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与『失记』
一般人记日记，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每天记，不管事情大小，多少记一点；一种是跳着记，或者是有可记的事就记，没事就不记；或者想到了记一点，忘了就不记。鲁迅是属于每天记的那一种，但是他又比较特别，那就是——没事要记的时候写“无事”。
让我们来看看他记的“无事”究竟是什么情况。
1912年5月29日，鲁迅的日记第一次出现“无事”的记载。从这时到次年上半年，差不多每隔半个月就有一次“无事”的记载。在之后的几年里，每年大约都有十几二十次“无事”。事实上在现存的二十四年鲁迅日记里，每年都有多次出现“无事”的记载。据我的统计，总共竟达608次，平均每年25.3次。其中最多的一年是1920年，达到117次，而最多的一个月是1920年9月，共16次。就是说，一个月里竟有半个月以上“无事”！记载最少的是1934年，只有两次。有的年份每月都有，连续记载最多达两年多，从1919年到1921年，甚至1923年也是每个月都连续不断出现，这还不包括丢失的1922年日记。连续不出现“无事”记载的最长间隔是从1934年7月到1935年3月，为八个月。
鲁迅的日记几十年基本没有间断过，直到1936年10月18日病势沉重的最后时刻，也不忘记下当日的日记，虽然只写了“星期”两个字。一般他即使没事也会做一个记录。这样的记法，与完全不留痕迹相比，还是告诉了人们一些信息：本人认为没有需要记录的事，而不是忘记写。这除了说明鲁迅做事的认真，还能说明什么呢？
鲁迅日记中第一次『无事』
考察鲁迅日记的“无事”，可以发现，“无事”记载出现的频率呈很明显的起伏状。集中表现在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从1919年到1921年；第二个高峰，从1930年到1932年。从1912年到1918年，一般每年在二三十次，到1919年迅速攀升至61次，1920年到达峰顶117次，1921年又降为60次，之后逐年下降，1924年下降到仅7次。从1924年到1929年基本上每年都只有个位数，1930年突增到31次，1931年达到46次，为第二个峰顶。1932年又下降到21次，1933年起下降到个位数。之后直到1936年去世，都维持在个位数。
这样明显的起伏是什么道理呢？很奇怪。经过仔细考察，我发现，大体上可以认为，“无事”出现多的时候，多半是比较空闲，感到无聊的时候。第一个“无事”高峰的1920年，这时教育部开始欠薪，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日益窘迫，矛盾日渐显露，鲁迅不得不开始到各大学兼课以补贴家用。这对一向小心翼翼维护“兄弟怡怡”家庭氛围的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茫然无措，陷于迷惘。经常出现“无事”的状态，可能与此有关。
第二个高峰的1931年，正是“左联”五烈士被害后，左翼新文化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的时候。在花园庄避难期间，就有接连几次“无事”。那么，怎么解释1930的上升呢？那年不是“左联”刚刚成立，鲁迅似乎很忙的时候吗？其实，仔细考察，可以发现，1930年上半年“无事”很少，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这就是说，鲁迅虽然在2、3月接连参加了“左联”和“自由大同盟”，还四出演讲，甚至中共领导人李立三都来要求他发表声明支持武装暴动。但经过第一波的热潮后，鲁迅遭到了通缉，并且左翼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也逐渐暴露，因此当别人还在闹腾腾地喊口号的时候，鲁迅已经比别人更早冷静下来，陷入深思了。同时也不妨说，他又一次感到了无聊。
此外，还有1927年夏秋间。那时他在广东已经弄得很无聊，辞职后，住在白云楼，“无事”就多了起来。尤其是9月份。从1日起，4、6、9、22日都是无事，还有不少日子虽然没写“无事”，其实也没记什么重要的事。
再看几个低谷期。1912年到1918年间，鲁迅刚到北京不久，虽然教育部很无聊，但是他自己还是有不少事可做，交游既广，学问也做了不少，除了创办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也学佛、抄古碑和整理古籍，感想也多，所以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丰富，议论恺切，最有可看性。
第二个低谷期，从1924年到1927年，分别为7次、4次、9次、9次。本来1924年后属于鲁迅思想发展的低谷期，正是写《野草》的时期，为什么日记反而显示相反的迹象呢？其实，这时正是女师大风潮时期，鲁迅支持学生运动，频频参加各种集会。此外，他的著、译、编活动，以及指导青年开展文学社团活动，都全面铺开，接触大批青年，所以很少有“无事”的记载。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接着转赴广州，活动频繁，自然较少有“无事”的时候了。直到1927年下半年社会文化活动骤减，“无事”急增。
1927年10月鲁迅刚到上海，当然是很忙碌的，28、29两年虽然陷入论争，但他一直在努力钻研文艺理论，翻译外国文艺著作，精神上是充实的，也是忙碌的。因此“无事”也很少。
1932年第二个“无事”高峰落潮后，1933年左翼文艺运动抬头，当局的“围剿”也日益严紧，政治环境日益险恶，与他最为相知相契的冯雪峰、瞿秋白相继离开上海，“左联”内部矛盾加剧，鲁迅的精神生活并不愉快，身体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时，鲁迅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因此紧迫感越来越强，产生了“要赶快做”的强烈意识，加快了工作的节奏，常常抱病工作，因此工作量比前几个时期都大大增加了，“无事”的记载当然也就大幅减少了。1933年起每年都只有个位数。
