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圈子”到“流派”
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的运作模式，既根基于相左的文化理念，也显示不同的编辑风格。注重商业利益的《申报》《东方杂志》等，一般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论力求“平正通达”；代表学会、团体或政党立场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横空出世，旗帜鲜明，但容易陷于“党同伐异”；至于晚清数量极多的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好处是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有一致命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
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虽然背靠群益书社，有一定的财政支持，但走的是同人杂志的路子，主要以文化理想而非丰厚稿酬来聚集作者。四卷三号的《新青年》上，赫然印着《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1]这固然表明杂志对于自家能力的极端自信，更凸显同人做事谋义不谋利的情怀。
《新青年》
作为同人杂志，《新青年》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至于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六卷的《新青年》，甚至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组成的编委会，实行轮流主编。
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以上三点承诺，在其与北大文科携手后，变得轻而易举。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教育人才之道”、“传播文明”之“利器”[2]，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无法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同是从事报刊事业，清末主要以学会、社团、政党等为中心，基本将其作为宣传工具来利用；民初情况有所改变，出版机构的民间化、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再加上接纳新文化的“读者群”日渐壮大，使得像《新青年》这样运作成功的报刊，除了社会影响巨大，本身还可以赢利。因此，众多洁身自好、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者，借报刊为媒介，集合同道，共同发言，形成某种“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到了这一步，“同人杂志”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世人心目中的“《新青年》同人”，已经不仅仅是某一杂志的作者群，而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3]
与《新青年》唱对台戏的《学衡》，同样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社团及其主办的文学刊物或报纸副刊，都有明显的群体或集团意识。你可以应邀为不同倾向的杂志或副刊撰稿，但你的基本立场及文学趣味，还是有大致的归属——起码在时人或后世的文学史家看来是如此。即便不是同人杂志，所谓“园地公开”，“绝不排斥外稿”，也都很难真正落实。以我为主，广招贤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每个著名的文学杂志或报纸副刊，都建立起自己的圈子，甚至形成文学上的流派。此乃“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的一大特色。
像创造社那样有明显的“品牌意识”，将所有自己经营的文学阵地，一律冠以“创造”二字——如创刊于1922年的《创造》季刊，创刊于1923年的《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以及创刊于1926年的《创造月刊》，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但文学史家很容易理清各家副刊及杂志之间的关系，比如，从属于文学研究会的，起码包括《小说月报》、《诗》月刊、《文学周报》《晨报副刊》等。你可以标榜自己不偏不倚，没有任何党派意识，可大家都认定你有所归属。如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时，就曾再三辩白自己所编“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决不以正反定取舍”[4]，可大家还是认定他的编辑风格，明显不同于前任孙伏园，带有明显的“新月”味。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不同于此后创刊的《新月杂志》，不是同人刊物，但以徐的名气，可以做到“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5]著名的文人学者办杂志、编副刊，不同于职业编辑，在于其有明确的立场与趣味，其选择去取，即便无心，也都大有深意。你态度越是认真，越是自认出于公心，越可能“排斥异己”。
[1]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4卷3号，1918年3月。
[2]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郑观应集》上册24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及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4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3] 参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第一节“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
[4] 志摩：《记者的声明》，《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2日。
[5] 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