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战中的文学
文学领域里的“争奇斗艳”，既包括作品，也包括言论。文学作品的高低雅俗，往往不是立马可见，更不要说得到一致首肯；反而是言论的是非，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因此，所谓的“文学论争”，往往成为关于“文学”的论争。此前的文坛，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文人借助诗酒唱和或书札往来，表达自家的文学观念，指点江山，抑扬文字。但文学批评史上那种“针尖对麦芒”的激战场面，大都是史家剪辑出来的，当初很可能只是在不同的时空里自说自话。不是不愿意当场论辩，而是没这个条件。现在可好，有报章这一反应迅速的手段，再加上“唯恐天下不乱”、追求轰动效应的传媒特征，作家们于是身陷各种论战之中。
从晚清的雅俗之争，到五四的文（言）白（话）之辩，再到1930年代有关“大众语”“京派与海派”“小品文”等论争，你会发现，文坛无时无刻不处在亢奋的状态中。这既是文学酝酿突破且充满生机的表征，也意味着大众传媒对于文学事业的潜在影响。不是所有的论争都关系重大，这里包含着媒体自我炒作的嫌疑；即便关系重大的论争，其刻意吸引公众目光，也更多地表露报纸杂志的技术与口味。
当初《新青年》制造“王敬轩事件”，因其寂寞至极，无人反对也无人喝彩，只好自己跳出来制造论敌。刻意制造话题，挑起论战，借此吸引公众的目光，此乃编辑杂志及副刊的不二法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可以说是“屡试不爽”。1936年，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编者专门加了个按语：“本文发表在文坛上正飘扬着大小各式旗帜的今日，我们觉得它昧于时下阵列风气，爽直道来，颇有些孤单老实。唯其如此，于读者它也许更有些真切的意义。……我们期待着它掀起的反应。”[1]果然不出所料，回应之声不绝于耳，竟然形成了一场“反差不多”的激烈论争。很长时间里，文学史家被各式各样的论争搞得焦头烂额；其实大可不必。同是论争，有的深刻影响文学进程，有的则无关紧要，意识到其中“制造”的成分，当能明白传媒之于文学，并非“无所作为”。
晚清及五四的思想文化界，绝少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论战”。这与报刊文章的容易简化、趋于煽情不无关系。真正的“辩论”，需要冷静客观，需要条分缕析，而且对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学识智力有较高的要求。还有一点，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很可能没有戏剧性，也缺乏观赏性。大众传媒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受众，因而，夸张的语调，杂文的笔法，乃至“挑战权威”与“过激之词”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佐料。所谓“吾敢说《新青年》如果没有这几篇刻薄骂人的文章，鼓吹的效果，总要比今天大一倍”[2]，蓝志先显然不太了解大众心理以及传媒特点。[3]不只《新青年》与《学衡》的论争，晚清以降绝大部分文学论争，都有这种倾向——难得细心体会对方的立场，更多地是以战胜论敌为目标，故以气势雄健而不是逻辑严密取胜。
文学趣味自有高低，但分辨起来很不容易，且一时难以服众；能吸引众多目光的，大都是政治及文化立场的表述。这样一来，热闹的文坛上，飞舞着的，便多为各式口号与旗帜。在谈论《新青年》的历史功绩时，我曾提及其“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其实，不仅《新青年》群体如此，许多希望大有作为的文学团体与报纸杂志，都有这种倾向。而在我看来，追求独创性的文学，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的事业，“人多”不一定就“力量大”。反过来，过于注重集团利益，很可能压抑个人才情。在现代中国，真正特立独行的作家少而又少，除了金钱的诱惑，还有大众趣味以及集团利益的压力。而在论战中，这一切更以尖锐对立的状态呈现出来，让你很难腾挪趋避。
胡适的说法很有意思，“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这既是现代中国作家正视落后急起直追心态的最佳表述，也是传媒影响文学之真实写照。各种“发刊词”之被广泛征引[4]，以及各种文学主张被当作既成事实来展开论述，在一个以“运动”或“思潮”为主线的文学史图景中，理论家及文学活动家占据重要位子，至于像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这样很难归类的作家，则容易受到冷落。近年，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者纷纷关注那些才气横溢而又寂寞耕耘的诗人或小说家。这一转变十分值得庆贺；但与此同时，我还是不愿轻易放过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文学论战”——不是因其理论价值，而是因其曾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性格与进程。
2003年11月5日于京北西三旗
[1] 《编者按》，《大公报·文艺》237期，1936年10月25日。
[2] 《蓝志先答胡适书》，《新青年》6卷4号，1919年4月。
[3] 参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第五节“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
[4] 对于作家来说，“志向”远大于“能力”，此乃通例。将“发刊词”中的自我期待，误读为实际成果，实在不应该。可在研究著作中，这是很普遍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