但鲁迅早年所记“无事”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再看案例：1912年9月2日：“无事。夜书致东京信两通，翻画册一过，甚适。”刚写了“无事”，马上又有事了。但他并不涂掉，而把后来的事加写在后面。10月7日如出一辙：“无事，以《或外小说集》两册赠戴螺舲，托张协和持去。晚邻闽又嗥。”还是有事。1914年1月9日：“无事。夜车耕南、俞伯英来谈。耕南索《绍兴教育会月刊》，以三册赠之。”4月17日：“无事，惟闻参事与陈总长意不合，已辞职。”不但有事，而且还不是小事，只不过是听说的事。6月18日：“无事。晚马幼舆令人送《四明六志》来，劳以铜元二十枚也。”大约这些事，本来不记也可，既然发生了，也算一件事吧。大体上，这些事都不是鲁迅主动去做，而是被动应对的。
还有一个特点：在写了“无事”后又添写的事，大都在晚上。除了上面记的以外，还有例如1914年4月24日：“无事。晚许季上来，夜去。”7月9日：“无事。晚邻室博簺扰睡。”8月6日：“晴，下午昙。无事。夜胃痛。”10月14日：“无事。晚宋紫佩来。”28日：“晴，无事。夜杜海生来。”1915年4月23日：“晴，风。无事。夜得二弟信并三弟信，二十日发（27）。”为什么会写了“无事”后还会写上这些事呢？我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鲁迅每天晚上记日记后，又发生了一些事，于是在第二天补记。
此外，还有在写了“无事”之后，又添写些天气等情况。1913年9月3日：“无事，天气转温，蚊子大出。”1914年4月19日：“无事。晚大风，小雨。”10月20日：“晴，风。无事。夜甚冷。”但也都是夜里的情况。
但是，他写“无事”就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无事”。比如说，1913年1月21日写：“昙。晨微雪即止。一日无事。”这在古代小说里通常是说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实际上当然鲁迅不会枯坐一天，他至少会看书、写字。他抄了那么多古碑、写了那么多文章，绝大部分没有写进日记。当然，鲁迅不认为那些事值得记录。所以，他写的“无事”应该是说没有需要记的事。
还有一些，没有写“无事”，但也没有记什么内容。例如1917年7月8日：“阴，晚雨。”10日：“晴。傍晚雷雨。”差不多等于“无事”。在这里，我并没有把这种情况统计进来。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更加微妙的，那就是“无事”里面有大事。
1936年4月26日下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青年学者姚克的陪同下来访问鲁迅，那天鲁迅正巧与许广平、海婴一起外出看电影，没有碰到。就在同一天，另一个人物来访，却是见了面的，这个人就是冯雪峰，一个刚刚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原“左联”领导者。根据冯雪峰的回忆，第二天，即4月27日，他在鲁迅家盘桓了一整天，向鲁迅详细描述了长征的经过。而这天，在鲁迅的日记上，写的却是“无事”。就是说，他不想让冯雪峰的来访留下任何文字上的痕迹。
1917年7月下旬，突然接连出现“无事”的记载。21、26、27、28、30日，8月上旬又有6、8、11日，接连好几天。这里实际上是记载了张勋复辟风波之后的状况。风波虽然已经平息了，但原有秩序还有待于整理。
1930年12月28日“……下午校《溃灭》起”，第二天记“无事”，显然这表明他整天都在校对《毁灭》。又如1920年7月24日“买书架六，下午整理书籍”，25日“理书”，26日“无事”，显然还在整理书籍。
在鲁迅的概念里，记日记本身不算是“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当作一件事来做。那就是在1932年“一·二八”期间，因为日记本没有带出火线，没法按常规记了，开始几天就没记，后来就先用其它纸记上，战事结束后专门作了补记，并在日记里写道：“补记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
鲁迅自己说，他有时候把当天的事情记到上一天的空格里，有时也补记一些遗漏的事。遗漏本来难免，但有时候却是迫不得已而造成无法记载，这就要谈到“失记”了。
一是，1932年的“一·二八”战争，当时情况紧急，冲突突然发生，鲁迅一家陷入火线，来不及从容搬家，“只携衣被数事”，仓促间奔避内山书店。那时，一家人席地而坐，窗子用棉被挡上，经常可以听到窗外日本兵的交谈，室内的人连大气也不敢出，晚上也不敢开灯，在黑暗中度过，日记当然是没法写了。但待了一个星期，情况越来越糟，于是下决心突出重围。在内山书店职员鎌田诚一的护送下，鲁迅一家在大年初一早晨冒着炮火转移到英租界的四川路内山书店中央支店。但在这里，同样没有一张书桌可以放，日记还是没法写，可鲁迅还是找来一些纸张，姑且先写在另纸上。直到3月19日，鲁迅一家重新回到拉摩斯公寓自己的寓所，才得以补写从1月30日以来的日记。总共四十八天。但是在内山书店的那几天就没法记了。事实上，因为躲在内山书店楼上，根本无法活动，与外界完全隔绝，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写了。因此鲁迅就将2月1日到5日记为“失记”。但这补记有一个疏忽之处：1月31日遗漏了。有人猜疑鲁迅有什么故意，其实很显然，这是由于很久之后补记，忘了1月份是有31日的，后面几天都是“失记”，没有必要特地隐瞒这一天。
二是1936年6月的大病。这病从3月开始，迁延拖到5月间，呈越来越严重之势。5月31日，宋庆龄、史沫特莱请来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为鲁迅诊察，得出结论是：倘是欧洲人，早在五年前就死掉了。到6月5日，鲁迅再也坚持不住了，只能躺倒，无法握管了，自然就无法写日记了。之后一度几乎不起。直到6月30日，病情有所好转，能够起来写几个字了，于是再来补写这期间的日记。这就是1936年6月5日连接着30日的一段特殊日记了。这次鲁迅没有采取1932年“一·二八”后一天一天补记的办法，而是在6月5日条下写了一段概括性的记载，说明了这一段没有记日记的原因及情况。这也是另一种“失记”。
从空白处阅读内容，从“无事”处读到“有事”，也是鲁迅日记的魅力之所在。
2007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