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魏建功先生
安平秋
第一次见到魏建功先生是在1960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不久的古典文献专业迎新会上。我们全班27名新生坐在第一教室楼一楼西头的一间教室里，教室经我们布置用桌椅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的会场。魏先生在几名年轻教师的簇拥下进来，他绕场一周，精神抖擞地与我们每一个新生握手，然后先生站在黑板前面讲了一通话，直至今天我还记得的是他说古典文献专业是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建立的，从1959年开办，今年是第二届，白手起家，有如“大庆”，创业艰辛；“大庆”出的是石油，是工业中的基础，我们古典文献专业出的是人才，是社会科学中的重工业，也是基础。先生操着带有江苏海安味的普通话说出了让我们这批刚入“最高学府”的十八九岁的年轻学生目瞪口呆的话：“我们要把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办成第二个‘大庆’！”从先生的神情看得出他不是即兴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口号。但从那以后我却对魏建功先生“印象不佳”，认为这老先生（当时先生已经59岁）有点不着边际，办古典文献专业、培养一批整理古书的人，怎么能和改变中国贫油国落后面貌的“大庆”相比呢？第二次见到魏先生更增加了我对他的不理解。那是同年的初冬，他到了32楼男生宿舍的大房间，把我们全班同学集中起来，推荐了50种必读书，逐类讲解为什么要读这些书。这些书，我今天能记起来的有《清代学术概论》、《国故论衡》、《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等等。先生接着说，要熟读古书，要背诵名篇，说着他就示范起来，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吟诵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吟到“感时花溅泪”，他老先生竟然声泪俱下，泣难成声。在场的几位女同学（今天她们也已年过半百
，但当时不过十八九岁）见此情景禁不住笑出了声，不料魏先生止住泪水大声叱责：“小姐们，不要笑！”当时正是“大炼钢铁”之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小姐”一词已从社会生活的“词典”中排除掉，先生用了“小姐们”三字，可见其愤怒与不满。我们在场的同学又被搞得目瞪口呆。不过自那以后，全班同学便开始读50本书，背古典诗文。二十六年后，我陪同邓广铭先生走三峡，船经洞庭湖边，邓先生脱口说出《岳阳楼记》中的几句，然后看着我不再往下说，我会意接口续足了后半篇，并默写了全文。邓先生高兴地问起我为什么能背些诗文，我只好老实告诉邓先生，那是做学生时在魏建功先生的训斥下不得不背几篇应付差事。今天想来，这些，在写长篇论文、整本专著的一些朋友心中或许属于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但对将来从事古籍整理的学生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功。
魏建功先生与学生在一起
说来惭愧，大学五年，我虽然听了魏建功先生的课，却没能和先生有更多的接触，没能主动地从先生那里取得深入的学识。一直到“文革”之中，我与先生都被批斗，不同的是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我只是“黑帮爪牙”。1970年秋，周恩来总理要国务院科教组组织班子修订《新华字典》，“以应中小学生和工农兵的急需”。于是，以北京大学文史哲经图各系教师为主干，中国科学院、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参加，组成了30余人的修订小组。魏先生与我都被调到这个组里来，并一起荣任了这个修订组的7人领导小组成员。从此开始了我与先生两年多的朝夕相处。
一到字典组，就传达了周总理选定《新华字典》修订以应急需的意见。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大约是为慎重起见，要我们深入地调查一下是否应该选定《新华字典》来修订。一时间，北大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大中小型字典辞书都集中到字典组，普查之后，经组内魏建功、游国恩、袁家骅、岑骐祥、周祖谟、周一良、阴法鲁、曹先擢、孙锡信和我们一批人多次讨论，一致认为《新华字典》释字准确、简明，适于当前中小学生和广大工农兵使用，略加修订即可重新出版。结论一出，建功先生十分亢奋，说“周总理选定《新华字典》是有根有据的，他了解这本字典”，先生就像一个老儿童那样坦诚地、不只一次地对我讲1953年他是如何抱着为新中国服务的目的，主持新华辞书社编纂出这部《新华字典》的。这时我才知道先生曾担任过新华辞书社的社长，先生谈起这件往事时的认真、得意的神情和语调，至今仍历历如在昨天。字典组的工、军宣传队领导对魏先生很是敬重，在一次学习会上，先生说：“听到师傅喊我老魏，这标志着我又能为人民工作了！”经过“文革”初期几年的批斗，先生作为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北大副校长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能听到一声“老魏”就十分满足和高兴，今天我写到此处一种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
