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利一家
哈特利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安妮在一个冬日的傍晚抵达了帕玛科迪客栈，到的时候已经开过了晚饭，饭后的桥牌刚刚要开局。哈特利先生拎着行李穿过宽阔的门廊进入大堂，他妻子和女儿紧随其后。一家三口看起来都非常疲惫，他们四面打量着这个明亮而又家常的房间，面带终于从紧张和危险当中脱身出来的感激神情，因为他们从一大早就驱车一直在铺天盖地的暴风雪中艰难跋涉，现在终于安全抵达了。他们说，他们是从纽约开车过来的，这一路上大雪一刻都没停过。哈特利先生把行李放下，又回到车上去拿他们的滑雪用具。哈特利太太一屁股在大堂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她的女儿疲惫而又害羞地挨近她。小姑娘的头发上还沾着点雪，哈特利太太用手指把它们拂落。这时巴特里克太太，这家客栈的寡妇老板娘，走到门廊外头给哈特利先生喊话，告诉他不必管他的车了，店里会有人负责帮他停好。他于是回到大堂，登记入住。
看起来他是个挺可爱的人，讲话声音急切热情，态度举止急迫而又客气。他妻子相貌端庄，一头黑发，累得已经有些迷糊了，他女儿看起来有七岁左右。巴特里克太太问哈特利先生他此前是否曾在帕玛科迪住过。“我接到预订信息时，”她道，“你的名字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哈特利太太和我八年前的二月份曾来过这儿，”哈特利先生道，“我们是二十三号到的，在这儿待了十天。我连具体的日期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这儿过得非常开心。”然后他们就上楼去了。再下来了之后，他们吃了顿用炉子上温着的剩菜凑合的晚饭。小姑娘实在是累坏了，几乎在饭桌上就睡着了。饭后，他们就再度上楼休息去了。
整个冬季，帕玛科迪的生活都完全集中在冬季运动上。这里可不鼓励酗酒和装病，大部分住客都非常热心地投身于滑雪运动。早上，大家搭乘一辆大巴横过峡谷来到山上，天气好的话，他们会打包带上午餐，在山坡上一直待到日暮黄昏。有时他们也会换个花样，在客栈附近的一个溜冰场里溜冰，这个冰场是在一个晾晒衣服的院子里浇上水凝成的。客栈背后还有一个小山包，山上的条件不适宜的时候也可以改在这儿滑雪。将滑雪者拉上山坡的缆索非常原始，当初还是巴特里克太太的儿子建造的。“拖动缆索的马达还是他在哈佛读高年级的时候买的呢，”一说起这条缆索巴特里克太太总会这么说，“他把它放到一辆旧默瑟汽车里，有天夜里从坎布里奇一路给运到了这里，压根儿就没有汽车牌照！”每次说到这里，她都会把手捂在胸口上，仿佛那次行程的危险仍历历在目。
哈特利一家到达以后的次日一早，就加入帕玛科迪那新鲜空气和冰雪运动的日常活动中来。
哈特利太太是个有点心不在焉的女人。那天早上她登上往山上开的大巴，坐下来，已经开始跟另一位乘客聊开了，这才意识到她忘了拿自己的滑雪板。于是大家就都等着她丈夫跑回旅馆去拿。她穿了件色泽亮丽、皮毛镶边的派克大衣[56]，穿在她身上给人的感觉有些太过年轻了，反而显得她气色憔悴。她丈夫则是一身海军装备，衣服上还印有他的名字和军衔。他们的女儿安妮非常漂亮。头发扎成紧致利落的辫子，小小的鼻头上有一片雀斑，她以她那个年龄特有的阴郁而又理性的目光细细打量着周遭的一切。
哈特利先生的滑雪技艺相当了得。他不停地在山坡上上上下下，他的滑雪板呈平行状态，他的膝部弯曲，他的双肩优雅地呈半圆形来回摆荡。他妻子不像他这么灵光，不过她也完全能够驾驭得了，她也很享受凛冽的空气和皑皑的白雪。她时不时会跌倒，当有人主动扶她站起身来，当沾在她脸上的雪使她的面色更加红润以后，她显得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岁。
安妮则根本不会滑雪。她站在山脚下出神地望着父母。他们冲她喊叫，可她就是不挪窝，不一会儿她就开始哆嗦起来。她妈妈走到她跟前想鼓励鼓励她，可小姑娘故意闹别扭地把脸扭了过去。“我不想由你来教我，”她道，“我想让爹地教我。”哈特利太太就把她丈夫喊了来。
