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当下社会
主讲人 / 范小青（2013年11月19日）
［主讲人简介］范小青，1955年生，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裤裆巷风流记》《女同志》《范小青文集》《范小青自选集》等。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淮阴师范学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文学创作。40、50、60年代出生的一些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个文学梦。“文学”这个情结在现代的年轻人的心里能有多少，我不太了解。但是我平时接触很多人，跟我年龄相当的，比我稍微小一点的都会说，虽然我现在不从事文学创作，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文学作品，有过当作家的梦，但是这个梦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已经基本上都醒过来了。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不再做这样的梦，他们可能做的是演艺明星、歌星梦，或者企业家这样的梦。这就是时代的变化。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是“文学与当下社会”。
因为我是从70年代末开始写作的，写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个感受非常深。文学和社会、历史是完全分不开的，所以要谈文学首先要谈它的历史、时代背景。那么当下的文学与社会，也就是说当下社会的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刚才李院长介绍我的时候报了我的一些作品，我想可能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是不知道的，这非常正常。如果有人知道，我非常开心、非常欣喜，但是不知道，我觉得也很正常，为什么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当然是我们文学本身的原因。我现在先讲社会的原因。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物质化的社会，尤其是近30年来的发展，着重在物质方面的发展。这个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是必须走的。如果没有物质的发展，其他什么都谈不上。我们的物质确实是发展了，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却忽视了一个人类社会、民族、国家、个人都需要的另外一张翅膀——精神的翅膀。我们社会、民族、个人都是需要有两张翅膀才能飞得高飞得远，但是我们现在普遍感觉到，精神的这张翅膀很弱。
说一个简单的现象，这个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起过去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可以说基本上一半的家庭都是不愁吃不愁穿，想买什么东西都可以。最基层的，最底层的人也已经解决了温饱。近30年来，物质高速发展。但是为什么全社会经常会有不满的声音？网络或者媒体，只要有一个现象出来，几乎全部是骂声。不管这个现象本身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它得到的反馈几乎都是在骂这个社会、骂这个现象。人们心中难道有那么多的不满吗？从自己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来讲，纵向比较的话，确实是进步了。我们社会也进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社会越是进步，不满的声音越是多呢？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内心缺少信仰，缺少理想，甚至缺少梦想。我们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日子虽然好过了，但是我们的空气被污染了；我们的衣服虽然穿得漂亮，但是我们的水脏了。
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医患的矛盾、教育的矛盾、城管与小贩的矛盾，等等，非常复杂。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在30年前没有这些现象，也没有这些不满。这些不满产生于30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过度开发，好像有了钱、有了物质就什么都能解决。这句话在30年前说没有人会怀疑，但是过了30年，我们开始对它产生一些怀疑——是不是有了物质有了钱什么都能解决呢？我现在有钱了，有物质了，但是我心里不舒服、郁闷，我想骂人。这个就是先前所说的现象。我们说，没有钱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你只能想着去吃饱饭，但一旦人有饭吃了，就会讲到文学。有个作家开玩笑说：“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吃饱了撑的。”吃不饱的时候你只想着挣钱去把肚子填饱，把身上穿暖，吃饱了就开始考虑问题。生活有了物质基础之后，人的精神需求就出来了。