1971年魏先生已是70岁的老人。字典组常常一天工作三段时间。他和我这个30岁的年轻人一起上下班。先生私下对我说，几年的批斗和劳动搞得他患了严重胃下垂，现在只有少吃多餐。我和先生到学部语言所去借《现代汉语词典》的内部征求意见本，中午在东四吃饭，先生只能吃下一小碗软烂的面条。我有个爱买些食品供晚上写东西时吃的习惯，先生有一次托我代他买一包“牛奶饼干”，并要给我二两粮票、一角四分钱，说正餐不能多吃，工作中间常要垫一垫，不要买别的，他的胃只适应这种饼干。自那以后，我每次买食品总要给先生带一包这种饼干。先生也渐渐习惯了，不再坚持给我粮票和钱。
在字典组期间，大约是1971年的夏天，记不得是为什么我和魏先生两人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地，漫步在墓群之间，看到一块碑上是康生的题字，我指给先生看，先生颇不以为然地脱口而出：“他……他……他……”，三个“他”字之下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出，但满面的怒气已是不可遏制。平日先生曾对我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常感到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但有些事却使他不能服气。我现在能记起的，一是要他交代与陈独秀的关系，说他有托派嫌疑。他说：“我和独秀、延年、乔年都熟识。我和他（指陈独秀）在重庆是私人往来，谈的都是文字音韵问题，他有些想法在和我讨论，这怎么扯得上托派嫌疑！”愤愤然溢于辞色。二是有人批斗他反对鲁迅先生。他说：“就是那篇《不敢盲从》，当时在北大，年轻气盛，是针对爱罗先珂的，不是要反对鲁迅。鲁迅先生写文章批评我。这都收进了《鲁迅全集》，可以认真读一读嘛！我后来和鲁迅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好，鲁迅先生还找我为他做事，鲁迅日记里都有记述。”（以上两件事魏先生的话是我今天的回忆，意思不会差，但事隔多年，不敢说每句都是原话，为行文清晰，才加了引号）我告诉魏先生，我在鲁迅日记里见到过记述“魏建功君”帮助鲁迅整理一本什么书的事，先生听后点点头，淡然一笑，摊开双手，似乎是说对这些不知全豹就挥舞大棒的人无可奈何。
大约在1974、1975年间，魏先生被调到“梁效”大批判组。一次在路上见到先生，他兴致勃勃而又低声地告诉我，他在为《论语·乡党》篇作新的注释，是为中央首长读书用的。似乎是在向我表示古籍整理也在“古为今用”，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件事后来知道是“四人帮”阴谋的一个部分。先生也因此被一些人扣上“御用文人”的帽子。到1977年先生曾就此事痛悔地对我说：“哪里知道，上了当！”这时先生已经76岁，似乎对晚年做了这件“错事”难以置遣，心情一直郁闷。先生已于此前早几年从燕东园搬到了燕南园63号，刚搬进去时先生就对我说这住处“大而无当”。那时燕南园还不通暖气，1978年初我去看先生，见书房里生了两个火炉仍不感到暖和。先生说商务印书馆请他帮助审看《辞源》的释字与词条，他精力已不如从前，看得很慢。此后先生几度生病，后来终于住进了医院。
先生住院期间我去探望，先生说起医院护士对病人态度很不耐心，家属陪床还要收五角钱，颇为不满，说：“当初我们搞《新华字典》哪里想到过钱，一分钱稿费都没有，还不是日夜在干！那真是不计名利呀！”我最后一次探望先生，悄悄走到病床前，先生一下子发现了，动情地伸出右手，我趋前一步双手握住先生的手，先生竟用力地抓住我微微颤抖。这时周祖谟先生也从北大赶来，进门便向魏建功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先生，我来了！”魏先生侧过头去向周祖谟先生伸出左手，周先生也是双手握住魏先生。我感到魏先生全身都在颤抖，两手在用力地握，这时我心头一热，一种不祥之感突然袭来，我想先生大概不久于人世了。三天后，我的恩师魏建功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魏建功先生离去已经十二年了。记得70年代初我曾问过他：为什么1960年我们入学之后，先生吟诵杜诗“感时花溅泪”要落泪呢？先生略一沉思，抬起头来看着我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哪！哪里体会得到抗日时期我们家破人亡、‘国破山河在’的悲凉，那时每吟这首诗才真是感时下泪啊！”我不禁心中一动，真是一片为国为民希望自己国家强大的真情！我想，正是这样一种真情，使先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50年代，创建并主持了新华辞书社，编纂了几代中小学生都曾使用、至今已发行1亿册以上的《新华字典》；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前期，创建并主持了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今天在古籍整理事业中勤奋工作的英才。魏建功先生虽然逝去了，遗爱却在几代中小学生中，在古籍整理事业中，在新中国广大人民之中。而他那为国为民、不计名利的纯真之情，又是多么强烈、深刻地感染、教育着他的学生。
1992.12.18
- 安按：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底。今天（2010年2月）当时的这些女同学已经在70岁上下了。
- 安按：今天（2010年2月）魏建功先生去世已经三十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