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未遇、未见、不见——鲁迅与『闭门』
读鲁迅的日记，常可看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在现存的二十四年日记中，有关于吃“闭门羹”的记载200多次。鲁迅关于“吃闭门羹”的记载，大体上有四种说法：分别是“不值”、“未遇”、“未见”和“不见”。看上去只是个别字的不同，意思没有多大差别，其实不然，这几个词虽只是细微的差别，其中却是很有奥妙的。
第一种：“不值”。
“值”就是“逢”，也就是碰到。“不值”是说没碰到，是被访者真的不在。
鲁迅生活的时代，通讯不便，鲁迅家也没有电话，一般的人际交往，除了书信，就是相互走动了。可是，正是因为通讯的不便，所以，当甲登门拜访乙时，如果没有事先与乙约定，就可能正值乙外出，甚至正巧就是去拜访甲了，那就很难说是否能见上面了。这种情况，在鲁迅日记里常常用“不值”或“不遇”来表示。比如1912年6月2日：“张协和、游观庆来，不值。”这很明显确是没有遇上。另一种情况，如同年11月16日：“往看夏司长，索其寓居不得。……过敫家坑海昌会馆看张协和，不值。蒋百器来过，不值。”鲁迅去看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没有找对地方，又转而去看留日时期的老同学张协和，也没遇上。回到家才知道，在他外出的时候，另一位朋友蒋百器来访过，由于自己出外访友，也没碰到。要是在现在，一定先通了电话再拜访。甚至，如果事情不多，根本就不用拜访，在电话里就解决了。但在当时，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白跑的事很难免。1932年11月，鲁迅回北平探望母病。11月15日那天，鲁迅的日记记着：“下午往北新书局访小峰，已回上海。访齐寿山，已往兰州。访静农，不得其居，因至北京大学留笺于建功，托其转达。访幼渔，不遇。”一下午拜访五个朋友和学生，居然一个也没有碰到。这些人都是对鲁迅极为尊敬的，断无故意不见之理。只好说真的不巧！
第二种“未遇”。
这与“不值”基本意思是一样的。例如，1914年1月16日：“闻季巿来过，未遇。”第二天“蒯若木赴甘肃来别，未遇，留刺而去。”都很明显是鲁迅没在，一次是回来后听别人说，另一次则是从对方留下的名片得知对方来过。1927年10月5日：“访吕云章，未遇。……夜小峰邀饭……章锡箴、夏丏尊、赵景深、张梓生来访，未遇。”这是鲁迅到上海第三天，去看他在女师大的学生吕云章，却没有遇见。当晚他去赴北新书局李小峰的洗尘宴，因此几个朋友来访，当然就“不遇”了。再如1934年5月1日：“秉中及其夫人携二孩子来访，并赠藕粉、蜜枣各二合，扇一柄，未遇；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旅馆访之，亦未遇。”当时在南京政治训练处任职的李秉中，是鲁迅的学生，这时带了夫人孩子从南京来看望老师，却没遇见。午后，鲁迅和许广平特地带着海婴去回访，却也没有碰到，两家人像捉迷藏一样，显然都是被访者不在。
但是仔细玩味，“不遇”和“不值”在语意上还是有一点极细微的差别。“不值”是确定被访者不在的，而“不遇”只是说没有“遇到”，或者说没有“见到”，但并不等于被访者“不在”。实际上可以是“不在”，但并不排除对方虽然在被访地，而因故没能见面的。不过，对方来访而“不遇”的，按实际情况看，却是基本都不在。
第三种：“未见”。
这里的情况就复杂了。从字面意思看，可以是“没见到”，相当于“不值”；也可以是“没遇见”，也即“不遇”；也可以是“没会见”，也即“不见”。从实际情况看，似乎三者兼而有之。
第一种情况如1936年4月26日下午：“姚克、施乐同来，未见。”这天下午，青年作家姚克陪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访，恰巧鲁迅一家外出看电影，自然是没有见到。这里的“未见”，就是“不值”。但是，实际上从陕北来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刚刚在前一天到达上海，就秘密居住在鲁迅家里，所以，即使在家，也是不很方便见客人的。又如1913年1月2日：“常毅箴来过，未见。”这显然也是鲁迅不在的表示。
第二种情况如1914年2月1日，“午后访季巿，未见，因赴留黎厂”，这里就是说没碰到，兼可从“不在”和“不见”理解。又如1914年1月2日：“上午郑阳和、雷志潜来，未见。”次日：“下午至东铁匠胡同访许季上，未见。”这里一来一去，都是既可以表示“没见到”，也可以表示“不接见”。