当下社会，是一个物化社会，一切以物质作为评判标准。当下社会什么人最牛？有钱的人最牛。什么样的人得到尊重？有钱有权的人得到尊重。这种社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畸形的发展，但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回过来讲精神这个话题。可能有些同学会问，精神也看不见，是个什么东西呢？有没有呢？肯定有。现在我举个例子。在座的有不少是文学院的同学，我也是大学中文系出来的。我当时就读于前江苏师范学院，现在改为苏州大学了。我1978年上大学。大二的时候上到外国文学的课，外国文学的老师给我们讲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就举例说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些特征。西方现代派的一个典型代表作《椅子》，是一个独幕话剧。话剧很简单，舞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椅子，人只有两个。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从舞台的一侧上来，他们整个演出的目的就是要穿过这些椅子，然后从舞台的另外一侧下去，这个戏就完了。这两个演员在台上转来转去，在椅子中转不出去，最后还是没能下得了台。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派的文学作品，这就是现代派文学的特征。也就是说当西方社会物质高度发展了，人的精神就失落了，找不到出路。椅子象征着物质，要从舞台这侧走到另一侧，象征着人的精神出路找不到，人被物质所困。当一个社会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精神必然会痛苦、迷惘，必然会找不到出路。当时老师讲的时候我们完全听不懂，听不进去，不肯承认，也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穷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师范学院还有伙食费提供给我们，每个月14块钱，连饭票、菜票。我和我的一个女同学，每天两人合吃一份五分钱的青菜，每个月十几块的菜票还能节省下来，拿去换成现金，然后上街去买衣服——这是女孩子最喜欢的。家里没钱，个人也很穷，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打工，就是靠着从伙食费里省下钱来去买一点喜欢的东西。那个时候也没有化妆品，也不用护肤，买一件新衣服就是最大的开心了。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等到有一天，物质高度发展了，像西方社会那样，我们就会很痛苦，谁能相信呢？谁也不会相信。但是现在我肯定相信了，现在我就有很多困惑。这么多年过下来，我慢慢就体会到了，精神这个东西是有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正是因为看不见摸不着它可能更重要。如果说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它只有一个翅膀在飞，它可能能够飞30年，但再飞30年可能就比较累。
30年过去了，我们回头再看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有很多困惑、很多怨言，都是由此产生。我们在这样一个物质化的社会里边，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刚才我说的《椅子》，它是一个象征的手法。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被物质所困的事情多之又多。比如说我自己就写过几个有关使用手机的小说。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被手机所困，既离不开手机又嫌它烦，这就是现代生活、现代科技给人带来的一种困惑。当然也有很牛的人，他坚决不用手机，这是极少数。也有的人很享受手机带来的快乐。但是大多数人都像我这样，手机开着，好多电话、事情来烦扰，关了心里又不踏实，总怕错过了什么重要事情，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这就是物质对你的束缚，你不能自由。所以，没有手机的时候很自由，但是很不方便，这都是两方面的，这就是物质和精神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
文学处于这样一个物质化的社会，一切以物质来衡量，所以文学很尴尬。为什么尴尬呢？因为许多东西在物质化的社会走向了市场，都可以被物化，但是文学很难。我所说的这个文学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不是指现在的一些借用新的科学的东西。文学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我三十几年来从事的是传统的文学创作，也就是说自己在家里写，写完了以后投稿投出去，然后忐忑不安地等着编辑的回信。我记得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投稿，最害怕的就是退稿。因为那个时候一个班级共用一个信箱，信箱里的信是由一个专门的同学负责收了以后发给大家。如果信是从报社发来的厚厚一沓纸，那肯定是退稿，这就非常难为情。如果有一次收到杂志社的信，是很薄的一张纸，就知道是用稿了，那就很高兴、很兴奋，这种心情我到现在还记得。这是传统的文学创作，这样一种文学创作的形式在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尴尬、非常边缘的。现在很多人不读传统的文学创作，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有人甚至说，传统的文学衰落了，甚至消亡了。因为新兴的媒体出现以后，连报纸之类的都会消失，何况纸质的文学呢？文学本身就很小众，连那些晚报什么的可能最后都会被电子化，那小说今后可能就会没有出路，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强大的物质社会面前，文学的处境确实是很尴尬，很多写作的人都坦率地承认现状就是这样。
