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趣谈
鲁迅日记的写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人的称呼粗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其实很有讲究。大概地说，都是有春秋笔法的，褒贬、亲疏、长幼、尊卑，各有不同表达。仔细品味起来，甚是有味。
先说褒贬。最突出的一条，便是袁世凯出殡。1916年6月28日这样记着：“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这袁世凯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便在四面楚歌中一命呜呼了。鲁迅直呼其名，不但不称他为皇帝，甚至连原来的总统也不称了。鲁迅日记中记载袁世凯一共有五次，三次在1912到1913年，袁世凯刚当总统的时候。第一次是1912年11月2日，“上午得袁总统委任状”。同年12月26日，袁世凯接见各部官员，鲁迅因为是教育部的官员，自然也在接见之列。这天：“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晨赴铁师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员见袁总统。见毕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向午雪霁，有日光。”那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也还没有完全暴露，鲁迅称其“袁总统”，虽然谈不上多么尊敬，但叙述还是很客观平和的。这里也没有指明究竟是谁“述关于教育之意见”，按上下文看是鲁迅所述。或许是袁世凯问鲁迅对于教育的意见，他做了简单阐述。鲁迅为此记上一笔，可见他还是重视这次接见的。到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总统，鲁迅日记记有，“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这里给予了客观记载，仍称袁总统，还是怀有敬意的。而且，这天还记着，“国庆日休假……寄许季上信，又自寄一信，以欲得今日特别纪念邮局印耳”，可见，他认为这事是值得一记的。到1914年9月16日，鲁迅日记出现了一条奇怪的记载：“晴。以总统生日休假一日。”称总统而不带姓氏，在这里并不是尊敬，而是重点在“总统生日”。玩其口气，就是说“总统生日，竟也可以休假”之意。是既有点不屑，又有点“姑妄休之”的味道。可是，后来这位大总统终于要“皇袍加身”，过过皇帝瘾了，于是自取其辱。所以当6月6日袁死后，鲁迅直呼其名。鲁迅倒也不是因为人家倒了霉，就鄙薄人家，实在是袁某这时既已不是总统，而鲁迅对袁也不看作“皇帝”，于是干脆直呼其名了，他的情感倾向也就尽在其中了。
鲁迅1925年3月11日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就称其为『广平兄』
再说亲疏。有一个例子同样突出。许广平最早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在1925年3月11日：“得许广平信。”那时鲁迅在日记中直呼其名，因为是学生，跟其他学生一样。但到1925年7月13日，鲁迅日记提到许广平，“得广平信”，这是鲁迅在日记中第一次称许广平为“广平”。这可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称呼改变了，这里自然包含着多量的信息。以前都是称“许广平”，从这里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之后“许广平”和“广平”两种称呼交替出现。到1926年2月3日，又进一步，改称“广平兄”。这是鲁迅第一次把书信中的称呼搬到日记里来。到2月28日，又进一步，改称“害马”。原来，在1924年到1926年风云激荡的北京女师大风潮中，许广平因其勇敢智慧，被推为学生领袖，当选为学生会干事，也因而被当局诬蔑为“害群之马”。鲁迅反其意而用之，戏称之为“害马”。尤其令人喷饭的是，就在第一次出现“害马”三天后，鲁迅日记又有“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一语。不知底细的人一定看了莫名其妙，但若悉知原委，就会明白其中的含意，并对鲁迅幽默的语言折服之至了。原来，正月二十二日，正是许广平的生日，而所谓“鬃毛”，显然是指头发。因为既然称为“马”，就不能称“头发”，而只能称“鬃毛”了。