第三种情况1913年3月30日：“上午王懋熔来访，尚卧未见。”这就是说“不见”了，我还没起床呢！又1914年1月1日：“晴。大风。例假。上午徐季孙、陶望潮、陈墨涛、朱焕奎来，未见。”第二天，又是例假，上午又有“郑阳和、雷志潜来，未见。”两天都是假期，鲁迅因熬夜，早上起得晚，客人来时，他大约还没有起床。因此，这里的“未见”，实际上是“不见”的意思。
所以，“未见”总体上实际意思比较含混，因此也就比较微妙，要看具体情形而定。
第四种：“不见”。
如果说前几种写法比较客观，那么这一种就是感情色彩最重的了。鲁迅写明“不见”的记载并不多。最早的一次“不见”是在鲁迅到北京后半个月，5月21日：“上午顾石臣至部来访，谢不见。”顾石臣即顾琅，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1906年与鲁迅合作编著《中国矿产志》。但鲁迅后来似乎有点讨厌他。
鲁迅为什么拒见来客，颇耐人寻味。其实，鲁迅是有自己的原则的。大约总不外四种情形：
一、来得不是时候,鲁迅正在睡觉。
1925年3月1日：“星期休息。上午毛壮侯来，不见，留邵元冲信而去。”邵元冲是鲁迅的小同乡，绍兴人。这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正参与筹办《北京民国日报》，曾于2月17日邀鲁迅前去饮酒，鲁迅去了，但有点勉强，所以“一赴即归”，见了面但并没有多坐，似乎该报在向鲁迅约稿。3月1日邵元冲让报社的毛壮侯去拜访鲁迅并带给他一封信，似乎还是约稿的事。当天下午，鲁迅就去报社，交寄给邵元冲的信和一篇小说《长明灯》，后来就在该报上连载。鲁迅之所以不见毛壮侯，显然还是因为这天是星期天，鲁迅要迟起。
1934年4月22日：“诗荃来，因卧不见，留笺并稿二篇而去，夜以其稿寄《自由谈》。”这个徐诗荃，是个才气横溢，却有点怪脾气的青年作家，他常托鲁迅为他推荐文稿发表，鲁迅也总是尽力而为。按许广平说，他还常要求鲁迅为他抄写后再投出去，可他有时一天写上好几篇，鲁迅一个人抄不过来，还让许广平帮着抄，还抄不过来，鲁迅只得请报社找人抄，还得将原稿退回，还不能将真相告诉他。这人也真够自我的。瞧！鲁迅还没起床，他就来访，真是不知趣。这个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梵学家。
晚年徐诗荃
二、正忙着，没空接待。
1925年4月16日晚，后来的“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和项拙（又名亦愚）一起来访，当时他们正在编辑《京报·民众文艺周刊》。但鲁迅很明确地拒绝了他们的来访。是什么原因呢？当晚鲁迅的日记记着：“校《苏俄之文艺论战》讫。”看来，鲁迅是因为急着要校对这本即将出版的书稿。
1930年1月6日又有：“晚章衣萍来，不见。”2月18日：“秦涤清来，不见。”24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敬隐渔来，不见。”虽然鲁迅对这几位都不很感兴趣，但不见他们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时鲁迅正参与发起“左联”。冯雪峰、夏衍、冯乃超等几次到他寓所谈“左联”筹备和纲领起草等问题，可能刚好碰上了，所以也不见客。
上面说的那个徐诗荃，可真是常常被鲁迅拒之门外的。1934年3月4日“晚蕴如及三弟携阿玉、阿菩来，留之夜饭。诗荃来，不之见。”这是鲁迅第一次给他“吃闭门羹”，但这次是家人聚会，徐未免有点来的不凑巧。自此以后，他每次来访，就几乎总是吃闭门羹了。可以说鲁迅由此开始讨厌他了。
三、心情不好，不想接待。
最集中出现“不见”的是在1927年4月。那时鲁迅在广州，已经搬出中山大学大钟楼，住到白云路白云楼去了。“四一五”后，鲁迅参加紧急营救学生，不果，再加上人事上的纠葛，遂于21日愤而辞职。第二天上午，中大文科学生代表四人来访，试图挽留，鲁迅知其来意，于是干脆“不见”。下午，他索性与许广平、许寿裳等人一同外出了。教务处职员黎翼墀和友人蒋径三来访都没见到他。晚上，中大校务委员会负责人朱家骅来访，显然又是极力挽留。第二天上午，中大四名学生代表再次来访，校方人员轮番来访，试图挽回局面。双方反复拉锯多次，把聘书推来推去。到5月9日，当校方派事务科主任沈鹏飞再次送聘书来时，鲁迅不予接待，以示决绝。沈遂留下聘书和校方的一封信走了。隔了一天，鲁迅再次“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鲁迅的决绝态度终于使校方死了心，在6月间正式同意鲁迅辞职。