文学很难跟市场的经济效应完全地结合在一起。一些省市级的书画界的朋友因为成为书画协会会员，作品价格随之提升，但文学作品是不行的，主席、会员的稿费和非主席、非会员的稿费是一样的，没有身份上的差别，这是第一。第二，当代书画市场也很火，很多当代的书画家大笔一挥就会有很多可以用价值、物质来衡量的收入。这个市场的催生是有原因的，第一是因为有很多人有多余的资产可以进行保值投资，第二是腐败之风造成的，如行贿送字画。而文学作品进入不了这样的范围，很难说这是文学的悲哀还是荣幸，但事实如此，这就是文学现在的处境。但是不能悲观地说文学一无用处。据我所知，各地企业内写作的人相当多，给人一种春风吹又生的感觉。他们默默无闻地写作，即使现在写作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样能给人带来命运的变化。既然文学都不能给人带来名利、不能改变命运，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继承，在角落里默默地写作？而且这种写作是大量的，非常多。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喜欢写作。这种自我内心的精神的享受是别人不能了解的。这些为数众多的基层写作者，也许他的文章一辈子都上不了省级刊物的版面。比如有一次我到一个乡镇的文学社和镇上许多文学爱好者一起聊天，他们自己承认作品只能在地方的小报上登一个“豆腐干”，稿费也非常低，一辈子也许就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写呢？就是因为写作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愉快，这是一种精神的需求。这种需求就像穿鞋一样——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觉得这人太傻，写这种东西一点意思也没有，又不能赚钱，又不能出名。但他坚持要写，他觉得写了人生就有价值，有意义，不写就浑身不舒服，没着没落的。
我写了这么多年也是这样的感受，工作很忙，会议、事情都很多，但是如果没有一点时间让我静下来写点东西我会很浮躁、很烦。只要一两个星期中有那么半天的时间让我静静地坐在电脑面前写作，那就是我最快乐、最宁静的时候，什么烦恼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扔开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写作是一个最自由的活——喜欢写作的人会体会到这一点，写作的时候你是最自由的，没有任何的框框，内心的东西可以自然流露，笔下的人物可以让他任意而为。人生有“自由”两个字还有何求？当然，金钱、名利也是要求的，但是这些都比不过那一瞬间我内心的愉悦、自由。写作者说到底是为了自己内心而写的，我们可以说写作要为人民大众写，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我这里说的还是传统文学创作。如果说是为了市场写的，那就是另外一些作品，如校园文学等为市场写作的文学。“为人民写作”这个概念太大。有一次与一个教育界的领导聊天，他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话是‘伪命题’，因为人民的概念太过广泛，它由很多群体组成。”所以说，“为人民写作”大方向是对的，写作确实是给人民看的，但是具体该如何操作呢，给哪些人看呢？如果走向市场，给谁看那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学基本上都是为自己的内心写的，这个内心绝不仅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生活反映到作家内心，然后作家觉得有话要说，再从内心变成文字反映出来。所以说在写作的时候，这种精神的享受是非常难求的。
有的人认为写作没有意义，尤其在当下物质社会这样的现状下从事传统文学创作。但是精神上的享受别人可能体会不到，只有写作者自己能够体会。比如一个写小说的作家，他完全可以去写电视剧。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写电视剧的稿费比写小说的稿费要高出不止几倍。写一部长篇小说，二三十万字，恐怕前前后后得花上一年时间，包括做准备，写作酝酿、修改。等到出书以后，一般有一点知名度的作家，印刷也就一万到两万册，拿到手的钱也就两三万块钱。极个别的作家可能会高一些。像莫言、贾平凹等人，毕竟是极少数，全国数得出的也就几个。大部分的作家，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水准。但是如果写电视剧呢？一般来说，一集电视剧，要求15000到20000字，一部长篇小说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同一个人去写，一集电视剧就超过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差距这么大，为什么呢？这很不公平啊。其实很公平，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根据你创造的文化产业和创造的效益来换算的。电视剧看的人多，收视率高，收视率高了广告就做得多，电视台收入就高，这些都是用钱来衡量的。你写一本小说，印一万册，充其量一万个人看，其实根本就不到。我知道一万册也不可能有一万个人在看。看的人数少，创造的价值小，那么收入肯定就低，从这个角度讲，它又是公平的。因为这是一个商品经济社会，一切以商品的价值来衡量。有人或许会说，你们这些写小说的人不是很傻吗？不能放弃写小说去写电视剧吗？
