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更多的学术基金会

呼唤更多的学术基金会

今年暑假,笔者的一个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国朋友来华访学。我们在学术交流之余偶尔谈及学术研究遇到的经济困境。出乎意料的是,美国学者也有同样的难题。本来,他早就想来中国,但未能及时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今年,一个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基金会慷慨地提供了一大笔钱,才得以成行。据他说,美国的大小企业家和各种财团都乐意为这种学术、文化基金会提供基金。学者们只要向这类基金会提出报告,经专家审核可行,即可得到相应的经济资助。类似的事例在那里还很多。

看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学术研究都面临着钱的困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文化、学术事业的支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国家每年拨出巨款支持各种学术研究,基本上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但,国家的财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满足更多学术活动的开展。事实上,要求国家把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包下来也是不现实的。出路何在?这些年时兴“创收”,即要求研究者自己设法挣钱,以支持研究。这个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那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简直如鱼得水。可是有些纯理论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那些与现实距离较远的研究,就一筹莫展了。

办法自然有的,那就是求助于基金会。“基金会”这个名词这些年听得很多了,有社会福利基金会、残疾人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也有以历史名人命名的基金会,等等,等等。可是,专以支持学术研究为宗旨的基金会却不多见。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是学术界没有这种需要吗?当然不是。近年来文化、出版业滑坡,很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受到资金匮乏的制约,书稿无处出版,一些研究工作被迫中止,学术会议无法参加,甚至已经排好版的学术著作也被出版社“割爱”退回。这时如果有一个基金会援之以手,无异于从水中救起一个溺婴。是不是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建立这类基金会的条件呢?当然也不是。如今各种名目的基金会不时亮相,就是一个证明。而亚运会集资的巨大成功更证明我们的人民,已具备了为民族荣誉和国家长远利益而出资的自觉意识。现在的问题是,为学术研究而集资的意义还没有为广大人民,尤其是某些领导机构所重视,我们的宣传媒介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也不够充分。这个问题一旦受到广泛的重视,学术研究基金会的出现,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当然,事情还是要回到“钱”字上来。基金会的资金从何而来?我想到了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这些年,企业资助各种文体活动的事很多,上海的足球队不就是披着广东一家企业的战袍上阵的吗?可这类资助大都以扩大本企业的影响和知名度为目的,实质上无异于出钱做广告。有利可图者,慷慨解囊;与我无关者,一毛不拔。这虽也是“生意经”的需要,但不免过于狭隘。有作为的企业家,真正对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应从这种近视观念中解放出来,为发展繁荣我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原载于《文汇报》199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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