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陶渊明的历史关怀、现实思考与田园生活
主讲人 / 范子烨（2013年10月23日）
［主讲人简介］范子烨，生于1964年，黑龙江省嫩江县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以文献为基础的中古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同时关注西方现代汉学的相关研究以及计算机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问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我想和各位同学聊一聊有关陶渊明的话题。尽管陶渊明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研究也很难出新，但是，我今天在这里想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通过细密的作品分析和文字辨析，对他的相关作品进行全新的阐释，揭示陶渊明归隐的真相，隐逸生活的物质基础，以及平淡冲和诗风背后蕴含的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对人的命运的关心，这正是陶渊明诗歌宏伟旨趣所在。传统的以隐逸诗人概论陶渊明乃是绝大的学术偏颇，事实上，陶渊明是集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
一 从《归去来兮辞》解读陶渊明仕隐的政治原因
一般认为，陶渊明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如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陶渊明与东晋后期政治的关系。《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载：
（陶渊明）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公之求为彭泽县令为主动行为，但在八十多天以后，又彻底辞官归隐。初看蹊跷，但实际上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
陶渊明出仕阶段，主要是在桓玄幕府。陶渊明早年在政治上就很有抱负。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也曾历数古代贤士的不遇，来寄托自己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渊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是有政治理想的，也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当时，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其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故有此种选择。就政治选择而言，陶渊明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而不是刘党。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的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对这种政治立场的文字表达却是含蓄的、委婉的、不易为人觉察的。
关于陶渊明出仕桓玄一事，学界有所争议。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江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过去多数研究者认为，陶渊明第三次出仕是做了刘裕的镇军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做了刘敬宣的建威参军。而事实上，陶渊明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而不是刘党。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指出：
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
本人支持这个观点。桓玄在隆安二年（398年）十二月占据了荆州，隆安四年（400年）三月任荆州刺史，直至元兴三年（404年）失败而死，一直在荆州刺史任上。陶渊明隆安五年（401年）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显然就是在桓玄幕中。《归去来兮辞》系用楚辞体书写而成，是因为他熟悉楚辞，他做桓玄参军的江陵（即荆州）正是楚声的核心区域之一。这也是陶渊明曾于桓玄幕中任职的有力证据。后代一些学者，包括自称陶渊明后裔的清代两江总督陶澍，因为桓玄是晋朝的乱臣贼子，欲为陶渊明遮掩，认为他先后做了刘裕的镇军参军和刘敬宣的建威参军，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陶渊明投身于桓玄幕府，这种仕宦经历是由浔阳陶氏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深厚的历史渊源决定的。《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载：
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
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陶侃则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浔阳陶氏起家于军功，陶侃父亲陶丹在东吴时已是大将。陶侃军功尤大，多次平息叛乱，声望极高，被封为长沙郡公。陶侃细心收集的竹头成了桓温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信任，默契于心，关系非同一般。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又是桓温的参军。元兴元年（402年）二月，桓温之子桓玄引兵东下，攻陷京师，自任侍中、丞相、录尚书事，接着又自称太尉，总揽朝政。陶渊明因其母孟氏去世在家居丧而没能参加这次东征，但是，他在居丧期间为外祖父孟嘉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明确表达了对桓玄在京师显赫一时的向往之情：
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
刘耽是桓玄的岳父。《晋书》卷六十一本传云：“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桓玄为父亲的故吏与自己的丈人刘耽加官晋爵的时间，正是陶渊明为外祖父写传之前不久。所谓“本是三司人”，意思是说：刘耽认为孟嘉如果还活着，也会当桓玄的三公之类的大官。这就十分清楚：正当桓玄显赫之时，陶渊明特地为死去已经二三十年的外祖父孟嘉作此传记，显然是为了表明自己与桓氏集团的亲密关系。
