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报章与文体之互相改造
关注报章，当然不只是因其提供了发表园地，更因其可能引发文学或思想潮流。这方面最为成功的例子，我曾举《新小说》《新青年》以及《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等为例。从《新小说》创设“因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的《小说丛话》，提倡小说界革命；到《新青年》借“通信”与“随感录”等形式，批判孔教并主张文学革命；再到《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因刊出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发影响极为深远的古史大讨论[1]，这种不避讳尚未成熟、不惧怕引起争论的心态，大大活跃了文学界及学术界的气氛，刺激了新的文学及学术潮流的形成。
从晚清开始，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严复、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文人学者，都曾自觉分辨“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2]。所谓“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3]，很快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谈“文学革命”的发生，还是着眼于叙事模式的转变，甚至落实到某位文人学者撰述之是否“平易畅达”，都可以从其拒斥或拥抱报章的角度入手。在我看来，单谈文章风格还不够，报章对于现代文学及学术的“赞助”，还包括作家/学者发言的姿态、引发潮流的过程，以及文学及学术生产与传播的途径等。如此“赞助”，效果明显，但不见得全是正面的，也有逐渐放弃自家立场，为名利所诱而随波逐流，或故作惊人语以欺世盗名，等而下之甚至浑水摸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4]
众所周知，媒介并不透明，同样有其主体性，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己的形象。既然以报章为中心，现代中国的文学，其发生与发展，就不能不带上报章刊载这一传播方式的特征。我曾论及报刊连载小说的特点，从一开始就逼着作家调整自己的笔墨。读者要求在每期杂志上都能读到相对完整的故事，这就迫使作家在寻求每回小说“自成起讫”的同时，忽略了小说的整体构思。长篇小说于是很容易变成短篇小说的集锦。这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可能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灾难；而对于短篇小说，却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报刊连载对于小说形式的决定性影响，主要还不在于这些有形的变异，而在于促使作家认真思考并重新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小说创作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业，也很难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了，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5]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作家不再拟想自己是在说书场中对着听众讲故事，而是明白意识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给每一个孤立的读者写小说。一旦意识到小说传播方式已从“说—听”转为“写—读”，那么说书人腔调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在逐步取消“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说书套语和楔子、回目等传统章回小说的“规矩”的同时，许多原来属于禁区的文学尝试——包括叙事方式的多样化，也都自然解冻了。[6]
至于小品文与报纸副刊或文学杂志的联系，更是有目共睹。自鲁迅译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其中有一节题为《Essay与新闻杂志》，到梁遇春之坚称“小品文同定期出版物几乎可说是相依为命的”，再到穆木天强调“文艺副刊的盛行，散文小品自然要发达，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7]，都是意识到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其实，更值得关注的，还是这两者如何互相依存、互相改造。换句话说，文艺副刊或文学杂志在选择小品文作为最佳伴侣的同时，如何对这一文体施加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张力，同样存在于诗歌、小说、戏剧等各大文类与副刊/杂志之间，这才是文学史家所必须认真面对的。
[1] 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18期，1924年2月22日）中称：“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
[2] 参见陈平原《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七章“从白话到美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及《掬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67—73页。
[3] 《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4] 参见陈平原《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5期。
[5] 解弢：《小说话》第116页，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
[6]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附录一“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三章。
[7] 参见梁遇春《〈小品文选〉序》，《小品文选》，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穆木天《〈平凡集〉自序》，《平凡集》，新钟书局，193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