当然电视剧也不是容易写的，不是说你想写就能写好的。很多成名的小说家，都被电视剧的制片人请去写过电视剧，我个人也写过。很多人都是写了一次，或者写了半次，或者有的人写了十分之一次，就说不写了不写了，钱我也不要了。我们江苏这一批作家，差不多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这些写小说的作家，都仍然坚持在写小说。我们互相都讲，写小说的人是最自由的，写电视剧是最不自由的。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电视剧的操作程序，我们的思维不能像那些影视编剧那样子。写电视剧不是为自己写的，是为“钱”写的。两个概念的“钱”，一个是自己挣的钱，还有一个就是从电视剧当中能挣到钱的所有人，从投资方开始，到制片人、导演、演员，他们都要通过这个剧来挣钱。一个字，就是“钱”，所以是为“钱”写作。你自己觉得写得很精彩的东西，在钱的面前，可能一钱不值。可能会被制片人、导演，甚至演员责问：“你会当编剧吗？你会写作吗？你是怎么来做编剧的？”把你搞得自信心全无，完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作了。有好多作家就说：“当编剧写得想吐。”有的说：“你想吐，我都想跳楼！”所以写电视剧也不是一个好干的活，虽然它挣的钱多，但是它很不自由，它要一改二改三改四改，改到最后，肯定想吐。而且你的写作往往受到很多牵制，制片人要这样，投资方要那样，演员要这样，导演要那样。你精神要很坚强，否则的话，是要疯掉的。
我也有一个好朋友，过去是写小说的，小说写得非常好，得过全国奖，后来就去写电视剧。他跟我说：“我挣点钱再回来写小说吧。”然而挣了钱以后回不来了。因为做编剧与写小说完全是两个思路、两套系统。做编剧只能去适应市场，市场要什么东西，就去写什么东西。而小说是为自己的，我要怎么写，我就怎么写。所以就看你要什么啦。你想要钱，你就硬着头皮去写电视剧。但是很多人都不要钱，很多人都退回来了。像我自己也写过，但现在也不写了。我吃不消，写不动，太折磨人了。所以说，写作没有办法不受物质社会的影响，这对每个写作者都是一个考验。只有当你是真正爱好写作，你才会在物质社会当中坚持下去。如果说是想通过写作，达到其他目的，而不是从内心真正地觉得“我不写我就难受，我离不开它”，那你肯定是中途要退出的，也不需要坚持。人生可以走的路很多，不见得写作就是最了不起、最高尚的，写作只是人生很多道路中的一条而已，但真正要想在现代物质社会环境之下将写作进行下去，那么你内心必须真正地觉得它是你的精神享受，否则肯定会半途而废，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体会。
在当今物质社会背景之下，文学确实是比较尴尬的。这个社会的一些东西都是靠媒体来宣传，但是媒体很少宣传作家。媒体的娱乐版，都是演员、歌星或者体育明星，宣传的都是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观众喜欢看。比如绯闻之类的东西，但是作家是最不喜欢这样炒作的，你看到哪个稍微成名的作家要出新书了，就假离婚，制造一个假新闻的？没有一个作家会这么做。制造假新闻，跟作家的个性是不符合的。作家是幕后人物，他不应该走到前面去跟读者直接见面。
过去的话，像我现在这样来讲课就已经有点“恬不知耻”了。过去读者和作家是不见面的，他们的交流就是通过作品——神交，进行精神的交流。其实作家和读者，未必需要见面。比如我们不认识的作家互相之间就经常是这样的，我看了他的作品，通过这个作品我就可以跟他进行交流。只是在当今社会，文学，尤其是传统文学社会影响力非常低。当然去年因为诺贝尔奖的原因，文学火了一阵，但是它还是会回归平静。文学热一阵，莫言的书卖了一阵，但是你现在卖卖看！今年的诺奖又出来了，然后明年又有，每年都有，所以“莫言热”也慢慢会平息下来。包括莫言自己，也说希望尽快平息，不要一天到晚找他。这就是一个成熟作家的心态，这种心态，与当下社会是不相吻合的。当然我指的这个“社会”是带有一点贬义的。不相吻合怎么办呢？那我写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放不下它，我还是要写啊，我不写怎么办呢？贾平凹近几年的创作量也非常大，一个长篇一个长篇不断地出来，他说自己就像一个老母鸡，有蛋在肚子里，不下憋得慌。因此他今年又出了一部厚厚的《带灯》。但是现在的人对下蛋的老母鸡并不关心，只对这个蛋比较关心。而对于作家来说，读者拿这个蛋去炒还是煮或者是做蛋汤，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无关。这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心态。
90年代以后，有些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后，这些作家跟着就红起来了。有些作家写的时候就会想：我这个作品是不是适合改编成电影，适合谁来拍？或者适不适合改成电视剧，能写多少集，能赚多少钱？这样一想，就完蛋了。这个作家就不是为自己真正内心在写，他已经掺杂了其他的一些想法。真正成熟的作家是不考虑这些的，而且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改成影视剧的难度都应该是非常大的，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的。因为各个艺术门类是不相同的，虽有相同的部分，但是主体的东西是不相同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讲究语言。但是文学的语言和电影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一个文学作品可能在故事上可以改成影视剧，但是整个文学作品的氛围是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一个影视剧的。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如果掺杂了其他的一些想法，就不自由了，那干脆就不要写了。
