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煜词
叶嘉莹
一
悲欢一例付歌吟，乐既沉酣痛亦深。
莫道后先风格异，真情无改是词心。
一般论李煜词者，每喜将其词分作前、后二期，以为此二期之作品无论在风格或内容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因此，读者对此二类不同之作品，亦必须采不同之态度，予以不同之评价。一般多认为其前期之作品，享乐淫靡，一无足取。后期之作品，则因其曾经身历亡国之痛，故能有较具深度之内容，且有较高程度之艺术表现，然而又讥其情绪为“伤感”“不健康”。此种观点，自外表观之，似乎也颇有道理。然而事实上，则李煜之所以为李煜与李煜词之所以为李煜词，在基本上却原有一点不变的特色，此即为其敢于以全心去倾注的一份纯真深挚之感情。在亡国破家之前，李氏所写的歌舞宴乐之词，固然为其纯真深挚之感情的一种全心的倾注；在亡国破家之后，李氏所写的痛悼哀伤之词，也同样为其纯真深挚之感情的一种全心的倾注。吾辈后人徒然对之纷纷作区别之论，斤斤为毁誉之评，实则就李煜言之，则当其以真纯深挚之情全心倾注于一对象之时，彼对于世人之评量毁誉，固全然未尝计较在内也。
二
林花开谢总伤神，风雨无情葬好春。
悟到人生有长恨，血痕杂入泪痕新。
李煜《乌夜啼》词“林花谢了春红”一首，自“林花”之谢，直写到“人生长恨水长东”，由微知著，由小而大，转折自然，口吻直率，而生命之短促无常，生活之挫伤苦难，皆在“林花”与“风雨”之叙写中，做了极为深刻也极为真切之表现。然后由“胭脂泪”一句拟人之叙写，将“花”与“人”合而为一，遂归结于“人生长恨水长东”，写尽千古以来苦难无常之人类所共有的悲哀。王国维《人间词话》称李后主“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盖即指此一类作品而言者也。然而李煜在词中虽曾写出全人类共有之悲哀，但其所表现之人生，却实在并不出于理性之观察，而全出于深情之直觉的体认。即如此词中所叙写的由林花红落而引发的一切有生之物的苦难无常之哀感，李煜之所以体认及此，即全由于其自身所经历过的一段破国亡家之惨痛的遭遇，而并非由于理性之思索与观察。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三
凭阑无限旧江山，叹息东流水不还。
小令能传家国恨，不教词境囿《花间》。
李煜《浪淘沙》词“帘外雨潺潺”一首，有“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之句，表现有无穷故国之思。其结尾之“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二句，哀感极深。李氏每好以流水之不还喻言莫可挽赎之往事与沉哀，除此词“流水”一句外，前所举《乌夜啼》一词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与其《虞美人》词之“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皆为李煜词中之警句，其滔滔滚滚、长流不返之声调口吻，于沉哀中有雄放之致，气象之开阔，眼界之广大，皆为《花间》词中之所未见。
吾人于此倘一回顾温、韦、冯、李四家词在唐五代词发展中之地位与影响，则温庭筠为唐代词人中以专力为词之第一人，且能以精美之名物与喻托之传统相结合，使词中境界于歌筵酒席之艳歌以外别具一种精美幽微之致，使人产生可以深求之想，为词之演进之第一阶段。韦庄以清简劲直之笔，为主观抒情之作，遂使词之写作不仅为传唱之歌曲，且更进而具有了抒情诗之性质，为词之演进之第二阶段。冯延巳词虽亦为主观抒情之作，然不写感情之事件而表现为感情之境界，使词之体式能有更多之含蕴，此为词之演进之第三阶段。以上三位词人，其风格成就虽各有不同，然而自外表观之，则其所写似仍局限于闺阁园亭之景，相思怨别之情。独李煜之词，能以沉雄奔放之笔，写故国哀感之情，为词之发展中之一大突破，其成就与地位皆有值得重视者。故王国维曾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此实为有见之言，固不可以某些论者之以其前期作品为“淫靡”，后期作品为“伤感”而妄加轻诋也。良以“淫靡”及“伤感”皆不过为外表之所见，而李煜词在词史之演进发展中，其真正的成就，则为外表情事以外之一种艺术表达之手法与境界。吾人称誉其艺术之成就，并不等于赞成其“淫靡”之生活与“伤感”之情绪，此则不可不加以辨明者。
1982年7月写于成都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五辑《古典文学论丛》,1982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