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称谁为『师』和『先生』？
日记本来是给自己看的，在日记中，任何人的名字都不必冠以身份或称呼，尤其是敬称。倘在日记中加以敬称，说明敬意颇高了。鲁迅在日记中称“先生”的本就不多——这里说的“先生”不是一般与“小姐”“太太”等对应的“Gentlemen”的意思，而是带有“老师”意味的敬称——至于直接在日记中称“师”的就更少了。
在鲁迅一生中，有几位终生的老师，是他所不能忘记的。例如众所周知的“藤野先生”。但是这位藤野先生却没有出现在他现存的日记中，倒是他的几位中国老师全都出现过。
第一位，当然是绍兴三味书屋的塾师寿镜吾（寿怀鉴，1849—1929）。鲁迅师从他学习还是在少年时期，是在现存日记时期之前。但鲁迅后来与他也有些过往，日记里有对他的记载。
第一次是1915年10月1日，那天晚上，有个叫甘润生的来拜访鲁迅，自报家门说，他是鲁迅在绍兴三味书屋同从寿镜吾读书的同学，鲁迅特地记了一笔：“夜有甘润生来访，名元灏，云是寿师时同学。”“寿师”就是寿镜吾。这只是提到，而没有直接记载寿镜吾的活动。
后来在1923年，鲁迅两次提到寿，都称“镜吾先生”。1923年1月29日，鲁迅得到寿镜吾的来信：“上午得镜吾先生信。”2月9日：“寄镜吾先生信。”寿镜吾写给昔日弟子的这封信，现不存。现存寿氏另一封信，是1911年5月写给鲁迅的信，是推荐某人为周家管山。
第二位是南京矿路学堂的总办（校长）俞明震（俞恪士，1860—1918）。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的“坐在马车上时大抵在看《时务报》”的“新党”。他当然是鲁迅的老师了，1902年4月鲁迅等五人赴日本留学还是俞明震亲自带领去的。1915年2月17日鲁迅日记：“下午同陈师曾往访俞师，未遇。”俞明震在辛亥革命后，进入民国政府任职，1915年时是北洋政府平政院的肃政史，就住在北京。同年4月10日，鲁迅再次造访俞，又不遇。第二天下午再去，终于见到了老师。但奇怪的是，扑了两次空，见面后却“略坐出”，似乎话不投机，或许只是捎什么话。1919年1月20日鲁迅日记：“得俞恪士先生讣，下午送幛子一。”送挽幛，一般来说算是比较郑重的奠仪，但微妙的是称呼却变了，称“先生”，显得有点生分了。或者因为讣告上称为“俞恪士先生”吧。
寿镜吾
第三位是章太炎（1869—1936）。1908年，鲁迅和周作人、钱玄同、龚未生、朱希祖等一起在日本跟从章太炎先生学习文字学，这对鲁迅一生影响极大。当时鲁迅等都作了详细的笔记，鲁迅、钱玄同等的笔记至今留存。鲁迅对章太炎的敬重溢于言表，虽然后期对章的落伍略有微辞，但在北京时期，鲁迅在日记中是尊称为“师”的。1912年12月22鲁迅日记：“同季巿赴贤良寺见章先生，坐少顷。”当时章太炎因为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常加以抨击，袁很讨厌他，于是借故派他去满洲。这时将要出发，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去跟他话别。1914年8月22日：“午后许季巿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朱逷先亦在，坐至旁晚归。”这时，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但允许弟子、友人看望。这天有不少弟子前来看望章太炎。这里不但称“师”，而且是特别郑重的“谒”师。1915年1月31日：“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归。”同年2月14日：“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逷先、幼舆、季巿、彝初皆至，夜归。”这些大多是留日时期的学生。同年5月29日：“下午同许季巿往章师寓，归过稻香村买食物一元。”6月17日“下午许季巿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这幅字，至今还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容如下：“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同年9月19日：“得龚未生夫人讣，章师长女，有所撰《事略》。”仍提“章师”。鲁迅日记对章太炎的最后一次记载，是1916年10月12日：“清晨三弟启行归里，子佩送至车驿，寄回《恒农冢墓遗文》一册，《神州大观》第九、第十，《中国名画集》第十八各一册，章先生书一幅。”这是说，那天三弟周建人回绍兴，弟子宋琳（子佩）送到车站。鲁迅让建人带几本书和一幅书法回绍兴。这幅书法就是上面所记章太炎为鲁迅写的条幅。这以后，鲁迅就再也没有在日记中记载章太炎了。
除了这三位称“师”的，还有几位僧人，也被鲁迅称为“师”，其实是“法师”之意。例如1916年8月4日：“施万慧师居天竺费银十元，交季上”。万慧法师（1889—1959），本名谢善，字希安，四川梓潼人，是著名文学史家谢无量的三弟。他出家后，久居印度（天竺）、缅甸研究佛学。1916年友人为他旅居印度筹集善款，鲁迅也予以赞助。当时教育部门役的月工资才6块银元，10元赞助已算是高的了。
章太炎
章太炎书赠鲁迅的条幅
又如1934年日本佛学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来华参观佛迹，到上海后，由内山完造引见鲁迅。5月10日：“上午内山夫人来邀晤铃木大拙师，见赠《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合刻一册一帙四本，并见眉山、草宣、戒仙和尚，斋藤贞一君。”现在这照片还在鲁迅的照相册里呢。同样的僧人，有的称“师”，有的却称“和尚”，是何道理呢？如果说“师”要比和尚更高级的话，1926年10月厦门南普陀寺公宴太虚和尚（1890—1947）时，鲁迅日记10月21日：“晚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和尚，亦以柬来邀，赴之，坐众三十余人。”太虚也被称为法师，鲁迅却称他“和尚”。仔细看看年龄，就会明白：太虚年龄比鲁迅小九岁（一说八岁），所以不能称之为“师”了。当然，“和尚”其实也是尊称。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天在南普陀寺，众人要请鲁迅与太虚并列上坐，鲁迅坚决地推掉了。
此外称“先生”的就比较多了，大约有十来位。
在日记里，最早提到的“先生”是当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司长夏曾佑（穗卿，1865—1924）。鲁迅对他很敬重，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司长而鲁迅是他手下的科长，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前辈。鲁迅进教育部时是三十一岁，而夏曾佑已经四十七岁了。鲁迅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他是1912年8月20日：“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不提名字而直接称司长，更显尊重。事实上恐怕得说是夏带他们去的，而且他们一同去看的是敦煌石室的唐人写经，这是很难得的，所以，鲁迅记录时的态度是怀着敬意的。到当月31日，教育部次长董恂士招饮于致美斋，夏和鲁迅、许寿裳等都参加了。9月5日，鲁迅等一批同事又跟夏曾佑前往国子监巡视。后来夏就经常叫鲁迅陪他去各处视察，包括建图书馆，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等等。11月16日，鲁迅曾前往拜访夏，但没有找到夏的居所。25日，鲁迅将自己的《域外小说集》送给夏。12月12日，鲁迅和许季上等专门前往夏曾佑的寓所拜访：“与许季上等访夏司长于兵部洼寓所，留约一小时。”还是称夏司长，且用“留”字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