现在为其他的东西写作的人很多，比如网络作家。网络作家的写作非常艰辛，对此我是很了解的，他们搞创作就像一条龙生产。比如跟某网站签约了，要写某个题材的小说，网站马上会提供：这个小说需要几个部分，人物、故事之类的，早就请其他人给你准备好了，然后你就必须按照他的路子写。我听好几个网络作家说过，他们写的一些东西，自己觉得还有一些文学感觉的，网站却根本不要。因为阅读网络文学的人其实层次很低。他们的文化层次不低，但是文学层次很低，他们不要看那些文学的东西。这就是大量的网络文学创作的一个现状。他们码字码得很辛苦，尤其是中低层网络作家。网络文学也分好多阶层，只有顶尖上的少数几位成为富豪，大部分网络作家一天要写十几二十个小时，才能挣到一定的钱，所以说这种写作极其艰辛。这种创作，长期下去，对文学的本质是有影响的，但它也迎合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有一部分人就是要看网络小说，这是社会的需要，有人需要就会有人去写，这也是社会的一种分工。
反复地谈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现在做文学创作，有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到社会上推荐自己。好多作家都很低调，你们看到哪个作家在媒体上胡编乱造，或者制造绯闻的？很少很少，作家往往对采访，尤其是电视采访，都是推三阻四的，从来不肯上电视。但社会上有的人就不同，他们出钱去上电视，做宣传，做推广。相比之下，作家这种心态非常好，但同时又带来一些问题，就是读者少了。因此在一定范围之内，还是要做一些宣传、推广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应该由社会来做，应该由作家协会来做，而不是由作家本人来做。作家本人做了，他就变了，他就不是他了，他就换了一个人了。他本人应该去安心地写作。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社会阅读的引导。因为我们的阅读鉴赏习惯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这并不是说，我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水平就高，这不存在高低之分，就像我刚才说的电视剧和小说，它们之间也没有高低之分，它们只是种类不同，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不同，在社会当中呈现的形态不同。电视剧也有非常棒的，小说也有非常烂的，反过来，小说也有非常棒的，电视剧也有非常烂的，这都说明不存在哪一个门类就高尚，哪一个门类就比较低贱。
但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阅读水平较低，中国人读书读得太少。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出书的大国，但是读的书却是全世界相对较少的国家。阅读里面还分好多种，如果从阅读中再把文学作品分开来看看，有多少人在读呢？肯定是很少。读者不想读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有没有责任呢？有责任，但是社会也有责任，因为社会需要引导。
前几年我看过一个访谈张艺谋的电视节目。张艺谋在访谈中讲了一个事情，他说他非常崇拜日本演员高仓健。在座的同学可能不知道高仓健是谁，但跟我同龄的人都知道，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看高仓健的电影，对他崇拜得简直无以复加，感觉怎么会有这么棒的演员！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不是你们的偶像。张艺谋和我是同龄人，他年轻时候也看高仓健的《追捕》等电影作品，他一心想跟高仓健合作拍一部电影。高仓健也知道张艺谋是我们国内最著名的导演，也看过他的一些电影，也非常愿意和他合作。当高仓健表态以后，张艺谋非常兴奋，就非常着急地想尽快把这个事情做成。但是当时手头没有成熟的本子，这个电影本子也不太容易搞。有一个本子是成熟的，已经准备开拍了，就是《英雄》。当时演《英雄》的全是明星，请的全是大腕，这个班底都已经全都确定了。张艺谋就想，我凭着这个本子，凭着我请的这些国际影星，去请高仓健加盟，他一定会答应的。他就去跟高仓健说了，高仓健却断然拒绝了。他说他这一辈子已经拍了两百多部电影，其中有一百多部都是动作片，他再也不想拍这样的片子了。
张艺谋在节目中说，那一瞬间感到无地自容，非常惭愧。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成。然而张艺谋不死心，他是个很执着的人，他很快就搞出了另外一个本子，非常好，准备请高仓健来演，高仓健一看，马上就答应了。这个戏很快就拍出来了，叫作《千里走单骑》，是一个非常棒的文艺片，非常感人。但是《千里走单骑》几乎没有票房，是一个赔钱货。而《英雄》的票房恰恰是开创了我国大片的一个先河，从《英雄》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大片时代了，好多大片一下子就是几个亿多少个亿的，票房回报一直很好。