哈特利先生刚刚把注意力转到安妮身上，小姑娘马上就打起全副的精神。她跟着他在小山上上上下下，只要他跟她在一起，她看起来就自信又开心。哈特利先生跟安妮一直待到午饭后，然后把她转托给一位职业教练，这位教练正在山坡上带一个初学者的班。哈特利先生和太太跟他们一起来到坡脚下，哈特利先生把他女儿带到一边特意嘱咐她一番。“你妈妈跟我这就去滑雪道上滑雪去了，”他说，“我想让你参加瑞特先生的滑雪班，尽量跟着他好好地学。你如果真想学会滑雪的话，安妮，你就必须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来学。我们大约四点钟回来，到时候我想让你给我展示一下你都学到了些什么。”
“好的，爹地。”她说。
“现在你就去参加那个班吧。”
“好的，爹地。”
哈特利先生和太太一直等到安妮已经爬上山坡并且加入了滑雪班以后，这才动身离开。安妮盯着教练看了有好几分钟，可她一注意到她父母已经走了，就立刻离开队伍，顺势滑下山坡朝山下的休息小屋而去。“小姐，”教练从后面喊她，“小姐……”她头都不回。她走进小屋，脱下派克大衣和连指手套，齐整地摊在一张桌子上晾干，然后就坐在炉火旁，把头深深埋下，不让别人看到她的脸。整个下午她就一直坐在那儿没挪过窝。天马上就要擦黑前，她父母返回了小屋，正跺着脚把靴子上沾的雪清除掉的时候，她跑到爸爸面前，脸上都哭肿了。“哦，爹地，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她哭道，“我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呢！”她张开双臂抱紧他，把脸整个埋在他的衣服里。
“好了，好了，好了，安妮。”他道，拍着她的后背，冲着碰巧注意到这一幕的人微笑。在返回客栈的大巴上，安妮紧挨在他旁边，抱着他的胳膊。
那天傍晚在客栈里，哈特利一家三口在晚饭前来到酒吧间，在一张靠墙的桌旁就座。哈特利太太和她女儿喝番茄汁，哈特利先生喝了三杯古典鸡尾酒[57]。他把酒杯里的柑橘片和甜樱桃给安妮吃。她父亲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令她兴味盎然。她给他点烟，并把火柴吹灭。她仔细研究他的手表，对他讲的所有笑话都报以大笑。她的笑声尖锐而又悦耳。
这家人轻声细语地交谈。哈特利先生和太太跟安妮说的话要多于相互之间的交谈，就像是他们已经来到了婚姻中一个无话可说的阶段。他们相互犹豫迟疑地讨论着雪和大山，而就在这一努力交谈的尝试当中，哈特利先生不知什么原因，对他妻子恶语相向。哈特利太太迅速从桌前站起来。她可能已经哭了。她匆匆穿过大堂，上了楼。
哈特利先生和安妮仍留在酒吧间。等到晚餐铃响以后，他请服务台的接待员给哈特利太太送了一托盘食物上去。他跟女儿在餐厅用的餐。餐后，他坐在店堂里阅读一本旧的《财富》杂志，而安妮就跟住在客栈里的另外几个小孩儿一起玩。他们都比她要小一点，她很容易又很亲切地掌控着他们，模仿成年人的样子。她教给他们一种简单的扑克牌戏，然后又读了个故事给他们听。等这几个比她小的小孩儿被送去睡觉后，她就开始看一本书。九点左右她父亲带她上楼睡觉去了。
后来他自己又从楼上下来，进了酒吧间。他一个人喝着酒，跟酒保聊着各种品牌的波旁威士忌。“爸爸原来都是让人从肯塔基一桶桶地往家里送波旁威士忌的。”哈特利先生说。他的声音略带了点儿尖厉，而且他那种既急迫又客气的态度举止，使他说出来的无论什么都显得很重要似的。“我记得是很小的那种酒桶。我想应该最多也就盛一加仑。爸爸原来让他们一年给他送两次。奶奶问他桶里装的是什么时，他总是告诉她说是满满的甜苹果酒。”讨论完了波旁威士忌以后，他们又开始讨论这个村子和这家客栈这些年来的变化。“那是八年前了，八年前的二月份。”然后他又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一遍昨天晚上他在大堂里说过的那番话，“我们是二十三号到的，在这儿待了十天。我连具体的日期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这儿过得非常开心。”
哈特利一家接下来的几天过得跟第一天基本上完全一样。哈特利先生一早花几个钟头的时间教他女儿滑雪。小姑娘学得很快，只要跟她父亲在一起，她就总是表现得既勇敢又优雅，可是他只要一离开她，她就会来到那个小屋里，坐在炉火边。每天吃过午饭后，他们就会到达这样一个阶段，他总是教导她一定要依靠自己才行。“你妈妈和我这就要走了，”他会说，“我希望你能自己一个人去练习滑雪，安妮。”她则会点点头表示同意，可只要他一走，她就会回到小屋里在那儿坐等。有一次—那是第三天上了—他发火了。“你给我听着，安妮，”他喊道，“你要是真打算学会滑雪的话，你就必须得一个人去学。”他的喊叫伤到了她，可也并没有教会她从此学会独立。她成了下午小屋里大家熟悉的常客，每天都不声不响地坐在炉火旁。
