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贵子，语言巨匠——回忆袁家骅先生的谆谆教导

王恩保

1957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3月，开始听袁家骅先生讲授“汉语方言学”；1961年又听先生讲“汉藏语导论”。1962年，我考上了袁先生的研究生，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方言学。毕业之后，我分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与他时有联系。直到1980年9月4日他弥留之际，我去医院为他送终，与先生交往先后达二十年之久。我逐渐认识到他的治学方法和为人之道，感受到他丰富的学识和崇高的品德。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事情是使我深受教益的。

最先使我肃然起敬的，是先生的审音能力。那是在方言调查实习课上，老师鼓励我们调查自己的方言。我的母语是芜湖县方村话，其中有些字的读音很怪，如“拔”、“杂”等字，声母到底怎么标，连年轻的辅导老师也束手无策。最后只得把先生请来，先生让我把每个字读了三遍，他马上断定，声母分别是什么。他说我的母语很有价值，鼓励我把音系整理出来。在他的指导下，我写成了《芜湖县方村话记音》，后来发表在《中国语文》1966年第二期上。这是我学习方言学的开端。

1962年，先生招收汉语方言学研究生，系里推荐我去应考。先生出的方言学题有三道：（一）汉语语音演变，声韵调往往互为条件，试联系《广韵》音系和现代方音（包括北京话）举例说明。（二）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上，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水平，并为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汉语史服务得更好？（三）扼要解释下列术语：1.等呼；2.重纽；3.转语；4.特字；5.同语线。现在看来，这些题目都不容易答好，当时我却勇气十足，一气呵成地就完了卷。两个月后，系里通知我，我被录取了。

袁家骅先生

考上了研究生之后，和先生接触就更多了。至少每两周要去先生家一次，交读书报告，听先生答疑解惑。在业务培训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四点。

一是抓专业思想教育。他说：有人以为学汉语史比学方言学强，这是一种误会。方言学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叫描写方言学，另一方面叫历史方言学。前者是描写各汉语方言的现状，后者是说明汉语方言发展的来龙去脉。研究汉语方言，一般要联系中古《切韵》、《广韵》音系，有时也联系以《诗经》为代表的周秦古音。这些都和汉语发展史有密切的关系。汉语史是研究汉语共同语形成发展的历史，汉语共同语形成的时间长，分布的面积又辽阔，和旁的非亲属语言发生过不少接触，这个共同语的内部必然是相当复杂的。研究汉语史也要考虑历史方言学，历史上包罗古今南北的一个语音系统是很难想象的，即使一个地点（例如唐代的长安）的方言，也未必很单纯。因为当时（1962年）的国内音韵学界正在讨论《切韵》音系的性质，袁先生作了上述一番表态。最后他借用印度秦戈尔的诗句“枝是空中的根，根是地下的枝”作比喻来说明描写方言学与历史方言学的关系，勉励我从描写活方言着手来学习方言学。首先要更深入、更准确地掌握自己的母语的音系。先生最后说道：要想当一名合格的语言学家，就必须要研究母语。无论你研究语音、语法或词汇，都必须从对母语的深入调查开始。调查得越深，就越有兴趣。从1962年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先生为我讲的第一课，我仍然记得很清晰。后来，我在调查家乡方言词汇中，果然获得了专业兴趣。袁先生指出的从方言调查入手去学习方言学的方法，不但使我获得了方言学知识，而且增加了我的专业兴趣。

二是抓外语培训。袁先生是教英语出身的教授，就英语而言，听、说、读、写、译他样样皆精。我当研究生时，还听说他用英语演讲。他要求研究生也能掌握一两门外语。当时北大要求硕士研究生第一年要通过第一外语，袁先生提议要我第一学期就通过俄语考试。他通过教研室的叶蜚声老师辅导我的俄语，使我头一学期就通过了。接着他又劝我自学英语，提高英语的阅读能力。他说：“语言是一种习惯，一种语言的语法包含着一套很复杂的习惯，要学会一种外语，就得不断地重复它。当你能阅读外语小说而自得其乐的时候，外语大概就忘不了了。”我找到一本高尔斯华绥的短篇小说集，他很高兴。当我读到其中的一篇《勇气》时，先生与我一道赏析，因为那故事很幽默，他的脸上浮现出会心的微笑。由于研究生期间打下的外语基础，我在后来的工作中一直比较顺利。1991年至1993年，我在捷克布拉格查理士大学教授“古代汉语”，校方指定了两本教学参考书：一本是谢迪克和乔健合编的《文言文入门》，英文名为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另一本是俄文版的《古代汉语》。捷克学生能读懂英文和俄文，读中文却非常艰难。我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和懂英语、俄语有很大关系。当时，我不由地想起了督促我学外语的袁先生。