由上可知，陶渊明外祖孟嘉与桓玄岳丈刘耽，与桓玄之父桓温，与陶渊明曾祖陶侃关系都非常亲近。这种家族上的历史渊源，正是陶渊明出任桓玄参军的最重要的人事背景。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陶渊明做桓玄的参军是由这种家庭关系决定的。他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就是造晋朝的反，夺取晋朝的江山。这才是历史上陶渊明的真实面目，且是无可置疑的。
那么，为什么他后来辞官归隐了呢？就是因为桓党失败了，若不及时隐退，必定危及自身性命。陶渊明曾经担任过桓玄的参军，和桓玄个人关系很好，而且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然而，桓玄虽然曾一度赶走晋朝皇帝，建立楚国，国号为楚，却最终败在了晋朝另一位大将军——就是后来的宋武帝刘裕手下。这是陶渊明始料未及的。桓玄兵败被杀之后，桓玄的旧部大都被刘裕杀掉了，最后得以保命全身的只有陶渊明。可见，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正是自保之举。他在政治上还是很老到的。
陶渊明为什么要做彭泽县令呢？他向朝廷提出做彭泽县令，实际上是为了拉近与当时已经权势倾天的刘裕的距离。但在出任彭泽县令之后不久，他又辞去了彭泽县令，其目的又是为了拉远和刘裕的距离。陶渊明对政治上的弹性把握得非常好。如果不为彭泽县令，刘裕会认为他在政治上与自己对立，因而他主动申请此职位；但他毕竟做过桓玄的参军，颇受刘裕忌讳，所以他又必须与刘裕保持距离，于是很快又辞去。《宋书·陶潜传》云“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即说他担任桓玄参军之事。（桓玄夺取了晋朝的江山，并因此而被杀，陶渊明曾任其参军，因而有“不洁去就之迹”之论。）“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正是说刘裕当了皇帝之后他就再不出来做官了。（刘裕为人极其残忍，不仅疯狂屠杀政敌，晋朝的两个皇帝——晋安帝和晋恭帝，也都惨死其手。）这就是事情的真实原委，陶渊明的出仕和归隐都有直接的政治原因。
袁行霈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他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这就是陶渊明的实际情况。
这样，我们也能很好地解释《归去来兮辞》的文本：它用悲怨的楚调，委婉地表达了对桓玄和江陵参军生活的怀念。
作为读者，令我们倍感幸运的是，桓玄失败了，陶渊明未能身居高官。不然，中国文学史上就少了一个伟大的诗人，也失去了一些伟大的诗作。辞官归隐之后，陶渊明的心灵与自然归一，成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创始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二 从《归园田居》解读陶渊明田园生活背后的历史关怀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两句诗因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阐释而广泛流传，研究陶渊明的人也喜欢用“诗意的栖居”来评论他。辞官归隐后的陶渊明真的是充满劳绩，他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和农民谈话，和朋友叙旧，而且身体力行，躬耕于陇亩之间，所以他是真正地实现了“诗意的栖居”。当我们品读《归园田居》的时候，总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股温和温暖、和缓和谐、轻盈轻柔的微风从一个光明世界的窗口吹进来。它的主要审美特点就是深刻之单纯与单纯之深刻，两种审美情调交融为一。这种审美感觉将我们层层包裹，因此，每次阅读这五首诗，我们总会感觉它是很新颖、很美丽、很动人的。在传统的文学解读中，《归园田居》五首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杰作，充分地体现了与他人经验的非相关性，以及对于历史和现实的非介入性。然而，在反复细读文本中，我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发现。
第一，这五首诗存在文本差异。大家熟悉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在唐以前的陶诗写本中是“方泽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所收《陶潜杂诗》（即《归园田居》），这两句即作“方泽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再如，唐代学者欧阳询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也作“方泽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此处文本的差异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首先，我们看看古今田亩的折算问题。魏晋的一亩地相当于现在的0.759市亩，现在的一亩等于666.67平方米。陶渊明说他家的方宅有十余亩，按照十亩算，等于现在的7.59市亩，再乘上六百多平方米，那么，陶渊明家住宅有五千多平方米之大。问题是这么大的面积上却只有“草屋八九间”。我们对陶渊明家的草屋做一下推算，假设每间房子有20平方米，八九间草屋也就是160平方米到180平方米。再加上草屋前面有一个“桃李罗堂前”的庭院，草屋后面还有一个“榆柳荫后檐”的后花园。以上面积加在一起最多也就是500平方米，相当于方宅面积的十分之一，令人殊为难解。
其次，把大住宅称作“方宅”，在唐代及以前只出现过这一次，没有第二例可以给他做旁证，这种情况让人费解。再看诗歌文本，“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四句两两构成严整的对偶句。那么，“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也应该是对偶关系，“方宅”对“草屋”，“十余”对“八九”。但是，“方宅”是大概念，“草屋”是小概念，前者是涵盖后者的，二者之间并不能构成对偶关系。很可能本文作“方泽”，被后人误改为“方宅”。理由之一是“宅”和“泽”古音相通；理由之二是陶诗中尚有很多关于“方泽”的描写，如“洋洋平泽，乃漱乃濯”，“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等等。陶渊明的家在一片水塘边上，“方泽”正是指这片水塘，可以种稻，也可以养鱼虾，即水田。所谓“方泽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就是说自己有十余亩水田，在水田的边上又有八九间草房。
第二，这五首诗背后深藏着隐曲的真意。
浔阳陶氏家族很早就进行了经济方面的开发，主要是对水田的开发和利用。《归园田居》反映了陶渊明隐逸生活的物质基础，他不仅有“方泽”，而且从事农耕。我们来看《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看似自然平和，但这仅是表象。且看前人的评注。元人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七《题家藏渊明集后》云：
