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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的局限性
幸也罢不幸也罢，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这辈子算是同那个名叫村上春树的人捆在一起了。这不，《新民晚报》“夜光杯”开场第一杯就是品村上。不过就写文章来说，我还是情愿品谈村上的。毕竟捆在一起二十五年了，想不品出点滋味也难。而若让我避开村上而品谈井上川上河上，那反倒是个麻烦。有谁喜欢麻烦呢？不过今天不想谈村上如何好，而是想谈谈他如何不好。准确说来，谈谈他的局限性。他的好，他的独特性，我谈得太多了，讲课也罢讲学也罢讲座讲演也罢序跋论文也罢，不知谈了多少。以致有读者打抱不平，一次悄悄提醒我：“人家村上可是从没说过你的好哟！”我略一沉思，辩解道至少见面时他亲口对我说“翻译了我这么多书，辛苦了，谢谢！”这位漂亮得直晃眼睛的读者再次提醒“那可是礼节性寒暄话哟！又是日本人的寒暄话……”说得我一时无语。脸上的笑容不知暂且收起来好还是就那样挂着好。得得！不过我今天想说他的不好，倒不是出于赌气或意气用事。说得堂皇些，是出于学者的责任：在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的时候，要强调他的好，烧把火升温；而当大家已经趋之若鹜，就要指出他的不好，泼冷水降温，以求取某种平衡。或者借用村上的说法，把世界的钟摆调到适当位置。
言归正传。那么村上如何不好呢？不妨先听听陈希我的说法。八月中旬我去广州在南国书香节老生常谈，继续谈村上如何好。谈罢对谈时陈希我在礼节性表明村上是他读得比较早和比较喜欢的作家之后，迫不及待地讲起村上的不好。概而言之就是：村上作品通俗性强于文学性，修辞好过思想，长篇不如中短篇。尤其缺乏驾驭思想性强的长篇的能力。除了《奇鸟行状录》，长篇基本都有一种“空的感觉”。这位在大学教比较文学的中年作家认为，村上最出色的能力是“灰色感受力”，即对灰色地带、中间地带的感受能力。村上小说经常采用回忆式，回想当年怎么样当初怎么样，把过去统统打去灰色地带，让过去成为美好回忆。村上是比较懂得营造这种气氛和韵味的作家。这在文学修辞上是很成功的。
我赞同陈希我的说法。尤其欣赏“灰色感受力”这一个性表达方式。这有可能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作家式感受力。我不是作家，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硬邦邦的学术性文体概括村上文学的局限性——当然是我这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局限性——自不待言，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大主题，转型成功与否直接关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的存废和中国的未来走向。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与责任以及公共道德、文明秩序为支撑的现代价值观。而村上不少作品在积极诉求个人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同时，又较多含有后现代元素。如对宏大叙事、宏大目标或者理想主义的无视和揶揄，对意义、价值、体制和秩序的解构或消解。而没有在制度安排和个人尊严即“高墙与鸡蛋”之间摆出一张对话的圆桌。挪用陈希我的修辞方式，没有在“墙”“蛋”之间开辟出足够广阔的灰色地带。更没有在这一地带竖起理想主义坐标，甚至没有提供现实性出口。在“坚固的高墙与撞墙破碎的鸡蛋”之间选择站在鸡蛋一边，作为政治态度固然无可厚非，但事情并非总是非墙即蛋那么简单。
应该说，村上有其局限性也很正常。任何人、任何作家——无论多么风流倜傥才华出众——也都有其局限性。除了宇宙，我一时还找不出没有局限性的存在。
也是因为直接相关，主持人最后问正在一唱一和的我俩：村上今年能否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说就影响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村上是有失公正性的；而若真给了他，又有可能失去另一种公正性。你想，作为作家，村上捞得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声望、影响、作品销量、其他各种奖项。至于银两就更不消说了，白花花光灿灿不知有多少。如果再把诺奖桂冠扣在他头上，让他去斯德哥尔摩体味他朝思暮想的“雪云散尽、阳光普照、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那美妙的场景，岂不太不公正了？别人还活不活了？陈希我说得更逗：如果村上得诺奖，那肯定是因为诺奖评委会“神经搭错弦了”。
也快，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要出炉了。是不是“太不公正了”，谁“神经搭错弦了”，不妨拭目以待。
2015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