三是抓审音记音能力。袁先生非常强调语言工作者的审音能力和记音能力。因为汉语方言研究要从横切面的描写，特别是语音的描写入手，然后才能作进一步的历史比较。审音、记音、整理音系是汉语方言调查的首要技能。我当研究生后，袁先生指示我重新整理家乡方言音系，仔细辨听其发音与别的方言或语言的异同。二年级快完的时候，先生又叫我调查广州方言，当时有6个越南研究生要学习粤方言，叫我去辅导。先生说，你对北方方言有调查，但对南方方言的感性知识太少，要着重掌握粤方言的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经过两周的集中记音，我们胜利完成了任务。先生对大家记音的质量表示满意，花钱买了两个大西瓜犒赏我们，并和我们合影留念。

四是抓读书笔记和读书报告。先生对读书笔记既有宏观指导，又有微观批改。1962年底，他在我的《音韵学笔记》的扉页上指示：“笔记注意：1.多利用表格形式，帮助记忆；2.多指出书中可疑之点；3.发现问题；4.参看几本书，比较各家异同，帮助发现问题。”这四条是宏观指导，核心是“发现问题”。从微观上看，先生对笔记中作了多处批注，存疑处打了很多问号。辅导时，和我面对面地加以分析。先生对我写的读书报告，批阅得更加仔细，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特别注意材料的出处，是自己调查来的，还是引用别人的材料？如果是引用别人的材料，一定要注明来源。有一次我引用了苏州话词汇材料，没有注明，先生在旁边批道：“苏州音何所根据？”袁先生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很有特色。他是一位身教重于言教的老师。首先，我觉得勤奋自励是贯串先生一生的一根红线。他的前半生，完成学业上的三级跳：一跳是从沙洲小学考到无锡师范；二跳是从无锡师范考进北大预科，即走出江苏；三跳是从北大考赴牛津留学，即走出国门。“好马不用鞭催”，这三跳完全是他勤奋自励的结果。他一直自力更生：上师范，吃饭不要钱；考北大的旅差费是他《唯情哲学》一书的稿酬；上大学的费用是他半工半读筹集的。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二级教授，靠的就是勤奋自励。我本人也是农家子弟，家境贫寒，父亲死得早，因此很容易与先生的心相通。我记得研究生快毕业时，先生问到我的家史。当我谈到1954年长江大水，家里的房子和稻谷被冲毁，生活无着，而我母亲咬牙送我上高中时，先生听得很仔细，神情严肃，眼眶似乎闪着泪光。后来，我才了解到，先生也有类似的生活经历，比我更惨。1908年，先生5岁的时候，故乡沙洲被洪水淹没，父亲刚死不久，母亲拉着他的手，想抱着他一道投水自尽。幼年的贫穷逼着他奋进，使他养成了勤奋自励的习惯。基于对祖国语言科学的热爱、对人民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先生的后半生一直在探求语言对应规律，在诲人不倦地培养语言专业的学生。他不断调查哈尼族、阿细族、壮族等少数民族语言，记录了成千上万的字汇和几十个民间故事。他还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我当学生的时候，他住北大西面的承泽园十一号，书房对面有一个小池塘。每当我临近他家门时，总是看到他端坐在书房中看书写作。他手不释卷，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一直到最后，先生还以没有完成《汉藏语导论》和对《汉语方言概要》的修订为憾。杭州朱玉吾先生说：“家骅兄的一生是自励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是当一个完人而无愧的一生。”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严于责己、勤奋自励是先生为人的一个方面；宽于待人、谦和诚恳是先生为人的另一方面。他18岁作《唯情哲学》，谈到人类生活美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感情维系。先生待人谦和诚恳重感情，在年轻时就打下了根基。后来，他无论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对人一直谦恭有礼。我从没有看见过袁先生对学生有声色俱厉的时候，他总是和风细雨地与学生交谈。他曾不止一次向我介绍牛津大学学术沙龙的状况，谈到学生和教授在沙龙里自由争论的情形。他说，有些学术就是沙龙里的雪茄烟熏出来的。

我们今天纪念岑麒祥先生、袁家骅先生，就应该关注他们生前关心过的语言学事业，整理他们的学术遗著，编印他们的学术年谱，为建设新的北大中文系提供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