有时候哈特利先生也会变更一下他的规矩。一家三口会乘坐早班巴士返回客栈，他会带他女儿去溜冰场，给她上一节溜冰课。碰到这样的情形，父女俩就会在外头待到很晚。哈特利太太有时会透过店堂的窗户看着他们爷儿俩。溜冰场就位于巴特里克太太的儿子建造的那非常原始的滑雪缆索脚下。缆索末端的那几根柱子在暮光中看起来活像是几台绞架，而哈特利先生跟他女儿看起来就像是悔罪和坚忍的塑像。爷儿俩一遍又一遍地绕着小小的冰场滑个不停，既热诚又严肃，仿佛他正教导她的是远比一项运动更加神秘的重大隐情。
客栈里所有的客人都挺喜欢哈特利一家，虽说他们给其他客人留下一种最近不幸遭受了某种损失的感觉—也许是损失了钱财，或者也许是哈特利先生失去了工作。哈特利太太仍旧心不在焉，不过其他客人都感觉她这种特征正是某种不幸动摇了她的自制力的结果。她貌似急于表现得非常友善，就像个孤独无依的女人一样什么话题都想插嘴。据她说，她父亲是位医生。她讲起他来的语气就仿佛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她总是满怀极大的乐趣说起她的童年时光。“妈妈在格拉夫顿的起居室足足有四十五英尺长，”她道，“两端各有一个壁炉。那可是那种妙不可言的维多利亚式老宅子。”客栈餐厅的瓷器柜里有几样瓷器很像是哈特利太太母亲的旧藏。大堂里有个镇纸很像是哈特利太太少女时代人家送她的礼物。哈特利先生时不时地也会说起他的出身情况。巴特里克太太有一次请他为大家分切一条羊腿，他在磨切肉刀的时候就说：“我只要一磨刀就会想起爸爸来。”门厅里摆放的手杖藏品中有一柄银质浮雕镶嵌的黑刺李手杖。“这简直就跟温特沃斯先生从爱尔兰给爸爸买的那柄黑刺李手杖一模一样。”哈特利先生道。
安妮全身心挚爱着父亲，不过显然她也喜欢母亲。晚上她累了的时候，就会紧挨着哈特利太太在沙发上坐好，把头靠在妈妈的肩上。看起来只有在山上，处在陌生环境里的时候，她父亲对于她来说才会变成世上唯一可以倚靠的亲人。有天晚上，哈特利夫妇在打桥牌的时候—相当晚了，安妮已经上床睡觉—小姑娘开始喊她父亲。“我去吧，亲爱的。”哈特利太太道。她道了声失陪，上楼去了。“我想要爹地。”桥牌桌上的人都能听见小姑娘尖声喊道。哈特利太太把她安抚住以后再度下楼来。“安妮做了个噩梦。”她解释道，然后就继续打牌。
第二天多风而又温暖。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开始下起雨来，除了那些铁杆儿的滑雪迷以外，大家都返回了各自的旅馆。帕玛科迪的酒吧间早早地就人满为患了。大家把收音机打开收听天气预报，有位性急的客人已经忍不住抓起大堂里的电话给别的滑雪场打了过去。皮克在下雨吗？斯托在下雨吗？圣阿加莎在下雨吗？哈特利先生和太太那天下午也在酒吧间里。自打他们来到这里，她头一次叫了杯酒喝，不过看起来她并不怎么喜欢。安妮在店堂里跟别的小孩儿一起玩。马上就要开晚饭的时候，哈特利先生走进大堂，问巴特里克太太他们能否在楼上用餐。巴特里克太太说可以安排。晚餐铃声响起的时候，哈特利一家就上了楼，一个女服务员给他们把晚餐端到了房间。饭后，安妮又回到店堂里跟别的小孩儿一起玩，把餐厅收拾干净以后，那个女服务员就上楼去哈特利夫妇的房间取晚餐的托盘。
哈特利夫妇卧室门上的气窗开着，女服务员沿着走廊走近时，能听到哈特利太太的声音，那声音听来是如此失控，如此粗哑而又充满了苦痛，她不由得停下脚步仔细倾听，因为仿佛那个女人的生命都处在危险中。“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哈特利太太在哭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回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重新回到这些我们以为曾经有过幸福时光的地方？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这么做又真正有了什么好处？我们翻遍了电话本，一心寻找我们十年前认识的那些人的名字，我们请他们一起吃饭，这么做有什么好处？这么做又真正有了什么好处？我们重新回到那些我们曾经去过的餐厅，我们爬过的高山，我们回到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甚至是周围的邻家，我们在各个贫民区游逛，以为这会使我们快乐起来，可是从来就没有奏效过。