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千里走单骑》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非常安静的一个文艺片，但是它没有票房，老百姓不爱看，即使是张艺谋导演的，即使是高仓健演的，都没有人去看。这说明它没有吸引市场的东西。如果研究市场，就要研究这些东西，所以张艺谋从中吸取了教训，后来就拍那些大片了。
前不久我注意到一个叫阎建钢的导演，今年导了一部片子，在中央台播的，叫《赵氏孤儿》。它不是一个穿越的历史剧，也不是一个搞笑剧，而是一个正剧。这个正剧在上海的白玉兰电视节上得了一个金奖，最大的一个奖。但是这个电视剧收视率不高。应该说剧本写得很好，导演导得也非常好，演员演得也很好，但是收视率不高。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飞来飞去，没有穿越，没有胡搞，没有三角恋、五角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比较正的，写人心、人性的历史正剧。现在的导演一听收视率不高，心里就会很郁闷。阎建钢在领奖时说的一段话很有意思，我特意把它抄了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要感谢一下这部戏的导演阎建钢，起码在这部剧里，守住了一个导演的职业底线。明天，在日益恶化的电视生态环境下，他还要不要脸，我不知道，我希望他好自为之。”这是这个导演领奖的时候，自己对自己说的。也就是说，对收视率他有想法，因为它叫好不叫座。这个戏拍得相当不错，但是看的人少，为什么呢？因为它缺少那些现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比如穿越啊、玄幻啊、在竹子上飞来飞去啊、在水面上怎么样啊，它没有这些东西，不能吸引人。可想而知我们民族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其实美国也有科幻片，也有这种非常超乎想象的东西，但是它也有很扎实的现实供给的东西，两样都有。好多又叫好又叫座的美国大片，都是很严肃的片子。
如果我们一味跟着市场跑，去迎合日趋低俗的大众欣赏习惯，尤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跟着市场跑，会跑到哪一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总觉得有一些担心。虽然我们很难说清文学作品有多大的社会功能。文学作品的功能，70年代末8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我们有一定年龄的人都知道，当时一个小说，几乎全国人民都会看，一个小说甚至能够改变很多人的想法，让很多人认识到一些问题。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一个短篇小说，让好多好多人都知道，教育必须改革了，教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比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让好多人都知道，企业不能这样下去了，企业要改革了。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小说的作用真的很大。但是这种作用大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我不能说它不是好现象，好当然很好，但是它不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文革”，包括“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文学作品太少，几乎全部封闭掉了，突然之间有了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只要认得字的人，能够把小说读下来的人，都会去看。那个时代文艺形式很单一，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没有什么东西。突然之间有了小说，它这个时候就承担了非常大的历史的作用，但是回归到正常的环境之下，小说就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了。我讲的是文学，我们传统的文学，不只是小说，还包括诗歌。像舒婷的《致橡树》，可能至今大家都能背，在那个时代就感动了很多人。当时用那样一种形式去写爱情，是之前所没有的。但现在多了，现在的爱情怎么写都可以，大家已经都不稀罕了。
现在文学也面临一种多元化。面对这样一种多元化，文学又回归到自身，尤其是传统文学，它本身就是比较小众的。说实话，我当然希望很多人来读我的小说，读我们传统作家的小说，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它相对来说是小众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那么多好玩的东西，那么多可以看的东西，那么多可以读的东西，为什么非要来读你这个传统文学作品呢？没有必要。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文学有没有作用呢？有作用！我觉得至少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讲是有作用的。比如我有时候很心烦很困惑很难平复急躁的情绪，但我写作品的时候心情就完全抚平了。我个人这样，如果很多人都这样，这个社会就会有变化，这是一。第二，一个读文学作品的人，比如像我自己，晚上睡觉前，不管多晚，都要拿一本文学刊物来翻一下。