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师教导，重如泰山

叶蜚声

我从小爱学各种语言。上大学时苦于没有适当的系科设置，选择了财务管理。毕业后在银行先后做了八年经济研究和翻译工作，总是感到不尽符合自己的志趣。1956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各大学和科研单位向社会广招研究生。我在报上见到北大中文系岑麒祥、高名凯两教授招收普通语言学研究生的广告，喜出望外，毅然辞去银行工作，报名投考。考试结果，录取了从总政转来的赵世开同志和我，分别由高先生和岑先生指导。

我是1957年初入学的。报到后，怀着崇敬和喜悦的心情拜见导师。岑师那时住在中关园三公寓宿舍。那天他穿着一件布棉袍在书斋里接见了我。他热情地欢迎我加入语言学的行列，向我介绍普通语言学的目的和任务是研究语言的共性和指导语言研究的理论。他指出，我虽然学过一些外语，具备较好的入门条件，但是缺少理性认识，需要从头学起。为此要精读一系列的经典专著，旁听有关课程，特别是打好语音学的基础。接着又着重指出，中国的普通语言学首先要为汉语研究服务，要求我跟本科生一起补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汉语史四门汉语基础课，参加实习和考试。这些任务要争取在两至三年内完成，然后开始写学位论文。岑师的教导使我明确了努力方向，决心从头学起。

岑师指定的第一部精读专著是法国社会心理学派的代表作房德里耶斯的《语言》。我在埋头细读之余还如饥似渴地旁听多门课程，每周或隔周向岑师报告学习进度，提出疑难问题。岑师早年留学法国时曾受业于房氏，对他的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往往一两句话就拨开了我的疑难。在岑师的指导下，那本书我读了半年多时间终于弄懂。我体会他是引导我先“通一经”，登堂入室，然后推及其他各家。果然，经过这次训练，阅读其他的专著就顺利多了。岑师进而启发我比较各家学说，探究分歧的原因。那时岑师还指导着李兆同、贾彦德、杨筱敏三位高年级的研究生。他们都是科班出身，作为师兄，给我不少帮助。

左四为岑麒祥先生

岑师和王力师、高名凯师、方光焘先生是20-30年代我国第一批赴法国专攻语言学的学者。1928年到1934年，他在法国受业于当时集中在巴黎的一批国际著名学者。他从房德里耶斯学语言学，从梅耶学历史比较语言学，从傅舍学语音学，从柯恩学语言调查，历时五年半，成绩优异。回国后一直在母校中山大学任教，创办语言学系。解放后，院系调整，1954年和王力师一起从中大调到北大中文系。岑师在语言学教研室任教，和高名凯师、袁家骅师同为教研室的三教授。到北大后，他的教学任务是参照苏联的教学大纲，开设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两门课。我入学时，普通语言学的教材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岑师正在编写语言学史的讲稿。这门课当时国际上还很少有人涉足。岑师多方搜集资料，费了很多心血，《语言学史概要》终于在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外的重视。岑师在授课时向同学们宣布：“这门课的教材现在出版了，大家可以找来参考。”我当时是班上的学生之一，听到老师平平淡淡的这两句话，心里非常激动，这后面包含着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辛勤耕耘啊！

1960年，岑师应方光焘先生之邀，赴南京大学讲学一年。他在南大主要讲授历史比较语言学，讲稿后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是我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岑师不在北京，学习中的问题改由通信指导，专业考试和论文答辩由高师主持。我写信报告岑师顺利通过的消息，心里充满由衷的感激之情。过了年，我毕业留系任教，工作由高师带领，同时也不断得到岑师的指导。