《归田园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古鸡鸣行》：“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语。第三篇：“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苖稀。”本杨恽《书》意。
“晨兴理荒秽”句，古直注引《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云云。前人的这些注释都揭示了此诗与杨恽的关系，并为当代的陶诗笺释者一致遵从。
所谓“杨恽《书》”是指汉代著名诗人和学者杨恽（？—前154）的《报孙会宗书》（《文选》卷四十一）。杨恽因此书信而罹祸，即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文字狱“种豆诗案”。
杨恽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外孙。《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云：“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他以揭发霍氏谋反起家，被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后来因为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戴长乐检举“以主上为戏，语近悖逆”，汉宣帝将其下狱，后释放，贬为庶人。此后，杨恽家居治产，以财自慰。安定郡太守孙会宗是其好友，写信劝他闭门思过，不应宾客满堂，饮酒作乐。杨恽回复其书信，即《报孙会宗书》。书信中有云：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
后逢日食，有人上书诬告，说杨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廷尉带人搜查，发现了这封书信，宣帝见而恶之，以大逆不道之罪将其腰斩于市，其妻赵小凤被流放酒泉，侄子被贬为庶人，许多挚友也受到牵连。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种豆诗案”。
后人对这场诗祸大多持同情的态度。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乙编“诗祸”条云：
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非有所讥刺，徒以雕斫工巧，为暴君所忌嫉，至贾奇祸，则诗真可畏哉！
宋人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三“汉人坐语言获罪”条云：
杨恽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张晏释以为言朝廷荒乱，百官谄谀，可谓穿凿。而廷尉当以大逆无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
元人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金陵郑生应炎道士疏》亦云：
北阙上书，著咏受嗔于唐主；南山种豆，贻言增祸于汉朝。
对于杨恽以诗取祸的人生悲剧，陶渊明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无论《史记》还是《汉书》，都是他熟读的史籍。那么，他在诗中化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以及《汉书·杨恽传》的文字，就不仅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的艺术设计，具有非常深隐的、深刻的用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种豆南山下”的“南山”本身即具有双关意义：既指终南山（位于长安之南），也兼指庐山（位于江州之南）。古直引曹植《种葛篇》“种葛南山下，葛蔓自成阴”（按，曹植诗中的“南山”自然不是庐山，而是终南山）二句注释“种豆南山下”句，即体悟到了陶诗中“南山”的双层意涵。
陶渊明以“南山”为纽带，轻松地实现了自然意象和历史场景的转换与更迭，深藏不露，了无痕迹，举重若轻的大家诗笔真令人拍案叫绝，瞠目仰视。在诗人看来，长安的南山是君王专制的象征，而江州的南山则是文化自由的象征，前者是凶险的、凶恶的、残酷的，甚至危机四伏的，而后者则是美丽的、和平的、恬谧的，充满诗情画意的。
同样写农耕生活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也引用了杨恽《报孙会宗书》的文字。诗云：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田家”句，古直引宋汤汉（1202—1272）注曰：“杨恽《书》：‘田家作苦。’”陶诗确实袭用了杨恽《报孙会宗书》中句子。诗中所谓“异患”，是政治灾患的委婉代语，而“躬耕非所叹”是说自己归隐田园，甘之如饴，不像杨恽那样多有抱怨。这首诗既抒写了诗人收获早稻的喜悦，也表达了超脱政治藩篱的轻松，是其追求躬耕陇亩的自由生活的诗性表白。陶渊明以历史反衬现实，更加凸显了隐居生活的可贵，也婉转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
我们比较一下《归园田居》其五和杨恽《报孙会宗书》的片段：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五）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其诗曰：“……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杨恽《报孙会宗书》）
二者描写的都是人生的欢乐乐章，都表达了蔑弃富贵、把握人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情怀。尽管如此，他们最终的人生命运却迥然不同：一个成了惨遭荼毒、死于非命的千古冤魂，一个成为幸福安宁、炳焕千秋的诗国巨子。“种豆”二字确是我们发掘《归园田居》之真意的关键。
由于陶渊明巧妙地借用、化用杨恽《报孙会宗书》的文字，多数读者的目光也就大都停留在田园生活的表象上。但是，在这一表象的深处却蕴藏着一道滔天的历史洪波，一场惨烈的人生悲剧，一捧辛酸的文人血泪，这才是诗人的真意所在。
陶渊明是集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为一体的文化巨人。他的每一首诗都闪耀着璀璨的心灵之光，流溢着天才的灵智之波，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千锤百炼的艺术结晶，他的每一首诗都有特定的艺术任务——传达崇高的观念，抒写神圣的情感，表现自由的生活，回忆荏苒的岁月。伟大艺术家的惨淡经营与伟大诗人的旷世奇才，使陶渊明创造了永恒的辉煌。陶渊明一生自觉地追求蕴蓄着沉静的激情，追求纯粹的自然。他在回忆与反思中立足于现实，追寻往昔的心境，审视当下的情怀，淡远而幽深。道德的净化与灵魂的升华使其人格和作品凝结为一体，成为黑暗的专制主义社会中的一线光明，照亮了东方古国的沉沉黑夜，也照亮了人类通往平等、自由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