有时候翻几页，突然看到一句话，一下就感觉到自己心弦被拨动了一下，叮咚一声响，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心弦被拨动一下就是文学作品的作用。如果你拨动一下，我也拨动一下，社会上很多人都拨动一下，它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文学的影响就是这样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觉得就是这样，不能把它看得太重。用文学来改变社会，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文学对人的精神会有一种抚慰的作用，甚至像我这样的人有时候都会觉得文学是一种宗教。我接触过很多写作的人，有成名的，有根本一辈子都不会成名但仍然在坚持写作的人。文学治好了有些人的抑郁症，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人，他因为参加了文学社，经常写作，慢慢地就自己想开了。当然文学不是医药，也不是医治社会的良药，它只是有这样一种功能，它通过意识的形式，让人的精神得到抚慰，尤其在这样一个物质化的社会，这种精神的抚慰是非常必要的。我这样说可能有一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是我一直强调，这个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到，有许多人他是没福来享受这种感觉的，因为他不了解，但是他可以享受其他东西。这个社会可以享受的东西很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来选择和判断。对当前社会的文学创作，我一点也不觉得悲观。因为有那么多的基层作家在默默无闻地创作，给我感觉就像30年前的那种文学创作景象。很多很多人，每个市每个县都有很多人在写作，而且来自各行各业，甚至有好多我们的政府官员。刚才坐在台上的左部长，他是组织部副部长，也是一个作家，他还牵头成立了企业文学协会。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的社会，看的都是在顶尖上的几个人。莫言得了诺奖，大家只看到莫言，但是如果没有那样强大的基础，没有那么多基层的作家在默默无闻地写作，那这个金字塔就不会那样高，这是必然的一个联系。有的人认为基层写作都是浪费，根本没有用，不能给你带来变化，不能产生效应，根本不需要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这些人都不写了，那么金字塔塔尖上的人就会掉下来，这是必然的。只有基础又大又扎实，金字塔的塔尖才会更高，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文学。不同的在于文学在当前社会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名利，但是还有那么多人在坚持。这就是我说的，我们需要一个精神家园。什么叫精神家园？搞不清楚。我自己的体会是，我写作的时候就是在我的精神家园里面，这个精神家园是和物质社会没有关系的。我不写作的时候，我脱离不了物质社会，没办法脱离，但写作的时候我就可以暂时地跳出物质社会，来反观物质社会，这时我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我写的都是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写的时候，我的心不那么烦躁、不那么着急、不那么焦虑、不那么郁闷，也没有牢骚。我跳到外面来看这个社会，这就是写作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享受。当今社会其实还有很多特点，我刚才讲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物质化的社会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我认为现在这个社会对文学来讲，既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有好多朋友都习惯早上起来先看微信，再看微博，再看博客，一个小时看下来，脑子里就装满了。我就想起佛教里的小故事：有一个学禅者，学了一点东西了，知道自己学得比较浅，就上山去请教一位老禅师，他说：“老禅师，我学了一点东西，今天来请你指教，我应该怎么学禅？”老禅师不回答他，拿了个茶壶往茶杯里加水，加满了还在加，水都溢出来了还在加。这个学禅者就觉得奇怪，说：“老禅师，这个杯子已经满了，不要再加了，再加就溢出来了。”老禅师和他说：“是的，如果当你脑子里装满了东西，你还来向我请教什么呢？你还学得进吗？你只有把脑子清空一点，杂乱的观念不要太多。”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很多很多东西。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天生都有好奇心，忍不住要去看。一条信息还恨不得比一比谁先知道、谁晚知道。哪个先知道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就看今天什么新闻，到了办公室争取最先发布。一条新闻出来了，两个小时后就把它否定了，再过两个小时又是第三种说法，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搞得你脑子里很乱，常常会真假不分。这个时代是写作最好的时代，因为它声音多，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大家都认同这种声音，没有其他说法，那么这不是写作的好时代。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困惑，每个人都有疑问，每个人都想不通，每个人都有很多抱怨，每个人都有想法，这就是最好的时代。对作家、写作、文学来讲，这是千载难逢的。如果说一个事情都给了你答案，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写作本身不是给出答案，而是用艺术给出一种现象。现在这个时代可反映的东西太多了，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可以写的东西非常多，只是苦于没有时间。
