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垄断”与“反垄断”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排斥异己”其实没什么不好。需要警惕的是，借助政治权力而垄断文坛或学界。如果不是这样，各方都充分发展自己，在自由竞争中达成文学创作的繁荣，岂非幸甚？问题在于，所谓的“公共空间”，并非出入自由，各方发言的机会并不平等。处于劣势的，一般都会以“反垄断”为主要诉求。
《新青年》与《学衡》的对抗，主要体现在对于传统中国及欧西文明的不同想象，同时也落实在知识者言说的方式上。眼看着新文化运动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响应，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学衡》诸君奋起反抗，首先针对的便是这种诉诸群众运动的策略。其中尤以梅光迪的批评最为狠毒：“故彼等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1]《新青年》同人以思想启蒙为目标，必然面向广大民众，所谓“以群众运动之法”，没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八个字。任何一个杂志，都有自己的宗旨；任何一场运动，都有自己的主张，“提倡学术”，此乃天经地义，为何《学衡》诸君那么反感？看来问题出在“垄断舆论”上。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新文化人的这一自我期待，使其言谈举止中，充溢着悲壮感。这一方面使其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论争中难得体会对方言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注重勇气而不是智慧，认准了路，一直往前走，从不左顾右盼。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上下求索，五四新文化人大都有了坚定的信仰——不管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兼及文学的托尔斯泰主义、尼采主义、易卜生主义。有信仰，有激情，加上知识渊博，五四那代人显得特别自信。更何况，作为各种“主义”基石的“现代性想象”，其时正如日中天，没像今天这样受到严峻挑战。这种状态下，新派人士确实有点先知先觉者的“傲慢与偏见”。
《学衡》
至于说到“平心静气”，不只《新青年》做不到，晚清以降众多提倡革新的报章，全都没有真正做到。一是国势危急，时不我待；二是大家都还没掌握好大众传媒的特点，说话容易过火。批评《新青年》好骂人的《学衡》诸君，其论辩文章又何尝“平心静气”。胡先骕挖苦胡适的文章，也够刻薄的，难怪人家很不高兴——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三万余言，论证《尝试集》“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之眼光观之，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唯一的价值是告诉年轻人“此路不通”。[2]
《新青年》之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他人造成压迫。不管是否有意“排斥异己”，《新青年》的走红，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其占据中心舞台，确有走向“垄断舆论”的趋势。因此，《学衡》的奋起抗争，有其合理性。而《学衡》诸君学有根基，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也自有其价值，值得充分理解与同情。倘若能像创造社那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可惜《学衡》诸君不只文化理念与时代潮流相左，其表达方式也有明显的缺陷——胡先骕等文之引证繁复，语言啰唆，加上卖弄学问，哪比得上《新青年》同人之思维清晰，表达简洁，切近当下生活，而且庄谐并用，新诗、小说、通信、随感一起上——因此，其“打破垄断”的愿望，没能真正实现。[3]
当初创造社崛起时，打的也是“对抗垄断”的旗帜。《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日刊出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很能代表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志气与意气：“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这里所说的“垄断文坛”，指的是此前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之挑战文学研究会，有文学理想及创作方法的分歧，可意气之争也是重要因素。好在创造社很快凭借实力，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在文学领域，你可以反抗政治迫害，也可以埋怨经济压力，但很难将自家的无所作为归咎于同行的“挤压”。对付所谓的“垄断”，唯一的办法便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在这个意义上，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描述为若干著名的文学社团及其所主持的杂志/副刊竞相争奇斗艳的历史。
[1]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2期，1922年2月。
[2] 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1、2期，1922年1、2月。
[3] 参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第五节“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