“鲁迅为许广平剪头发！”这真够耸人听闻的，然而是事实。鲁迅家里，有的是女士。可以说，在与周作人决裂后，鲁迅身边，除了工人就只有女人了：母亲、朱安、女佣。然而别人都不去为许广平剪头发，而要由鲁迅这个唯一的绅士来为许广平剪发，不能不说是有点奇异的。鲁迅似乎并没有学过理发，而且也不见关于他为别人理发的记载，那么——可想而知，他们的关系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了。而且，在许广平生日这天为她剪发，这里的意味可想而知了。这年的上半年，鲁迅日记中关于许广平的记载特别少，仅五次！但实际上，他们的联系可能不是减少而是更紧密了：很多联系不用写了。4月18日“下午广平来”，6月21日：“午后托广平往北新局取《语丝》，往未名社取《穷人》。”这表明，鲁迅已经把她看作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了。连去邮局取邮件这些杂事也请许广平做，这是亲密无间的表示。
同年8月，鲁迅准备离开北京往南方，在几次应酬中，鲁迅带有调侃的口气提到“许广平女士”、“三位小姐们”，也是亲昵的表示。9月17日，日记又有“得景宋信”，18日“寄景宋书二本”。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鲁迅经常称她为“景宋”，次数甚至超过“广平”。“景宋”是许广平的笔名，鲁迅的称呼又一次改变说明，他们的相互了解更为深入了。同时又说明，他们的联系也更密切了。这时鲁迅在厦门，而许广平在广州。两人已分开半个多月，而书信往还不断。鲁迅得到了刚出版的一本书，就马上寄了一本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到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厦门最后一次收到许广平的来信都称“景宋”，之后鲁迅就于16日起程赴广州，18日抵达，当天“晚访广平”，从此以后，直到终其一生，鲁迅在日记里就只称“广平”了。细察鲁迅在日记里对许广平称呼的变化，虽然只是极细微的变化，不比书信中的情感袒露，仍可以清晰地看见两人关系的发展过程。
鲁迅在书信中也称许广平为乖姑、小刺猬
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人，却不是这样了。
1914年11月26日，鲁迅日记：“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这里的“妇”即指鲁迅早年奉母命与之结婚的朱安，而信显然是从朱安娘家发来的。当时鲁迅一个人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没有带朱安，朱安也没有住在绍兴周家，而是回了娘家。我们不清楚信中说了什么让鲁迅气愤的话，但显然，鲁迅不用“妻”或“内人”之类的称呼，而用了“妇”这个带有轻慢意味的称呼，你说他错也没错，但显然是刻意区别于“妻”或“太太”的，何况其中本来就表示了不满。
在鲁迅现存二十四年的日记中，提到朱安仅两次，除了上面那次外，还有一次就是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时，鲁迅刚与周作人决裂，他决定觅屋别居。他问朱安：“你是跟我去，还是跟母亲住？”朱安倒是坚定地站在鲁迅一边。她说：“你那里洗洗刷刷总是要人的。”当然是跟鲁迅走。这朱安也真是够可怜的，这时虽还没有许广平，但鲁迅对她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兴趣。
再来说一下长幼尊卑。第一种是尊称，例如称“先生”、“师”、“夫人”，其中称“师”是最尊的。如称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为“寿师”，称南京矿路学堂校长俞明震为“俞师”，称章太炎为“章师”；鲁迅在日记中称“师”的，仅此三位。此外，还有几个高僧，鲁迅也是称其为“师”的，例如“万慧师”、“铃木大拙师”。而称“先生”的就多一些了，例如蔡元培、吴雷川、关来卿等。称“夫人”的，除了没有记下全名的，如“孙式甫夫人”“许季上夫人”“芷夫人”等，以及出于礼貌称一些外国妇女如“客兰恩夫人”“汉嘉堡夫人”外，就中国人而言，称“夫人”的，只有宋庆龄一人而已。“孙夫人”，是国人对宋庆龄的尊称，鲁迅对她也是始终抱着十分敬意的。
称呼女士为“太太”，这很普遍，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必谈了。
