将手提箱推到看不见的地方，并称赞真是个好箱子。我还没打算提醒他，这儿可是我的包厢。
“那是什么？”我问。
他把纸袋抱得更紧，再次露齿微笑。“这个？”他愉快地说道，“一些小东西而已。”他把纸袋放到行李架上（那袋子太鼓了，没办法塞到床下），说道：“没问题，对吧？”
整个行李架都被塞满了。我说：“未必。”
我拉了下袋子的开口，想要窥视里面。他面露不诚恳的笑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安抚似的要我住手。
“没问题的！”他笑容不减，此时还带着一抹疑似狡猾的感激。
我说：“为什么你不把它放在别的地方？”
“放在这儿更好。”他说，“你的行李箱很小。好主意——旅行千万要带小箱子。放在这儿再完美不过了。”
“那到底是什么？”
他没有回答，也没有把手从我的肩膀上抽回。现在，他轻柔地施加压力，让我坐下。他往后倒退数步，左右张望一下走廊，再往前移，弯身以带有气音的西班牙语说道：“放心，你是游客，没问题的。”
“很好。”我向他微笑，也向那只袋子微笑。
他不笑了。我想，我乐意接纳这只袋子，反而使他有所警觉。他半掩上门，说：“一个字都别提。”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声。
“别提？”我作势起身，“向谁提？”
他挥手示意我坐回扶手椅。“一个字都别提。”
他关上门。
我看着袋子。
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同一位列车员，却是崭新的笑容：“晚餐好了！”
他候在一旁，等我离开包厢，他便把门锁上。
我在餐车里试着和绿眼眸女郎攀谈，但老妇人拦下了我所有的问题。我喝了两杯波希米亚啤酒，咽下一只骨瘦如柴的烤鸡残骸后，再接再厉试了一次。我注意到老妇人回答时，总是用“我”，而非“我们”——“我要去墨西哥城”“我到过新拉雷多”。所以，几乎可以确定绿眼眸女郎是仆人，也可以说是老妇人行李的一部分！我全神贯注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注意到三个身着制服的男人踏入了餐车。我望着他们——手枪、胡髭、警棍、无领的衣服，然后他们就走了出去。墨西哥到处有人身着这种意义不明的制服，几乎已成景观的一部分。
“我住在科约阿坎
。”进餐使她的口红脱落，她补上更多。
“托洛茨基不是也住在那儿？”我说。
一个穿白色制服的服务生出现在我的身旁。
“回你的包厢，他们要你过去。”
“谁要我过去？”
“海关。”
“我通过海关了。”嗅出麻烦的味道，我用英语回道。
“西班牙语，你，不说？”
“对。”
老妇人严厉地望着我，但什么话也没说。
“他们，要你去。”服务员说。
“我要喝完这杯啤酒。”
他把我的玻璃杯推到双手难及之处：“现在就去。”
三名全副武装的海关人员在我包厢外候着。列车员不见人影，但门没锁，显然他已偷偷溜走，留下我一个人身陷窘境。
“晚上好。”我说。他们听到我的英语，互相苦着脸。我翻出护照、火车票、健康证明卡，挥手请他们检查，希望能分散对方的注意力。“你们会发现，我有墨西哥旅游证明、天花疫苗注射证明、没过期的护照。瞧。”我把夹在护照里的文件抖出来，让他们看粘在缅甸签证上的缅甸邮戳、耀眼的老挝回头签，以及准许无限制出入危地马拉的短笺。
他们为之分心了片刻，低声交谈并翻阅文件。然后，三人中最丑的一个走进包厢，用铁警棍敲了敲行李架。
“这是你的吗？”
我决定假装不懂西班牙语。实话实说会使列车员陷入绝境——也许他理当属于那儿。但当日稍早，我曾目睹海关人员如何仗势欺人，用连珠炮般的羞辱来折磨一个墨西哥老人。陪着老人的还有一个男孩，他们的行李箱装了大约三十个网球。海关人员命令他们把箱子倒空，网球滚向四面八方，当两名受害者追球时，海关人员还踢着网球，用西班牙语一遍又一遍地说：你的解释，我不满意！因此，我对墨西哥的所有海关人员抱有毫不留情的憎恶。虽然对陷我于困境的列车员也很火大，但远不如对海关人员来得严重。
我不承认也不否认，用英语噼里啪啦说道：“摆在那儿有一阵子了，差不多两小时。”
他把两“小时”（hours）听成“我们的”（ours），用西班牙语说：“那就是你的。”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它。”
“是他们的。”他用西班牙语叫道。走廊上的男人闷哼一声。
我对那个人微笑，说：“我想，有什么误会吧。”我弯腰，将床下的手提箱拉出来，说：“听着，我已经通过海关检查了——这一侧还有口红的痕迹。我很乐意打开箱子让你们瞧瞧，里面有一些旧衣服、几张地图……”
他用西班牙语说：“你到底会不会西班牙语？”
我用英语说：“我才来墨西哥一天，你能希望奇迹出现吗？我是游客。”
“这个人是游客。”他向走廊那边喊道。
我们交谈时，火车加速，摇来晃去，迫使我们撞在一块儿。那个海关人员一边摇摆，一边扶向他的警棍与手枪，以维持平衡。
他的眼睛狭小，声音充满威胁，用西班牙语说：“所以这儿的一切都是你的，包括那个纸袋？”
我用英语说：“你到底想找什么东西？”
他再次望向那只袋子，用手压了压，里面咔嗒咔嗒作响。他面露狐疑，但也沮丧万分，因为我身为游客享有隐私权。那位列车员对规矩了如指掌。
海关人员说：“祝你旅行愉快。”
“彼此彼此。”
他们一离开，我就返回餐车，喝完我的啤酒。侍者们一边收拾桌上的盘子，一边交头接耳。又到了一个车站，等到火车重新上路，我才确定那批海关人员已经下车了。
我冲回自己的包厢，迫不及待想知道袋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经过这场风波，我自觉有权利一探究竟。车厢是空的，我的包厢一如方才离开时的模样。我把背后的门锁上，站上马桶，以便更仔细地审视行李架。但纸袋已不翼而飞。
- 墨西哥城的市中心南侧住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