比如一个手机我可以写好多东西。我写过一个被手机所困的故事，叫作《我们都在服务区》。“我们都在服务区”里的这个人是个现代的人，他的面目是不清的，不像我们传统的写作方式，写一个人，要交代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的话，长辫子还是短辫子，鹅蛋脸还是什么脸，都要形容一下，然后周边的环境，春天还是秋天还是夏天，这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现代主义写作不讲究这种方式，作品中的人是个概念上的人，这个人代表了我们所有的人，也代表了我。我写的是某某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他被手机搞得烦不胜烦，但又不能关机，关机了，领导要找的话找不着。后来有人教他一招，说几年前有人躲债的时候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用那种有电板的手机，在开机的状态下，把电板直接拔出来，这个时候打他的手机，就不是告诉你已关机，而是告诉你，您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不在服务区意味着手机开着，但是信号不好，找你的人也不会生气，你又省掉了很多麻烦。但是这个只是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细节。我还写过一个用手机的文章，叫《人群中有没有王元木》，这是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写出来的。手机通讯录里面可以储存很多人的名字，我手机里面恐怕有近千个人的名字，其中可能有很多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曾经接触过，有过联系，但过一段时间这个名字就记不得了。这种情况可能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只要你储存的号码比较多，说不定就有几个记不得的。我就经常这样，经常想不起来。有一个人老是给我发短信，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又不好意思去问他。于是我写了这个小说。这是一款手机病毒，王元木其实是他的一个朋友，叫汪远林，被病毒拆解了汉字，所有手机里的备注都被病毒拆解了，手机里的人他一个都不认识，他很慌张，以为自己得病了，怎么都不认识了呢？其实是没有这种手机病毒的，只是现实社会中我们存的信息太多了，大脑必然会排斥，必然会忘记一些事情。这就是现代社会，时时处处可以让我们写作，只要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我都可以写好多东西，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丰富性。
退回去30年，没有手机、电话，这些东西我肯定都不能写，现在物质这么丰富，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何况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往往大变革大变动都是会产生大作品的，像欧洲的工业革命，那个时候产生了多少大作家啊。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就是个好时代，但我同时又说它是个对文学艺术很伤害的时代，为什么？简单地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是讲究打磨的。古人有句诗“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半夜里这个情境之下，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大家争论了好多年，也没有得出结论。我们不妨想一想，晚上月光下，山间有个小寺庙，一个老和尚在想这扇门是应该轻轻地推开来，还是轻轻地敲一下呢？这个东西就是意境，就是语言的滋味。古人还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说的是要把一个字用得妥当，要捻断好几根胡须，左捻右捻，最后才想出来。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我们都在时代快车上，你不能慢慢磨，你捻断几根须，把头发捻光了，这个时代早就把你抛下了。谁也不想被这个时代抛下，包括我，也要赶上时代列车，我还希望越快越好。我从南京坐高铁到苏州，我希望火车还可以更快。“快”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我们大家都希望“快”。沪宁城际高铁很了不起，在西方发达国家，建这个高铁要七年时间，我们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通车了，真是大快人心，振奋人心。但是我心里总是隐隐觉得是不是太快了，我们会不会违反了一些事物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