60年代初，我国的大型世界语刊物《人民中国》在海外赢得不少读者。陈毅外长指出，世界语在对外交往中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国内出现了学习世界语的热潮。北大的马希文等同志热心推广，呼吁在北大开设世界语课程，得到校方的支持。鉴于岑师在留法期间就是世界语学者，学校在1964年开班时请他主讲。一时间外语各系学生选读踊跃。我过去也学过世界语，跟做岑师的助教。这种国际辅助语取材于印欧语的共同核心，规划设计合理，易学易用，很受同学们的喜爱。《人民中国》报道北大开班消息，岑师收到不少国外来信，表示对中国的兴趣和友好感情，要求给予这样那样的帮助。这件事使岑师回到了年青时代。他常常说：“世界语历来是维护和平、传送友谊的工具，它能使你在世界各地找到意想不到的朋友。”

“文革”期间，文科各专业一蹶不振。有人提出“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中国话？”的无知责问，更使汉语专业濒临被淘汰的厄运。在万马齐喑的窒息气氛下，不少同行放下书本，前途彷徨，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打算。那个时期，岑师参加运动之余，在家还是孜孜不倦地钻研他的课题。当我谈到周围的思想动态时，岑师平静而坚定地表示：“语言学为社会的需要服务，是非常有用的学科。它非但不会被取消，将来还要大发展。我们要有信心。”岑师的教导，寥寥数语，重如泰山，坚定了我对专业的信念，激励我在逆境中更要不断进取的勇气，使我终身不忘。

1969年，北大在江西鲤鱼洲办农场，多数教职员都下农场锻炼。岑师年近七旬，也在被派之列。我那时在农场当会计，到码头接他。他身体健康，精神开朗，肩背行装，和大伙儿一起走向连队的营房。农场的生活艰苦，劳动也重。我去连队看望他，他从来没有怕苦怕累的表示，总是乐呵呵地说：“农活能够胜任，身体好，吃得香。经历这样的锻炼有好处。”他在农场的状况一直很好，但毕竟年事已高，仍使我担心。直到半年以后，他和一批年老的同事提前调回北京，我在码头上送他上了船，才放下心来。岑师自幼清贫，生活俭朴。抗战期间带领中大一部分师生辗转滇粤，备尝艰辛，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和不畏艰苦的精神。他在农场的表现正是这种品格的体现。

在文科教材建设中，高教部选定四部西方语言学名著，作为语言学参考教材。其中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委托高师翻译，房德里耶斯的《语言》委托岑师和我翻译。高师完成初稿后谢世。“文革”后，出版社鉴于《教程》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作，而原著是后人根据三次听课笔记整理而成，文字简赅而多晦涩之处，专门委托岑师校注。岑师逐句细校，补了好多脚注，又叫我根据原文，参照其他译本复校。这项工作历时两年，方告完成，1980年由商务出版。我有幸能附高岑两师骥尾，为《教程》中译本的面世出力，是两位老师苦心栽培的结果。至于岑师和我合译的《语言》，早在1964年完成，交高教部教材办公室。“文革”期间散失，如石沉大海。到了80年代，岑师整理旧物，在阁楼的旧纸堆中发现译文初稿。我们喜出望外，重新校对誊清，第二次交稿，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载原著完稿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搁置，方才问世，想不到它的中译本也经过长期尘封，才得与读者见面。译本出版时岑师已谢世三载，当我把新书交给岑师的四子和五子运华、运强两位时，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进入80年代，岑师年事已高，继续指导研究生，不再授课，平时还是埋头著述。那时的主要项目是汉语外来词词典和西方语言学家评传。上午，只要天气晴朗，在图书馆的参考书阅览室或书库里总是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一直身体健朗，精神矍铄。傍晚常在燕东园寓所周围的园子里做些体操或整理园圃。1989年12月，他得病住校医院。我到医院探望，他面泛红潮，口舌焦干，还是乐观地表示，过几天就能出院。孰料那次会面，竟成永诀。

岑师享年86岁。他一生追求进步，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都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活动。1934年留学回国后，在中大和北大任教五十六年，热爱专业，坚定岗位，学生遍于全国。他的著述，据长子运泰的统计，有专著17种，论文68篇，翻译18种，集体编写3种，参加修订2种，校注2种。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