带贬义的称呼，鲁迅日记中是不多见的，即使鄙视对方，鲁迅也不会用轻薄或者谩骂的语言记录对方。例如对顾颉刚，鲁迅当然是有意见的，但从来没有在日记中使用他在《理水》中用的“鸟头先生”之类带贬义的称呼，都是很规范地记作“顾颉刚”。对那个冒昧来访而吃了闭门羹的林庚白，鲁迅也都是完整地记录他的名字。鲁迅在日记中表达鄙视的方法，是直接议论，或用“春秋笔法”，但称呼还是完整的，有时是用补充说明来解决。例如对史济行，鲁迅多次上过他的当，所以当后来史再一次化名来骗鲁迅时，他一眼就看出其狐狸尾巴，便在日记中记道：“得史岩信，此即史济行也。此人可谓无耻之尤！”
还有一种，便是爱称，这当然都是指幼者。比如，鲁迅的忘年挚友冯雪峰一家跟鲁迅一家亲密无间，1931年4月20日，鲁迅和冯雪峰一起通宵编完《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两家一起去合影留念。这时，鲁迅提到冯的女儿冯雪明还是“孩子”，到1933年12月5日，鲁迅日记有“下午海婴与碧珊去照相”，这个“碧珊”，就是指冯雪明。因其可爱，鲁迅按上海人的习惯昵称她为“小瘪三”，而写到日记里，鲁迅却使用了“碧珊”这两个如此典雅的字眼，令人叫绝！后来又写作“碧山”，“雪儿”，也都很优美。同样，对冯雪峰的夫人何爱玉，鲁迅也亲切地称她为“密斯何”（1934-1-7日）。这时，冯雪峰刚刚离开上海去苏区，鲁迅对其妻女倍加照顾，特地与许广平一起邀她们去看电影。在鲁迅日记里同样称“密斯”（小姐）的，还有“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
对一些好朋友的子女，鲁迅也常给以亲切的称呼。例如，友人马裕藻的女儿马珏，常与鲁迅通信，鲁迅日记中也称其号仲。很多友人，也常是称其字、号，体现了关系的深度。一般来说，越是不同称呼多的，越是关系深。凡是直呼其名的（单名除外），基本上都没有多少交情。
对周建人的孩子，鲁迅的称呼就更亲近了。周建人的大女儿周鞠子，鲁迅称她为“马理子”或“玛理”等，次子周丰二，鲁迅又记其原名“沛”，甚至写他的诨名“小土步”，都是爱称。读者也许还记得，鲁迅在他的小说《兄弟》中曾塑造了一个名叫“沛君”的主人公，或许正是来源于周丰二的名字。后来周建人在上海另娶王蕴如，1926年生下女儿周晔，鲁迅在日记里经常写她的乳名“阿玉”。1927年王蕴如生下周瑾，鲁迅写作“瑾男”“瑾儿”，又常写其乳名“阿菩”。1932年周蕖出生，鲁迅又常写其乳名“蕖官”，都显示了鲁迅对兄弟的孩子们的关爱。对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鲁迅曾写作“丰丸”，其女“周若子”，鲁迅也昵称为“蒙”。不过，鲁迅对自己的儿子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称呼，总是称“海婴”。
对于周作人、周建人的妻子，鲁迅的称呼也是很有意味的。他通常称周作人妻为“二弟妇”，有时也称为“二弟夫人”“弟妇”“启孟妻”等，对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则称“三弟妇”“三太太”等，从来没有表示亲近的称呼。对于家族中人，鲁迅常以辈份或关系称呼，例如“升叔”“方叔”“忆农伯”等。
还有一种特别的称呼，是叫不出对方名字，只知其姓，于是记为“张某”“李某”，甚至用古“厶”字代替“某”字，这样可以更省笔画。例如1918年1月4日的“黄厶”，至今仍然不知道这是指谁。有时也称“李生”“张生”，“李君”“张君”。还有一个特例，是鲁迅竟然把自己家的工友齐坤错记作“徐坤”，这是每天都要见面的人，竟然也搞错，也许这人压根就不是鲁迅找来的，也显然没有合同之类的法律手续。“徐”和“齐”在北京话里根本就不是同音，但在绍兴话里，这两个字却是同音。可见平时鲁迅在北京家里也不讲北京话，而是按绍兴话“徐”“齐”不分地叫，这可以看出鲁迅的口音和说话习惯了：“南腔北调”大约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个来雨生，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在萧山教育界任职。鲁迅把他的名字也搞错了，把他写作“雷雨生”。这大概也是缘于乡音所误。
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鲁迅与这些人的关系显然比较疏远。
鲁迅使用特殊称呼，还有一种情况是用英文字母代替。这多数是为了简便，例如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鲁迅记作“E君”，福冈诚一写作“S.F.君”。周作人的小舅子羽太重久，其名字中，有一个读音差不多等于“H”，鲁迅就写作“H君”，以至前些年有人不理解，竟误以为是鲁迅的情人呢！还有两位，鲁迅写作“WW”和“Tei.W”的，这下好，没有人知道是谁了，于是至今成了谜。
2007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