看在基督的分上，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开始做这样悲惨的事情？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尽头？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次分开？分开只会更好。分开不是更好吗？对安妮来说也更好—我不管你说什么，对她来说那样总比这样更好。我再带着安妮就是了，你可以住在城里。我们为什么不能那么做，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我不能……”被吓坏了的女服务员赶快掉头溜掉了。她下楼来的时候，看见安妮正坐在店堂里，给那些更小的孩子读一本故事书。
当天夜里天就放晴并且转冷了。所有的一切都冻住了。早上，巴特里克太太宣布说山上所有的滑雪道统统都关闭了，缆车索道也不再运行。哈特利先生和另外几位住客就把客栈后头那个小山包上的一层硬冰壳铲掉，又特意雇了人手把那个非常原始的缆索开动起来。“拖动缆索的马达还是我儿子在哈佛读高年级的时候买的呢，”巴特里克太太听到那吱吱嘎嘎的爆裂声，说道，“他把它放到一辆旧默瑟汽车里，有天夜里从坎布里奇一路给运到了这里，压根儿就没有汽车牌照！”周边地区就只有这个小山坡还能提供滑雪服务，于是午饭之后有很多别的旅馆的住客也来到了这儿。大家把缆索底下的积雪铲掉，直到露出粗糙石块的表面，这些雪必须被铲到滑雪道上去。缆索已经磨损得很厉害，巴特里克太太的儿子当初自建的这套缆索系统实在是太过因陋就简，往小山包上拉滑雪客的时候相当勉强而且还跌跌撞撞。哈特利太太想让安妮使用这套缆索上山去，可她一直等到她父亲先站上去以后才肯上去。他向她演示如何站稳，如何抓住绳索，弯下膝盖，拖着她的撑杆。一等到他被缆索拉到山上之后，她也就很高兴地跟着上去了。整个下午她一直跟着他上上下下，因为他自始至终都跟她在一起而欣喜若狂。等山坡上那层硬硬的冰壳被铲掉、运走之后，就成了很好的滑雪道，于是那种古怪的、几乎带有强迫性质的乘缆索上去然后滑雪下来的节奏就渐渐成型，开始不断地上上下下、无止无休。
那是个天气晴好的下午。空中积有雪云，不过明媚而又令人愉悦的阳光穿透云彩照射下来。从小山顶上望下来，乡野唯有黑白两色。已经燃尽的篝火的烬余就是仅余的颜色，这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就仿佛这雪野的孤寂荒凉不仅仅只是寒冬的景色，而像是一场毁灭性大火的孑余。大家在滑雪、在排队等着抓住缆索上山的过程中当然也在交谈，不过相互间却几乎听不见。缆索的马达突突突地排放着废气，转动绳索的大铁轮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不过除此之外，这些滑雪客们本身也像是已经陷入了麻木不仁的状态，迷失于乘缆索上山然后滑雪下山的节奏之间。那个下午就是个持续不断、无止无休的机械循环。山坡的左侧一直排着一个单人的纵列，抓住久经磨损的绳索，然后松开绳索跳下来，一个接着一个，在山顶上选一条滑雪道再滑下去，一遍又一遍地越过同一个表面，就像是在沙滩上丢了戒指或是钥匙，一遍又一遍地在同一片沙地上逡巡、寻觅。在这一片静寂中，小姑娘安妮突然发狂般尖叫起来。她一只胳膊被久经磨损的绳索给缠住了；她已经被抛到了地面，正被残忍地一路朝山顶的那个大铁轮拖去。“把缆索停下！”她父亲嘶吼道，“把缆索停下！把缆索停下！”山上所有的人都开始一起大喊：“把缆索停下！把缆索停下！把缆索停下！”可是那儿没有人把它给停住。小姑娘的尖叫嘶哑而又恐怖，她越是挣扎着想从绳索中解脱出来，那绳索就愈发猛烈地将她甩向地面。空旷和寒冷似乎把大家一起呼喊着要把缆索停下的声音都给压低了，就连声音中的痛苦也不例外，可小姑娘的哭喊却像是能把这一切都给刺穿，一直到她的脖子在大铁轮上被撞断。
那天晚上天色断黑以后哈特利夫妇就动身返回纽约了。他们要跟在当地的柩车后面开整整一夜。有几个人主动提出帮他们开车，可哈特利先生说他想自己开，他妻子似乎也希望他这么做。等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对伤心欲绝的夫妇走过门廊，四顾望了望那令人困惑的美丽夜色，因为那晚的天气极度凛寒而又清朗，灿烂的星汉看起来比客栈或是村庄里的灯火更加明亮耀眼。他帮扶着妻子坐进车里，又在她腿上盖上条毛毯之后，他们就开始了返家的漫漫长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