1928年9月1日，鲁迅时在上海，“午后时有恒、柳树人来，不见”。12月8日：“下午时有恒来，不见。”1929年4月14日又是：“时有恒来，不见。”同一个时有恒，时隔七个月，接连三次来访，鲁迅都不见他。这是很吊诡的。这个时有恒，曾经写过《这时节》谈到鲁迅，鲁迅还写了那篇著名的《答有恒先生》，回答了关于自己思想的一些重要问题。
但仔细看看，在1929年4月前后，鲁迅罕见地接连多次不见客，并不仅针对时有恒一个人。
在此前的3月18日“李宗武来，不见”，此后的4月16日“孙席珍来，不见，留函并书四本”。仅隔一周，23日“夜林和清来辞行，不见”。再过几天，28日“上午潘垂统来，不见。……晚孙席珍来，不见”。
但此后半年多，接连发生类似情况近十次：
6月30日：“丁山及罗庸来，不见。”
9月12日：“上午施蛰存来，不见。”19日：“朱企霞来，不见。”28日：“秋田义一来，不见。”
10月10日：“金溟若来，不见。”
12月24日：“林庚白来，不见。”29日：“夜马思聪、陈仙泉来，不见。”
这里是有一些人是鲁迅不喜欢的，例如林庚白、丁山。但并非所有被拒绝接见的人都是他讨厌的。而这里的不见，也未必是出于讨厌。何以这么集中，又不完全针对一两个人，必有蹊跷。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当时正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受到严厉攻击，而他自己又陷入沉思，正在埋头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连一个追随多时的“义子”也离他而去了，所以鲁迅不想应付这些他认为无聊的应酬。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样集中地出现不见客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也难以理解其中意味。
四、讨厌对方。
1926年2月8日：“甄永安来，不见，交到张秀中信并《晓风》一本。”甄永安和张秀中都是北大旁听生，张自费出版了诗集《晓风》，由甄永安带来送给鲁迅，但鲁迅没有见甄。不知为什么，一星期后甄再度来访，鲁迅还是没有见他。其中的缘由，很难弄清了。但后来，1932年鲁迅回北平探望母亲时，张秀中已是北方“左联”领导人之一，鲁迅与他们欢谈甚久。看来鲁迅是对甄永安不大感冒。
1926年8月12日，鲁迅快要离开北京去南方了，晚上“培良等来，不见”。显然，由于向培良等与高长虹走得比较近，鲁迅对他们很失望，再加上临走前连日送别的应酬很多，自然不愿见他们了。
再来看徐诗荃。从1934年3月4日以后，鲁迅已由开始的因爱才而欣然接见，转为有些讨厌他了，可他却浑然不觉，还是常常来访。你既然如此不知趣，鲁迅也就不客气了，不是“不见”，就是“未见”。3月13日“诗荃来，未见”，4月22日又是不见。之后，5月4日、24日、7月29日、10月27日、11月8日，1935年1月3日、30日、3月22日、4月15日、6月1日，都有不见徐的记载。鲁迅虽然不见他，却还肯为他推荐文章去《申报·自由谈》发表。他呢，似乎也不见怪，照样来找鲁迅，见不到，就留个字条，有时还留下一点小礼物或著译。显然，鲁迅也觉得他的脾气有点古怪，太不懂人情世故，但也赏识他的才气。据许广平说，由于拒绝得多了，他也知道鲁迅是故意不见他。有一次，他又来了，许广平照样回绝他。他扭头走了，一会儿却突然又来了，手拿一束花，冲进门，直闯楼上。鲁迅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苦笑着接待他。事见许广平《鲁迅与青年》。
除了上面所举，还有两个人也吃到过鲁迅的闭门羹：一是孙席珍，一是日本人浅野要。
鲁迅戏称孙为“诗孩”，他两次来访，鲁迅都不见他，对他多少有些不欣赏。而浅野当时就住在鲁迅家隔壁，是个记者，以“原胜”的笔名写了《转换期支那》一书，1936年10月12日持来送给鲁迅，鲁迅没有见他，可能是因为病重。一周后鲁迅就去世了。这次拒见客，也是鲁迅日记中最后一次“不见”客人的记载。
像徐诗荃那样屡被拒绝也不见怪的，还算好的。换了别人可就得罪人了。另一个来访者林庚白，自以为有点名气，特地来访，谁知鲁迅却不买他的帐，楞是不见他。他回去就写了一封信来大骂鲁迅。鲁迅理都没理他，只在日记里记了一笔“林庚白来信谩骂”，算是立此存照。
鲁迅就是这样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